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要明白這個問題，首先得從傳統大乘佛法出發，在此之中龍樹的中觀學派主張“諸法皆空”，即不承認本體的存在，否認任何事物具有客觀獨立的實在性，所謂“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這就是空性的反實在論。世界上既沒有永恒不變的實在（實在論的立場），也沒有絕對的虛無（徹底的虛無主義）。所有事物都依賴因果條件而存在
但這種反本體論依然需要構建一種本體論模型，例如“緣起”的理論主張，一切事物都是因緣和合的結果，任何獨立自主的本質都將是相對的、暫時的，若是無因緣存在則不再成立，這一切的基礎就是時間本體論。龍樹以反本體論的目的構建出來一套新的本體論，我們可以說佛教的本體論就是一種時間本體論，而這個本體的基本單位是“剎那”，這斷續的時間組成了世間輪回，因果輪回作為佛教的“道”“上帝”“自然神”存在而掌握時間的運行，但傳統佛教哲學于基督教和道教最大的區別則是圣人與自然神的對立，存在一種超越本體的實踐維度，這種實踐不同于現代的物質實踐，而是一種現象學實踐，即回到先驗基地對意向活動進行反思的實踐，最終通過修行達到空性觀的目的，通過超越眾生執著的分別心來超越善惡和因果，最終達致覺悟時，自我不受一切道德規范的約束。但這種看似激進的理論卻存在著內在缺陷，這一缺陷導致了佛教哲學在現代向著西方新教同質化的墮落。
佛教哲學的墮落本質蘊藏于它內部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對立之上，即“無我的反實在論”與“唯識宗的實在論”的對立，前者認為人的自我是五蘊暫時的組合，對自我意識只不過是虛妄的概念，本質上并不獨立存在，而后者則認為外部世界是由心識所造，物質世界本身并不存在，所有現象都是心的表現，只有心識（反思）才是真正存在的。這種理論展現出一種貝克萊的晚期經驗論色彩，即“存在就是被感知”。正因為堅信反思的可靠性，佛學的修行才能真正可行，正因為反思的實在性，我們才真正有可能達成頓悟。但佛學是缺乏無我論與唯我論的調和的，這種矛盾導致了他的反思不夠徹底，將時間維度排斥在先驗基地以外，因為善惡因果是隸屬于輪回這一自然神之中的，而正因為反實在論的不徹底性將禪定也被時間束縛，使佛教徒只能走在頓悟的路上，而永遠不可能真正達至頓悟。
但在這里我們就會產生一種疑問，為何堅持時間本體論的維度會導致自身向新教的轉變，成為鞏固現代資本主義再生產秩序的幫兇呢？這一切的答案可以在《地藏經》中找到。
要想真正理解《地藏經》，不能不看龍樹的《中論》，龍樹提到“若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這句話字面上理解是古希臘哲學早期本體論對“存在”的定義，即不自生也不他生，存在天然存在。但我們若是從唯識宗的角度去看，則能體會到更深層的解放性，即因果和善惡也是相對的、緣起的，并非獨立的實在（時間本體論對諸法的否定性），當眾生執著于善惡和因果時，他們處于相對的世俗真理中，而通過修行覺悟，能夠領悟到諸法空性（唯識論的內在解放性），超越這些相對的分別心。從以上內容我們可以得知，在佛教哲學體系中的地藏經究其本意并非是在傳播道德實在論，因為緣起思想中道德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且從佛教的終極角度“空性的頓悟”來看，我們是可以通過修行（反思）來超越道德，因此《地藏經》的道德律更像是一種對修行者的教化工具，僅具備對現實生活的指導意義而不具備徹底的理論意義。但正因為佛教哲學內部對現象學反思的不徹底性（唯我論和無我論之間毫無調和的共存），導致真正的頓悟在理論上被夾在各種矛盾之間，已幾乎不可達，佛教哲學中圣人與自然神的對立在這里顯然以自然神獲勝而告終。這樣一來，地藏經作為一種理論對現實的妥協，竟然變成了理論本身的基質，認為通過向自然神（輪回）投降即可進入極樂，對行善者會脫離因果的幻想，導致如今的禪定和現象學反思僅作為一種形式上的工具，道德與有常性固定的諸法規律卻倒反天罡變為基質，而無常性本身卻因為哲學上的對立而被拋之腦后，所留下來的只有形式上“無常”的有常，時間本體實際上變為了道德本體論，這是佛教哲學上的悲哀。即此，佛教哲學已經淪為了18世紀法國哲學中啟蒙運動的“合理的上帝”，即伏爾泰和孟德斯鳩對上帝的應用—平衡人與自然和諧的工具，有種中國古代“神道設教”的意思，人沒有一個上帝就不能活，上帝作為人與自然之外的抽象的保障，其目的則是為了鞏固自由主義式的“共同福利”來要求人們信仰道德，相信法律與道德是來自上帝的意志，并真心實意擁護它，這種對否定性的節制究其本質是為了引入一個更大權威制約來自君權（政府）的行為，也是為了來制約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的反抗。當佛教徒通過《占察善惡業報經》的方法算出那些無產階級革命家死后因為對舊社會的改造（土改，集體化，文革）而下地獄永世不得超生時，是否也會心中一顫，感嘆諸法的可怕并下定決心從我做起維護既有的資產階級法權（道德與法律）呢？
最終，讓我們以鄧曉芒在他的哲學史中對孟德斯鳩對上帝的信仰作為結尾。
“至于他自己對上帝的信仰，則帶有很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代表一種典型的資產階級精神。作為自然神論者，他實際上并不相信上帝，但卻役使上帝為他的清醒的社會政治觀點服務。在他看來，唯一重要的是為資產階級法權找到理論上的根據和道德上的理由”
佛教徒又何嘗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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