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存在一條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建設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是馬克思以《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代表性著作對于起主導作用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規律的分析為既定理論前提，根據俄國農村公社所處的世界歷史環境，具體剖析俄國公社的特殊性質和作用于它的各種力量而得出的綜合結論。因此，我們既不能以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來否定《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普適性，也不能以《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中關于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一般規律來否定東方落后國家存在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可能性。馬克思為東方落后國家指明的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建設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不是以社會主義和其他任何非資本主義之名發展資本主義，而是繼承西歐資本主義時代成就、批判性地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廓清馬克思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的分析條件和理論地位，為我們排除流行于國內外的重塑、重構、重建唯物史觀等錯誤思潮的影響，為我們深化對唯物史觀的認識、以科學的唯物史觀為指導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設科學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支撐。
20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突出的事件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率先在生產力水平較高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而是在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低于歐美國家的俄國取得了勝利。十月革命的勝利鼓舞了世界人民革命的熱情，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走俄國人的路”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在20世紀末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挫折走向低谷之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屹立于世界東方，為人類社會走向未來書寫了輝煌篇章。毋庸諱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20世紀東方社會主義的成功者，但同時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人類社會的新形態仍處于實踐探索之中。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到本世紀末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目標。實現這一偉大目標，中國共產黨人仍然面臨著如何破除生產力水平低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而不能在其之前建設社會主義的魔咒。我們認為，20世紀甚至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許多重大理論問題的謎團沒有解開，歸根到底還在于人們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認識上沒有突破舊的固有樊籬。本文試圖將馬克思唯物史觀及其理論論證與唯物史觀運用于解釋一國發展道路區別開來，以便消除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關于唯物史觀認識所出現的分歧和矛盾。
一、唯物史觀的論證或證實與唯物史觀在俄國公社特殊歷史條件下的運用
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等著作對資本主義進行哲學批判取得了唯物史觀方法論成果。50年代以后馬克思又進一步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等著作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研究，闡述了科學的剩余價值學說。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的發現，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轉變為科學。總的來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個時期的理論研究是將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人類社會歷史中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典型形態。馬克思和恩格斯以解剖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個“麻雀”而獲得了作為人類社會運動一般規律的科學社會主義原理。
對于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闡述，依賴于對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做的分析。但是，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作用，卻不是僅僅局限于解釋西歐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變遷。在《資本論》俄文譯本于1872年在圣彼得堡出版時，俄國思想理論界便發生了圍繞俄國原始共產主義公社命運所展開的討論。這場討論的核心問題就是以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典型所闡述出來的科學社會主義對于俄國原始共產主義公社及俄國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意義問題。《祖國紀事》雜志1877年10月發表了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爾·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法庭上》一文。該文認為《資本論》中的“原始積累”部分，將迅速使用暴力方法瓦解農村公社走向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方案，作為痛苦的不可阻擋的必然規律選擇推薦給了俄國。為了糾正米海洛夫斯基這篇文章對《資本論》方法論的錯誤解讀，馬克思于1877年10月至11月寫了《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以下簡稱《致信》)。1881年2月16日馬克思收到俄國民粹派女革命家維·伊·查蘇利奇的來信反映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用《資本論》論證俄國農村公社必然滅亡，俄國走向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是歷史必然。馬克思收到這封來信便著手寫回信解答《資本論》中為什么沒有包含能夠論證俄國公社必然滅亡的理論。這些思想體現在最后標注日期是1881年3月8日的《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和其間寫作的《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含初稿、二稿和三稿))。綜合分析《致信》和《復信》及其草稿中關于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跨越卡夫丁峽谷道路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是在堅持將《資本論》所揭示的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主導的人類社會走向共產主義規律作為理論前提和歷史大背景的基礎上，具體分析俄國公社的未來發展道路問題。在馬克思那里，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及其矛盾運動推動人類社會走向共產主義，與俄國公社有可能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徑直走向共產主義，這兩者之間不是平起平坐的兩種不同的歷史發展規律。它們之間的分析層次不同，其分析結論、意義也不同。前者是馬克思以人類社會自16、17、18至19世紀以來起主導作用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發展和必然走向滅亡為典型，揭示作為人類社會的運動總體走向和規律。這樣揭示出來的規律，不會因為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這個大的發展階段上還有局部的部分地區例如俄國還有農村公社、印度還有印度公社和中國個別地區還殘存原始部落，這些局部地區有不同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落后生產方式的個別現象而有所改變。后者則是在前者分析理論而得出的客觀規律起支配作用的前提條件下，具體分析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是否有必要重復走西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歷史起源和發展道路的問題。因此，不管后者分析得出的結論如何，它都不是對前者的否定。也就是說，不管俄國公社是否走成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道路，馬克思以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代表所分析出來的人類社會的總規律是不會被否定的。當然了，不否定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規律，也不意味著要將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起源和歷史發展規律作為教條和公式簡單地套用到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身上，進而得出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必須亦步亦趨地重走西歐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二、不能將唯物史觀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的運用與唯物史觀的論證或證實相混淆
通過以上對于唯物史觀、剩余價值學說和俄國特殊發展道路的歷史爭論問題的梳理，我們事實上給出了一個唯物史觀證明和唯物史觀運用的理論層次的觀點。由于不能正確認識唯物史觀的論證或證實與唯物史觀在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具體歷史條件下運用之間的關系，國外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出現了理論混亂。其中有一批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將馬克思所闡述的唯物史觀在19世紀70—80年代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的具體運用的理論地位，不恰當地抬到了與唯物史觀的發現和論證具有相同層次的高度。由此這批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由于世界范圍內人類社會發展歷史存在與西歐不同的東方社會國家的特殊歷史，而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形態的唯物史觀已被這種多線條的歷史道路所證偽。為了能夠反映出這種多線條的歷史發展道路他們提出了各式各樣的“重構”唯物史觀方案，形成了各種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這種思維范式也影響到了中國，最近我們讀到張一兵教授題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東方道路——晚年馬克思的思考》的文章，強調馬克思在晚年“對東方社會的歷史性認識里，重新標識了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歷史性，為狹義歷史唯物主義的適用范圍提供了更加精準的邏輯邊界”。(1)張一兵教授的意思是，馬克思由于晚年闡述了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存在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建設社會主義理論而將自己《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所闡述的唯物史觀劃定了僅僅適用于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范圍。
張一兵教授堅持從《復信》及其草稿中解讀出了俄國社會存在著一條走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道路的全新社會發展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認為張一兵教授的這個研究，與那些以馬克思所謂理智態度沒有表明自己觀點為由否定馬克思為俄國指明了跨越資本主義道路的學者的研究相比，其進步意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對于馬克思唯物史觀是不是要劃分為廣義和狹義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適用范圍是不是僅僅限于解釋西歐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俄國走跨越卡夫丁峽谷道路是不是要重新改寫唯物史觀等等問題上，我們和張一兵教授還是有不同的學術觀點的。現在我們將自己對這些問題的不同觀點闡發出來，希望通過學術爭鳴的方式向張一兵教授和學術界的同仁進行請教，也希望通過我們的積極探索能夠推動學術界對馬克思唯物史觀和東方社會發展道路問題的學術討論和理論發展。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什么是“廣義歷史唯物主義”。在《評阿·瓦格納“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馬克思有一段文字：“人在任何狀態下都要吃、喝等等 {不能再往下說了，什么要穿衣服或要有刀叉，要有床和住房，因為這并不是在任何狀態下都需要的};一句話，他在任何狀態下都應該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到自然界去尋找現成的外界物，并占有它們，或者用在自然界發現的東西進行制造;因而，人在自己的實際活動中，事實上總是把一定的外界物當做‘使用價值’,也就是說把它們當做自己使用的對象。”(2)張一兵教授援引了馬克思的這段文字以后肯定地說：“這是廣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3)張一兵教授還專門用自己的語言陳述了馬克思這段話的意思：“人首先要吃喝穿住，為滿足直接生活資料的需要而進行生產，但物質生產與再生產的本質是人通過勞動物相化塑形和構序的‘制造’,改變自然中的‘外界物’而獲得用在性的‘使用價值’,這是不變的社會定在基礎和社會發展的前提。”(4)如果我們能夠將張一兵教授自己造詞造出來的新名詞歸還它們的本意，即“物相化塑形和構序”回歸為物質生產、將“用在性‘使用價值’”回歸為使用價值、將“社會定在性基礎和發展基礎”回歸為社會存在和社會發展的基礎，那么，張一兵教授這里所說的意思無非就是，人們為了滿足自己的吃穿需要就必須用自己的勞動作用于自然界以便生產出這些需要的產品。我們要分析張一兵教授從馬克思的著作中讀出來的這個思想，馬克思是不是有意把它高看為廣義歷史唯物主義或廣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呢?
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我們還必須要回到馬克思的《評阿·瓦格納“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原著。在那里，馬克思首先對洛貝爾圖斯和瓦格納等德國教授的邏輯陳述如下：“他們不是從‘社會物’、‘商品’出發，而是從價值‘概念’出發，然后把這個概念本身分裂為二，接著就來爭論，在這兩個臆想的觀念中，哪一個才是真實的!”(5)在這里馬克思顯然是在講自己是從“社會物”出發，具體到《資本論》是從作為社會物的“商品”出發的真理性，也就是在鮮明地堅持唯物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而反襯的是唯心主義認識論和形而上學，即反襯洛貝爾圖斯和瓦格納從概念出發，《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從先驗的價值概念，然后再從價值概念分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而且馬克思還進一步諷刺了他們之間的爭論(二者之中哪一個真實)。在這樣的背景下，馬克思以一種蔑視的語言說道：“在這些矯揉造作的詞句背后隱藏的只是這樣一個不朽的發現：人在任何狀態下都要吃、喝等等……”(6)從上下文關系來看，“不朽的發現”是反諷，因此“不朽的發現”不應理解為真正的科學發現，而應理解為馬克思對于庸俗經濟學家拿著雞毛當令箭的可憐蟲形象的描述和諷刺。另外，在“人在任何狀態下都要吃、喝等等”這句話后面的那個括號中的內容也可以映襯出馬克思在這里是在諷刺庸俗經濟學的這個可憐的“不朽的發現”。為什么馬克思要說“不能再往下說了，什么要穿衣服或要有刀叉，要有床和住房，因為這并不是在任何狀態下都需要的”?馬克思的意思是，如果再繼續往下說，說到人穿衣服或要有刀叉，那就露出了人類社會已經脫離了野蠻時代的時代印記了，這就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社會狀態下的需要了，而不是任何社會狀態下的需要了。同樣的道理，如果繼續說到要有床和住房，那就露出了人類社會已經脫離了游牧時代的時代印記了，而不再是任何狀態下的需要了。因此，這種捉襟見肘的“不朽的發現”不是一種科學發現。事實上，馬克思所諷刺的“不朽的發現”其內容只不過是撇開了任何的社會形式而抽象地議論，生產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即生產就是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成為能夠滿足人的生存和生活需要的物品。可見，這個“不朽的發現”由于回避了生產的社會歷史性而不能成為任何的歷史唯物主義，當然了，它也不能成為廣義歷史唯物主義或其前提。
我們再來看一看所謂的狹義歷史唯物主義。在《致信》中，馬克思針對米海洛夫斯基將《資本論》中的原始積累方法作為固定不變的公式套用到俄國公社身上，認定俄國公社必然滅亡的錯誤，馬克思闡述了自己的唯物史觀應該怎么正確運用于分析俄國公社命運。馬克思寫道：“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把這些演變中的每一個都分別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們加以比較，我們就會很容易地找到理解這種現象的鑰匙;但是，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它是超歷史的。”(7)張一兵教授摘錄了這一段話以后說：“這里，馬克思所提及的分析社會歷史發展中一個具體時期， 并將其‘分別加以研究’所獲得的‘鑰匙’, 顯然不是廣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 而是特指與他自己中晚期經濟學研究相對應的狹義歷史唯物主義觀點， 特別是其中包含的對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認識。”(8)張一兵教授顯然是將馬克思以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典型研究對象的《資本論》中所體現的唯物史觀看作狹義歷史唯物主義。前面我們已經對張一兵教授所謂的廣義唯物主義基本原則進行了否定性的評價，現在我們也可以說張一兵教授將《資本論》中所體現的唯物史觀方法論稱為狹義歷史唯物主義同樣是不妥當的。張一兵教授繼續說：“馬克思已經發現，不能將狹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變成貫穿全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的一般規律， 特別是將這種原發于西歐的資本主義歷史進程變成超歷史的普遍原理。應該說，這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科學認識中的重要進展。”(9)什么重要進展?這是馬克思《資本論》中唯物史觀的基本常識。唯物史觀是分析歷史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不能因為把它運用于分析西歐資本主義歷史發展了，它就變成狹義的即僅僅適用于解釋西歐歷史的了，也不能因為將它擴大范圍即運用它分析俄國公社歷史，因為多了一次運用它就變成了廣義的唯物史觀了。
現在我們看張一兵教授所謂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的歷史性認識里，到底有沒有“重新標識了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歷史性”,有沒有“為狹義歷史唯物主義的適用范圍提供了更加精準的邏輯邊界”。從《致信》和《復信》及其草稿的寫作情況來看，馬克思是不承認自己的《資本論》理論和方法即唯物史觀有什么“邏輯邊界”的。張一兵教授所謂的馬克思為狹義歷史唯物主義適用范圍劃界，其誤解產生的原因就在于他沒有讀懂馬克思對《資本論》中“原始積累”適用范圍的說明和澄清。“原始積累”作為特殊的方法脫胎出具有歷史性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并不說明由“原始積累”方法而誕生出來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規律和認識這種經濟規律的方法不具有普遍性。
在《致信》中有這樣一段批評米海洛夫斯基的話：“他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10)張一兵教授摘錄這段文字之后說：“此時， 開始進行古代社會歷史和人類學研究的馬克思， 已經意識到自己在經濟學研究中所面對的狹義歷史唯物主義中的經濟的社會Formation (賦型), 特別是 Kapitalismus in Westeuropa (西歐資本主義), 并非一定是世界上所有地區或民族必然通過的歷史階段， 特別是俄國存在著的土地公有條件下的公社制度， 所以， 馬克思開始明確 Kapitalismus (資本主義) 歷史發展道路本身的邊界。”(11)我們看到，張一兵教授這里明確說：“此時……馬克思，已經意識到自己在經濟學研究中所面對的……西歐資本主義……并非一定是世界上所有地區或民族必然通過的歷史階段”。可見，在張一兵教授的認識里，馬克思從1877年11月起才意識到自己必須要對自己經濟學著作所沒有注意的西歐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限制問題。如果事情真的是像張一兵教授所說的這樣，此前馬克思對這個問題也不是很清楚的，那么，馬克思在《致信》中對自己《資本論》中對唯物史觀認識的錯誤和不足沒有一句道歉或檢討，而一味地批評米海洛夫斯基誤讀自己的著作，豈不是太霸道、太不講道理了嗎?我們從《致信》中所讀到的信息不是這樣的。在《致信》中，對于自己已經出版的《資本論》,無論是從方法論的角度，還是從作為既定事實而存在的《資本論》語言文字角度，馬克思都坦坦蕩蕩地負責任地宣布，其中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談到過俄國資本原始積累問題。馬克思說：“關于茹科夫斯基先生一文的作者，顯然是一個聰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原始積累’的論述中能找到一個用來支持它的結論的地方，他就會加以引證了。因為找不到這樣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載在《資本論》德文第一版注釋增補材料里面的一段針對一個俄國文學家的批評性插話。”(12)這里馬克思的語言，“聰明人”“假如他……能找到……他就會加以引證”“因為找不到……所以不得不抓住……”,所有這些語言都表明馬克思是站在何等的高度來俯視米海洛夫斯基的庸俗觀點。馬克思通過文獻資料進一步證明，被米海洛夫斯基抓住作為救命稻草的“針對一個俄國文學家的批評性插話”,那里說的也不是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必然走原始積累道路問題。馬克思用文獻證實《資本論》中關于評論俄國文學家觀點的插話，是批評俄國文學家赫爾岑的泛斯拉夫觀點，而不是批評俄國文學家所在的民粹派為自己的祖國尋找一條不同于西歐資本主義道路。面對馬克思的這些理論說明和辯護，我們就可以判定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的時候對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是不是一定要納入西歐資本主義道路這樣的問題模棱兩可。《致信》就是要以《資本論》的文本為依據，以對《資本論》的唯物史觀方法論的正確理解和解讀途徑，證明俄國存在著一條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科學發展道路。事實上，在這個文本中馬克思不僅論證了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存在一條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道路，還實際演示了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的這條道路是如何不僅不違背《資本論》中的唯物史觀方法論，而且恰恰是在正確理解和運用《資本論》中的唯物史觀方法論才得以論證出來的科學結論。換言之，在馬克思那里，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就徑直走向共產主義，沒有一絲一毫挑戰《資本論》唯物史觀方法論的地方。因此，在馬克思那里從來就沒有什么因為晚年遇到解決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時“已經意識到”西歐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道路的所謂邊界問題。我們不知道張一兵教授所描述的“此時……馬克思，已經意識到自己在經濟學研究中所面對的……西歐資本主義……并非一定是世界上所有地區或民族必然通過的歷史階段”,這個故事是以什么事實為根據講出來的呢? 張一兵教授把馬克思《致信》所堅持的《資本論》從其方法論和其文字事實都沒有俄國原始積累的一以貫之，解讀成了馬克思的自相矛盾和自己糾正“錯誤”了!這不是將自己胡亂編造出來的子虛烏有的故事強加給馬克思嗎?為什么會這樣離譜啊?這是因為從張一兵教授的思想理論邏輯來看，只有這樣張一兵教授才可以大談特談馬克思對東方社會有了新的認識：“世界上不同地區和民族的社會歷史進程并不是同一的，甚至從原始部族生活開始就可能是異質性的，所以不能用完全相同的一般社會賦型或者生產方式筑模加以套用”(13);只有這樣張一兵教授才可以，一方面將《資本論》打回到了其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老巢，另一方面又可以以宣布馬克思修正了自己早前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認識為契機，高調創立廣義歷史唯物主義。我們可以看到張一兵教授所謂的廣義歷史唯物主義，不過就是宣布在西歐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之外，還有多重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都能自由成長，都按照與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根本不同的規律成長。這種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非普適性”的認識不是一般地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識問題的局部創新和發展，而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整體顛覆。張一兵教授錯誤的根源在于，他事實上是將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認識與馬克思東方社會特殊發展道路的認識割裂開來了，進一步將一個時代起主導作用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與這個時代起從屬作用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混淆在一起了，因而陷入了人類社會經濟社會發展無規律可循的認識泥潭。
馬克思研究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特殊發展道路所依據的理論基礎是《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所闡述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論。《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中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規律正在以鐵的必然性在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和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得到貫徹。張一兵教授認定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就說明東方社會又有了不同于人類社會普遍規律的特殊規律了。辦法是通過區別所謂的廣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狹義歷史唯物主義，這和西馬所謂的人類社會歷史就由單一的直線史變成了非單一的可以有多條不同路線的多線史的思路是一致的。這是將唯物史觀在東方社會歷史發展道路的運用，與唯物史觀依據西方社會的歷史發展道路的論證和證實，不恰當地抬高前者理論地位所導致的歪曲和否定唯物史觀的錯誤。
三、不能用唯物史觀論證或證明取代唯物史觀運用于俄國公社發展道路分析
現在我們再來看在處理唯物史觀在俄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運用與唯物史觀證明和證實之間關系問題的另一種錯誤傾向。孫來斌教授于2007年在《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第6期上發表了《如何對待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論”——關于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思考》一文。14年以后孫來斌教授又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專著《馬克思的“跨越論”與落后國家經濟發展道路》(2021年版)。我們發現在這部專著中，上面提到的這篇論文一字未改而作為全書的結束語收錄在其中。孫來斌教授向學術界展現出來的是他在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論”上的學術觀點的始終如一。然而，在我們看來，孫來斌教授一方面以《致信》和《復信》及其草稿為文本依據得出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可以跨越的結論，另一方面又以《共產黨宣言》中有關資本開辟世界市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迅速國際化為依據否定了東方社會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按照孫來斌教授的東方社會融入世界市場的“跨越卡夫丁峽谷”方案，東方社會跨越卡夫丁峽谷也必然是口頭上宣傳，而實際上是使東方社會墜入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深淵”。
在一個“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對落后國家的社會發展具有雙重影響”的小標題下，孫來斌教授寫道：“馬克思早先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著作中，就論述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對落后國家的二重性影響，認為資本在世界市場擴大化的進程中，將按照自己的生存邏輯不斷地將落后民族納入自己的體系，同時也不斷消除其生產的自然狀態。馬克思晚年結合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對上述思想作了進一步發揮。在他看來，一方面，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將俄國的傳統生產方式特別是它的農村公社推向崩潰的邊緣;另一方面，作為資本主義生產和交往發展的產物，世界市場又為俄國學習和掌握西方資本主義的積極成果提供了歷史環境，為其準備了‘實現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合作勞動的現成物質條件’。”(14)孫來斌教授的邏輯層次是這樣的，首先，作為大前提舉出如下理論事實：在《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等著作中馬克思闡述了資本主義發展消滅一切非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并將其納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謂世界市場對落后國家和民族的二重性：一方面是對傳統生產方式的摧毀，消滅非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另一方面是在落后國家和民族建立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落后國家“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15)客觀上促進了落后國家和民族的社會進步。其次，提出馬克思晚年關于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跨越卡夫丁峽谷道路的結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等著作中資本消滅一切非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進一步發揮。最后，孫來斌教授得出自己所理解的馬克思的理論觀點：“一方面，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將俄國的傳統生產方式特別是它的農村公社推向崩潰的邊緣;另一方面，作為資本主義生產和交往發展的產物，世界市場又為俄國學習和掌握西方資本主義的積極成果提供了歷史環境，為其準備了‘實現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合作勞動的現成物質條件’”。
下面我們將要說明，第一，《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等著作中不僅有資本全球化擴張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迅速推廣的描述，而且還有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發展、激化而出現危機和停滯而預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邏輯的描述。第二，俄國公社跨越卡夫丁峽谷，不是《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中馬克思所描述的資本擴張從而瓦解舊的社會生產方式的邏輯發展的結果，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發展、激化而出現危機、停滯而預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邏輯的展開的結果。第三，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里，世界市場不是永恒存在的可以為俄國公社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所利用的條件。隨著人類社會從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過渡到共產主義生產方式，世界市場會消亡的。現實中世界市場只是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成為俄國公社走跨越卡夫丁峽谷道路的條件，它在一定條件下甚至是破壞和瓦解俄國公社走跨越卡夫丁峽谷道路的因素。下面我們就來做些具體分析。
第一，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確實客觀描述了處于上升時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張，征服落后國家和民族，“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16)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同樣還描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另一種情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17)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發展已經走到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化、經濟和社會危機爆發并且即將被新的社會所取代的情景。如果孫來斌教授不帶有任何偏見，那么，他在援引《共產黨宣言》中有關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資本改造一切過時的生產方式所具有的神奇力量的同時，也不應該忘記《共產黨宣言》所描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于其發展和基本矛盾的激化而表現出來的危機、無能、腐朽和即將告別資本主義的情景。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矛盾發展到了其走向滅亡的歷史時期，資本主義及其世界市場就沒有了過去那種強有力的擴張和征服能力了。況且，由于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發展和激化，世界勞動人民的反抗斗爭，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擴張力量不是神話般的越來越強的，而是它的作用力會越來越弱的。
第二，歷史事實是，俄國公社一直到1861年以后很長時間內都沒有被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沖擊和瓦解掉，而是仍然頑強地存在著并表現出某種新生因素。馬克思寫道：“俄國是在全國范圍內把‘農業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一的歐洲國家。它不像東印度那樣，是外國征服者的獵獲物。”(18)在這里馬克思強調的是，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原始公社不同，由于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俄國公社既躲過了戰爭暴力的摧毀，又躲過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在上升時期的擴張和征服，從而幸運地在全國范圍內被保留下來。馬克思的《致信》和《復信》及其草稿就是在西歐資本主義處于危機并且即將走向共產主義新社會形態的大趨勢和俄國公社躲過了資本主義擴張的沖擊而幸運地存活下來了的特殊歷史條件下討論公社的前途和命運問題的。而孫來斌教授所謂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將俄國的傳統生產方式特別是它的農村公社推向崩潰的邊緣”,強調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必然導致俄國公社的崩潰。這與馬克思在《致信》和《復信》及其草稿中討論的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發展前途時的前提條件是不同的。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孫來斌教授是通過否定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的特殊性和其存在性的辦法，來討論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的發展道路問題的。
那么，馬克思晚年關于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存在著一條跨越卡夫丁峽谷道路的考察，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等著作中資本消滅和改造舊的過時的非資本主義經濟形式邏輯的進一步發展呢?盡管孫來斌教授在講大原則的時候聲明要將馬克思唯物史觀發現時期和晚年闡述俄國特殊發展道路時期的邏輯區別開來，(19)但是孫來斌教授在將這一大原則具體運用到分析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時候又沒有做到將兩個不同邏輯區分開來。孫來斌教授不求甚解地拿著馬克思《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中客觀描述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在世界范圍內擴張征服落后國家和民族的理論的邏輯，套用到正目睹西歐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的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身上，因此，在孫來斌教授看來，俄國公社的前途仍然是這樣的選擇：要么滅亡，要么主動融入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和生產體系。孫來斌教授在這里關于俄國公社的命運問題所謂給出的答案，事實上是它必然滅亡。與孫來斌教授完全不同的是，在討論俄國和俄國公社未來發展道路問題時，馬克思不是將《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中人類社會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一般規律機械套用到俄國和俄國公社上。馬克思走的是相反的道路。馬克思以西歐資本主義走向滅亡取而代之的是科學共產主義這個大趨勢、大潮流，通過具體分析俄國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認為俄國公社在這個社會變革的大趨勢、大潮流中可以有不同的作為：它不必瓦解，可以走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發展道路。《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描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封建生產方式中誕生，在世界范圍內擴張和未來走向滅亡。而馬克思晚年遇到的問題是，《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所闡述的人類歷史中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遇到了俄國公社由于特定歷史條件在19世紀60年代以后一個時期仍然大面積保存下來并且有發展集體經濟的傾向的經濟成分：“它經歷了資本主義制度尚未受觸動的時期而幸存下來……在俄國公社面前，資本主義制度正經歷著危機，這種危機將隨著資本主義的消滅，隨著現代社會恢復到……集體所有制和集體生產的高級形式而告終。”(20)解決這樣特殊歷史條件下的俄國公社的前途命運問題，僅僅靠機械背誦《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中西歐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邏輯規律，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成功的。
孫來斌教授重復《共產黨宣言》的邏輯生硬地回避了俄國的現實問題，抹殺了馬克思對落后俄國具體國情的認真研究和分析，也抹殺了馬克思將人類社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發展滅亡一般規律運用到分析落后國家社會發展道路問題時在理論上和方法上的綜合運用和升華。用資本擴張邏輯來規定全世界范圍內每一個落后國家和民族使之融入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和生產體系，正是馬克思《致信》和《復信》所堅決反對的。不是從俄國公社存在的事實出發，不研究俄國公社所處的特殊歷史環境，把唯物史觀作為不研究歷史的擋箭牌，這是從根本上無視馬克思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理論命題的條件。
第三，正是基于上述教條主義的方法論和錯誤的理論前提、歷史條件，孫來斌教授得出了錯誤的論斷：“作為資本主義生產和交往發展的產物，世界市場又為俄國學習和掌握西方資本主義的積極成果提供了歷史環境，為其準備了‘實現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合作勞動的現成物質條件’。”孫來斌教授“合乎邏輯”地進一步推導：“既然對外要通過世界市場，我們不難從中合乎邏輯地得出結論：其內部也應該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唯有如此才能與世界市場對接。”(21)這里我們要說的是，孫來斌教授由此便滑向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崇拜者的行列。
那么，在論述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時馬克思是否如孫來斌教授所說的勸說落后國家對外主動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提出對內必須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呢?
首先，關于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是落后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必要條件。孫來斌教授在論證這個問題時采用了低劣的移花接木的手法。從上述引文我們可以看出，孫來斌教授在表達第三個方面的意思時，在“實現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合作勞動的現成物質條件”后面加了一個注釋四，這個注釋四標注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頁。我們就來看一看馬克思在那里究竟說了什么。馬克思說：“土地公有制賦予它以集體占有的自然基礎，而它的歷史環境，即它和資本主義生產同時存在，則為它提供了大規模組織起來進行合作勞動的現成的物質條件。因此，它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機器而逐步以聯合耕作代替小地塊耕作，而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又非常適合于使用機器。”(22)馬克思這里提到的俄國實現跨越的“歷史環境”并不是孫來斌教授所寫的世界市場。這種“歷史環境”實際上是指西歐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已經創造了發達的物質技術基礎和先進的生產力水平。與當時的西歐資本主義生產同時存在，在人類生產力水平被推到一定高度的情況下，俄國及農村公社就可以不必亦步亦趨地爬行資本主義道路來從頭發展生產力或重新創造出建設社會主義需要的物質基礎，而是可以向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汲取物質技術從而直接走向社會主義。馬克思這段話意在強調俄國農村公社這種原始的生產方式之所以存在新生的可能性就在于，西歐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為人類完成了生產力躍遷的一個歷史使命，俄國及俄國公社要利用機器等先進物質技術來建設社會主義。馬克思在《復信》及其草稿中雖指明了要占有資本主義時代成就來建設社會主義，但這里沒有涉及具體的實踐，更沒有說過一定要通過世界市場來學習資本主義的積極成果，這是之后建設社會主義的落后國家需要積極探索的問題。實際上是孫來斌教授把馬克思原文中闡明的這種“歷史環境”偷換成“世界市場”,使得錯誤地呈現為跨越所需要的物質基礎有且僅有世界市場能夠賦予，這是孫來斌教授強加給馬克思的。其次，孫來斌教授所謂的“世界市場為俄國學習和掌握西方資本主義的積極成果提供了歷史環境”(23)本身意味著落后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時候必須要有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在場，這實際上是粉飾資本主義的矛盾和危機，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永恒化，是與馬克思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的歷史語境相違背的。馬克思根本沒有設想資本主義制度會一直存在，更沒有設想會有一個永恒的世界市場在世界范圍內持續擴張直到征服每一個民族國家，對落后國家產生二重性影響，還供落后國家汲取資本主義的成就。落后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的提出本身就蘊含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包括世界市場的動蕩和滅亡。對于馬克思來說，落后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建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及其世界市場的逐漸消亡是同一個大的歷史過程。所謂“世界市場為俄國學習和掌握西方資本主義的積極成果提供了歷史環境”,不是馬克思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理論的題中應有之意。相信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永恒存在，倒是一種拜物教的、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崇拜。
其次，所謂馬克思認為俄國國內要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孫來斌教授說：“馬克思明確提出俄國農村公社要想走向新生就必須充分利用現代商品經濟。馬克思在給查蘇利奇的復信中指出，俄國農村公社要想將非資本主義發展在理論上的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從其自身條件來看，必須消除‘它的軟弱性的根源’,即由于‘公社與公社之間的生活缺乏聯系’而導致的‘孤立性’,要充分利用現代商品經濟的‘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股份公司等等)’。”(24)孫來斌教授在跳躍性地引用《復信》(初稿)關于俄國及其農村公社的論述后，又用自己的話加以編撰和縫合，就使馬克思的原文被表現為俄國跨越卡夫丁峽谷對內必須發展現代商品經濟。首先，關于俄國農村公社的“軟弱性”,馬克思寫道：“俄國的‘農業公社’有一個特征，這個特征造成它的軟弱性，從各方面來看對它都是不利的。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與公社之間的生活缺乏聯系……在今天，這個障礙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許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選出的農民代表會議代替鄉這一政府機關就行了，這種會議將成為維護它們利益的經濟機關和行政機關。”(25)馬克思在上文分析了俄國農村公社進化的可能性和有利條件后，論及了俄國農村公社進化的不利因素——它的孤立性。但這并不是難以解決的問題，馬克思在段尾直接給出了他的解決方案，即“用各公社自己選出的農民代表會議代替鄉這一政府機關”,并沒有任何文字提及俄國農村公社必須通過現代商品經濟來消除公社之間的“孤立性”。其次，我們再來分析孫來斌教授所謂的“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股份公司等等)”。馬克思寫道：“正因為它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存在的東西，所以它能夠不經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積極的成果……如果資本主義制度的俄國崇拜者要否認這種進化的理論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俄國為了采用機器、輪船、鐵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樣先經過一段很長的機器工業的孕育期呢?同時也請他們給我說明：他們怎么能夠把西方需要幾個世紀才建立起來的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進到自己這里來呢?”(26)孫來斌教授把此處理解為馬克思指明俄國應該建立利用現代商品經濟的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股份公司等),但事實并不是如此。馬克思這里是在上文論述了俄國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可能性之后，緊接著他又以夾敘夾議的方式提出俄國“社會新棟梁”可能會否認存在這種跨越的可能性。馬克思反駁俄國“社會新棟梁”否認跨越的可能性的觀點，馬克思的論證方式是以“社會新棟梁”自己以往的沒有意識到的跨越行為來證明“社會新棟梁”否認存在這種跨越的可能性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股份公司等等)”是馬克思論證人類社會存在跨越道路而舉出的一個以往俄國社會包括“社會新棟梁”在內的人們所實際經歷過的跨越發展的例子。馬克思用這樣的例子來回懟“社會新棟梁”和自由派精英，而不是馬克思論證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走跨越卡夫丁峽谷道路要在俄國社會建立和發展現代商品經濟。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復信》及草稿中馬克思論證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存在著跨越卡夫丁峽谷發展道路時并沒有勸說俄國去發展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來建設社會主義。落后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的過程也是最終消滅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過程。當然了，落后國家在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過程中，是不是要靈活地運用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等這是一個實踐過程中的具體政策選擇問題。無論如何，孫來斌教授所謂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是“跨越”理論的“深層內涵”,這樣的認識一方面否認了商品形式是資產階級社會經濟的細胞形式，(27)用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割裂和否定了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聯系。另一方面將發展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界定為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理論內涵，表面上贊同落后國家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實際上又是讓落后國家步入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這本身就是徹底否定了馬克思的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理論，是假跨越卡夫丁峽谷真墜入卡夫丁峽谷。
四、結束語
本文分析了馬克思跨越卡夫丁峽谷命題的分析條件，闡述了唯物史觀的論證或證實，與唯物史觀在俄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運用相區別的觀點。我們主張將《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著作以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典型研究對象揭示人類社會運動的規律，與馬克思晚年運用上述人類社會運動的一般運動規律論證俄國公社和俄國社會存在走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發展道路的分析，在方法論上區分開來。闡述了唯物史觀論證或證實，是以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起主導作用的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分析對象，得出人類社會必將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結論。這種分析同時也使唯物史觀得到了論證和證實。而利用唯物史觀的上述分析方法和分析結論進一步分析處于從屬地位的俄國公社(作為特殊歷史條件下存在的俄國公社)得出其存在跨越卡夫丁峽谷發展道路的結論。這兩種分析所得出的理論結論其理論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前者反映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后者是前者貫徹和實現的一個局部情況。以此為基礎本文對不恰當地抬高唯物史觀和人類社會運動一般規律在俄國公社特殊歷史條件下運用所得出的歷史結論的理論地位，把它和唯物史觀的發現和證實放到同等地位并以此走上懷疑和否定唯物史觀道路的理論觀點進行了商榷。與此相反，本文對無視俄國公社的特殊歷史條件，不重視馬克思對俄國公社所處的特殊歷史環境和特殊歷史條件的分析，而把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發現和證實即馬克思關于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析及其結論當作教條，用這種教條來解釋俄國公社的發展道路的觀點進行了商榷。通過以上兩個方面的商榷，我們消除了國內外“重塑”“重構”“重建”唯物史觀和各種對唯物史觀進行懷疑和否定的錯誤傾向所由以出發的所謂的唯物史觀出現了范式危機的思想基礎，從而維護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的不可動搖的理論地位。在這個過程中深化了對唯物史觀及其運用層次的系統性的科學認識。事實證明這不是我們對馬克思晚年跨越卡夫丁峽谷思想的過度解讀。我們認為，面對十月革命后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與不足，面對蘇東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失敗，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推進與面臨的困難和危機，特別是面對國內外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于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各種懷疑和否定的混亂局面，堅定對唯物史觀真理性的信念、深化對唯物史觀理論系統性的認識，對于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如何解釋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唯物史觀如何指導由十月革命而誕生的東方社會主義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本文研究表明，馬克思主義既是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又是實實在在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歷史科學理論。
注釋：
(1)張一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東方道路——晚年馬克思的思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3年第2期,第126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20頁。
(3)張一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東方道路——晚年馬克思的思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3年第2期,第126頁。
(4)張一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東方道路——晚年馬克思的思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3年第2期,第126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19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19-420頁。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467頁。
(8)張一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東方道路——晚年馬克思的思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3年第2期,第126頁。
(9)張一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東方道路——晚年馬克思的思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3年第2期,第126頁。
(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頁。
(11)張一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東方道路——晚年馬克思的思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3年第2期,第126頁。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3頁。
(13)張一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東方道路——晚年馬克思的思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3年第2期,第126頁。
(14)孫來斌:《如何對待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論”——關于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思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7年第6期,第38-43頁。
(15)孫來斌:《馬克思的“跨越論”與落后國家經濟發展道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187頁。
(16)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2頁。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頁。
(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4頁。
(19)孫來斌:《馬克思的“跨越論”與落后國家經濟發展道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36頁。
(2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6頁。
(21)孫來斌:《馬克思的“跨越論”與落后國家經濟發展道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253頁。
(2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7頁。
(23)孫來斌:《如何對待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論”——關于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的思考》,《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7年第6期,第38-43頁。
(24)孫來斌:《馬克思的“跨越論”與落后國家經濟發展道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253頁。
(2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5頁。
(2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頁。
(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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