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并列、折中的觀點，回避收入與價值的矛盾，不懂得價值規律不能用來解釋市場自發形成的資本與勞動關系，把在基本單一公有制經濟中，為糾正中國重農抑商傳統和戰時共產主義習慣而提出的尊重價值規律，擴大外延，錯誤實施在混合經濟成分中，長期試圖運用價值規律解決這一規律帶來的弊病，其實質，是忽視商品交換背后的生產關系，以幾千年來的簡單商品交換的基礎形式，形成資本和勞動力的“公平”、“等價”交換，掩蓋總剩余價值的產生以及在各門類各環節的平均化。
（一）、折中調和所掩蓋的尖銳矛盾
市場配置是最有效配置的認識，是勞動價值和效用價值折中、價值規律和邊際效用折中的歸宿，混淆了人類對基本生存的普遍追求與少數人控制剝削多數人的追求，混淆了市場主體的主體意識的必然性與私有化，混淆了在公有制條件下價值規律對大眾民主經濟活力的激發，和私有制下個人利益最大化促進總剩余價值的平均化的兩種不同性質，混淆了資本和勞動形式上的等價交換和實質上的剝削。
西化派的來自斯密的“理性人”、“經濟人”理念，以邊際效用眼光維護生產的盲目性、周期性，是激烈的經濟規律不可知論。他們堅決排斥宏觀經濟“有計劃按比例”是一種人民大眾參與的社會革命，將其攻擊為“極權專制”和“烏托邦”。他們把蘇聯解體的資產階級和平演變結果，看作人類探索經濟規律路徑的“歷史終結”；他們用資產階級“高貴”的精英眼光嘲笑“有計劃按比例”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為人民服務、自我革命的不可分割性，貶低現代科技信息大數據在計劃中的作用；他們不懂得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有計劃按比例”必須服從“抓革命促生產”，“政治第一”這些“陳舊”理念所反映的規律性，他們把生產的盲目性、周期性造成的宏觀社會浪費、通貨膨脹以及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看作歷史的必然和永恒，而把“有計劃按比例”必然聯系的民主集中制、統籌協作和市場主體的共同富裕努力攻擊為“走向奴役”。而新型的以形式主義為主要特征的官僚主義，則在“政府有為”中背離群眾，踐踏和市場主體交換中的平等契約關系，用裙帶關系染指國企用人，坐實西化派攻擊，發揮著西化派的同盟軍作用。總之，錯誤地聚焦于市場配置和計劃配置及其關系的形式，勞動價值論受到所謂反對“極左”和反抗“極權專制”的連環馬絞殺，經濟學創新抓了芝麻，丟了西瓜，“不忘初心”成了形式上的、無力的道德約束，——這是實用主義、不讀書的經驗主義、迷信西方的教條主義留下的政治遺產，構成現階段特點的修正主義。
市場配置是最有效配置的認識，有很強迷惑性，是一種建立在蘇聯解體窮盡了資源配置方式的主觀理念。這種主觀理念既不符合蘇聯和中國的工業化形成階段的飛速發展歷史，也不符合我國近年綠色產業等等蓬勃興起中政府有為的現實作用。這種主觀理念的實踐勢必重蹈被恩格斯批評的杜林和蒲魯東“以幻想的結果來消滅價值規律的現實結果”⑶ 9，330。以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的合二為一，導致在市場決定、政府有為的實踐中，以放棄重點論的折中、含混對待矛盾的運動性，喪失指導性，既放縱右翼，也干擾了左翼對市場經濟實踐的總結，干擾著國家宏觀決策，這也是當前宏觀經濟需求不足的理念根源，癥結所在。
（二）、右翼對勞動價值論的攻擊
長期以來，新生的右翼學者從不認為價值是勞動決定的。他們生長在紅旗下，多是勞動家庭的后代，只因在美英鍍金，或接受美英的遠程灌輸，排斥中學的勞動價值論基礎知識，皈依西方資本價值觀，完成了精神“鳳凰男”式的脫胎換骨，許多人居高臨下，唯我獨醒，又一次表現了知識越多越反動。學術界、理論界雜草毒草叢生，或提出蔡繼明先生的從排斥勞動價值論走向折中調和的所謂廣義價值論；或如姚洋先生赤裸裸攻擊勞動價值論“禍國殃民”；或如楊小凱先生“相見恨晚”地推崇哈耶克，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總是會有一部分人將他們的欲望強加于社會上其他人”⑽，以此排斥無產階級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⑵1，283；或如篤信“經濟人”的張維迎先生接過共同富裕口號，把相對貧困的雇傭勞動階級消費的相對改善，描繪成只有自由市場經濟才能實現“共同富裕”；或如樊綱先生提出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等系統理論“無法在理論結構內解釋現代工人階級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實”⑾等。
這些學者各有各的道理，抓住工農兵底層消費水平也有提高的表象，把財富和資本、權勢向少數家庭家族的集中，階級固化和市場產生的財勢、權勢壟斷視作天經地義，善于用“先富”、“仇富”的話術，把鄧小平的改革理論實用主義工具化，千方百計抽去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正義性，不論其主客觀，實際上發揮了極力維護暴富分化機制的資本文人幫辦作用。作為學術專家，他們“在實際材料的專門的研究方面能夠寫出極有價值的著作，”可以對市場經濟的某一部分起到有術無道的啟發性。他們是在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并列、折中，以及提出GDP后，兩者形成的拐點所衍生的政治經濟學歧途的學界代表，在今天，他們以自己的效用價值觀作為市場經濟的智囊，源源不斷地向黨內輸入全要素價值觀，很合修正勞動價值論思潮的胃口，但對于工人階級，在深層次上，一些專家已經“升華”到列寧評價的“一旦說到政治經濟學的一般理論時，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人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不可相信”⑺2，234。他們至多從勞動力的支配權角度提出等價交換的主張，他們的共性是，不屑也不懂從而回避資本所導致的，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之間，及其根源勞動價值與勞動使用價值之間的無解矛盾。無論個體怎么演變，作為一種思潮傾向，他們應當存在下去，其主要意義是，對于戰斗的唯物主義者來說，他們可以充當政治經濟學兩個階級陣營對壘中的藍軍靶子。
（三）、左翼隊伍對第二種含義必要勞動時間的認識
左翼隊伍忽視對勞動的使用價值的分析，其中之一是反映在理論界對兩種必要勞動時間的認識和爭論上。有資深學者認為，“主張兩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理論上很容易走到否定勞動價值論的境地。⑿”這個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1、兩種必要勞動時間，是勞動二重性的深化。它們都在描述價值與使用價值的關系，第二種含義必要勞動時間凸顯價值實現的必要條件——使用價值。任何離開使用價值的勞動時間都沒有意義。按滿足社會需要的使用價值的比例分別用于各個特殊生產領域必要的勞動時間，既是價值的實現，也是對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的決定。第二種含義必要勞動時間是第一種的深入和具體化。離開了價值的實現，價值決定就成了無源之水。價值決定通過價值的實現體現出來，兩者是一體的，割裂兩者難于成立。
2、“滿足社會需要”，是第二種含義必要勞動時間的前提。勞動價值是有用勞動的凝結，而不是無效勞動的凝結。有用勞動即勞動的使用價值是通過消費而實現的，在商品（市場）經濟中，唯一的標志是生產的產品能夠“賣出去”。供過于求與供不應求令價格圍繞價值浮動，是價值實現的途徑，也是“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的表現形式，是確定“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基礎，由此我們也看到，第二種含義必要勞動時間生產，是商品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生產的根源；按必要的比例進行生產，按滿足社會需要的使用價值的比例分配必要勞動時間，實際上構成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3，勞動的有用性和商品效用的有用性性質根本不同。對于有些觀點關于需求水平和生產要素稀缺程度導致“所決定的價值，實際上已經完全喪失了同勞動的任何實質性的聯系”的推斷，否定了“賣出去”才實現的使用價值及其體現的價值，將抽象的需求和生產要素稀缺和使用價值的實現相混淆，是用效用價值論偷換概念，對此不去揭露反而作為否定第二種必要勞動時間的理由，這是認識上的不足。
4、勞動的有用性即勞動力商品的使用價值，以及勞動生產產品的有用性，是價值形成的條件。有用勞動的效率，即“生產力的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⑶5，60認為第二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容易否定勞動價值論，是混淆了勞動的有用性和效用價值論的有用性，混淆了特殊商品勞動的使用價值和一般商品的使用價值。
價值和使用價值無法通約，但商品價值一刻也離不開使用價值，用滿足社會需求的使用價值量分配總勞動時間，不過是“整個價值規律進一步發展的表現”，⑴23，1972，126與勞動時間決定價值決不沖突，作為具體勞動凝結為抽象勞動過程中的一環，既是價值的實現，又是價值的決定。在這里，價值和價值規律的形成、價值的決定是渾圓一體的。
相對人民大眾，左翼隊伍對此的討論局限在小眾化的學者群中，把它高深莫測化。例如把價值實現和價值決定對立起來。馬克思說，“在關于價值理論的一章中，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⑶5，22聯系馬克思對俄國伊·伊·考夫曼的肯定性引用，“認為我的研究方法是嚴格的實在論的，而敘述方法不幸是德國辯證法的。”⑶5，20這些，反映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黑格爾合理內核的運用，“賣弄”、“不幸”也反映出馬克思自嘲式的自我批判。解決黑格爾“神秘外殼”的冗贅，實際上被列寧提出，被毛澤東解決了，即把對立統一濃縮提煉為辯證法諸范疇的核心，一分為二。
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方法論具有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大道至簡、以簡馭繁的特點，可以指導我們學習掌握馬克思、和列寧先后指出的《資本論》的核心和“難懂”部分，這部分被恩格斯指劃為《資本論》第一版“開頭40頁有些困難的辯證法的東西”。⑴16，1964，2401973年7月17，毛澤東在會見楊振寧時，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單獨存在”，“白馬非馬”，⑷9，489，488這是經過36年五分之一人類翻天覆地實踐，聯系兩千年的公孫龍，對《矛盾論》觀點的再次肯定和升華。價值是抽象勞動，它的抽象，可以是莎士比亞筆下的快嘴桂嫂，善變不可捉摸，也可以是幽靈，虛無縹緲，但價值的抽象性并不單獨存在，正是通過勞動的使用價值，勞動的有用性體現出來。
舍近求遠，去簡從繁，這是否定毛澤東后，體制內一兩代人很容易不自覺的短板，在一些問題上甚至產生了集體智力的衰減；在一些人那里，有馬無列，有馬無毛，成為回避現實，賴以生存或者謀求功利的潛規則。馬學界一些觀點東施效顰于自然科學，套用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劃分，刻意分割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同一性，忽略了馬克思在墓碑上對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差異的叮囑警示，淡忘或不屑毛澤東強調的“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特點”：階級性和實踐性⒀，有的學風下決心把馬恩文本變成象牙塔，白發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就是不屑于聯系實際，毛澤東同志毫不客氣的諷刺了這種學風是“嘴尖皮厚”，“頭重腳輕”。
總之，不論是否受到錯誤學風的干擾，僅僅停留在理論環節，不可能深化認識。華為、胖東來的生產、分配實踐，有助于在理論上回答右翼不能解決，左翼未能深化的勞動價值和勞動的使用價值的關系，也就是《資本論》“難懂”的價值形式問題。華為和胖東來的成功，顯示出實踐領先于理論的意義。
（本文是《華為、胖東來的實踐——堅持勞動二重性，正視勞動使用價值》節選，全文近17000字）
2024.9.24
注釋：
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⑵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⑶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⑷ 《毛澤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
⑸ 《韓綱：一份鄧小平珍貴手稿的發現》，見厲平編《解凍年代》，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2頁
⑹ 《鄧小平的價值理論：并重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胡義成，社會科學輯刊，1999年第三期）
⑺ 《列寧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⑻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0-542頁
⑼ 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習近平，新華社2013年11月15）
⑽ 楊小凱：《我所了解的哈耶克思想》，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1579.html
⑾ 樊綱：《現代三大經濟理論比較和綜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8，233頁）
⑿ 蘇星：《勞動價值一元論》，《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6期
⒀ 《毛澤東選集》，第1卷，2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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