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毛主席為啥反對“均貧富”？（中）
——評華生的奇文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
一、倒車還是前進？
幾天前，鄙人認真學習了華生的高論：“歷史上的均貧富總是以普遍貧困而告終”，并撰寫了學習體會：《“均貧富”何罪之有？（上）——評華生的奇文》（注1）。
華生的言外之意是：歷史上的“均貧富”總是在開歷史倒車，沒有任何積極意義，完全是在浪費地球資源和踐踏人類生命。
那么，歷史上的“均貧富”究竟是開歷史倒車呢，還是推動歷史前進呢？
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歷朝歷代的官方史書幾乎都把農民起義“均貧富”定性在十惡不赦之首位（注2），屬于大逆不道，必須“凌遲”“腰斬”“梟首”“滅九族”。
華生的高論與這個定罪完全一致，區別在于：一個文攻，一個武衛。
新中國成立之后，被顛倒的歷史才被重新顛倒過來。新中國前三十年，官方對于農民起義的評價是：“每次較大規模的農民戰爭，都嚴重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推動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也就是“后三十年”以來，歷史再次被顛倒：學界紳士（亦稱“公知”）就像晚上的耗子，紛紛從下水道里鉆出來，給農民起義扣上了“土匪”“強盜”“摧毀文明”“歷史倒退”的種種罪名——“尚小明事件”就是其中一例（注3）。
但是盡管如此，前三十年中國史學界做出“農民起義推動歷史進步”的定性，今天仍然得到了很多明白人的贊同。
比如，在《紅歌會網》轉發拙文《“均貧富”何罪之有？（上）》的下面，針對華生所謂“歷史上的均貧富總是以普遍貧困而告終”的檢舉揭發，有位同志跟帖說：
——“這句話的邏輯就很成問題，完全不符合事實！實際上，歷史上每一次反抗剝削反抗壓迫的斗爭，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的進步，推動社會向更公平的方向發展，怎么能說都是毫無差別的‘總是以普遍貧困而告終’？就如多少次農民起義，都打擊了反動封建統治，終于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實現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這其中，不能抹殺每一次農民起義的功勞。”
二、失敗或者成功？
我完全同意這位同志對華文的駁斥。
不過這里我要補充一點：在中國古代，盡管農民起義不同程度地推動了社會進步，但毋庸諱言，歷史上農民起義的“均貧富”最終都歸于失敗了——此時此刻，我看見公知們無比興奮地奔走相告、手舞足蹈起來。
然而公知們且慢高興。我有必要特別指出，“均貧富”的失敗，并不是華生所謂“均貧富”總是造成了“普遍貧困”，而是每一次“均貧富”之后，新一輪的貧富“兩極分化”又會重新登場。農民起義的“均貧富”成了剝削階級改朝換代的起點而已。
這就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在中國古代，為什么農民起義的“均貧富”幾乎毫無例外地最終都失敗了呢？
唯物史觀的回答是：歷史上的“均貧富”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在當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還沒有產生出先進的無產階級以及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我認為這個回答是客觀的，也是科學的。
有人不同意了：“雖然中國古代的‘均貧富’最終都失敗了，但是20世紀中共領導的‘均貧富’（土改）不是成功了嗎？”
這的確是一個好問題：如果說歷史上農民起義的“均貧富”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那么20世紀中期以“土地改革”為核心的“均貧富”（新民主主義革命），為什么能取得成功呢？
唯物史觀的回答是：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催生出了中國的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我認為這個回答是客觀的，也是科學的。
三、“均貧富”打敗了“貧富懸殊”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中共領導“均貧富”的典型做法，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以及“土地改革”。
按照華生的檢舉揭發，“均貧富”只能造成人人貧困，窮人更窮。這我就納悶了，果如華生檢舉的那樣，那么倡導“均貧富”的中國共產黨，又怎么可能打敗搞“貧富懸殊”的蔣介石，以及國民黨的800萬軍隊呢？
記得我小時候，父輩曾經告訴我，他們部隊南下途中觀看《白毛女》，上級命令不準攜帶武器進場。因為有戰士看演出時，舉搶差點斃了臺上的黃世仁。這類事情之所以屢屢發生，不就是因為階級意識的“共情”所致么？“打土豪，分田地”之后，面對用階級覺悟武裝起來的人民軍隊，國民黨軍根本就不是對手，又焉能不敗？1950年6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結論中，對土地改革作了如下評論：
——“這是一萬萬六千萬人（不包括城市在內）的土改的問題。我們的勝利是從哪里來的呢？就是靠這一萬萬六千萬人打勝的。這一萬萬六千萬人給了他們什么東西呢？他們為什么能夠發動起來呢？為什么能夠組織這么大（三百萬）的軍隊呢？就是因為在這一萬萬六千萬人中間進行了土改。”“有了這個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這個勝利”。
土地改革的“均貧富”不僅沒有“總是以普遍貧困而告終”，反而極大提高了貧苦農民的生產力，以及人民軍隊的戰斗力。在歷史事實面前，華生的“總是以普遍貧困而告終”，要多酸牙就有多酸牙。
四、“均貧富”等于社會主義？
行文至此，公知以及跟在后面的右幼早就按捺不住了：“均分給農民的田地還是被收歸集體了嘛，中共領導的‘均貧富’最后還是失敗了嘛……什么‘均貧富’，什么‘共同富裕’，搞什么搞，這不是瞎胡鬧嗎？”
于是乎有人以梁漱溟先生第二自居，高舉為小農經濟請命的招牌，喋喋不休地嚷嚷：“說話不算話，土地改革的‘均貧富’是欺騙農民”云云。
沒錯，土改中均分給農民的土地，之后又歸于集體所有。這是事實。那么為什么“平均土地”之后，又要把土地歸攏為集體所有呢？
1962年，毛主席對鄧子恢說：“如果搞包產到戶，不用幾年就有人雇工、討小老婆。”換言之，即便是中共領導的土改“均貧富”，也依然不是社會主義。
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呢？這也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對待土地改革的“均貧富”，毛主席的立場是一貫的：一方面，他老人家充分肯定了土改在消滅封建生產系革命中的偉大意義；另一方面，他老人家堅決反對把“均貧富”的土改等同于社會主義。
毛主席為什么反對把“均貧富”等同于社會主義呢？1965年5月，毛主席語重心長地對張平化說：
——“包產到戶，短期內可能會增加一些糧食，時間長了，就會兩極分化，資產階級就會重新起來，剝削勞動人民。”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
結論是：均分土地給農民并不是社會主義，只有走集體化的公有制道路，才能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結論。
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總是由來有自，“均貧富”總是不同程度推動了社會歷史進步。然而，消滅封建生產關系的“分田分地”并不是馬克思主義所定義的社會主義。
正因為如此，毛主席生前不斷警告：如果社會主義就是歷史上的“均貧富”，那么新一輪的貧富“兩極分化”又會重新登場。這樣的“社會主義”又焉能不敗乎？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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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趙磊《“均貧富”何罪之有？（上）——評華生的奇文》，載《烏有之鄉》2024年8月29日。
注2：中國封建社會法定的十類重罪是：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
注3：據北大教授尚小明發文披露，2024年6月，尚小明的博士生D同學的畢業論文：《英國對太平天國的政策研究》，因文中有“中外反動勢力聯合鎮壓了太平天國”的話語，便被歷史學系學位分委會某些委員貼上“左”的標簽，并落選學校優秀博士論文。為了抗議，尚小明憤而辭去歷史學系學位分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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