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究竟是誰創造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這是歷史家和哲學史家長期爭論不休的一個根本問題，也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進行激烈斗爭的一個重大原則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第一次正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認定歷史是奴隸們創造的，同時也肯定杰出人物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從而第一次正確地解決了人民群眾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一切歷史唯心論者則恰恰相反，他們根本否認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片面夸大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從而得出英雄創造歷史的反動結論。所以，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對這個問題的截然相反的回答，構成兩種根本對立的歷史觀。
(一)歷史是奴隸們創造的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根本觀點出發，第一次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認為社會發展的歷史，首先是生產發展的歷史，是物質資料生產者的歷史，從而科學地論證了奴隸們創造歷史的偉大真理，把剝削階級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人民群眾是一個歷史范疇
人民群眾是一個歷史范疇，在階級社會中，它所包含的內容是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毛主席指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
例如，在我國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
在解放戰爭時期，一切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反之，則是人民的敵人。
在現階段，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可見，人民這個范疇所包括的內容，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是由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所處的政治、經濟地位來確定的。但是，在具體分析人民群眾這一概念時，盡管要注意不同歷史時期它所包含的階級內容的變化；但一刻也不要忘記，
毛主席說：“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
又說：“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
因此，當我們說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對社會發展起決定作用的時候，主要就是指勞動人民群眾而言。
人民群眾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表現在那幾方面呢？
首先表現在人民群眾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
社會的物質財富，首先就是指的人們從事一切社會活動所必需的吃、穿、住、行(交通運輸)等物質生活資料。這些生活資料，沒有一樣不是廣大勞動人民通過辛勤的勞動創造出來的。離開了勞動人民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整個社會就難以生存，當然更談不上發展了。偉大導師馬克思說：“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也要滅亡”。
不僅如此，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生產發展的歷史取決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生產力則是這一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是生產方式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引起生產關系的改變，推動著社會制度由低級向高級地不斷前進。
而生產力的發展，首先是從生產工具開始的；生產工具的使用和創造，則都是由勞動人民來實現的。所以，勞動群眾是生產力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正象馬克思指出的：“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
從原始社會的石器到現代社會最先進的機器，都是勞動人民創造的。沒有勞動群眾的生產活動，就沒有生產工具的革新，就沒有生產力的發展，也就不會有社會生產方式的更替。
從這個意義上也說明，勞動者的生產活動是社會一切活動的基礎。直接從事生產的勞動群眾，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決定力量。社會發展的歷史首先是物質資料生產者的歷史。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關于勞動人民創造世界歷史的一個最基本的觀點。
人民群眾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
人民群眾不僅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而且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那種認為精神財富只是由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創造出來的看法是錯誤的。這種看法只反映了事物的現象，沒有抓住事物的本質。從本質上說，人類的精神財富也是人民群眾創造出來的。
首先，人民群眾創造的物質財富，是一切精神財富創造活動的物質基礎。正如上面所說，勞動人民的生產活動，為人類提供了吃、穿、住、行等物質生活條件。正是在這個前提下，人們才有可能從事政治的、科學的和文化藝術的活動。
毛主席說：“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墒堑刂鞯奈幕怯赊r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所以說，人民群眾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乃是一切精神財富創造活動的物質前提。
其次，人民群眾的三大革命實踐活動，是創造一切精神財富的源泉。歷史唯物論認為，無論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是作為這兩門科學的概括的哲學歸根到底，都是勞動人民群眾創造的。
杰出的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雖然對人類科學文化的發展有重要貢獻；但這僅僅是由于他們對人民群眾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作了正確的概括和總結，而絕不是由于他們本身有什么特殊的“天才”。
他們只有直接根據社會實踐的需要，并對人民群眾在三大革命實踐中積累的經驗進行正確的概括和總結，對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素材加以整理和提高，并吸收前人已經達到的文化科學成果，才能對人類的科學文化事業有所貢獻。所以說，人民群眾的三大革命實踐，才是一切思想家、科學家或藝術家進行創造活動的唯一源泉。
例如，自然科學中的發現或發明，都是在勞動群眾從生產實踐中提出了要求，社會生產又提供了研究的物質條件的情況下進行科學研究的結果。恩格斯曾指出：如果認為“技術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科學狀況，那末科學狀況卻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賴于技術的狀況和需要。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
科學發展的歷史證明，許多自然科學成就，都和勞動人民的生產實踐密切聯系著，都是人民群眾實踐經驗的結晶，絕不是個別科學家“天才”頭腦的憑空“創造”。
我國明代醫學家李時珍編寫的《本草綱目》，是歷史上第一部集中草藥之大成的科學巨著。出版后，不僅流行全國，而且還被陸續譯成拉丁文和英、法、德、日、俄、朝鮮等文字流行于世界上許多國家，在醫藥科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這部著名的藥典，就是李時珍多方搜集民間積累和流傳的單方、驗方，并親自跋山涉水，向“農夫”、“漁翁”、“獵戶”、“轎夫”、“樵夫”等勞動人民學習和請教，又經過自己長期的實地考察，反復實踐，吸收了前人的成就，才整理完成的。
文學藝術的發展也是如此。歷史唯心論者，把藝術歸結為某些“藝術大師”的個人“靈感”的創造而與人民群眾無關，這顯然是荒謬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這是唯一的源泉，因為只能有這樣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泉。”
這個科學結論，充分肯定了人民群眾在創造精神財富中的決定作用。沒有人民群眾的實踐，就不可能有藝術家的創造。藝術家的作用，不過是善于把人民群眾中樸素的藝術形式提煉成比較完整的藝術形式而已。
例如，我國一些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不僅都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的意愿和思想感情，并且不少是在人民群眾中流傳的民歌、民謠、傳奇、民間口頭文學的基礎上，經過作者加工整理而成的。
人們熟悉的《水滸》，就是首先在人民群眾中廣泛流傳著有關北宋末年農民起義的英雄事跡，并形成了一段段傳奇式的口頭文學；施耐庵便在此基礎上經過加工整理而形成了這部偉大作品。
威武雄壯、絢麗多姿的革命樣板戲，正是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展的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集中的、典型的反映。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如果沒有毛主席制定的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指引，沒有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的勝利，沒有工人階級的高尚品質作典范，沒有碼頭工人戰天斗地的英雄業績，沒有文藝工作者深入海港碼頭，通過“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就不可能創作出反映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斗爭的革命現代京劇——《海港》。
總之，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的創造、發明和發現，對于社會歷史的發展、文化科學的積累和傳播起了重大的作用。但他們之所以能起重大作用，完全是深入廣大人民群眾的三大革命實踐的結果。
因此，毛主席一貫諄諄教導知識分子必須和工農群眾相結合，指出：“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
再次，人民群眾還直接創造了人類的精神財富。歷史上許多科學發明和發現，都是勞動人民直接創造出來的，許多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都是人民群眾的集體創作。
毛主席說：“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時候，中國就有了指南針的發明。還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經發明了造紙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經發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發明了活字印刷。火藥的應用，也在歐洲人之前。”
我國古代“四大發明”，都體現了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其中的活字印刷，就是我國宋代一個被人瞧不起的普通刻字工人畢昇創造的。
近代歐美各國，大量的科學發明，也是由勞動人民通過自身的生產實踐和總結別人的生產實踐經驗創造出來的。
進步的珍妮紡紗機，就是英國的一個普通工人，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發明的。恩格斯對這個發明作了很高的評價。恩格斯說：“使英國工人的狀況發生根本變化的第一個發明是珍妮紡紗機。”
蒸汽機的發明者瓦特，是英國的普通機器工人。
近代機車的創始人史蒂文森，十四歲就到煤礦做工，直到十七歲時還是文盲。但他白天做工，夜晚學習文化，在實踐中刻苦鉆研，終于掌握了蒸汽機的構造和原理，于一八二五年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臺近代機車。
無產階級的革命文豪高爾基也是勞動人民出身，他對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今天，我國的廣大勞動群眾真正成了國家的主人。人民群眾的發明、創造猶如雨后春筍，遍及祖國各地，充分顯示了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
例如，達到先進技術水平的“群鉆”，不是什么“科學天才”的發明，而是青年鉆工倪志福和其他工人一起創造的。
制造新型電光源的，也不是什么“科學明星”，而是普通的玻璃工人蔡祖泉。
原來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工人王林鶴，和同志們一起經過幾百次(371次)的試驗，終于制成了精密度較高的一萬伏高壓電橋。
工業戰線上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充分說明勞動人民群眾也是精神財富的直接創造者。
再從文學藝術來看，有許多偉大的藝術作品，也是勞動人民直接創造的。
全世界無產者團結戰斗的光輝樂章——《國際歌》的歌詞作者歐仁·鮑狄埃，就是法國的一個包裝箱、繪制印花圖樣的工人。作曲者比爾·狄蓋特也是法國一個家具制作工人。
響徹世界的雄偉歌曲《東方紅》，是陜西省一個長工的后代李有源創作的。李有源出生于貧農家庭。當中國工農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陜北，把廣大貧下中農從水深火熱中解放出來時，李有源從親身經歷中深切體會到：“只有跟著毛主席、共產黨鬧革命，勞動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
一九四二年冬天的一個早晨，李有源挑著擔子走上山坡，只見一輪紅日從東方冉冉升起，朝陽的光輝映紅了革命根據地，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興旺景象。紅太陽，這是多么生動而有意義的啟示啊！英明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正象這東方的太陽，光芒萬丈，普照大地，為中國革命指引著前進的方向。
革命使勞動人民激發了無限的想象力，李有源懷著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隨即揮筆作詞。不久他又用群眾喜聞樂見的陜北民歌的曲調，以“東方紅，太陽升”為首句，編寫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頌歌《東方紅》。
《東方紅》的樂曲和歌詞，完美地抒發了全國人民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衷心崇敬和無限熱愛，表達了無產階級和一切革命人民的心聲，是我們時代的最強音。
這一事實又一次有力地證明：勞動人民不僅為創造一切精神財富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源泉，同時也是精神財富的直接創造者。那種認為創造精神財富與勞動人民不相干的論調，是極端錯誤的。
人民群眾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
人民群眾不僅是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尤其是促進社會變革，推動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在社會革命的過程中，人民群眾的偉大作用表現得尤為明顯和突出。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發展狀況，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在階級社會里，從一種生產方式改變成為另一種生產方式，從一種社會制度變革為另一種社會制度絕不是自發地進行的。因為任何代表舊生產關系的統治階級都不會自動地退出歷史舞臺，因此，只有通過階級斗爭，通過社會革命才能實現。人民群眾則是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的主體。
正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樣：“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體是什么呢？就是中國的老百姓。革命的動力，有無產階級，有農民階級，還有其他階級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們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這許多人中間，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農民。”
歷史事實證明，當奴隸制度已經過時，封建制度已經萌芽的時候，是奴隸的英勇斗爭結束了腐朽的奴隸制度。沒有這種斗爭，奴隸制度就不會滅亡，封建制度也就不會建立。
同樣，“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戰爭，都推動了中國社會歷史向前發展。所以，歷史告訴我們，當封建制度已經過時，是工農群眾的英勇斗爭，結束了封建制度。當今世界上最終摧毀現代資本主義，建立共產主義制度的，也只能是偉大的無產階級及其領導下的廣大勞動人民群眾。
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里，人民群眾仍然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而且更加顯示出其無比威力。毛主席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曾經指出：“河北省有一個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戶，三戶老中農堅決不想再干下去，結果讓他們走了；三戶貧農則表示無論如何要繼續干下去，結果讓他們留下，社的組織也保存了。其實，這三戶貧農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國五億農民的方向。一切個體經營的農民，終歸是要走這三戶貧農所堅決地選擇了的道路的。”
毛主席在這里所說的，就是河北省平安縣南王莊貧農王玉坤、王小其和王小龐組織的農業合作社。當時，他們在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鼓舞下，帶頭入了社，堅決走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并且頂住了所謂“反冒進”，大砍合作社的反革命妖風；經過艱苦創業，終于鞏固和發展了集體經濟，獲得了糧食增產，用雄辯的事實證明了“組織起來”的優越性。
王玉坤等三戶貧農堅決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動人事跡，得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高度贊揚。今天，王玉坤、王小其、王小龐三戶貧農和全國廣大貧下中農一起，繼續沿著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在人民公社的康莊大道上勝利前進。
這說明，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貧下中農戰斗在三大革命運動的最前列，他們是農村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主力軍，代表了土地革命以后中國農村歷史前進的方向，反映了我國農村堅決向社會主義道路邁進的歷史潮流。他們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
我國工人階級更是如此。他們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主力軍，是推動我國社會主義飛速前進的決定性力量。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廣大工人群眾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更加顯示出領導階級的偉大作用。他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高舉“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大造修正主義路線的反，積極投入粉碎復辟資本主義陰謀的激烈斗爭。
一九六七年，在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支持和領導下，上海工人階級聯合全市革命群眾和革命干部，掀起了偉大的“一月革命風暴”，從而粉碎了反革命經濟主義妖風，奪回了被走資派篡奪的那部分權力，有力地推動了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展。
根據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首都工人階級奮起響應毛主席關于“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偉大號召，首先派出自己的代表，配合人民解放軍，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入了上層建筑各個領域，認真地落實黨的各項政策，有步驟地深入進行斗、批、改，大大促進了那些地方按照工人階級的面貌進行改造。
全國工人，堅決執行“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偉大方針，為搞好工業戰線的斗、批、改，發展工業交通、科學技術和各項建設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事實證明，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偉大的工人階級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軍，是推動歷史車輪不斷前進的決定力量。
當前，人民群眾同樣是國際政治舞臺上的主人。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經成為也界上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毛主席指出：“人民是決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團結和斗爭，必能戰勝帝國主義和他們的走狗”。唯物史觀堅信人民群眾的力量，堅信整個世界一定是屬于人民的。
歷史上也存在著這樣的情況：有的剝削階級或集團，在一定歷史時期，或一定階段，也能參加變革社會的斗爭，有時甚至成了革命的領導者，對當時社會歷史發展起到一定的進步作用。但他們絕不是推動社會變革的主力。這是由于剝削階級的階級局限性決定的。
例如，當資產階級領導群眾從封建地主階級手里奪得了統治權之后，便極端害怕和仇視勞動群眾了，從而走向反面，成了阻礙社會發展的反動勢力。與此相反，勞動群眾則始終是革命的主力，始終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
只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時代，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制度下，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作用是不同的。
資本主義社會以前，以奴隸階級和農民階級為主體的勞動群眾，由于受到歷史條件和階級地位的局限，他們創造歷史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他們雖然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能夠動搖以致摧毀當時妨礙生產力發展的社會制度，但斗爭的結果，總是落到剝削階級手里。
奴隸暴動的結果是封建主代替奴隸主成為統治階級；農民起義最后摧毀了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但取得統治的卻是資產階級。只有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新型的勞動階級——無產階級，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作用才得到了新的發揮。
這是因為無產階級是新的生產方式的代表，是最強大的一個革命階級。它在自己的政黨的領導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指導，自覺地掌握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不但能夠摧毀舊的社會制度，而且能夠領導廣大勞動群眾，經過斗爭，建立起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嶄新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勞動群眾掌握了國家政權和生產資料，成了國家的主人，因而能夠更加自覺地摧毀舊世界，創造新世界；只有在這時，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才第一次在人類歷史上得到了最全面、最充分的發揮。
我國人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為我國廣大人民群眾充分發揮革命的創造性和積極性開辟了廣闊的天地。
毛主席曾經說過：“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事實正是這樣，解放二十多年來，我國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工農業生產以舊社會從來沒有過的高速度突飛猛進地發展；國防力量空前壯大和鞏固；科學技術、文教衛生事業欣欣向榮，發明創造層出不窮；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了可靠保證和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國際影響逐日俱增。
毛主席曾高度熱情地贊揚了中國人民的革命精神。他說：“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象現在這樣精神振奮，斗志昂揚，意氣風發。”總之，在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有了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勝利指引，人民群眾當家作主，自覺地組織起來，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其發揮創造歷史的偉大作用，就將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充分。
（二）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是為反動的剝削階級利益服務的
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的兩種表現形式
歷史唯心論，從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這種反科學的觀點出發，否認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決定作用，宣揚英雄創造歷史的反動謬論。這種唯心史觀，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即唯意志論和宿命論。
唯意志論認為，社會歷史是英雄豪杰、帝王將相等“偉大人物”活動的結果，“偉大人物”的智慧、意志和心理活動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人民群眾則是消極被動的因素，是愚昧無知，任人擺布的“盲目追隨者”，是少數“英雄”人物在歷史活動中的工具。這種觀點是極端反動的。
十九世紀英國有一個叫托馬斯·卡萊爾的反動思想家，他胡說什么：“照我看來，世界歷史，即人類在這個世界上所完成的歷史，實質上是那些在地球上辛勤勞作的偉大人物的歷史。……這些偉人的歷史，真正構成了全部世界歷史的靈魂”。
十九世紀末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尼采，也瘋狂鼓吹“一個人可以使千萬年的歷史生色”，而把人民群眾，污蔑成為“殘缺不全的、雞毛蒜皮的人”，“不過是供實驗的材料、一大堆多余的廢品，一片瓦礫場”。
俄國的民粹派，污蔑群眾是“群氓”、“惰性的物質”；是一連串的“零”，只有在這些“零”的前面，設立一個“一”或者其他數字，這些“零”才可能變成革命實數……等等。
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梁啟超，也竭力宣揚這種唯意志論的思想。他認為，大人物“心理之動進稍易其軌，而全部歷史可以改觀”。還提出什么“中國全部歷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漢武帝……其局面當何如？”
帝國主義的走狗胡適，從其奴才本性出發，無恥地污蔑中國人民“是一個絕對下等的民族”，是一個“一分象人九分象鬼的民族”。同時還鼓吹：“日本一個小島國，那么貧脊的土地，那么少的人民，只因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幾十個人的努力……居然在半個世紀之內一躍而為世界五大強國之一。”
歷史唯心論否認人民群眾在歷史中的決定作用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就是宿命論。在宿命論者看來，“神”、“上帝”，或者“宇宙精神”等神秘力量，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少數英雄人物則是“上帝”意志的體現者或執行者；廣大人民群眾只能聽天由命，等待“神仙”、“救世主”的降臨。
中國封建社會的代表人物宣揚封建統治者皇帝是所謂“真龍天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等等。這些都是宿命論的反動觀點。
總之，唯意志論和宿命論的表現形式雖然不同，但兩者的實質都是否認人民群眾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宣揚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都是為反動的剝削階級利益服務的。
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是為剝削階級利益服務的
哲學是為一定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兩種歷史觀的斗爭和兩個階級的尖銳斗爭緊密相聯。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里，廣大勞動群眾處于被統治地位，受著反動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無權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
從表面上看來，只有少數的所謂“英雄人物”、“帝王將相”在歷史舞臺上活動著，并且風云一時，這種現象被剝削階級加以夸大，并從“理論”上給以論證，歷史發展的真實面貌便被掩蓋起來。反動的剝削階級及其代言人，為了論證剝削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麻痹人民群眾的革命斗志，讓人民群眾永遠屈從于剝削階級的壓迫之下，必然極力鼓吹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
正象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托馬斯·卡萊爾時指出的那樣：這種唯心史觀實質上就是說：“人們必須向天生的貴人和賢人屈膝”，并且“最后得出一個答案：應該由貴人、賢人和智者來統治。”由此可見，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是一切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壓迫和剝削的精神枷鎖，完全是為反動的剝削階級維護和鞏固其反動統治服務的。
混入無產階級革命隊伍的各種機會主義者，都是英雄史觀的狂熱鼓吹者，他們都是適應地主資產階級的需要，極端仇視人民群眾，把自己打扮成“超人”的“天才”、“英雄”和“救世主”，麻痹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革命斗志，破壞無產階級消滅剝削制度，解放全人類的偉大革命事業。
與此相反，奴隸們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必然引出“對反動派造反有理”，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邏輯。正象《國際歌》中唱到的：“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深刻地揭示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用奴隸們創造歷史的革命道理，教育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首創作用。
所以奴隸們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就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反對壓迫，砸碎枷鎖，推翻舊世界，創立新社會，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強大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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