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明博弈中的“戰略與戰術”雜談（內部討論稿）

第三次世界大戰，其實質上屬于人類有史以來一場超大規模戰爭，既包括文戰，也包括武戰，目前武戰正在東歐和中東激烈進行中（美日等在我國周邊反復軍演炫耀武力也屬于武戰的一種表現），而根據我們中華“文武之道”的基本關系，文戰才屬于其更帶有認知根本性的重頭戲，其主要在中西方之間展開。由此，第三次世界大戰事實上屬于以文戰為核心的總體戰，美國早就在率領一眾小弟運用其“民主政治”的“普世價值觀”，通過藏獨、疆獨、港獨、臺獨等率先對我國展開了進攻，其中也穿插著貿易戰、生物戰、科技戰，電子戰、金融戰等。在這場歷史性的世界大戰中，我國總體已由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正在轉入戰略反攻，一場決定勝敗的大決戰正在我們黨的主導下積極進行準備，其即將登臺上演。

我們黨是在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并一直是在戰爭中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由于這次決戰屬于中西方歷史性的文明大戰，它不但使我們在熟悉武戰基礎上也在慢慢熟悉文戰，而且促使戰爭規模越打越大，所以其“戰略與戰術”便與我們傳統的“道與術”、“綱與目”、“體與用”等自然聯系在了一起，其反而會助推我們中華文明的發展壯大與偉大復興。

由于中西方文明之戰源于其文明之根，所以其都由其文明之根所衍生的理論體系集中展現出來，為此也特在下面的闡發表框架第一行增加了“戰略與戰術”標注，以期能夠使我們中華理論范式與思維通過撥亂反正回歸正途。

伴隨著前文考察與研討的深入發展，其對我國政治問題也介入得越來越深，比如對毛澤東思想和我們黨理論的系統化、范式化并擴展解讀，所以本文仍以“內部討論稿”的形式供大家參考，并對其展開研討。

一、中西方文明博弈中的“戰略與戰術”

通過前文對近現代科學的一系列考察，由此便得出了我們古老易經和道德經等產生的基本程序和形成過程，從而揭開了我們中華文明緣何會屹立不倒并淵源流長的秘底，由此也就進一步讀懂了毛澤東思想和我們黨的理論。

毛澤東思想和我們黨的理論也一直處于不斷發展中，其主要屬于人道文明（社會科學）課題，但其基礎卻屬于天道文明（自然科學，如唯氣論還是唯物論），所以，將其在軍事學中所擅長的“戰略與戰術”擴展到整個文明大戰進一步深入解讀，既有助于大家對 “道與術”或“綱與目”等概念的理解，也有助于理清其與我們古老文明的聯系，同時也可看清其對馬列的補充完善與發展（馬列本本理論缺失戰略），有助于我們更全面領悟并理解黨的理論體系。

（一）運用中華思維全面解讀毛澤東思想和我們黨的理論

嚴格來講，我們傳統的“道與術”或“綱與目”等概念，其是與我們中華文明系統論中的“戰略與戰術”聯系在一起的，請看下面附表中左側的淺黃底色部分，它既屬于我們的中華之“道”，也屬于我們的文明之“綱”，然而近現代以來我們中華文明這一主陣地卻早已失守了，在中西方文明博弈中毫無“戰略”可言，即便經系統梳理后將其明明白白擺在面前，我國主流學界則對其一直是視而不見，躲躲閃閃，或者說對其“瞇瞇眼”不敢正視，更不敢承認其客觀存在，有些平臺甚至還對其有意封殺，致使我們中華理論范式和思維一直就難以翻身。

我們黨一直屬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手，毛澤東思想中就深含中華之“道”和文明之“綱”，然而我們學術理論卻一直對其運用西方哲學予以闡釋，反而越批判本本主義則越本本越哲學越迷信，也越加綏靖主義，在有意無意之間便抹殺了其“道”與“綱”內涵，抽去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從而不知該對其如何繼承并發展，更不知該如何運用。

試看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藝術，國內外都承認其屬于偉大的戰略家和軍事家，并對其佩服得五體投地，但其一生不摸槍，也不摸錢（比較一下我國那些愛錢如命的貪官污吏，真令其無地自容），其主要就是在進行戰略指揮，也就是在抓“道”與“綱”；再看習近平所提出的“明體達用，體用貫通”文化思想，也是在強調運用中要道與術、綱與目、戰略與戰術相互結合，由此說明，我們黨一直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然而我們的理論范式卻一直受西方那種簡單的哲學思維所束縛而表達不出來，甚至將我們中華文明一些基本概念改造成了“宇宙=世界”、“唯氣=唯物”、“文明=文化”、“道=術”、“綱=目”、“戰略=戰術”、“軟件=硬件”、“本質=現象”、“歷史=現在”、“無機=有機”、“普遍=特殊”、“一般=個別”、“基礎理論=應用理論”、“絕對運動=相對運動”等，就像西方神學和哲學那樣搗漿糊，發生了一系列錯亂，以至于造成了積重難返的現象。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在網絡研討中所碰到并觀察到的客觀現實，也是繼前30年經濟發展后我國又再次遇到了思政課難講，思想政治工作難以開展等文化方面的深層問題，這一問題不突破，將深刻影響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敗，甚至又會由頑固的本本主義促生“歷史周期律”退回到原點（現在“文革”思潮又有所抬頭），成為現代版的“李自成”，這既是對我國學術理論一場深刻的思想理論革命，也屬于我國是否繼續在我們黨的領導下實現中華文明現代化，并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場歷史大考。

通過前文對我們中華文明形成過程的考察，說明其曾經歷了千萬年的錘煉才由我們古圣先賢一步步將其打磨成型，并由“文王拘而演周易”重構和武王伐紂建立政權使其傳布了開來，從而令四夷賓服而主動歸順，繼而統合了眾多流派形成了我們的中華民族。同樣，我們黨是在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難關頭起步的，毛澤東等共產黨人由于對傳統文化具有一定的功底，所以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我們的道統理論實質上仍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其在這個階段的表現實質上屬于情不自禁。盡管其屬于自發性質，但毛澤東運用起來卻是得心應手，為我國的社會革命和軍事斗爭理出了非常切合實際的戰略戰術，不但使革命力量從小到大成長了起來，而且也取得了一場場以弱勝強的光輝戰例，世人無不稱奇。嚴格來講，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實質上就屬于我國古代的“以文馭武”、“以道馭術”、“以綱領目”，其實質上就屬于現代版的中華之道。

盡管毛澤東的戰略戰術一直被國內外所稱頌，但其是否已經發展到頂點而“放之四海而皆準”了呢，顯然不妥，因歷史的原因其有些領域還沒有深度涉足，歷史已經證實，我國一些“文革”派將其稱為“頂峰”顯然有些言過其實，嚴格說來，馬列沒有發展到頂峰，同樣毛澤東思想也沒有發展到頂峰，其在中華文明復興之路上只是開了個好頭，正如著名學者金一南教授所言，毛澤東領導我國解決了“挨打”的問題，鄧小平領導我國解決了“挨餓”的問題，下一步以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將要領導我國解決“挨罵”的問題，所以后面的路仍需要我們繼續在探索中不斷前進。由此，有鑒于我們黨史研究者有些急功近利（容易跑偏），本文將毛澤東思想首先放在中西方文明博弈的戰略與戰術中予以探討，也是想將我國近現代史和黨史放在我們中華文明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一起予以研討，從而看出其仍有待進一步系統化，仍有待我們后人對其予以進一步補充完善。

（二）中西方文明在交流互鑒中相互促進

物極必反，否極泰來，風水輪流轉，伴隨著西方文明暴露出來的問題越來越多，為我們中華文明偉大復興提供了很好的反例和借鑒。

對于西史辨偽所反映出來的一些問題，不知別人是否認可，反正我是相信的，因其從理論上也明確反映了出來，如果說西方傳教士曾剽竊我們古老文明一系列成果進行“乾坤大挪移”，曾將我們的無神論改造成了他們的有神論，促進了西方科學的發展（但同時也將他們的神學思維固化了下來，嚴重禁錮著其理論與思維向前發展），然而我們現在再將其通過“乾坤大挪移”改造回無神論的過程中，也同樣會促進我們科學的發展。

實事求是地講，盡管我們古圣先賢曾在第一次中華文明重構中將有神論消化吸收了進來，但我們學界卻對這一問題一直就沒有徹底搞清楚，不然不會引入佛學，也不會產生“君權神授”的“天子說”等，由此便產生了一種假象，引來一些篤信有神論的各宗教前來這塊較為純潔之地進行傳教，希圖為其各自的上帝“開疆拓土”從而壯大自己的勢力范圍，也由此將我們中華文明通過“乾坤大挪移”進行各種有神論改造與闡釋，由此其也等于對我們中華文明進行著不同版本的世界性傳播，然而遺憾的是，他們都沒能吃透我們周易或古老文明的真實內涵，盡管一個熱罐子讓他們抱到現在，但一直也沒能將我們的古老文明同化掉，其反而落入了我們的包圍圈，最終由我們中華文明對其給予了一勺燴（見下面附表）。

通過梳理會發現，我國學術理論界近現代以來，由于開門揖盜丟失了“道”，等于放棄了我們中華文明的戰略要沖，在中西方文明博弈中哪會有不敗的道理？所以，要想在中西方文明博弈中爭取主動并獲得最終的勝利，唯有收復我們中華文明的戰略要沖和根據地，并復興我們的中華之道才是正途，由此才能走活全盤，并綱舉目張。

試想，毛澤東思想在軍事斗爭和社會革命中運用中華之道戰略戰術曾發揮出那樣大的威力，并取得了那樣大的勝利，如果將其補充完善并擴展到所有領域，并由整個社會所掌握運用，其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威力和前途定將不可限量。

（三）基本事實屬于判別古今中外學術理論真偽的基本判據

據網絡觀察反映，許多學者雖然都一直在引經據典，但卻對我們古籍的理解仍有欠深入，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對基本事實的基礎性認知，所以在讀經中需要注意以下問題：

1．深入理解“形而上者之道”與“形而下者之器”的基本關系。為此，前文曾專門強調要讀懂近現代科學背后所隱藏的那本無字之書，若不讀這本無字之書便無法讀懂我們的中華之道，也無法讀懂“形而上者之道（天道）”與“形而下者之器（地道）”的基本關系。據觀察，有些人搞懂了，但多數則對其是似懂非懂，仍在象數學中生搬硬套，仍沒能從根本上擺脫物理學思維，始終將自然的能量運動（戰略）局限于物質運動（戰術）之中，并使其始終作為物質運動的小跟班（以術代道），沒能將它們兩者的關系調整過來，從而使戰略決策決定戰術的運用（通過毛澤東戰略與戰術概念的運用，就將這一問題一下解釋清楚了）。

根據天道與地道的基本關系，地道是由天道衍生而來，先有天道才有地道（由戰略衍生并決定戰術），強調要讀懂近現代科學背后所隱藏的那本無字之書，就是要根據近現代科學發展讀懂西方物理學背后所隱藏的能理學（即我國古代的氣一元論，繼而讀懂中醫藥學原理）。然而據觀察，許多學者在研讀我們中華之道過程中不少都缺失這一基本功，由此也就缺失毛澤東那種戰略思維。

為順利解決這一問題，可自己搜索一副宇宙大爆炸示意圖參考一下，在物質“粒與子”誕生之前的“黑暗年代”是沒有“象數”定量分析的，其只存在“形而上”之暗物質與暗能量運動，亦即我們古代所稱定性分析的“陰陽”，由此再結合我們的太極圖，就將我們定性分析的“陰陽”與定量分析“五行八卦”的基本關系搞清楚了，繼而也就將宇宙自然中所存在的“戰略與戰術”搞清楚了（毛澤東就是在自發地運用這一自然規律，并為我們黨的理論研究予以系統化開了個好頭）。

2．無機界與有機界的基本關系需要理清。同理，若不去研究基本事實，也不去研究近現代科學背后所隱藏的那本無字之書，就搞不清無機界與有機界的基本關系，因其是由無機界與有機界兩種不同能量運動所決定的，不是隨便一句“天人合一”就能說清楚的，其中間存在著一系列重要環節，如：宇宙能量誕生并運動→無機物質運動（如輻射）→無機化學（能）產生有機化學（生物能）→微生物、植物、動物、人類的能量運動，這一系列環節都需要串起來考慮，需要將這些基本事實大體搞清楚，否則就難以對馬列和西方神哲科理論體系去蕪存菁，并將人類一切文明成果全部消化吸收進來，從而形成現代化的人類學系統論或人類文明新形態。

當然，除我們的古老理論外，目前還沒有這樣現代化的教科書，都需要通過學習與考察自己搞清楚，更希望我國學界能夠為社會早日提供這樣的教科書，以解我國學術理論研究所急需。

3．以基本事實為依據判別古今中外理論真偽。在前文中一再強調理論研討中那個0的作用，在它面前，任何理論與權威都做不得數，任何引經據典都不好使，無論是我們易經還是道德經，也無論是馬列還是上帝，需全部都予以清零，并依據近現代科學發展所反映出來的基本事實重構理論體系，由此而奠定我們所需的基礎理論，并將其作為判別古今中外理論真偽的基本判據。

請參見下面的附表，這次又對其做了些修訂，其在注釋中寫道：

1．本表屬于在近現代科學考察基礎上，運用那個0清空所有理論，依據考察中所反映出來的基本事實重建理論體系，并對古今中外所有理論體系進行了一番去蕪存菁地回爐再造而統一進行了解構重組，所以，其所列內容都屬于各理論體系能夠入選的最核心要素，亦對其進行了精簡壓縮，即便十分復雜的西方物理學，也只是在其“緯學（戰術）”欄一提而過，由此可反映其視野和體系之宏闊。

2．這次修訂特在最上面一欄增設了“戰略與戰術”內容，用以反映毛澤東思想和我們黨理論體系的基本結構和文理兼備，通過“氣（能量）”運動將古今中外科學理論貫通一致，并將其系統化、范式化、簡單化，從而使我們黨的理論與淵源流長的中華文明完全融為了一體，并結合近現代科學發展更加現代化。

3．由于根據近現代科學考察和馬列本土化重新確立了我們天道文明與人道文明的大本大源，所以由其形成的兩大理論體系都能夠反映宇宙自然和人類社會的本質，擺脫了本本主義束縛，克服了學界的空談學風，也克服了在社會生活中愛慕虛華的不實之風，使我們黨“求真務實”的指導進一步落到了實處，便于其因時因地制宜在各分支學科和具體工作環境中的實際應用。

通過附表可以看出，近現代以來，在中西方文明博弈中，我們中華古老文明除敗在自己理論體系“戰略”模糊以外（導致西方神學和哲學文化入侵），也敗在“戰術”上（如五行八卦偏差運用起來難以得心應手），但通過馬列本土化并與近現代科學等相結合矯正了其偏差，補充完善了其短板，經如上這種重新梳理促其系統化范式化，從而使其鳳凰涅槃，重獲新生，并煥發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堅強的戰斗力，在與西方文明及其神哲科理論體系的博弈中形成了摧枯拉朽之勢（在網絡辯論中已經過實戰檢驗）。

所以，僅僅憑借“之乎者也”就想讀懂我們古籍那是妄想，因其源于自然，只有先讀懂自然，并讀懂近現代科學有字與無字兩本書所反映出來的基本事實才能讀懂古籍和我們的中華之道，由此才能掌握古今中外所有理論體系真偽的判據。

二、中華人道文明文理兼備

這個話題在前文中曾經談過，但伴隨著將“戰略與戰術”引入我們天道文明與人道文明兩大理論體系，其不但可為我國學界擴大“戰略與戰術”這一概念的適用范圍，而且也使由馬列本土化所重構人道文明或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進步意義更加凸顯了出來，從而為我們黨的學術理論研究進一步開拓了視野和疆界，所以有些新的看法想談出來供大家參考。

（一）古今中外所有理論體系嚴重落后于科學的發展

正如上面所談，我國學術理論界有史以來一直是無機與有機不分，其實結合下面附表統起來看，其何止于我國，而是古今中外一直都是如此，西方等宗教文明更是文理不分，其一直就是將神學和哲學作為其文明“戰略”，而將物質科學作為其“戰術”；再看我國，古代雖有天道與人道之分，但其在闡釋中則有些模糊不清，也存在著“戰略”模糊現象。

當然，古代學術理論由于歷史發展的局限，我們不應該對其求全責備，但其也說明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即：1）我們中華學術理論的發展既存在著超前的一面（如我國易經、道德經、氣一元論和儒學等），也存在著滯后的一面，雖文理兼備，但仍有欠深入，闡釋也有些紊亂；2）西方學術理論相較于其自然科學（理科）與社會科學（文科）發展則完全是滯后的，無論其神學還是哲學，從來都是無機與有機不予區分，更加反映出其嚴重落后于科學的發展。根據古今中外學術理論研究嚴重滯后于科學發展這一現狀說明，其突破難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它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已產生了嚴重的阻礙作用，現實也充分證明，其阻力可以說遍及方方面面。

由此便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結論，即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也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所有學術理論都普遍落后于科學的發展，這屬于一個不爭的事實，不容置辯。

（二）馬列本土化在為我們中華人道文明重開先河

在前文中，曾說將馬列政治經濟學本土化為我國的“人文經濟學”屬于一個脫胎換骨的蛻變過程，那么其為我們人類學系統論重新奠定堅實基礎這一實際，其實際上也就等于為我們中華人道文明重開了先河，其意義非常重大。

1．馬列本土化為其自己彌補了“戰略”短板。毋庸諱言，原版馬列由于以唯物論作為自己的立論基礎，所以其所存在的問題就如下面附表所談物理學一樣，即便將根據物理學抽象而生的哲學作為理論載體，其“戰略”也是在西方神學中一腳門里一腳門外（還未能徹底突破神學的束縛），顯然與我們中華本土理論那種“戰略”思維不一路，難怪馬克思一直不承認自己屬于“馬克思主義者”，因其理論還沒能成為一種完整的“主義”，由此其思想也就難以被完整地展現出來，一直以來我們的思政課難講以及我國宗教信仰大肆泛濫，甚至有些黨員干部改信宗教現象，就很能說明問題。

在此有個基本問題需要明了，我們要的是馬列中國化，最終實現其本土化，而不是中華理論馬列化，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發展方向，千萬不能將其搞反了。所以，在其本土化過程中，該繼承的繼承，該揚棄的揚棄，該彌補的彌補，該發揚的發揚，其必然要經過一系列改造才能為我所用，照抄照搬的本本主義屬于我國革命與建設的大忌，為此我們曾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所以，其哲學辯證法由于與我們本土理論嚴重不符，所以必須要揚棄，否則便難以彌補其“戰略”短板，更難以使其本土化。

2．馬列本土化為中華人道文明重開先河的重大意義。前文曾反復闡述過，由馬列本土化所催生的人道文明實質上屬于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其在我們中華道統理論體系中具有重開先河之功，意義非常重大。

（1）人道文明可化解左右派之爭。最近，網絡中一些年輕人圍繞改革開放后所出現的貪腐和貧富不均等現象，將其歸結為路線之爭，甚至在領導人之間搞對立，“文革”思潮又有所抬頭，感覺其并不簡單，不排除背后有人煽風點火，推波助瀾，意在否定改革開放，所以將這一問題作為第一條先談點看法供大家參考（也可結合下面的“中華人文科學與西方‘政治’的區別和聯系”一節一起思考，其根本問題不屬于我們領導人的個人問題，而是中西方“政治”理論的區別）。

經歷過“文革”和改革開放過程的親歷者都非常清楚，也最有發言權，當年的“以階級斗爭為綱”明顯是犯了本本主義錯誤，“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也屬于事實，對此我們黨曾做出過決議，果斷地取消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并將國家發展戰略調整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屬于調整和糾偏性質，不屬于路線之爭（由四項基本原則作證），至于發展中所出現的問題只有通過發展去解決，我們黨對其所采取的策略是很理智的，也是正確的，事實已證實了這一點，不容置疑。

根據馬列本土化所形成的人道文明，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屬于“人性+勞動性?獸性+寄生性”的對立統一運動，并非屬于“階級斗爭”，而在“文革”中大批“資產階級法權”，主張“割資本主義尾巴”，“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其明顯屬于極左，也明顯是錯誤的。針對改革開放后通過“先富帶動后富”發展起來的先富者，如果也按“文革”思潮將他們打成“資產階級”，并像土改那樣“均貧富”，同樣會犯本本主義錯誤，搞不好就會像曾為我們的革命與建設造成巨大損失的極左思潮一樣，又會為我們的特色社會主義帶來一場浩劫，葬送我們的發展成就。

根據我們在革命和建設中的經驗與教訓，在我們黨的領導下去蕪存菁進行理論創新，通過人類文明新形態化解左右派之爭，消化吸收人類文明一切成果，繼續推動我們的事業向前發展才屬于正路，千萬不能半途而廢，回頭路更不能走，否則便會中了美西方的圈套，并會成為歷史的罪人。

（2）人道文明確定了人類的本質。這一問題幾乎每篇拙作都反復提起，根據我們中華天道文明的“氣一元論（唯氣論）”和恩格斯“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將“勞動能量”確立為人類誕生本根或人類起源的“種籽”看似很簡單，但其背后卻隱藏著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

首先需經過對近現代科學有字之書和無字之書的大量學習與考察，將“（大爆炸）能量”確定為宇宙的本質或本根，并將我們的古代之 “氣”翻新為能量，通過“氣一元論”將古代之易經、道德經和黃帝內經等統合在一起，由此在全面綜合古今中外宇宙學基礎上生成“0→（大爆炸）能量→正能（暗物質）+負能（暗能量）→由能量運動衍生出物質運動”，再結合我們古老理論的“0→太極→陰陽→五行八卦”，從而生成其現代化理論范式：““0→宇宙本根→基本矛盾（絕對運動）→特殊矛盾（相對運動）”，由此便為我們中華本土理論研究提供了理論范式，并奠定了理論基礎。

其次需大體讀懂馬列和儒道釋人類學以及各種有神論等，并將其分別歸類為世俗（入世）與出世（虛擬）的人類學，同時分別分析出其各自的缺欠與不足，由此經大量考證并反復核實，唯有恩格斯的一句“勞動創造了人本身”才具有人類誕生本根的入選資格，再結合我們天道文明的“氣一元論”和本土理論范式，由此才將“勞動能量”確定為人類起源的種籽（本根），從而生成了人類學系統論（即人道文明）。

對于宇宙學與人類學種籽（本根或大本大源）的確立，屬于研究這兩大系統論基礎中的基礎，也屬于它們根據近現代科學發展重構理論體系的基本依據，希望大家不要將其看簡單了，由此便可讀懂我國文壇曾“書不讀秦漢以下”的慨嘆，也可以讀懂世界文明緣何仍沒能全球化的莫衷一是，試看2000多年來各種著述雖然浩如煙海，并卷帙浩繁，但能有幾篇做過這樣的調查研究并以這兩粒種籽或本根作為立論基礎，絕大部分基本都如毛澤東所言“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包括現在網絡中的大量文章，依然是自以為是，云天霧罩，難切正題。

（3）人道文明是在中華理論范式沃土中播種馬列“勞動能量”培育生成。簡練來講，其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馬列本土化”，它是在古今中外所有人類文明中通過精挑細選，最終確定將馬列的“勞動創造了人本身”作為我們人道文明的種籽，播在了我們中華理論范式沃土中生根發芽，并生長起來的一種完全新型的人類文明形態，隸屬于我們傳統的天道文明。這是繼3000多年前西周第一次重構中華文明基礎上，從而在我們黨的領導下初步完成了我們中華文明的第二次重構，終于使其既擁有天道文明直根系（理科）又擁有人道文明側根系（文科）系統完備的理論體系，進一步在世界文明史上獨樹一幟，冠蓋群芳。

（4）人道文明文理兼備。馬列勞動能量播種在我們中華沃土中，其生出了兩條根：1）人文科學（文科），其補充完善了我們傳統的儒道釋，并同化了各種有神論；2）經濟學（理科），其為我們傳統儒道釋填補了空白，并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作為工商業也消化吸收了進來，從而形成了我們獨具特色的“人文經濟學”。

人文經濟學也是參考馬列政治經濟學而來，其將政治改為了人文科學，不但將我們傳統的儒道釋全部包含了進來，而且也對各種虛擬化的人文科學（宗教神學）進行了改造收編，從而使其涵蓋范圍更為廣泛，也更加深入。同時，它第一次直接將文化與經濟深刻聯系在了一起，為人文科學的人性充實了勞動性實質內容，從而使慣于空談的人文科學脫胎換骨，煥然一新（下面還會繼續這一話題）。

（5）人道文明思想建道，將毛澤東“思想建黨，政治建軍”思想及其戰略思維活學活用于我們的文明重構。請參考下面附表，在其欄目的第一行明確標注著：“主研‘形而上’時空之能量運動，含人類思想、精神信仰或軟實力”，說明思想屬于道之層面，由此就將我們黨之思想與道統一起來了。

毛澤東的《古田會議決議》在戰爭年代曾明確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思想，其這一思想完全可以將其運用到我們重構中華文明中來，請看下面的附表，其左側的淺黃底色部分便屬于“形而上者之道”，運用現代語言予以解讀，它在我們人道文明領域完全可以稱為“人類思想、精神信仰或軟實力”，并將其納入我們黨的政治工作范圍。

（6）人道文明補充了“戰略”，重建了我們的“文明邊疆”。按照毛澤東的軍事術語，由馬列本土化所生成的人道文明，不但為原版馬列填補了“戰略”空白，也為我們傳統的儒道釋人類學補充完善了其“戰略與戰術”，并為其填補了一直缺失經濟學的短板。

縱觀古今中外研究人類學的文章，如果將有神論拋在一邊，基本都是將“戰略與戰術”或“本質與現象”混在一起“亂彈琴”，始終彈不出其戰略性的正調，尤其在我國，由于我們不崇尚宗教信仰，所以其社會運動旋律中始終缺失那種戰略性的主基調，基本屬于“以術代道”、“以目亂綱”，與我們的道統理論范式嚴重不符，也與毛澤東思想的“戰略與戰術”嚴重不符。

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馬列本土化填補了我們人道的“戰略”空白，其等于重建了我們的“文明邊疆”（也可稱“防空識別區”），任何宗教神學和哲學都被其拒之門外，它們誰也別想踏進我們中華文明領域半步（那些試圖將辯證法與我們陰陽變通的努力，最好不要，否則會產生搗漿糊效果，反而會搞亂我們本土理論的純潔性），請參見下面附圖左側的淺黃底色部分，那就屬于我們中華文明的版圖范圍，毛澤東思想和我們黨理論擴展開來不但可保護我們的國土實體，而且在文明領域更能盡到其保家衛國之責。

（7）人道文明是由人類誕生本根生成，其理論體系便自然系統化、范式化、簡單化。由于我們中華本土理論的生成首先是要先搞定事物存在和運動的本質，并由其生根發芽形成理論體系，所以其自然系統化、范式化，又由于本質帶有根本性，克服了在現象中亂抓一氣或“亂彈琴”的弊端（如“透過現象看本質”），所以其所形成的理論體系也就必然因抓住了本質而簡單化，從而將各種人類學內容統合為一體實現了大眾化，比如其基本矛盾：“人性+勞動性?獸性+寄生性”，其“人性?獸性”本身就屬于民間概念，由此，其既貼近普通百姓的生產生活，也很容易由社會所掌握運用（其實老百姓一直在運用中）。

（8）人道文明自帶信仰、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參考下面的附表，人道文明的對立統一方是獸道文明，所以人道文明的信仰和意識形態自然屬于人道，我們的話語體系自然也以一套人道話語予以闡釋，這樣，在經過100多年的曲折后，其又重新回到了我們崇德向善向上的道統理論體系之中。

我們中華民族的信仰一直是“中華之道”，這屬于世界文明所反復證明了的唯一長盛不衰的文明，其一直在沿著“氣一元論”而運行，不管歷史如何曲曲折折，最終都要回歸到這條路上來，一些別出心裁并偏離中華之道的“道路”和“信仰”，最終都要由我們的中華之道予以矯正并糾偏。

在我們的四個自信中，道路自信排在了首位，通過馬列本土化生成的人道文明，其說明我們的特色社會主義之路毫無疑問屬于人道，其既解釋了我們黨史的既往，也在解釋著我們的現在與未來，同時它也屬于一種官民通用的理論體系，自帶信仰、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其不但克服了對我們中華文明“沒有信仰”的詬病，而且進一步增強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并與國際紅十字會所奉行的人道主義相一致，有利于其國際性傳播并遵行。

（9）人道文明有利于統一共識，并提高人口素質。自古以來，有關人類學的理論與學說最亂，就目前來說，我國就存在著56個民族，各種學派也很亂，如儒道釋及其各教派、馬列、各民主黨派、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等等，經我們中華人道理論予以分析，基督教的清教由于其遵奉叢林法則，又將其劃分為“獸道主義”（即資本主義），而統觀各民族與各種理論學說形成的原因，其無非歸結為兩點：1）宇宙觀（宇宙本源），2）人類觀（人類本源）。

再看世界文明之亂，其自古幸存下來并延續至今的文明唯有我們的中華文明，其天道文明屬于其本色，而其本根則屬于“氣”，結合對近現代科學有字與無字之書的解讀，從而再次驗證了我們古老理論和思維邏輯道法自然的合理性，在將其現代化基礎上重新解讀并梳理古今中外各種理論和研究成果，從而根據近現代科學所反映出來的基本事實確立了新的宇宙觀和人類觀：1）宇宙觀（大爆炸能量），2）人類觀（勞動能量），由此便在世界文明的一團亂麻中理出了頭緒，為統一共識奠定了基礎。

雖然世界文明之亂的總根在于宇宙觀，但其難點則在于人類觀，尤其對其各理論體系的梳理很費周折（通過網絡辯論對各種學說逐步理出頭緒），最終將其歸類于世俗文明與虛擬文明，并將其合而為一，從而將宗教文明的神性轉化為人性（并將其叢林法則下的人性歸類于“獸性”），再與馬列的勞動性相結合，將其注入每個人的思想和靈魂，其巨大潛力就會被深入挖掘并盡情揮發出來，由此它便突破了“階級”或人以群分的局限直通人類本根，并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從而形成改變世界更加巨大的能量。

有鑒于此，通過馬列本土化重構我們的人道文明，也曾在網絡中反復征求意見，基本都對其沒有什么異議，說明人們對馬列本土化并改造收編宗教文明問題基本形成了共識，包括一些宗教人士也不反對。所以，欲想統一思想，必先統一理論，因其屬于思想的載體，并直接反映思想，否則就會使思想處于空想或空轉狀態之中。

從下面附表反映出，它將人文科學與經濟學統一在了一起，文化中包含著經濟，而經濟中也包含著文化，并將“人性+勞動性?獸性+寄生性”的對立統一運動作為其基本矛盾（絕對運動），由此它便可以將以上各種理論學說的空談現象進行撥亂反正了，比如在其基本矛盾中暗含著馬列的“不勞動者不得食”，其直接關系著社會分配，將那些靠耍嘴皮子不干正事的“專家”和“文化人”給予了定性分析，也將靠金融霸權盤剝世界各國勞動成果的“惡霸”給定性了，將其統一歸類于“獸性+寄生性”，其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觀”也一起歸類于其中，這對于統一社會共識并提高人口素質具有基礎性作用。

由于“人性+勞動性”互為根據，所以其對于確立每個人的思想，挖掘其學習、科研、勞動創造潛力也同樣發揮著基礎性作用，自然會激發社會整體素質的提高和勞動創造的積極性，自然會推動實體經濟、道德素質和文化生活的高質量發展，從而推動社會出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在人道文明與獸道文明的對立統一運動中，由于前者對后者具有天然的抑制功能，所以在其基本矛盾“人性+勞動性?獸性+寄生性”的對立統一運動中，人性對獸性，勞動性對寄生性也具有天然的抑制功能和作用，并且針鋒相對非常精確，從其誕生之根上就明確反映了出來，所以其對社會風氣的根本性好轉會發揮巨大的推動作用。

無論是社會還是個人，其精神以及素質的潛力是巨大的，一旦挖掘并使其爆發出來，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我們期待著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10）人道文明為人類文明全球化趟開了一條新路。前文一再講，世界經濟與科學基本實現了全球化，但人類文明則一直未能全球化，并且各種宗教間還在戰亂不斷，相互殘殺，搞得世界雞犬不寧，多國百姓苦不堪言，那么，我們將毛澤東思想和我們黨軍事理論的“戰略與戰術”，結合習近平“明體達用，體用貫通”文化思想和全球文明倡議，根據近現代科學發展的實際，通過馬列本土化并消化吸收人類文明一切成果（包括神學甚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擴展開來，其所形成的人道文明為文明全球化趟開了一條新路，解決了有史以來的一系列根本性難題，為世界文明開拓出了一片嶄新的天地，其定將為人類文明的和平事業做出應有的貢獻。

3．世界文明走向統一的歷史必然性。最近讀到“中國伊協在線”的一篇文章：《新臥爾茲：伊斯蘭教崇尚科學反對迷信》，其中這樣寫道：

伊斯蘭教是一個崇尚科學的宗教。伊斯蘭教是一個歷來重視教育、重視文化、重視科學、崇尚科學的宗教。它信仰獨一無二的真主，而掌握科學知識是認識真主的重要途徑。伊斯蘭教嚴禁迷信、禁止抽簽、占卦、信邪術等行為。

穆圣說：“學問即使遠在中國，亦當求之”。

通過伊斯蘭教派的這些信條，就反映出我們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存在著相互融合并相互同化的歷史必然性，我們不但在向西方和伊斯蘭文明學習并尋求溝通，它們也在向我們學習并尋求溝通，所以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并相互取長補短，力求在科學認知方面達成共識，整個世界文明就可以開始它們相互融合并相互同化的歷史進程。

三、人文經濟學雜談

前幾年在私聊中，有位資深學者曾向我征求有關共同富裕的意見，由于自己對經濟不感興趣，缺少這方面知識儲備，所以一直不敢妄談，但這個問題卻深深留在了腦中揮之不去。前些天曾讀到一位馬列學者的文章：《陳建國：挑戰共產主義教育天花板——關于正確對待共產主義（連載）》，其談得很真誠，自己被其有所打動，于是便不揣淺陋借此問題對經濟學雜談一下。

初步認為，共同富裕并非一個單純性問題，根據“問題導向”，其仍需要從中西方文明談起，尤其是其“政治”訴求。

（一）中華人文科學與西方“政治”的聯系和區別

在開始這一話題之前，先請參考下面的附表，其中的人文經濟學與西方的政治經濟學是不同的，所以需要先從“政治是經濟的最集中的表現”中走出來，否則仍難以擺脫西方“政治”窠臼的束縛。

根據前文和以上探討，雖然通過“勞動創造了人本身”為人文科學中的人性充實了勞動性內容，但勞動屬于人類的行為，其包括認知并改造自然，人的本身才屬于其行為的主體，所以根據達爾文進化論，人性才屬于人類從普通動物中進化而來，并區別于其獸性與寄生性的最基本也最明確的內容，它深含著勞動。由此順著這一線索追根究底，“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以及它們之間“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矛盾，最終都要追究到“人性+勞動性?獸性+寄生性”的對立統一運動之中，由此才將其作為人類社會或人文經濟學的基本矛盾，并推動經濟學深入到了人文科學深層，從而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所以，人文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便從本根上產生了嚴格的區別，前者是既認知并改造人的思想，也認知并改造自然，而后者則將人與經濟捆綁在了一起，不但文理不分，而且在社會運動中也將追求利益作為自己的政治訴求，將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利益爭奪中扭打在了一起，顯得檔次過于低俗。而在我們內部的官場中，也將一些官僚的追求進一步引向升官發財和錢眼里，出現了那么多貪官污吏，并且積重難返。繼而在學場與商場中，獸性也普遍在滋生蔓延，坑蒙拐騙現象比比皆是，在教育、醫療和商品的生產流通中更是成為了普遍現象，毒教材、亂醫療，甚至轉基因食物、食用鹽和飲用水中也普遍滲透著“獸性”成分，與我們傳統的人文科學漸行漸遠，其已經引起了社會的普遍抵制，重新使我們面臨著“歷史周期率”的嚴重威脅。

通過對西方“政治”訴求的剖析便可看出，由于其神學覆蓋了人文科學內容，所以其“政治”含義是偏狹的，然而再看我們傳統儒道釋的人文科學，雖然其仍有欠深入并有待補充完善，但其卻是在認知并改造人的思想層面運行，其追求的則是崇德向善，其經濟學也在推行“經世濟民”，并非將政治訴求集中錨定于“經濟利益”。而在具體的工商業活動中，也是提倡“講誠信”，崇尚“君子”之風，講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將其規定在中華之道中運行，絕不會允許“小人”當道作亂，與西方的政治訴求存在著根本性的嚴格區別。

（二）人文經濟學“知與行”的關系

通過以上研討，我們傳統“知與行”的關系實質也就是毛澤東和我們黨“戰略與戰術”的關系，將其上升到我們中華文明層面，也就是“道與術”、“綱與目”、“文與武”、“文明與文化”的關系，其既屬于我們中華本土理論的基本結構，也屬于我們思維和社會運行所需要遵循的基本邏輯，由此說明，我們不但對馬列思想仍有欠深度領悟與理解，而且對我們中華文明更是知之甚少，其顯然仍處于嚴重缺課狀態之中，所以在這個“知”上都需要多下些功夫。

然而詭異的是，我們主流學界由于長期深受哲學教育和唯物論影響，則在“透過現象看本質”思維中走不出來，在“知與行”關系中基本是由“行”率“知”，并美其名曰“實踐出真知”，難以復歸由“知”率“行”或“戰略決定戰術”的正確軌道。

1．“知行合一”決定了由“知”率“行”。由于我國古代長期推行“重文輕理”并“重農抑商”的儒學教育，所以經濟學一直發展不起來，由此其成為了我們中華民族發展一塊明顯的短板，外族的入侵越來越頻繁，以至嚴重到西洋鬼子都組成八國聯軍前來瓜分中國，“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成為了我們難以磨滅的歷史印記。

為彌補我們科學與經濟發展的短板，我國也在努力向西方學習，從既要學習“西藝”也要學習“西政”，經歷了一個由“器物層次”到“制度層次”再到“思想層次”的過程。在引進馬列后，我們也經歷了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以至改開后發展為“實踐出真知”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但仔細琢磨以上“實踐與真知”的關系，其實質上仍處于我們在向西方和馬列學習與理論驗證的過程中，主要是在對其理論的應用中進行摸索或不斷試錯，還沒有上升到“道法自然”并直接探究宇宙和人類本質的層面，所以一直解決不了根本性問題，導致我們后人一直跟在西方后面“邯鄲學步”，最終將我們中華文明最珍貴的道統給弄丟了，出現了嚴重西化并嚴重“失道”的局面。

請參考下面的附表，通過近現代科學考察反映出來的基本事實，結合毛澤東和我們黨理論“戰略與戰術”的宇觀化并在中西方文明博弈中的運用，其非常明確地說明，在我們傳統“知行合一”的基本關系中是由“知”率“行”，由“真知”指導“實踐”，由“戰略”決定“戰術”，并“以道馭術”和“以綱領目”，這才屬于我們中華文明認知并改造自然正確的理論邏輯與思維方式。

2．“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需要調整。由認知決定行為，這在我們中華語境和思維中屬于普通的常識，但在西方語境和思維中，它卻是與我們反著的，屬于本末倒置。所以，有些話不管是誰說的，我們都需要思考一下，看其是否符合常理，萬不可盲目迷信，更不可本本主義。

上面將毛澤東思想和我們黨軍事理論中的“戰略與戰術”作為理論框架在我們天道文明與人道文明理論體系中擴展開來，還有一條有關經濟學改革的重大意義故意扣下來，留待在本節中派上用場，比如在馬列政治經濟學中有一條重要理論，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也有重要的反作用”，但在我們傳統的“以道馭術”、“以綱領目”的理論邏輯中，它則本土化為由上層建筑決定經濟基礎，將馬列理論的思維邏輯完全顛倒了過來，這是讓許多專家教授難以適應的，但由于我們人道文明的立論基礎屬于“勞動能量”，其屬于我們對人類的基本認知，所以由其所衍生的基本矛盾與特殊矛盾也都帶有能量屬性，并且特殊矛盾衍生于基本矛盾，由此，上層建筑是從其誕生之根上衍生而來，并非衍生于“生產關系”，反而是生產關系衍生于上層建筑，并能夠決定生產關系，其通過“戰略與戰術”的關系就很能說明問題了。

還有，根據我們傳統的“以文馭武”思維，“人文科學決定經濟學”，而經濟學則屬于人文科學在人類經濟活動中的具體運用，這也讓許多專家學者難以適應，然而認知并改造自然都屬于“以人為本”的范疇，認知并改造人本身應該先行，欲想改造自然必先改造人，必先進行人的思想改造，這才屬于人道文明的首要選項，這樣也就應該將他們頭腦中那種西方哲學的固化思維一下理順了。

戰略與戰術需要協調發展，如果光有戰略而沒有切合實際的戰術，那戰略必然屬于空談，而光有戰術而沒有明確的戰略指引方向，那就會成為無頭蒼蠅，亂飛亂撞，但首先要有戰略（而戰術則是對其在具體行為中的具體運用），毛澤東就曾“用手中的文房四寶，打敗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也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和以美國為首的17國聯合國軍，這屬于我們黨史所反復證明了的一條真理。

請參考下面附表中左側的淺黃底色部分，這屬于我們中華之道和中華理論范式的最基本內容，其首先厘清的便是意識形態與信仰問題（如無神論還是有神論、人道還是獸道、勞動創造還是寄生等），實質上也就是走什么道路的問題，更是我們四個自信的最基本內容，其不但將中西方文明的本質闡釋得一清二楚，而且也井井有條，世界各國究竟該何去何從，在人道文明與獸道文明面前究竟該怎樣選擇，已由不得它們再繼續猶豫不決。

如果我們的“戰略決定戰術”在天道文明（宇宙學系統論）和人道文明（人類學系統論）擴展運用中取得共識，那么這個作用可就大了，它首先就向世界傳遞出一條非常重要的信息，即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原來是我們的人文科學在發揮著基礎作用，那么若想經濟高速發展，就要先學習借鑒中華文明的人文科學，由此我們的人道文明就會不脛而走，傳遍全球，其宗教文明就會主動被我們中華文明所同化，從而發生世界文明革命（積極模仿中國發展的非洲兄弟可能會率先起步，因信仰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那么多年，也沒能讓他們擺脫貧困進入“天國”過上好日子，現在一條明路擺在面前，他們哪有不走的道理？）

現在運用我們中華思維領悟并理解毛澤東思想和我們黨的理論基本闡述清楚了，說到底還是要在我們黨的領導下先把自己國內的問題解決好，由此才能“照臨四方，天下文明”。

（三）“貨與幣”的基本關系

在馬列政治經濟學中，一直將“資本與勞動”的關系作為其基本關系，由此而衍生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與對抗，其也成為我國那些本本主義者所憑借的理論和思維依據。但我國的社會實踐則證明，“階級斗爭”并非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由此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則繼續反對本本主義，果斷地取消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原則，采取“摸著石頭過河”重新摸索前進的戰略決策，并將我們黨的工作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由此才取得了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實踐證明這是正確的，歷史已經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根據歷史的發展，目前已進行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階段，世界矛盾表現為霸權與反霸權的矛盾，不管是中西方之間，也不管是東歐戰爭還是中東戰爭，其實質反映的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在經濟分工和分配方面的深刻矛盾，目前其正在向著金融霸權與反霸權這個核心而不斷演進，矛盾的焦點在向由商品交換所衍生的金融流通領域集中。

而金融霸權與反霸權的矛盾在經濟學中則表現為“貨與幣”之間的基本矛盾，其主要發生在流通領域，美西方想憑借金融霸權掠奪發展中國家勞動成果繼續吃香喝辣，而發展中國家則開始覺醒想要終止被盤剝掠奪的命運從而公平發展，雙方的訴求存在著根本性矛盾難以解決。

由于“貨與幣”之間的矛盾發生在商品交換與金融流通領域，所以其在國際流通中就屬于國與國之間的矛盾，這樣就將問題簡單化，并將國際爭端的矛盾劃分清楚了，比如：所謂“貨”，其是由資源+勞動相結合工業生產能力的產物，因俄羅斯和中東國家擁有資源，而中國則擁有生產技術，它們自然站在了一起，而美歐則以“幣”為抓手，憑借自己的美元和歐元霸權向發展中國家收取鑄幣稅，繼續“旱地里拾魚”撿便宜，這種事本身就不合理，所以最近要在俄羅斯召開的金磚峰會主要就是要解決這一問題，其“金磚支付”國際結算系統這幾天也已經上線，邁出了結束美西方金融霸權關鍵性的一步，其對于主持國際公平正義具有重要意義。

在國際流通領域， “幣”以“貨（資源+勞動）”為基礎，失去“貨”做支撐，“幣”便一文不值，由此再看美西方持“幣”向“貨”發動攻勢，其必敗無疑，由經濟學所引發的國家安全和目前正在激烈進行中的武戰，在理論之根上已決定了其前途和命運。

歷史和社會現實說明，“貨與幣”相互結合運用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根據我們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實踐也證實，我國的實體經濟+虛擬經濟相結合，主抓實體經濟是正確的，千萬不能像美西方那樣脫實向虛，否則會毀了我們自己。

通過“貨與幣”基本關系的分析，其既符合國際經濟運行的實際，也較“資本與勞動”概念更為透徹而明晰，并更加實用。同時也說明，毛澤東思想和我們黨的“戰略”思維只要在經濟學中得以正確運用，“戰術”問題自然會得以實行，所謂“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四）“共同富裕”雜談

對于共同富裕問題，我國已邁出了可喜的一步，比如經過8年持續奮斗，到2020年底，中國如期完成了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其屬于人類反貧困史上的奇跡。

但對于貧富差距過大問題，社會呼聲很高，我們黨也很重視，其屬于我國非解決不可的一道難題，既要不挫傷企業經濟活動的積極性，又要爭取公平分配，其中存在著一些錯綜復雜的問題。通過以上對人道文明的深入剖析，其對社會教育會產生非常積極的正面作用，必然會推動社會道德水平和人口素質的普遍提高，先富者應該也會有所覺悟，在虛擬經濟中靠“金融霸權”所獲得的財富應該也會自覺地向社會回吐一部分由社會分享。但光靠覺悟是不夠的，還得靠我們傳統的“內圣外王”和“儒法并用”才能保障“齊家、治國、平天下”，并推動人道文明的順利實施。

請參考下面的附表，在我們中華道統理論體系中，馬列本本實質上屬于沒有“戰略”的“戰術”范疇，若不是與我們中華道統理論范式相互結合（其也為我們人道文明提供了種籽或本根），它就會像在蘇聯一樣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蘇東劇變已經給出了答案。幸運的是，馬列遇到了我們中華文明（我們中華文明也幸虧遇到了馬列），通過其本土化產生了我們新型的人道文明，由此才使它們兩者一起第二次煥發了青春。但馬恩兩位偉人畢竟屬于研究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大行家，其對資本主義的深刻剖析與批判對我們人道文明的成型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我們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自己對經濟學雖然屬于外行，也對宏觀經濟運行情況有欠了解，但通過認真拜讀陳建國那篇文章，結合以上探討，感覺其所列《宣言》中那10條具體措施，認為其中有些可為我國提供重要參考與借鑒，如：

    1.剝奪地產，把地租用于國家支出。

    2.征收高額累進稅。

    3.廢除繼承權。

    4.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

    5.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里。

    6.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里。

    7.增加國營工廠和生產工具，按照總的計劃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

    8.實行普遍義務勞動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

    9.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之間的對立逐步消失。

    10.對一切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取消現在這種形式的兒童的工廠勞動。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等等。

對于其中的一些問題，我們建國后已得到了徹底的解決（比如土地問題），但在改開后出現的有些新問題，也可以參考予以酌情處理，比如累進稅、資產繼承稅、貨幣離境稅、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等，可通過“損有余而補不足”予以解決，至于其應該掌握到何種度，則需要專業的法治機構認真研究。

另外，最近也看了一個短視頻：《德國的公務員為什么不敢貪污？》其中介紹道：

你知道為什么德國的公務員沒有貪污的嗎，難道他們真的是素質高不愛錢，那你就大錯特錯了，德國的女公務員為了賺錢甚至上夜店去做副業，那他為什么不貪呢？不是因為他多善良，而是因為他有嚴格的法律，貪污3000人民幣就會被警告，而且終身不得晉升，貪污達到8000人民幣就會被判刑3年，貪污15000人民幣就會被判刑5年，而且還要沒收全部家產，貪污20000不但會被判刑30年，家里人也會受牽連，如果貪污的再多一點，子子孫孫都會受牽連，并且幾代人終身都不能再從事公務員，所以德國人他沒人敢貪污，也沒有人會去行賄。

對于其介紹的情況是否屬實，自己沒去核實，其一些具體做法值得我國參考一些，比如我國官場、學場和商場內部的一些“潛規則”則是與法治相悖的，越貪污才越能入得了各種圈子，并越能得到提拔重用，“知”被“行”或“國家戰略”被幾種場中的“戰術”所綁架，出現了社會運行中的怪胎。再比如其對貪污數額的度量和懲罰，就比我們在反腐倡廉中的舉措要嚴厲，還有“……家里人也會受牽連，如果貪污的再多一點，子子孫孫都會受牽連，并且幾代人終身都不能再從事公務員”，如果懲罰會牽連到其家里人和子子孫孫，會使貪官污吏們感到很痛，也會遭遇其家里人的反對，更能引起他們的警覺與自律，這些都值得參考。

新中國早已建立，毛主席帶領我們黨和全國勞動人民已經打下了天下，建立了新政權，即在社會治理和治國層面已經確立了“戰略”，所以除需要進一步明確國家“戰略”和“道與綱”加強社會教化并形成清廉之風外，在“戰術”方面我們就沒有必要還害怕那些貪官污吏，需要全面對其形成高壓態勢。為懲治腐敗，我們黨的基本態度是：寧可“得罪千百人，不負十三億”，對其應該認真貫徹落實。

但也需要注意，由于“人性+勞動性”是依托于“獸性+寄生性”而存活的，要想徹底杜絕財富不均和貪腐是不可能的，因為人性始終消除不了獸性，勞動性也始終消除不了寄生性（人類本身就寄生于自然），所以只能遏制，不能消滅，對此需要心中有底，為此，毛澤東就為我們做出了榜樣，比如將國民黨戰犯集中在功德林通過不斷學習進行思想改造，使其重新做人，最終連蔣介石也獲得了被思想改造的效果（據資料反映，其對毛澤東統一大陸并保留修繕其祖墳給予了積極的評價）。

所以，根據《宣言》的革命學說以及社會很難杜絕的貪腐現象，結合人類社會基本矛盾的“人性+勞動性?獸性+寄生性”的對立統一運動，公私兩利才是發展經濟切實可行的“中庸之道”，但怎樣掌握公私兩利的分配比例，做到既能發揮民營企業從事并組織生產的積極性，又能使其自覺拿出一部分利潤利國利民，那就需要專業機構進行認真研究，并由行政部門具體組織實施了。

由此說明，我國改革開放后在摸索前進中所實行的經濟政策基本是正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一權宜之計對快速調動經濟發展積極性也是可行的，但對四項基本原則卻執行得不夠到位，致使有些官員出現了貪腐現象，先富者也沒能自覺地“帶后富”，他們甚至將一些贓款和巨額利潤偷偷轉移去了國外，我們國家正在對這一現象積極地進行整頓與糾偏，目前已見到了一些成效，估計很快就會順利解決這一問題。

同時，希望那些貪腐官員盡快收手并改正錯誤，也希望那些借國家政策在企業經營中獲利頗豐的先富者自覺一些，不能唯利是圖，也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同時，應盡快將潤往國外的資金調回國內支援國家建設才是自救的根本出路，國家在處理這一問題的過程中是懷柔溫和的，我們黨的組織深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任何蒙混過關的僥幸心理都不要有，不然等國家出手那就覆水難收了。

（五）經濟發展中的“義利并舉”原則需認真執行

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們社會主義所實行的仍然是“商品經濟”，而商品經濟決定著其必然也屬于市場經濟，由此，對那些根據馬列本本照本宣科鼓吹“公有制”的喧嘩需要警惕，回頭路走不得，公私兩利才符合社會運行的實際，也符合我們本土理論的“陰陽”原理，否則就又會出現新形勢下的“歷史周期率”，將我們改革開放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毀于一旦。

為此，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大道理愚不會講，但認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道路是正確的，在前文中也曾提到，我們的人道文明在廣采博收人類文明一切成果的過程中，也消化吸收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沒有什么可避諱的，其反而屬于我們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亮點。

根據人類社會基本矛盾“人性+勞動性?獸性+寄生性”的對立統一運動規律，人類不可能根除“獸性+寄生性”，“陽”不可能消滅“陰”，否則“人性+勞動性”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對其只能遏制并壓縮，限制其過度膨脹，由此，欲想徹底“消滅私有制”是不可能實現的妄想，否則就又會回到“空想社會主義”的空想之中。所以，改造人類社會的思想才是最根本性的，所有制只是其表現形式，不應將其作為衡量是否社會主義的唯一標準，不能太本本主義。

由此，我國領導人強調的“義利并舉”原則是正確的，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的一些偏差也需要調整，比如改開之初我國就停止了對外的“無私援助”，對外國留學生每年的高額補貼也停止了發放，這些都屬于得民心的糾偏舉措，符合社會運行的實際，需要繼續認真執行下去，否則就會成為社會所詬病的“冤大頭”。

在國際經濟活動中，我國的“義利并舉”也發揮出了其應有的威力，通過薄利多銷不但開拓了市場，也保障了我們國內的就業，更為重要的是，它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高額利潤產生了碾壓效果，通過我們的高質量發展，其許多高科技壟斷項目被我國一個個攻破，中國制造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產生了“粉碎機”效應，令西方產生了普遍性恐慌，我國的經濟戰略正在穩步地積極推動并實施之中，前途一片光明。

我國的高質量發展一旦取得全面領先，憑借我國經濟規模巨大和工業門類齊全，除碾壓美西方優勢產業致其破產外，一些后進國家也很難追趕（比如印度），因我國高科技產品成本低廉，其它后進國家難以介入，由此，一方面對美西方高科技形成碾壓，另一方面后進國家又一時半會跟不上趟，再加上我國正大量吸收世界高科技人才，所以我國會有一個居高臨下的歷史時期享受高科技紅利，并且這個時期還不會太短，前景非常可觀。

這樣時間長了，我們在國際貿易中既不要高價，又能從中取利，各國自然就會將我國拱圍起來，自然會使我們成為一個最為富強的現代化強國。千萬不能像以前那樣打腫臉充胖子，自己日子過得緊巴巴的還要去“支援亞非拉的正義事業”，導致像阿爾巴尼亞那樣將我國的援助白白浪費掉，使我國成了讓人恥笑的冤大頭。

在這樣大好局面下，我們需保持冷靜，在國際事務中仍需堅持“義利并舉”原則，不能對外隨便“無私援助”，雖然說“無利不起早”并非一個冠冕堂皇的詞匯，但在目前國際交往的實際中，叢林法則仍在發揮作用，所以我們不收高額利潤就很不錯了，不能太忘我，以免將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家底賠上。

自己由于才疏學淺，以上所談僅供參考，尤其是后面有關經濟學問題，由于自己屬于外行，只能屬于雜談，至于其合理與否，還望大家給予批評指正。

據媒體報導，美國也正想通過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推動世界互聯網的智能化，并將其連成一體，從而推動“全球主義”，進一步推動其文明、科學技術和經濟的全球化，這就與我國所倡導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形成了競爭，由此而形成了中西方文明誰能搶先占領世界文明制高點和主陣地，誰能執世界文明牛耳成為了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所以在這個方面我國必須要在我們黨的領導下，在加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也需要學術理論界積極努力，加速我們的精神文明建設和文化發展，盡快推出我們的文明發展“戰略”，并統一共識形成我們中華文明的本土理論和話語體系，否則，如果再繼續在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互相扯皮而猶豫不決，必然會喪失我們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歷史機遇。

    附表

中華本土理論體系現代化重構闡發表

（兼析西方“神哲科”理論體系）

注釋：這次又對表格內容進行了一些修訂，特作說明如下：

1．本表屬于在近現代科學考察基礎上，運用那個0清空所有理論，依據考察中所反映出來的基本事實重建理論體系，并對古今中外所有理論體系進行了一番去蕪存菁地回爐再造而統一進行了解構重組，所以，其所列內容都屬于各理論體系能夠入選的最核心要素，亦對其進行了精簡壓縮，即便十分復雜的西方物理學，也只是在其“緯學（戰術）”欄一提而過，由此可反映其視野和體系之宏闊。

2．這次修訂特在最上面一欄增設了“戰略與戰術”內容，用以反映毛澤東思想和我們黨理論體系的基本結構和文理兼備，通過“氣（能量）”運動將古今中外科學理論貫通一致，并將其系統化、范式化、簡單化，從而使我們黨的理論與淵源流長的中華文明完全融為了一體，并結合近現代科學發展更加現代化。

3．由于根據近現代科學考察和馬列本土化重新確立了我們天道文明與人道文明的大本大源，所以由其形成的兩大理論體系都能夠反映宇宙自然和人類社會的本質，擺脫了本本主義束縛，克服了學界的空談學風，也克服了在社會生活中愛慕虛華的不實之風，使我們黨“求真務實”的指導進一步落到了實處，便于其因時因地制宜在各分支學科和具體工作環境中的實際應用。

4．中華天道文明與人道文明實質上已將西方“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精華消化吸收在內，而下面將“西方文明”單列出來是為了與其原版進行比對，以彰顯其癥結所在。

5．對于宗教文明，除網絡詞條介紹的情況外，在與一些有神論者的接觸中，他們也主張懲惡揚善，所以根據其宗教信仰，其神性實質上屬于虛擬的人性，所以在其本土化過程中，便將其歸并為我們世俗的人性，由此，前文表格中的“神獸文明”和“神獸性”就需要重新做出修訂了。

根據各種宗教信仰，其原教旨主義基本也屬于崇尚“真善美”而貶斥“假丑惡”類型，與我們傳統文化聯系在一起的佛教自不待說，即便西方的基督教也需要對其予以區別對待，比如在與某原教旨基督徒的網絡辯論中，他也反對美國等清教的叢林法則，有鑒于此，表格中所列“獸道文明”和“獸性”主要針對的是美國等從基督教中分裂出來的清教，而其用以標榜“民主自由人權”的“人性”也隨之劃歸“獸性”，如此更符合美國等所遵奉的叢林法則。經這樣一番梳理并歸類，既可以團結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比如俄羅斯），也可以團結穆斯林等保守性宗教信仰者（比如亞非等穆斯林），有利于我們在文戰中形成更廣泛的統一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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