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七十五年來,我們從計劃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在兩個不同階段,中國經濟都取得了極大進步,在總量上都有極大增長,這些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但長期以來,圍繞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在關于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系上,也始終沒有停止過爭論。那么,計劃和市場在本質上到底是什么關系呢?兩者有沒有共同點呢?它們又有什么區別呢?
在此,我們首先討論一下共同點。
經濟發展的領導核心相同。不管實行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都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經驗表明,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沒有黨統領全局,不論發展何種經濟,不論進行什么樣的改革和探索,都會走向失敗。1992年,我們的總設計師在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時,他的系列講話體現的中心思想十分明確。一方面,他鼓勵對市場經濟進行大膽探索,不怕改革和探索中出現偏差和錯誤,一旦發現錯了就糾正;另一方面,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黨的領導,堅持消滅剝削,防止出現兩極分化。這也是鄧公怕的方面,怕改革走了邪路,怕變了顏色。可見,堅持黨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推進市場經濟改革和探索的前置條件。筆者認為,不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黨的堅強領導是二者最為重要的共同點。
都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手段。就像總設計師說的那樣,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資本主義國家同樣有計劃,社會主義國家也同樣有市場。在實行計劃經濟時期,國家采用計劃手段,對生產資料、勞動者、勞動產品進行統籌安排。在企業的產、供、銷及對勞動者的分配、福利、保障等全過程中,全都納入計劃之內。用計劃手段兼顧了人民群眾方方面面的利益,它也兼顧了個人與集體利益、眼前與長遠利益、消費與積累等各方面的關系。而且,這個計劃手段是自上而下的,它對經濟的影響范圍帶有全局性、整體性。計劃體系還帶有明顯的指令性特征,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力具有較強的約束性。在推行了市場經濟改革后,市場成為影響經濟的重要手段,也就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市場通過潛在的“利潤”來影響著資源配置、要素流動、利益分配等環節,預期“利潤”引導著投資方向,影響著產、供、銷及對勞動者的分配、福利、保障等全過程。在市場經濟時代,同樣也有計劃,那就是國家的五年規劃。這個規劃對國民經濟發展帶有指導性特征,但對各種所有制企業尤其是非公經濟的約束力已經大大降低。這個時候,市場手段—其實就是在預期“利潤”驅動下的自由競爭,已真正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影響力量。
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相同。在我們討論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發展目的這個議題時,議題本身就隱含著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這個根本前提。換句話說,就是指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的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按照鄧小平理論,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目標。不難看出,依據這個定義,我們不論搞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目的就是解決生產力落后的問題、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能解決好社會主要矛盾,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因此,經濟發展目的與經濟發展動力相對應,分別代表了社會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也就是分別代表了人民的需求與滿足需求的能力。按照鄧小平理論,計劃與市場是在經濟活動中采用的手段,兩個不同手段的最終目的,必須是殊途同歸,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滿足人民需求、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目標。而且,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總設計師也明確指出,如果出現了兩極分化,就說明我們的改革是失敗的,將會走上邪路。換句話說,出現兩極分化的時候,也就證明沒有實現這種經濟手段原本預期的發展目的,背離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
創造價值的主體是相同的。不管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這兩種經濟形態中的所有制主體有所不同,但我們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分析的話,由于資本本身不能創造價值,所以創造價值的主體都是勞動者。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方面,資本的需求從屬于人民群眾的需求;另一方面,盡管資本方也是市場經濟中一個主體,但它的主體地位附屬于勞動者這個主體。另外,政府也是經濟活動中的一個主體,主要發揮宏觀調控等作用,但它是政策主體。政策主體本身同樣不能創造價值,但是對價值交換、價值的分配發揮著重要作用。所以說,無論什么經濟形態,創造價值的始終是勞動者,要是沒有他們的勞動創造,計劃經濟也好,市場經濟也罷,都不可能僅憑資本、政策生產出使用價值(商品);沒有使用價值(商品)就無法滿足需求,沒有使用價值(商品)就不會發生交換;沒有交換價值就不能獲得價值。說到底,沒有勞動者這個主體,那就談不上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價值,全都變成了水中月,鏡中花。
其次,我們討論一下計劃與市場的不同點。
手段背后的動機是不同的。當我們追溯到原始社會,是先有計劃,還是先有市場呢?那個時候生產力十分低下,而為了保證族群的存續,男人狩獵,女人采集。這就是計劃手段,通過分工協作,依靠集體的力量獲得更多勞動產品,維持族群的繁衍。再比如大禹治水(治水本身也是重要的經濟活動),他三過家門而不入,體現了治水計劃的先公后私、由宏觀到微觀的特點。可見,計劃背后的動機是為公,這與當時的禪讓制也是高度一致的。到原始后期,在產品有了剩余之后,就出現了交換。而交換的本質就是滿足自己的其它需求,以剩余換取不足。馬克思在對貨幣的起源中早已作了精辟的論述,同時也提示了市場手段背后的動機,那就是要滿足自己的需求。最初,這個需求表現為使用價值,當一般等價物也就是貨幣出現之后,交換的需求就逐漸變成了貨幣。因此,可以說,自從市場誕生之日起,這個無形的“手段”進行交易的動機就是“為己”的,它與計劃的“為公”動機截然不同。可見,計劃經濟的產生早于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必然誕生于剩余產品的物質基礎上。現代意義上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計劃與市場都是作為經濟運行體制而存在的,但二者背后的動機并沒有改變。新中國成立后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計劃的初心(動機)是統籌各方面關系,兼顧各方面利益,由上而下地制定國民經濟計劃體系,集中體現了計劃的“為公”動機。實行市場經濟改革后,盡管國家發展經濟的初心(動機)仍然是“為公”,但市場經濟的實踐中,國家的初心(動機)往往被市場背后的“手”所代替,對預期“利潤”的牟利動機就變成了市場手段的真正動力,資本的需求甚至會戰勝人民群眾的社會需求。比如在鴉片戰爭中,在市場動機驅使下,英國殖民者甚至制造社會需求,使得大煙館遍布清王朝的天南地北,自然經濟并沒擋住煙槍的攻勢。現實中,譬如虛構商品質量指標、夸大消費者某種需求等促銷手段,也是市場手段背后的牟利動機造成的。
兩種手段下的政治生態是不同的。計劃和市場都不是單純的技術性手段,它們都和政治融合在一起。而前者“為公”與后者“為己”的動機本身,就分別帶有不同的心理傾向。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自上而下、從里到外的“為公”計劃,也就決定了勞動為誰的價值取向,全社會才有“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政治生態,勞動者在工作中就會自覺發揮主觀能動性。以王進喜、孟泰、時傳祥、張秉貴等為代表的勞動者,成為計劃經濟時代普遍存在的群體。無私奉獻、節儉勤勞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追求。而貪污受賄、假公濟私等丑惡行為,難以有容身之地。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己”的牟利動機,會使資本自下而上、由外及里地侵蝕政治生態,為實現資本擴張而尋找政治上的代理人,由此導致了官商勾結腐敗現象,進而形成官僚資本,甚至出現了美西方買辦。這也佐證了毛澤東同志“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正確性和前瞻性。多年來,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市場經濟理論主張,并沒有真正實現公平;而“效率優先”的愿望也未必真正實現經濟發展的高效率。建立在高杠桿基礎上的高增長,它不僅在實踐上算不得真正高增長,而且在理論上也無法自圓其說。為什么呢?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只能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勞動者才不會存在勞動異化問題,勞動者主觀能動性才會有效調動起來。在勞動者技能、勞動對象、生產資料都相同的條件下,因為生產資料所有制不同、分配方式不同,必然造成勞動者積極性不同。而分配方式的不同,又決定了兩種經濟手段帶來的公平性不同,資本不能創造價值,但資本參與分配,造成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以致勤勞未必能致富。“蘿卜快跑”的出現,就是典型例子。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正在“躺平”,恰恰是經濟深度市場化帶來的后果。
兩種手段下的主體是不同的。在計劃經濟手段下,實施計劃的主體政府、企業與勞動者,它們也是三位一體的,最終歸結到勞動者主體上。政府是計劃的制定者,而企業與勞動者是計劃的執行者。計劃從制定到執行,在時態上都體現為“將來時”,它體現著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統一,是對未來的規劃。通俗地說,計劃作為“將來時”,它就不是“吃了這頓不管下頓”,而是充分考慮了勞動者這個主體的前途命運。可以說,計劃就是權衡,它充滿了兼顧利弊、觀照未來的科學精神。而在市場經濟手段下,驅動交易、實施交易的主體是資本。盡管人民群眾(消費者)也是主體之一,但“為己”動機這個需求,先于社會需求(消費者),為實現資本的牟利,資本必須找到社會需求(消費者)才能實施交易。同時,政府作為指導性計劃(五年規劃)的政策主體,但政府規劃對資本的約束力小,這三個主體就不是三位一體的關系。在市場經濟中,資本主體占居主導地位。市場手段在發揮作用的時態上,它體現為“現在時”。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不會充分考慮人民群眾(消費者)的前途命運,它更多地是急于變現,將使用價值通過市場交易轉換為現實利潤。因此,市場手段與計劃手段相比,就缺少了統籌兼顧,缺少了觀照未來的科學精神。
兩種手段下的勞動性質不同。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生產勞動存在四個層次的異化問題。簡單地說,就是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被勞動所控制,失去了對勞動的控制權和自主權。那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廣大勞動者存不存在異化勞動的問題呢?在我們加入世貿組織二十多年的實踐中,現實已經給出了肯定性答案。尤其近幾年來,隨著市場化的加深、資本的擴張、高新技術發展、人工智能的應用,勞動者在生產中非但沒有解放勞動,反而越加勞動緊張。勞資矛盾、干群矛盾尖銳。勞動者內心不和諧,人際關系冷漠。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各種內卷四處漫延……說到底,這些現象都是勞動異化的不同表現,更是市場經濟發展中突顯出來的問題所致;說到底,勞動者才是第一生產力,人是生產力中的第一要素,是最活躍的要素;說到底,再發達的科技成果,也是人創造的,是腦力勞動者創造的。科技成果是否先進,首先要看科技成果掌握在誰手里,它為誰服務。再發達的科技成果,如果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它就算不上先進。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筆者認為,“全面”之中就包含了對市場經濟中的弊端進行改革,尤其是對勞資分配中的不合理部分進行改革,對過去改革中不科學的方方面面重新改革,重新調整。換句話說,發展新質生產力,就必須同步發展新質生產關系,使生產關系真正適應生產力要求。
再次,我們談一談計劃與市場的本質關系。
計劃的本質應該是供需平衡手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因為生產力不能充分滿足人民大眾日益增長的需求,當年的計劃經濟更多的是對生產、對供給做出計劃,目的就在于更好地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當我們有了超算技術,有了人工智能科技成果,當生產力水平已經足夠發達之時,如果實行計劃經濟,這個計劃就能更好地同時對人民群眾的需求做出動態統計。譬如說,全國共有多少人,多少家庭?需要多少住房,需要多少家用汽車?多少家庭有住房,有家用汽車?有多少是無房戶,有多少是無車戶等等。在此基礎上,就能對供給與需求進行合理統籌,從而更好地使供給滿足人民需求,達到供給與需求間平衡,實現計劃經濟的初心。可見,計劃的本質應該是供需平衡手段,是基于“為公”的社會需求這個基礎動力,旨在統籌供給能力和社會需求,達成保障供給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平衡手段。要是脫離了“為公”這個大方向、大前提,脫離了黨的初心,脫離了共同富裕目標,空談計劃或市場,它都會導致偏離方向、背離目標,甚至變成--為了目的不擇手段!
市場的本質應該是供需交換手段。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說,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那市場是什么樣的經濟手段呢?我們的總設計師沒有說。筆者認為,市場的本質應該是促成供需雙方交換的手段,是基于資本“為己”需求這個原始動力,旨在促成通過交換將使用價值變為價值的逐利手段。三十多年的市場經濟實踐表明,在非公經濟組織中,供給方往往代表了資本方,資本有逐利的需求,但這個需求附屬于社會需求也就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兩個需求只有通過交換手段才能夠實現各取所需。中國共產黨是全體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只要這個方向沒變,資本的需求就必須服從于人民大眾的根本需求。否則,就本末倒置了。總設計師還說:(市場)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怕什么,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可見,總設計師對探索市場經濟的態度是開放的。同時,他也堅持有錯就改,決不是讓后人一條道走到黑,我們必須完整地學習鄧小平理論。
計劃是約束市場的為公手段,市場是服從計劃的增效功能。計劃與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但兩者在實踐中產生的效果是不同的。在堅持人民立場的前提下,計劃是為大多數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是天下為公的手段,是統籌兼顧人民大眾不同群體、不同階層之利益的,它應當對市場發揮約束性作用。主要約束誰呢?當然是供給方、資本方。為公主要為誰呢?當然是占大多數的普通群眾、尤其是那些弱勢群體。我們推進市場經濟改革和探索,選擇市場手段的本意是提高效率,這本身就是國家的重大計劃!增效背后的根本目的是為大多數人根本利益服務,而不是相反。所以說,市場必須服從“為公”這個根本目的,它必須服從于統籌兼顧的計劃。如前所述,總設計師推進市場經濟改革的初心是解放生產力,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個“最終”是多久呢?總設計師沒有說,但他說了探索試驗的時間:搞一兩年,對了,就放開;錯了,糾正。多年的市場經濟探索表明,特別是加入了世貿組織后二十多年的實踐表明,市場增效功能很多時候并未服從共同富裕這一初心。相反的是,我們距離共同富裕的目標越來越遠,兩極分化變得愈加嚴重!這算不算判斷市場經濟改革成敗的重要標準呢?如果算,就要發揮黨的領導作用,按照總設計師的設計:錯了,糾正!否則,就會走上邪路。
最后,是筆者的結論。
結論。通過以上分析比較,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社會主義過渡階段,實行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都各有利弊。總體上來說,計劃經濟要優于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可以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本質中對消除兩極分化、消滅剝削、共同富裕的要求;一般而言,市場經濟難以實現社會主義本質中關于共同富裕的要求,但很容易造成兩極分化。市場經濟中勞動異化問題突出,它引發的兩極分化不僅背離了共同富裕目標,背離了鄧小平同志對改革探索的設計,更有走上邪路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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