摘要：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社會的階級、種族與宗教矛盾日益尖銳，右翼民粹主義等極右翼政治勢力快速發(fā)展，西方所標榜的“自由—民主”制度日益陷入危機。與此同時，伴隨著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fā)展，西方資本主義也出現了一些新變化。這些技術上的革新不僅沒有緩解資本主義的危機，反而在資本的作用下形成了“技術封建主義”等現象，進一步加劇了資本主義的階級矛盾和社會危機。為深入了解西方資本主義當前的狀況及其所面臨的危機，本刊記者趙丁琪對西方著名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i?ek)進行了專訪。
斯拉沃熱·齊澤克(1949—),斯洛文尼亞哲學家、文化理論家，現任倫敦大學伯克貝克人文研究所國際主任、盧布爾雅那大學哲學系高級研究員，當今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他長期致力于溝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將精神分析、主體性、意識形態(tài)和大眾文化熔于一爐，形成了極為獨特的學術思想和政治立場，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最為耀眼的國際學術明星之一，被稱為“文化理論界的貓王”。
本文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6期
一、倦怠社會、生態(tài)危機與現代人的生存困境
○(趙丁琪，下同) 齊澤克教授，您好!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近些年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引起了全球學界的關注。他認為，新自由主義的發(fā)展造成了被資產階級剝削的工人階級的消亡，形成了一種基于自我剝削的“功績主體”。這些“功績主體”通過不斷地自我壓榨以達到績效最大化的目標，使自身處于持續(xù)倦怠的精神狀態(tài)中，并導致了抑郁癥等精神疾病。您如何理解他的這些觀點?
●(斯拉沃熱·齊澤克，下同) 韓炳哲對新的主體性模式提出了精辟的見解，我們可以從中學習到很多東西——他所看到的就是今天的超我形象。但我們應該注意到，韓炳哲所描述的新的主體性形式是受全球資本主義新階段制約的，而資本主義仍然是一個不平等現象日益嚴重的階級制度。斗爭和對立絕不能簡化為個人內部的“自我斗爭”。第三世界國家仍有數以百萬計的體力勞動者，就像不同種類的非物質勞動者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一樣(只需提及日益增長的“人類服務”領域，如照顧老人)。擁有或經營一家公司的高級經理與整天獨自在家使用電腦工作的“不穩(wěn)定的無產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他們絕對不是同一意義上的“主人和 奴隸”。
很多文章都在談論福特式的流水線工作模式如何被新的創(chuàng)造性合作工作模式所取代，后者為個人創(chuàng)造力留下了更大的空間。然而，實際上發(fā)生的與其說是替代，不如說是外包：微軟和蘋果公司在西方的工作可能是以一種更具合作性的方式組織起來的，但最終產品是在發(fā)展中國家以一種非常福特主義的方式組裝起來的。裝配線工作只是簡單地外包。因此，我們得到了一種新的工作分工：西方發(fā)達國家的自營職業(yè)者和自我剝削的工人(韓炳哲所描述的),第三世界的流水線工作，再加上日益增長的各種形式的人類服務工作者(護理員、服務員……),在這些領域剝削也比比皆是。只有第一類(自營職業(yè)者，通常是“不穩(wěn)定的無產者”)符合韓炳哲的描 述。
這三類人中的每一類都意味著倦怠和過度勞累的特定模式。裝配線工作的重復性簡直讓人崩潰。在流水線工廠里一次又一次地組裝同樣的蘋果手機，你會感到極度疲憊。與這種疲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人類服務工作之所以令人厭倦，是因為你要為了報酬，假裝帶著真情去工作，假裝你真的關心你的工作“對象”。幼兒園工作人員的工資是用來對兒童表示真摯的感情的，照顧退休老人的工作也是如此。你能想象“和藹可親”的工作會有多辛苦嗎?在這兩個領域(幼兒園和養(yǎng)老院)里，我們至少還可以對自己所做的事情保持某種內心距離(即使要我們對孩子好，我們也可以假裝去做),而接下來這個工作對我們的要求則要令人厭煩得多。試想一下，有人雇我來策劃如何宣傳或包裝一種產品，以吸引人們購買。即使我個人并不關心這個問題，甚至討厭這個想法，我也必須投入相當大的精力去喚醒我的創(chuàng)造力，努力找出獨創(chuàng)的解決方案。與枯燥重復的流水線工作相比，這樣的努力更能讓我精疲力竭：這就是韓炳哲所說的倦怠。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應該避免譴責嚴格自律和敬業(yè)精神的誘惑，并宣傳“別緊張”的立場。“勞動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仍然是正確的座右銘，盡管它曾被納粹殘酷地濫用。我的朋友、《世界報》的德國記者安德烈亞斯·羅森費爾德(Andreas Rosenfelder)這樣描述正在出現的對日常生活的新態(tài)度：“每個人都在家里的辦公室日夜工作，一邊開視頻會議，一邊照顧孩子或供他們上學，但沒有人問他為什么要這樣做，因為這不再是‘等我有錢了就可以去度假了’,因為沒有人知道等自己有錢之后是否還會有假期。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的是這樣一個世界：你有一套公寓，有食物等基本生活用品，有他人的關愛，有真正重要的任務。一個人需要‘更多’的想法現在看來是不切實際的。”對于非異化的體面生活，我想象不出還有比這更好的描述了。
○ 齋藤幸平(Kohei Saito)是當今世界著名的生態(tài)馬克思主義學者之一。您如何評價他的“去增長共產主義”理念?
●正如齋藤幸平在其對生態(tài)馬克思主義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中所確證的那樣，當今實現真正進步的唯一途徑就是不僅對主導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而且對主導我們的實際生活的“進步”概念本身提出質疑。這意味著，我們應該像黑格爾那樣思考：進步從來都不是對某一預先存在的目標的線性逼近，因為每向前邁出一步，只要稱得上進步，就意味著對進步這一普遍概念的徹底重新定義。悖論在于，齋藤幸平理解的馬克思理論中最激進的進步思想，是試圖擺脫馬克思理論中“進步主義”的一面(即認為共產主義是無限制增長的工程),取而代之的是“去增長共產主義”思想。
“去增長共產主義”實際上是一種誤稱，齋藤幸平并不主張新的緊縮政策。“去增長”的確切含義是拒絕無條件推動進步的理念。齋藤幸平認為，1868年起，馬克思放棄了進步主義的方法，越來越關注資本主義對自然的無情剝削如何對人類的生存構成威脅。齋藤幸平在這里毫不諱言：問題就在于資本主義本身。齋藤幸平清楚地意識到，如今生態(tài)學已成為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一部分：(幾乎)每個人都對其口誅筆伐。這就是為什么齋藤幸平主要針對的目標不是徹底否定全球變暖的人，而是“可持續(xù)增長”的倡導者——這種“可持續(xù)增長”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核心組織原則。齋藤幸平特別對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進行了批評，稱其為“大眾的新鴉片”: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否認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即這些目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無法實現的。
相反，齋藤幸平提倡去增長，即通過勞動和生產的民主改革來減緩經濟活動：向使用價值經濟過渡，反對豐裕社會；通過縮短工作時間來實現去碳化，以提高生活質量；取消分工，以提高創(chuàng)造力和工作的意義；實現工作過程民主化，以便將決定權留給真正的客戶；重視護理等基本工作，反對“狗屁工作”。因此，生態(tài)社會主義的去增長意味著消除某些生產部門(武器、廣告等),徹底減少其他部門(例如個人汽車),但也意味著增加某些活動(教育、醫(yī)療保健、住房、貧困地區(qū)或國家的水電基礎設施等)。然而，問題也隨之而來。
首先，齋藤幸平認為地方合作社和市政倡議是資本主義和國家集權主義的替代方案。很難理解齋藤幸平的市政社會主義如何能夠癱瘓資本主義的積累過程，也不清楚如果這些地方倡議之間的關系是通過市場構建的，它們如何能夠提供一個連貫的替代方案。生態(tài)社會主義需要的遠不止合作社或市政倡議：它需要民主的集中規(guī)劃。為了達到齋藤幸平所描述的目標，必須采取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措施。因此，矛盾之處在于，為了有效地放慢增長速度，我們必須以前所未聞的方式進行動員。齋藤幸平知道我們需要恢復規(guī)劃，但這必須以比他所設想的更強有力的方式來進行。
齋藤幸平似乎忽略的另一個問題是，隨著最新趨勢的發(fā)展，全球資本主義本身的基本結構正在發(fā)生變化，以至于人們懷疑它是否還應該被稱為資本主義。或者，正如亞尼斯·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所說的那樣，資本主義已死。現在我們有了更糟糕的東西。瓦魯法基斯將這一新時代命名為“技術封建主義”。問題是：齋藤幸平所依賴的資本主義概念還能涵蓋新封建主義現象嗎?
第三個問題是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齋藤幸平所想象的未來社會的愿景究竟是否可取?在齋藤幸平的想象中，社會中的欲望被剝奪了其構成性的過剩，并通過自我限制而得到滿足，在這一點上，他接近于佛教所倡導的立場。正如佛教經濟學的擁護者們不厭其煩地反復強調的那樣，佛教并不主張苦行僧式的放棄世俗享樂，而是主張在財富與貧窮之間、個人主義與集體精神之間把握好尺度：如果財富能夠為我們的集體福祉服務，那么它就是好的。與西方的個人主義不同，佛教倡導的是一種整體方法：我的福祉取決于我周圍所有人的福祉，也取決于與大自然的平衡交流。因此，佛教經濟學主張一種受約束/限制的欲望，一種受精神控制的欲望，一種被剝奪了過度本性的欲望：它依賴于真正欲望和虛假欲望之間的區(qū)別。虛假欲望是指通過滿足感官對象或占有感官對象來獲得快樂的欲望，顧名思義，它們貪得無厭，永遠不會得到完全滿足。真正的欲望是對幸福的渴望，為了獲得幸福，理性的頭腦必須調節(jié)和控制感性的欲望。
我們應該扭轉只會帶來痛苦的虛假的無限欲望與追求幸福的真正精神欲望之間的對立。前現代社會秩序模糊了人類欲望的悖論，并假定欲望是以一種直截了當的目的論方式構建的，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資本主義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將人類欲望的基本悖論納入其運作的社會秩序。這就是為什么制度的不平衡決定了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只有通過自身不斷的自我毀滅和革命，才能茁壯成長。這個悖論在于，由于我們渴望每個對象都無法獲得的剩余，我們對快樂和滿足的渴求迫使我們?yōu)榱宋磥淼臐M足而永遠犧牲當下的滿足。在資本主義中，享樂主義和禁欲主義不謀而合。而且，一旦我們進入了資本主義，就沒有退路，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目標不是回到某種形式的與自然的有機統(tǒng)一，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將自然本身非自然化。
問題的真正根源并不是“近幾個世紀影響西方文化的最重大事件”,即“人與自然關系的破裂”。關于生態(tài)災難的前景，如果我們歸咎于科學意識形態(tài)對我們思想的滲透，那就太短視了。格蕾塔·通貝里(Greta Thunberg)認為政治家應該傾聽科學的聲音，她的觀點是正確的。理查德·瓦格納(Richard Wagner)的“被矛扎的傷口還需矛來治愈”因此獲得了新的現實意義。今天的威脅主要不是外部的，而是由科學滲透的人類活動產生的(我們工業(yè)的生態(tài)后果、失控的基因工程的心理后果等),因此，科學既是風險的來源(之一),也是我們把握和界定威脅的唯一媒介。即使我們將全球變暖歸咎于科技文明，我們也需要同樣的科學來界定威脅的范圍，甚至常常需要科學來感知威脅。我們需要的不是重新找到前現代智慧根基的科學——傳統(tǒng)智慧恰恰是阻礙我們感知生態(tài)災難真正威脅的東西，因為它“直觀地”告訴我們要相信作為人類生存的穩(wěn)定基礎的大自然，但恰恰是這種穩(wěn)定的基礎被現代科學技術所破壞。因此，我們需要一門與兩個相反的極端(資本的自我循環(huán)和傳統(tǒng)智慧)脫鉤的科學，一門最終能夠自立的科學。這意味著，我們再也無法回到與自然合一的感受中去：應對生態(tài)挑戰(zhàn)的唯一途徑就是完全接受自然的徹底非自然化。
二、資本主義的新變化與西方政治體系的危機
○ 伴隨著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fā)展，資本主義出現了哪些新變化?這些新變化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 西方的許多左派人士沉迷于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批判，而忽視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即從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到一種奇怪的資本主義的轉變，一些分析家稱之為“企業(yè)新封建主義”(Corporate Neo-feudalism)。由于“一般智力”在財富創(chuàng)造中的關鍵作用，當財富與生產這些財富所花費的直接勞動時間越來越不成比例時，其結果就不是馬克思所預期的資本主義的自我解體，而是剝削工人階級所獲得的利潤被逐漸轉化為租金，這種租金是“一般智力”及其他公共資源被私有化的產物。讓我們以比爾·蓋茨為例：他是如何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的?他的財富與微軟公司銷售的產品的生產成本無關，也就是說，蓋茨的財富并不是他成功地以低于競爭對手的價格生產出好軟件的結果，也不是他對其雇傭的智力工作者進行更高程度剝削的結果。那么，為什么仍有數百萬人購買微軟的產品呢?因為微軟將自身設定為一個幾乎通用的標準，壟斷了這個領域，是一種“一般智力”的直接體現。杰夫·貝索斯(Jeff Bezos)和亞馬遜、蘋果、臉書等也是類似的情況。在所有這些案例中，公共資源本身——平臺(我們社會交流和互動的空間)——被私有化了，這就把我們這些用戶置于向作為封建主的公共資源所有者支付租金的農奴地位。前任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主任大衛(wèi)·比斯利(David Beasley)說，埃隆·馬斯克(Elon Musk)2%的財富可以解決世界饑餓問題，這清楚地表明了企業(yè)的新封建主義所造成的后果。
關于臉書，其前員工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對英國國會議員說，“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因其在‘臉書’最高層不可動搖的地位而單方面控制了30億人”。她呼吁進行緊急外部監(jiān)管，以控制這家科技公司的管理層，減少對社會造成的危害。現代性的重大成就——公共空間，就這樣消失了。在豪根的發(fā)言曝光幾天后，扎克伯格宣布他的公司將從臉書更名為元宇宙，并在一次演講中勾勒了他的元宇宙愿景，這是一次真正的新封建主義宣言。
扎克伯格希望元宇宙最終能涵蓋我們現實生活中的其他部分——將不同地點的現實空間連接起來，同時將我們所認為的現實世界完全納入其中。在元宇宙為我們規(guī)劃的虛擬和增強的未來中，不是扎克伯格的“仿真模擬”將上升到現實的水平，而是我們的行為和互動將變得標準化和機械化，甚至變得無關緊要。我們的虛擬化身可以做出標志性的豎起大拇指的手勢，而不是做出人類的面部表情。我們可以在數字文檔上進行合作，而不是共享空氣和空間。我們與他人共處的體驗，將降級為看到他們疊加到房間里的投影，就像看到一個“增強現實”(AR)的寵物小精靈形象。
元宇宙將作為一個虛擬空間，超越我們支離破碎、傷痕累累的現實，在這個虛擬空間中，我們將通過我們的虛擬化身，與AR元素順利互動。因此，它將不亞于形而上學的現實化：一個完全包容現實的形而上學空間，只有當它被操縱我們感知的數字準則所覆蓋時，現實才能以碎片的形式進入其中。但問題是，我們得到的將是一個被私人控制的公共空間，由一個私人封建主來監(jiān)督和管理我們的互動。
全球經濟的新階段也意味著金融領域的不同運作方式。瓦魯法基斯注意到了2020年春季發(fā)生的一個奇怪的事實：就在美國和英國的國家統(tǒng)計數據顯示國內生產總值出現令人窒息的下降(與2008年大衰退時的下降幅度相當)的同一天，股票市場卻出現了大幅上漲。簡而言之，雖然實體經濟停滯不前甚至下降，但股市卻在上漲。這表明很大程度上虛擬化了的金融資本陷入了自己的怪圈，與實體經濟脫鉤。這就是金融措施的作用所在：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扭轉了傳統(tǒng)的凱恩斯主義程序，即它們的目的不是幫助實體經濟，而是將大量資金投入金融領域(以防止像2008年那樣的金融崩潰),同時確保這些資金的大部分不會流入實體經濟(這可能會導致惡性通貨膨脹)。
然而，真正危險的是，公共資源的私有化與新一輪激烈的民族國家競爭并存，這直接違背了建立一種與當前形勢相關的新模式的迫切需要，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將這種激進的政治經濟變革稱為“野生動物文化的馴化”。迄今為止，每種文化都約束/教育自己的成員，并確保其內部的公民處于和平狀態(tài)，但不同文化和國家之間的關系長期籠罩在潛在戰(zhàn)爭的陰影之下，每個所謂的和平時代都不過是暫時的休戰(zhàn)。對所有國家來說，其整體的國家倫理——也就是最高的英雄主義行為，是隨時準備為自己的國家犧牲生命。這意味著國家之間的野蠻關系是國家內部倫理生活的基礎。
如今，情況變得更糟。公共資源的不斷私有化非但沒有推動不同文化之間關系的文明化，反而破壞了每種文化的倫理內涵，將我們推回野蠻狀態(tài)。然而，當我們完全接受我們生活在“地球飛船”上這一事實的那一刻，當務之急就是在所有人類社群之間實現普遍團結與合作。正如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寫的那樣，我們今天的任務不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列車前進，而是在我們所有人都陷入后資本主義野蠻狀態(tài)之前，拉動緊急剎車。
○ 在今天的西方，圍繞著移民、種族、宗教等方面的矛盾日趨激烈，形成了右翼民粹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等政治勢力。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些政治勢力及其所產生的影響?
● 從巴爾干半島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從美國到以色列，從非洲中部到印度，種族和宗教激情正在爆發(fā)，“啟蒙”價值觀正在消退。今天西方社會中反移民的民粹主義已經用“人道”的野蠻取代了直接的野蠻。盡管它以捍衛(wèi)基督教價值觀自居，但它實際上是對基督教遺產的最大威脅。100年前，吉爾伯特·基思·切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曾寫道：“那些為了自由和人性而開始與教會斗爭的人，最終卻拋棄了自由和人性，只要他們能與教會斗爭……世俗主義者沒有破壞神圣的東西，但世俗主義者卻破壞了世俗的東西。”
宗教的擁護者不也是如此嗎?狂熱的宗教捍衛(wèi)者從攻擊當代世俗文化開始，最終放棄任何有意義的宗教體驗也就不足為奇了。同樣，許多自由主義戰(zhàn)士熱衷于打擊反民主的原教旨主義，以至于最后為了打擊恐怖主義而拋棄了自由和民主。恐怖分子可能會因為對他人的愛而隨時準備破壞這個世界，但反恐戰(zhàn)士也同樣會因為對穆斯林他者的仇恨而隨時準備破壞他們自己的民主世界。他們中的一些人如此熱愛人類尊嚴，以至于準備將酷刑合法化來捍衛(wèi)人類尊嚴。歐洲抵御移民威脅的捍衛(wèi)者也是如此。他們熱衷于保護猶太教—基督教遺產，卻準備放棄這一遺產中最重要的東西。歐洲的真正威脅是反移民的歐洲捍衛(wèi)者，而不是等待“入侵”歐洲的移民。這種倒退的跡象之一是，歐洲新右翼經常要求對右翼和左翼這兩種“極端主義”采取更加“平衡”的觀點。我們一再被告知，應該像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歐洲對待極右派(戰(zhàn)敗的法西斯)那樣對待極左派(共產主義)。
但實際上，這里并不存在“平衡”。將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相提并論，實際上是在給法西斯主義辯護，其目的在于宣稱溫和的法西斯主義是對共產主義威脅的合理回應。在斯洛文尼亞，極右翼主張恢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與游擊隊作戰(zhàn)的反共產主義國民自衛(wèi)軍，因為他們做出了與納粹合作的“艱難選擇”,以挫敗更大的“邪惡”——共產主義。主流自由主義者告訴我們，當基本的民主價值觀受到種族或宗教原教旨主義者的威脅時，我們應該團結起來，支持自由民主的議程，拯救可以拯救的東西，并將更激進的社會變革夢想擱置一邊。
但是，這種呼吁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它忽視了自由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斗爭正陷入一種惡性循環(huán)。正是輸出自由主義“寬容”的激進企圖才導致了原教旨主義的強烈反擊和自我堅持 。
當今的政客們讓我們在自由主義的自由和原教旨主義的壓迫之間做出選擇，并得意揚揚地反問：“你們想讓婦女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并被剝奪她們的權利嗎?你們想讓每一個宗教批評家都被處死嗎?”問題在于，自由普世主義并不是無辜的。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20世紀30年代關于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論述也適用于今天：那些不想批評自由民主的人，也應該對宗教原教旨主義保持沉默。
○ 一些學者認為，伴隨著各種極右翼勢力的興起，當前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經陷入了危機。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 議會民主概念本身所蘊含的某種緊張關系如今正日益凸顯。民主意味著兩件事情：“人民的力量”(多數人的實際意愿應在國家中得到體現)和對選舉機制的信任(無論有多少操縱和謊言，一旦計算出選票，各方都應接受結果)。這就是2000年美國大選艾伯特·戈爾(Albert Gore)向小布什認輸時發(fā)生的情況——盡管有更多的人投了他的票，佛羅里達州的計票工作也存在很大問題。對正式程序的信任是議會民主的穩(wěn)定性所在。
當這兩個方面脫節(jié)時就會出現問題，左派和右派都經常要求人民的實際意愿高于選舉的形式。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對的，民主的代表機制并非真正中立。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說：“如果民主是一種‘代表’,那么它首先代表的是維持其形式的總體制度。換句話說，選舉民主只有在它首先是資本主義的一致代表時，才具有代表性。”
我們應該從最嚴格的形式意義上理解這些觀點。當然，在經驗層面上，多黨自由民主“代表”(反映、登記、衡量)人民的不同意見，包括人民對各政黨提出的方案及其候選人的看法等等。在超越經驗層面的更激進的意義上，多黨民主的形式“代表”了對社會、政治和個人在其中的作用的某種愿景：政治是由政黨組織的，政黨通過選舉進行競爭，以控制國家立法和行政機構等。我們應該始終意識到，這種框架從來都不是中立的，因為它賦予某些價值觀和做法以特權。
在政治危機或政治冷漠的時刻，當我們體驗到民主制度無法有效表達人們的愿望或想法時，這種非中立性就會變得明顯。2005年英國大選等反常現象就表明了這一點：盡管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越來越不受歡迎(他經常被評為英國最不受歡迎的人),但人們對布萊爾的不滿卻無法在政治上得到有效表達。這就存在著很大的問題。不是人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是憤世嫉俗的逆反心理阻礙了他們的行動，結果是人們的想法和他們的行動(投票)之間出現了奇怪的差距。
幾年前，隨著法國黃馬甲運動的興起，同樣的鴻溝爆發(fā)得更加猛烈。他們清楚地表達了一種情緒，但這種情緒無法轉化或移植到代議制政治的框架之中，這就是為什么馬克龍邀請他們的代表進行對話，并要求他們以明確的政治綱領來表達他們的抱怨時，他們的特殊情緒就煙消云散了。西班牙的“我們能”黨不也是如此嗎?從他們接受政黨政治并進入政府的那一刻起，他們就變得幾乎與社會黨毫無區(qū)別——這也是代議制民主無法有效運作的另一個跡象。
總之，自由民主的危機已經持續(xù)了十多年。解決之道當然不是尋求某種更加包容少數群體的“更真正的”民主。自由民主的框架必須被拋棄，而這恰恰是自由主義者最擔心的。只有當我們對自由民主框架內部的變革失去希望時，真正的變革之路才會開啟。
一般來說，直接暴力不是革命性的，而是保守性的，是對根本性變革威脅的反應。當一個制度陷入危機時，它就會開始打破自己的規(guī)則。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說過，暴力的爆發(fā)并不是改變社會的原因，而是在一個由于自身矛盾而已經走向衰落的社會中，一個新社會誕生的陣痛。總體上，我同意她的觀點，但我要補充的是，如果沒有暴力的“分娩陣痛”,就永遠不會有完全和平的民主權利轉移。
三、西方左翼運動的誤區(qū)與困境
○ 身份政治是在20世紀80年代后在西方盛行的左翼政治運動形式。您如何評價這種政治運動形式，以及其與階級政治的關系?
● 階級斗爭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它不能被簡化為身份政治的一個案例。比如女權主義的目標不是消滅男性，而是建立新的、更公正的規(guī)則來規(guī)定兩性如何互動；最激進的宗教極端主義是想通過消滅其他宗教來重新確立自身的信仰。與這些身份政治的案例不同，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目的是消除階級差異，不僅消滅統(tǒng)治階級，而且消滅自己——無產階級斗爭的目標是為消滅自身創(chuàng)造條件。
約翰·薩默斯(John Summers)指出了身份政治是如何作為資本精英的意識形態(tài)出現的：針對性別、種族或任何其他身份的政治都是一場注定輸掉的游戲。身份之爭是階級斗爭的完美替代品，因為它使人們長期處于相互沖突之中，而精英們則退居幕后，在“安全距離”之外觀察這場游戲。沃爾特·本·邁克爾斯(Walter Benn Michaels)也寫道：“身份犯罪(Identity crimes),無論是虛幻的， 如文化挪用，還是真實的，如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都非常適合這一目的，因為與財富的向下再分配不同，反對身份犯罪會使階級結構保持不變……問題并不在于富人無法感受到窮人的痛苦——你不必成為不平等的受害者才會想要消除不平等；問題也不在于窮人的故事不屬于富人。問題在于，文化身份的整個概念是不連貫的，它所促成的挪用戲劇為一個階級分化日益嚴重的社會提供了一種社會正義模式，這種模式試圖解決除階級分化之外的一切問題。”
本·邁克爾斯的觀點完全正確：我們當然應該反對白人自由主義者的文化挪用行為，但并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在文化交流中所造成的這種“不平衡”;我們反對他們，主要因為他們在爭取解放的斗爭中忽視了關鍵維度，即階級維度。女權主義斗爭也是如此。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一種新形式的女權主義崛起，尤其是在美國，人們不得不將其稱為“新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它的三個主要特征是：第一，性別不平等的個體化，即認為性別不平等不是系統(tǒng)性的，而是個人選擇的結果，因此不需要進行結構性分析和大規(guī)模的社會變革；第二，解決方案私有化，即要以個人的方式實現性別平等；第三，通過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來實現性別平等：“女權主義者應該是企業(yè)家，能夠與男性競爭，并在市場上獲勝或失敗。”這 種方法的吸引力也在于它所承諾的幸福：避免沖突(有組織的政治斗爭)、沉迷于消費主義和經濟上的成功等等。
○ 面對全球右翼民粹主義浪潮的興起和發(fā)展，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認為當前全球已經進入了“民粹主義時刻”,并提出了以左翼民粹主義來對抗右翼民粹主義的理論主張。您如何評價這種理論主張?
● 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前提(即其呼吁“理論與實踐相統(tǒng)一”的依據)是，由于其客觀的社會地位(即朗西埃所說的“無分之分”),工人階級被“推向”對社會現狀(其基本對立)的正確認識，同時也被“推向”為糾正社會現狀而采取的行動(革命性變革)。這在今天還適用嗎?民粹主義的憤怒和騷動的興起，難道不是因為“理論與實踐的統(tǒng)一”出現了不可逆轉的中斷嗎?那些被剝削者和邊緣化者的“客觀”社會地位，似乎不再推動他們對自身的困境有一個清晰的“認知圖譜”,從而使他們參與到普遍的解放斗爭中，而是表現為沮喪和偶爾的暴力無能，暴露了他們基本方向的喪失。因此，本土的下層階級懼怕移民(他們躲進原教旨主義的庇護所),而不是與他們構建統(tǒng)一戰(zhàn)線。而工會則為他們所代表的人的福利而戰(zhàn)，它與其說是反對資本，不如說是反對工人階級的其他部分。
在這里，我們能想象統(tǒng)一戰(zhàn)線嗎?階級斗爭過程中必然存在的反作用力不斷破壞著預期中的團結：本土下層階級與移民之間的沖突(或女權斗爭與工人斗爭之間的沖突)并不是在敵人宣傳操縱下通過外部強加的惡行，而是階級斗爭的表現形式。本土工人認為移民是壟斷資本的走狗，被帶到這個國家來削弱他們的力量，并與他們競爭——因為他們的工資更低；移民認為本土工人——即使他們很窮，也是排擠他們的西方秩序的一部分。在這種競爭真實存在的情況下，任何關于他們實際上是站在同一陣線的簡單說教都不會奏效。
試圖用左翼民粹主義來對抗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的致命局限就在于此。左翼民粹主義傾聽普通人的真實關切，而不是試圖將某種關于歷史任務的崇高理論愿景“強加”給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現實的人”所經歷的恐懼、希望和問題，在他們看來總是某種意識形態(tài)幻象的瞬間，也就是說，正如路易斯·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所言，意識形態(tài)不是外部強加于現實之上的概念框架，而是我們對現實本身的體驗。要擺脫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僅僅擺脫扭曲的意識形態(tài)透鏡是不夠的，還需要艱苦的理論工作。
四、巴以沖突與西方社會的撕裂
○ 在今年4月，德國科隆大學在得知哲學家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簽署了支持巴勒斯坦的信件后，取消了她的客座教授資格。希臘前財長亞尼斯·瓦魯法基斯因為支持巴勒斯坦而被禁止進入德國。您也受到了一些影響，被禁止在德國發(fā)表相關演講，并因為與巴以沖突有關的觀點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評。您如何評論德國政府的這些行為?
● 在2024年4月，我們已經有了一張年度最佳照片的候選照片：4月12日，德國警方關閉了原定在柏林舉行的巴勒斯坦大會，被捕者中包括烏迪·拉茲(Udi Raz),他是一名虔誠的猶太人，頭上戴著紅色的猶太圓帽。在這張照片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警察拖走一名猶太人時咄咄逼人的微笑姿態(tài)……這是否讓你想起了20世紀30年代德國經常發(fā)生的事情?巴勒斯坦大會本身是由總部設在柏林的組織“猶太人爭取中東公正和平之聲”(Jüdische Stimme für Gerechten Frieden in Nahost)和“歐洲民主運動2025”(Democracy in Europe Movement 2025,其創(chuàng)始人是瓦魯法基斯)聯合發(fā)起的。這就是德國內政部對瓦魯法基斯發(fā)出禁令的原因。這一措施不僅禁止他進入德國，甚至禁止他以任何形式在網上參與德國的政治活動。瓦魯法基斯完全有理由聲稱，德國政府的這一禁令超越了專制的界限。包括綠黨和左翼黨在內的所有黨派都支持這一禁令，充分展示了新的“反—反猶主義”文化的力量。
在當今的后意識形態(tài)亂局中，我們實際上正在接近盧卡奇所分析的“理性的毀滅”:理性的基本要素在公共討論中越來越被忽視。在最近的一次新聞發(fā)布會上，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被問及以色列關于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雇員參與哈馬斯襲擊的指控時說：“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調查這些指控。但這些指控非常可信。”美國不需要對這些指控進行事實分析，使其“高度可信”的是美國的盟友(以色列)提出了這些指控。
在歐洲，這種理性的自我毀滅在德國達到了極致。當德國政府鄭重宣布以色列的安全和存在是德國的國家理性(Staatsräson),他們的意思不僅僅是“國家利益”(Raisond’etat)。他們的意思是，這是德國作為一個國家存在的理由。正如德國自由民主黨議會黨團領袖克里斯蒂安·杜爾(Christian Dürr)所說，“在地緣政治上，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以色列這個中東唯一的民主國家在未來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德國學者西娜·阿諾德(Sina Arnold)說，對以色列的這種承諾“并沒有寫入法律，但從我們作為一個國家的自我理解的意義上來說，它是一種準法律”。或者，引用英國伯克貝克反猶太主義研究所學者本·吉德利(Ben Gidley)的話說，這是德國“作為處理其大屠殺罪責的一種民族文化”,“為了償還大屠殺的罪責，我們無論何時都需要站在以色列一邊”。正如三位猶太作家最近所表達的那樣，德國對其暴行歷史的清算本來是始于德國左翼民間社會的一項事業(yè)。如今，它已成為國家日益官僚化的推動力量，越來越多地服務于反動議程。這種官僚化的最后一步是，聯邦議院目前正在“醞釀一項法律草案，要求申請入籍的公民或尋求在德國獲得庇護和居住權的人承諾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權”。
把對另一個國家的政治立場作為公民身份的條件，這種奇怪的要求是非常合乎邏輯的：如果以色列是德國的“國家理由”,那么如果不對以色列做出承諾，你就不能成為德國公民……我對猶太人的建議是：當大屠殺的肇事者向你奉獻自身時，你要感到害怕。人們很容易從這種全面承諾中嗅出一些腐朽的味道，這種承諾基于這樣一個公理：盡管以色列可能有種種過激行為，但它代表的是西方文明的價值觀。
以色列的堅定盟友美國最近宣布了一個最新舉措：“美國國務院將對任何涉嫌在被占領的約旦河西岸襲擊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定居者實施旅行禁令。此舉是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周二宣布的，是在巴勒斯坦領土上建立穩(wěn)定的努力的一部分，在那里極端主義定居者的暴力活動猖獗，并因以色列—哈馬斯沖突而惡化。”
今天，在德國發(fā)表這樣的言論——要求取消定居者的簽證，會立即引發(fā)反猶主義的指責：作為“最終受害者”的以色列人在公共討論中是不可觸碰的。這讓我想到艾娃·伊魯茲(Eva Illouz)最近一篇批評我的文章。在她可以在歐洲各大媒體(從《南德意志報》到《衛(wèi)報》)發(fā)表文章的情況下，她以受害者自居，而我卻越來越受到審查。最近，當我應邀在德國發(fā)表演講時，我被明確禁止提及正在進行的中東戰(zhàn)爭：“我們不能讓您發(fā)表關于中東戰(zhàn)爭的演講，或者更具體地說，關于哈馬斯恐怖分子襲擊以色列的演講。”我不僅受到了審查，還受到了令人窒息的粗暴攻擊。
從 全球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加沙戰(zhàn)爭的最大受害者將是歐洲(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歐盟),因為它錯失了發(fā)出自己獨特聲音的機會，(略有保留地)屈從于美國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回到我的出發(fā)點，德國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等同于支持以色列現政府反對進步反對派，進步反對派主張理解巴勒斯坦人的訴求。因此，德國對以色列的全力支持事實上助長了反猶主義的發(fā)展。因此，德國對以色列的支持暴露了其“猥褻”的真相：德國不是通過堅持正義，而是通過掩蓋其前受害者的罪行，來為其過去的罪行付出代價。今天，與以色列的真正友誼必須包括對以色列現政府的嚴厲批評。是的，要成為猶太人民真正的朋友是很困難 的。
不僅在德國，今天在許多西方發(fā)達國家，以及一些阿拉伯國家(埃及、約旦、摩洛哥等),國家媒體與公眾輿論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政府基本上支持以色列，而公眾輿論中有很大一部分同情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苦難。我所看到的危險是，如果普通民眾的不滿情緒爆發(fā)出來，那將會以反猶主義的形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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