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具有非常嚴重的缺陷，反映了西方文明的一些偏頗的特質。從西方經濟學研究目標看，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資本性、突出的劫掠性、突出的愚民性、突出的“人道”性、突出的背反性、突出的無后性、突出的空想性；從西方經濟學研究內容看，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功利性、突出的壓迫性、突出的狹隘性、突出的吹噓性、突出的妥協性、突出的造假性；從西方經濟學流派看，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分裂性；從西方經濟學方法看，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顛倒性、突出的程式性、突出的虛構性。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西方文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在最新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簡介及其學位基本要求》中提道：“西方經濟學以資源在稀缺性約束下的有效配置為目標，研究市場經濟的理論與政策。它既研究市場微觀主體的經濟行為，也研究市場的整體波動與增長以及政府的經濟調控政策；同時既分析市場經濟機制的運行原理與相關激勵制度設計，也不斷研究發現市場機制失靈的原因和解決方法。西方經濟學由多個流派與分支演化與融合發展而來。在方法上，現代西方經濟學越發突出數理經濟學分析與應用。”然而，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具有非常嚴重的缺陷，反映了西方文明的一些偏頗的特質。從西方經濟學中可以看出，西方文明所具有的許多突出的特性。
一、從西方經濟學研究目標看西方文明
西方經濟學之所以“以資源在稀缺性約束下的有效配置為目標”，是因為它認為，商品不是唾手可得的，需要生產出來，從而是稀缺的，“商品的價值量取決于稀缺性”[1]。但是，在這里，問題的根本不是稀缺，而是勞動的付出。很多商品的包裝物也是生產出來的，甚至本身也是作為商品生產出來的，從而也是稀缺的，但是人們打開包裝取出其中包裹的商品后，它們卻幾乎被廢棄了，又怎么能說它們是稀缺的呢？一些包裝物如高檔酒類的酒瓶也許可以回收再利用，這些舊酒瓶的高昂回收價的確與其稀缺性有關，但這種稀缺性與要用它們來包裝假酒的不軌企圖有著密切的聯系。更何況，價值量作為一種數量是需要計量的，而稀缺性本身不是一個數量，沒有辦法計量，它又怎么能夠決定價值量呢？與之相比，勞動價值論以可以計量的勞動時間來決定價值量，無疑要科學得多。因此，西方經濟學談論稀缺性，只是為了否定或排斥馬克思的甚至古典經濟學家如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是為了替資本家辯護而消除古典經濟學中的科學成分。更何況資源配置只是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把手段作為目標，為配置資源而配置資源，是很荒唐的。西方經濟學之所以這樣做，只是因為西方經濟學就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而西方文明也正是資本主義文明。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資本性。
西方經濟學所謂的資源的有效配置，就是要求資源歸資本家所有，而且是歸大資本家所有。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科斯就認為，“最初的合法權力的界定的確會對經濟系統的運行效率產生影響，一種權力的安排會比別的安排帶來更多的產出價值”，他要求，“法院應當明白他們的決定的經濟后果，而且在可能的范圍內不要對合法位置本身制造太多的不確定性，要在作出決定時考慮這些后果。即使可能通過市場交易來改變合法的權力界定，也有必要減少這類交易的需要，并因此減少執行它們所需的資源。”[2]于是，既然把污染空氣的權力賦予排放廢氣的工廠主，顯然比把它賦予周邊居民，可以減少工廠主與周邊眾多居民達成協議的交易費用，那么，西方經濟學自然就主張按照有效配置資源的目標直接把這樣的權力（產權）賦予工廠主，這也算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根本性作用。從這里，可以看出，西方文明是一種強權的文明，具有突出的劫掠性，它其實起源于那里的強盜文化。海盜在西方文學和影視作品中早已被英雄化。顯然，海盜打劫的交易費用是很低的。
西方經濟學聲稱，“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3]然而，這種追求是在稀缺性約束下也就是每個人現有條件下進行的。也就是說，對于窮人來說，他只能追求在僅有一個討飯破碗和打狗棍的資源配置情況下的“最大”利益，而對于富人來就，就可以追求別把酒肉過期放臭了的最大利益。西方經濟學絕不考慮調整一下稀缺性，把富人的一些多余的酒肉調劑給窮人，因為他們認為這樣的調整不是對資源的“有效”配置。畢竟，他們早就認識到，“在財產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沒有貨幣還比較容易生活，沒有窮人就不行，因為誰去勞動呢？”[4]由此可見，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愚民性。
西方經濟學根據稀缺性的變化提出了邊際效用遞減的理論，以便以此構造出對抗勞動價值論的效用價值論。該理論認為，隨著消費（占有）的商品的數量增加，單個商品帶來的效用會下降。于是，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提出，既然貨幣越多，一元貨幣帶來的效用越少，那么把少量的貨幣從富人那里拿來給缺錢的窮人就會提高整個社會的效用。對此，西方經濟學自然無法接受，但他們沒有拋棄導致這個結論的邊際效用遞減理論，而是對原有理論進行了補充和修正。為此，西方經濟學提出了兩個修正方案。一是推出貨幣效用不變論，也就是貨幣的邊際效用不會遞減。但是，這樣還是有一個令他們不能滿意的問題，那就是一元貨幣對富人的效用可能比對窮人的效用低，以至于還是存在主張“劫富濟貧”的理論風險。二是由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提出的個人之間的效用不可比論，于是，“一個大富翁的人對一元的看法，可能比一個街頭乞丐重要得多”[5]，從而不僅不能“劫富濟貧”，反而要“劫貧濟富”，越富有的人的實際稅率反而越低。西方經濟學的這種做派實際上反映了西方文明中的馬太效應，也就是《圣經》中所說的，“凡有的，還要加倍給他叫他多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這種“損不足以奉有余”正是老子在《道德經》中所說的“人之道”。因此，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人道”性。與之相比，中華文明強調“不患寡而患不均”所奉行的則是“損有余而補不足”的“天之道”，它在今天通過“兩個結合”表現為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西方文明所強調的“人道主義”奉行的是新教倫理，它與資本主義精神是一致的，馬克思就曾指出，“新教幾乎把所有傳統的假日都變成了工作日，由此它在資本的產生上就起了重要作用。”[6]從而為資本辯護使資源配置向資本傾斜就是反映西方文明的西方經濟學的“政治正確”。對于現代經濟學來說，“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7]。
不過，既然個人之間的效用不可比，從而不能談論總體的效用，那就談不上資源的有效配置，因為每個人的評判都是不同的，而要根據不同人的效用偏好來有效配置資源，那是最狂妄的計劃經濟者也不曾設想過的。更何況，既然每個人的評判不同，那么有效配置資源的一個被隱蔽的核心問題是，這些資源配置對誰是有效的，是為誰配置的？又由誰來配置？如果由市場來配置，那就是“看不見的手”在配置，根本就不存在對其進行學術研究的必要，也不存在研究的可能性，否則“看不見的手”就變成“看得見的手”了。如果需要專家的研究才能知道如何有效配置資源，那就只有按照專家們指令進行的方式也就是非市場的方式才能實現“有效”的配置資源，又談何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呢？這種自相矛盾的二律背反，反映了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背反性。相反的，政治經濟學不講空洞的有效配置資源，而是強調發展生產力和改善生產關系，以實現共同富裕。
西方經濟學也清楚前面的提法經不起追問，于是他們又提出，“經濟學的目的是追求以最小痛苦的代價來購買快樂，使幸福增至最高度。”[8]或者，更明白的說法是，“有節制的生活和不斷的勞動，對于窮人來說，是通向物質幸?！此侵副M可能長的工作日和盡可能少的生活資料〉的道路，而對于國家〈即地主、資本家和他們的政界顯貴與代理人〉來說，是通向富裕的道路。”[9]其中，尖角符號內的文字是馬克思的標注。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經濟學發揮其突出的愚民性來虛偽地對窮人講幸福，而不是講（共同）富裕。西方經濟學也設定休閑與消費作為窮人的決策選項，要想休閑（縮短工作日或僅僅是遵守法定工作日）就要減少消費（餓肚子），要想有錢消費（不餓肚子）就得多干活少休閑（享受超出法定工作日的“福報”）。而在被西方經濟學刻意回避的低工資的前提下，這實際上就是在餓死（盡可能少的生活資料）還是累死（盡可能長的工作日）之間進行選擇。
更重要的是，痛苦的代價的承受者與快樂的享受者并不是同一個人。馬克思指出，“資本是根本不關心工人的健康和壽命的，除非社會迫使它去關心。人們為體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過度勞動的折磨而憤憤不平，資本卻回答說：既然這種痛苦會增加我們的快樂（利潤），我們又何必為此苦惱呢？”[10]而奉行新自由主義的西方經濟學自然是反對任何妨礙增加資本的快樂（利潤）的社會關心的。對于西方經濟學中所反映的西方文明的這個特點，馬克思在談到鴉片貿易史時曾有過說明。他指出，“中國皇帝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殺行為，下令同時禁止外國人輸入和本國人吸食這種毒品，而東印度公司卻迅速地把在印度種植鴉片和向中國私賣鴉片變成自己財政系統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蠻人堅持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自私自利的原則與之對抗。”[11]西方文明所強調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正是西方經濟學所致力的“有效”配置資源（洪水），否則也不會有人把“人死了，錢沒有花完”作為人生最痛苦的事。與之相比，中華文明強調“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在基于自私自利的西方經濟學中就沒有任何體現。美國耶魯大學的西方經濟學家陳志武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養兒防老視為損失保險，認為可以用養老基金等金融品種來代替[12]。這表明，西方文明具有不考慮子孫后代的突出的無后性。
最關鍵的問題是，恩格斯早就指出，“國民經濟學的產生是商業擴展的自然結果，隨著它的出現，一個成熟的允許欺詐的體系、一門完整的發財致富的科學代替了簡單的不科學的生意經。”[13]因此，當西方經濟學以有效配置資源為目標，拋棄了發財致富這個根本目的時，它就不再像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那樣是資本家們在乎的東西了。對此，馬克思早就提醒，資本家“用一大套冗長無味的空話愚弄了我們。為此他不費一文錢。他把這一類虛偽的遁詞和空話都交給他為此目的雇用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們去講。他自己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對于業務范圍之外所說的話，雖然并不總是深思熟慮，但對于業務范圍之內所做的事，他始終是一清二楚的”[14]。于是，只剩下“虛偽的遁詞和空話”的西方經濟學反映了西方文明所具有突出的空想性，尤其是空想出一個理想的資本主義社會和所謂“好的”市場經濟來進行和平演變。
二、 從西方經濟學研究內容看西方文明
西方經濟學號稱研究市場微觀主體的經濟行為，但那是一個什么樣的主體呢？那是一個西方經濟學自己假設出來的主體，是所謂自私自利的理性經濟人。對于這樣的人，馬克思早就指出，西方經濟學“幼稚而乏味地把現代的市儈，特別是英國的市儈說成是標準人”[15]。也就是說，所謂市場微觀主體只是從小資產階級身上抽象出來的假想人，而不是處于社會現實中的人。這樣的假想人反映出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功利性。正是出于這種功利性，西方人要用武力在中國傾銷鴉片，并且不在乎死后是否洪水滔天。但是，這種功利性在西方經濟學中表現得十分可憐，在那里絕大多數人的自私自利只能是窮算計。因為這些人只能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根據既定的工資水平，來算計勞動多長時間以實現休閑和消費的效用最大化。西方經濟學絕不考慮通過“打土豪、分田地”和罷工等手段來改善這些人自私自利的前提，反而一味地利用失業來恫嚇要進一步壓低工資水平，認為工資水平會導致工人減少工作時間增加休閑時間的“不利”局面。這反映出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壓迫性。
除了這些孤立的個人，西方經濟學所考察的市場微觀主體就是所謂的廠商。這些廠商無一例外都是資本主義企業，因為西方經濟學的生產函數就是以勞動和資本作為自變量的。這一方面表明，西方經濟學“不能設想各種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發展起來的形式竟能夠離開并且擺脫它們的對立的、資本主義的性質”[16]。從而反映出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狹隘性，缺乏前瞻性。另一方面這也表明，這些廠商只有廠即只有生產企業，而沒有商，沒有商業企業。畢竟西方經濟學沒有提出過商業函數或流通函數。從而西方經濟學根據生產函數提出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完全排除了商業企業和金融企業的分配依據。如果商業企業不得分配，那么它們就不能存在，而沒有商業企業和商人，就不會有市場流通，也就沒有市場經濟。所以，如果說早期的《國富論》的確在研究市場經濟的理論與政策，那么現代西方經濟學早就談不上對市場經濟的研究。如果分析不了商業企業和金融企業的利潤來源，少了商業領域和金融領域的各個環節，又談何分析市場經濟機制的運行原理？因此，西方經濟學自稱研究市場經濟的理論與政策，反映出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吹噓性。
西方經濟學對市場的整體波動的研究，主要是為了反對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在馬克思的《資本論》發表之前，他們不承認十全十美的資本主義市場會出現整體波動；而在馬克思的《資本論》發表之后，他們反對把市場的整體波動歸結為由經濟規律所決定的生產過剩引起的經濟危機周期，主張把它看成一些個人投機行為的結果。美國金融危機后，西方經濟學承認對市場的整體波動毫無辦法，政府的經濟調控政策也沒有作用，改為鼓吹“與狼共舞”，與經濟危機安然共存，反映出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妥協性。
西方經濟學的增長模型以生產函數理論為基礎，其目的是為了“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粗魯口號’，‘資本是死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不再能被接受。資本本身是能生產的，而不是剝削的”[17]。但是，這些“證明”只不過表明，“在固定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和產出之間可以有多種多樣的比例關系”[18]。因此，正如資產階級偽造歷史，搞歷史虛無主義一樣，西方經濟學也偽造科學，體現了西方文明善于偽造的傳統，具有突出的造假性。
西方經濟學對于增長的研究還起著為金融寡頭們制造的通貨膨脹打掩護的作用。政治經濟學認為，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會導致單位商品的價值下降，在不存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這意味著商品的價格下降。而西方經濟學卻認為，只要一攬子商品的價格不變就沒有通貨膨脹，因此，西方經濟學所謂的經濟增長（不變價）要比實際的價值增長快得多。這種隱蔽的學術造假對于普通民眾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為它方便了濫發紙幣的金融寡頭掠奪他們。西方經濟學還鼓吹用通貨膨脹來解決失業問題，使普通民眾包括失業者不多的儲蓄貶值，更是充分體現了西方文明突出的愚民性。失業是生產資料使用工人，而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經濟得以維系的溫床。沒有失業，資本家就不能在自己的工廠里寫上“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條幅，而努力工作的內卷只會造成更多人的失業。但是，在人們看到失業問題的地方，這三位只看到崗位空缺的西方經濟學家卻獲得了201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19]。
西方經濟學雖然起源于市場經濟國家，但是由于它反馬克思主義的做派，根除了古典經濟學中的科學成分，從而它根本分析不了市場經濟機制的運行原理。例如，它一直沒有從量的規定上來定義貨幣，只是從定性的角度來將貨幣視為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從而無法用貨幣說明價格，而價格體系是市場經濟最根本的機制。因此，只有西方文明突出的吹噓性，才能標榜西方經濟學分析了市場經濟機制的運行原理。
至于相關激勵制度設計，無非是研究如何在資本家及其代理人之間分贓。這是由資本家與經理人的職能分割造成的。資本家在剝削他人的勞動之后，還想剝削他人的管理。但是，資本家畢竟還得依靠經理人去剝削勞動，所以只能與經理人分享對勞動的剝削，從而經理人即便不屬于資產階級也是屬于小資產階級，而不會屬于無產階級。于是，資本家與經理人之間的關系，就是兩個都極度自私自利的理性經濟人之間的關系，他們都會極力為自己爭奪利益，而直接掌管企業的經理人擁有信息不對稱的優勢，在爭奪中處于優勢地位。這種狀況其實表明，資本家日益成為多余的人，就像在資本主義農業中地主已經成為多余的人一樣。但是，西方文明突出的資本性使得西方經濟學必須為保留資本家和資本家的利益盡心盡力，于是誘使經理人為資本家的利益而努力的相關激勵制度設計就成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應有之義。但是，這種設計其實是紙上談兵。畢竟能夠憑借信息不對稱私下里全吞的部分利益，經理人何必拿到明面上來與人分享呢？而這些激勵制度設計反而使經理人還能夠在明面上多瓜分不少利益。人們看到，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那些倒閉的大公司的經理們反而拿到了高額的薪水和補償金。西方經濟學在這一點上可謂成事不足，敗事有余。這是西方經濟學自身的荒謬性的一個體現。
所謂西方經濟學對政府的經濟調控政策，習近平總書記對其有著清楚的認識，他指出其中的供給學派“強調的重點是減稅，過分突出稅率的作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較絕對，只注重供給而忽視需求、只注重市場功能而忽視政府作用”[20]。西方經濟學之所以強調減稅，正是西方文明突出的資本性的體現，是為了替資本家爭取更多的利益。西方經濟學對政府的經濟調控政策研究的出發點就是削弱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例如，與呼吁減稅相匹配的就是要求削減政府開支，但絕不是要求削減政府在軍事和戰爭上的開支，不是要求削減政府在警察等鎮壓民眾的暴力機器上的開支，而是要求減少政府社會福利投入，要求減少失業救濟[21]。習近平總書記自然不會允許和容忍用西方經濟學這一套來曲解習近平經濟思想，他明確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22]只不過，西方經濟學作為中國研究生教育的一個“堂堂正正”的學科專業，必然要在課堂上和發表的論文中宣揚“新自由主義”，引領負面輿論。
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與西方經濟學家一樣都是為資本家服務的，所以對供給學派的減稅要求，那里的政府是經常照辦的。一些福利開支自然也節省了。但是福利開支需要解決或緩解的問題，并不因為西方經濟學家的漠視而自動消失，于是，“零元購”出現了。政府的其他方面的支出增加了，總支出并沒有減少。于是，財政赤字日益擴大，政府債務日漸增長。由于減稅，這些債務負擔自然從資本家尤其是大資本家那里，轉嫁給了沒有享受減稅或沒有享受等額減稅的其他人，甚至進行了代際轉移，而且政府發債的中介費用也成為金融寡頭的收益來源，充分體現了西方文明突出的“人道”性。
頻繁爆發的經濟危機給資本家們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同時馬克思主義對經濟危機的批判，也使西方經濟學不得不回應市場機制失靈的問題，否則西方經濟學的不科學性就過于明顯了。于是，西方經濟學家凱恩斯在沿用以有效需求不足解釋生產過剩的做法的基礎上，提出邊際消費傾向小于1來解釋有效需求不足，進而東施效顰地借鑒蘇聯的做法，提出以政府主導的公共工程來擴大需求以解決經濟危機問題。這種不科學的理論及其應用部分地導致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通貨膨脹和失業率居高不下的滯脹現象，而被后來的西方經濟學家拋棄。為了轉移視線，西方經濟學以突出的愚民性把市場失靈引導到公共產品領域，認為政府部門提供的一些服務屬于公共產品，是市場機制無法有效提供的，從而導致市場失靈。解決的辦法自然是由私人部門轉向公共部門。然而，公共服務部門中可以壟斷的利益被資本家們看中了，具有突出的資本性的西方經濟學自然要為之效勞。于是，政府失敗或政府失靈的理論提出來了。公共部門的服務被私有化即市場化了。例如，美國的監獄就被資本家們承包了。政府通過從公眾手中收稅，把公共服務部門的盈利親手送給資本家們。
事實上，市場機制的失靈就在于資本主義私有制。資本家對剩余價值（利潤）的追逐，導致供給大于需求的生產過剩。畢竟資本家要賺錢就必須賣得多而買得少，而工人要在資本家手下掙錢，也必須賣得多而掙得少（勞動力商品），也就是多干活少拿錢。從而，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是不可避免的，這種供求不平衡導致的持續性的市場失靈，只能用短期爆發的反向的市場失靈即一場經濟危機來強制糾正。這種市場失靈是市場機制本身無法克服的，也是資本主義政府的經濟調控無法解決的。這是因為，資本主義政府的經濟調控，由于西方文明突出的資本性，首先不能妨礙資本家賺錢，從而無法從根本上克服供求不平衡。而消除現代市場機制失靈最根本的辦法即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是西方經濟學根本不會去觸碰的。這也是西方文明突出的狹隘性的一種體現。
三、從西方經濟學流派看西方文明
西方經濟學具有多個流派與分支。這些流派與分支的演化途徑是不同的，它們的興衰取決于它們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興衰，而不取決于它們的理論是否科學，從而既反映出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分裂性，也是西方文明突出的資本性的一種體現。這些流派與分支的融合只是一袋大小和形狀各不相同的馬鈴薯那樣簡單的疊加，缺乏內在一致的邏輯性。
早在恩格斯所著《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就提到當時相互對立的經濟學觀點，這些觀點的支持者可以歸入不同的流派之中。與之相比，中國古代有“兩小兒辯日”的故事，也可以看成兩個不同的流派。由此可見，流派紛呈只能說明該學科還沒有達成共識，從而也就沒有把握真正的規律，談不上科學性。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翻譯出版了一本外文論文集，書名就是《經濟學為什么還不是一門科學》，這里的經濟學指的是西方經濟學，不包括政治經濟學。由此可見，中國研究生教育將西方經濟學作為學科專業，招收大量優秀學生去信奉它們，是非常不妥當的。
與西方經濟學相反，被《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簡介及其學位基本要求》認為是“以人類社會物質資料生產為出發點，在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的前提下，研究人類社會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相互關系（即生產關系）的經濟學科”的政治經濟學，把握了人類社會生產的真正規律，反而是研究市場經濟的理論和政策的不二法門，是真正的經濟科學。對于政治經濟學來說，只有一脈相承的觀點和學說，而沒有亂七八糟的多個流派。近來，雖然有人企圖“修正”政治經濟學，把西方經濟學的一些錯誤觀點“融合”到政治經濟學中去，但是，從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出發，這種錯誤做法是能夠輕易被識別和否定的，相關“成果”在政治經濟學界如過街老鼠一樣不受人待見。
事實上，西方經濟學各流派之所以排除了科學成分，與馬克思創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著極大的關系。恩格斯晚年在給俄國人丹尼爾遜的信件中指出，“您很奇怪，為什么政治經濟學在英國處于這么可憐的狀況。其實，情況到處都一樣。連古典政治經濟學，甚至自由貿易的最庸俗的傳播者，也受到目前占據大學政治經濟學講臺的更庸俗的‘上等’人物的鄙視。在這方面，很大程度上要歸罪于我們的作者，他使人們看到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各種危險的結論；于是他們現在認為，至少在這個領域內，最保險的是根本沒有任何科學。”[23]恩格斯在這里所說的“我們的作者”是指馬克思，而今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學中也處于被邊緣化的可憐的狀況，被目前占據中國大學經濟學講臺的海歸西方經濟學者鄙視，原因與恩格斯當年具有很強的類似性。
馬克思指出，“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自由的科學研究遇到的敵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領域內遇到的敵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例如，英國高教會派寧愿饒恕對它的三十九個信條中的三十八個信條進行的攻擊，而不饒恕對它的現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進行的攻擊。在今天，同批評傳統的財產關系相比，無神論本身是一種很小的過失。”[24]而西方經濟學及其各個流派正是反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產物。正是由于西方經濟學代表私人利益，正是由于西方經濟學家首先是他們所信奉的自私自利的理性經濟人，西方經濟學才會為了私利而拋棄科學，并分為爭奪利益的各個流派。
中國的西方經濟學家厲以寧在談到當代西方經濟學主要流派時曾指出，“萬變不離其宗：從自由放任到國家干預”[25]。從美國出版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主張自由放任的是古典流派，主張國家干預的是凱恩斯主義流派。它們之所以持有不同的主張，是因為前者代表產業資本家的利益，反對金融資本搞通貨膨脹，反對政府因為財政赤字而向金融資本借債進而把償債責任推向包括產業資本在內的全社會；而后者代表金融資本的利益，要求政府赤字財政，使政府受制于金融資本，并向金融資本輸送利益，還要撤掉產業資本的酒杯，借機掠奪或瓜分產業資本的財富[26]。沒有任何一個西方經濟學的流派是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的。前面提到過的供給學派代表的也是大資本家的利益。西方經濟學承認，供給學派的許多觀點都未得到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現實的支持，但該學派卻受到了當時在美國執政的代表壟斷金融資本的里根總統的擁護，其結果是高預算赤字和政府債務的不斷增長，而這個結果正是金融資本為了控制美國政府和美國民眾所希望的[27]。
正是出于對西方經濟學流派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研究，筆者指出，“產業資本家總有一天會發現，他們再一次站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夕，只是這次革命的對象不是土地貴族而是金融貴族。”[28]從而按照可以考證的著作出版時間，提前一年半，預言了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由此可見，在利益分裂的情況下，西方經濟學的各個流派是不可能融合發展的，所謂的融合只是強行堆砌在一起的“兩張皮”而已。
西方經濟學流派眾多，并不意味著學術的繁榮，反而代表其學術的迷惘，對此，我們所要做的是，根據政治經濟學的原理和唯物史觀，對其進行理論與實踐的批判。只有在這種批判的基礎上，才可以談到有所借鑒，而決不能直接地吸收和借鑒，更不能像一些人所提出的那樣，搞什么西方經濟學的中國化[29]。中國經濟學只能是像習近平經濟思想那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成果，只能是“兩個結合”的產物。
四、從西方經濟學方法看西方文明
關于西方經濟學方法論所反映的西方文明，有人指出，“經濟學理論界崇尚通過構建數理模型來進行理論分析是根植于西方文明的畢達哥拉斯情結；構造既反映經濟行為又能被實際數據檢驗的動態理論模型成了經濟學難題。目前，經濟學家尚不可能理解現實經濟的全部復雜結構，其理論為需要而服務。”[30]在這里，所謂畢達哥拉斯情結，“是西方人欲以數理邏輯為自然世界‘立法’——建立數學決定論的世界模型的情結，自古希臘歐幾里德幾何學開辟嚴密的邏輯方法到現代理論物理學都是這一情結的反映”[31]。但是，畢達哥拉斯情結的根本問題在于，“把數，即量的規定性，理解為事物的本質”[32]。因此，無論是幾何學，還是物理學，甚至政治經濟學，當它們只是用數理模型來表達事物運動中量的變化時，是完全科學的做法。只有企圖用量的變化來混淆質的差別時，才算得上畢達哥拉斯情結。例如，西方經濟學在構造生產函數時，把勞動和資本作為可以替代的自變量，就是在用量的變化來混淆勞動和資本的質的差別，企圖以此說明資本像勞動一樣可以創造價值。這樣的數理經濟學分析就是畢達哥拉斯情結的體現，只有愚民的作用，反映了西方文明突出的愚民性，沒有任何科學意義，也毫無應用價值。
馬克思在談到法國經濟學家蒲魯東時曾經指出，“科學在他看來已成為某種微不足道的科學公式了；他無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為如此，蒲魯東先生自以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學，也批判了共產主義；其實他遠在這兩者之下。說他在經濟學家之下，因為他作為一個哲學家，自以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著深入純經濟的細節；說他在社會主義者之下，因為他既缺乏勇氣，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資產者的眼界。”[33]雖然這里的公式并不就是指西方經濟學常用的數理公式，但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批評對于現代西方經濟學也是適用的。今天國內的一些經濟學權威期刊也是無休止地追逐一些微不足道的、絲毫沒有深入純經濟細節的數學模型，以為有了這些數學模型就有了“高”水平的學術成果。其實，今天西方經濟學界熱衷于數學模型的主要原因只不過是為了提高門檻，減少競爭這碗飯的人口而已。西方資產階級雖然需要養活一些人替他們鼓吹，但從成本上考慮也要限制一下人數。但是，資產階級的學識終歸淺薄，用數學模型來替他們鼓吹，他們自己也是不大明白的，多少總會覺得力度不夠，怕浪費了錢。因此，曾經在數學模型方面勇領風騷的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看清了形勢，在其后來編撰的經濟學教科書中放棄了數學模型，從而得以長期風靡于世[34]。而科斯、張五常、曼昆等西方經濟學家的東西也由于沒有數學模型而大受資產階級的推崇和資產階級媒體的吹捧。21世紀初中國大陸爆發的“張五常熱”可謂是中國經濟學界和學術史上的一個污點。相反的，認認真真做數理模型的人，也許在西方經濟學的小圈子里有些名氣，能混個教職，但在資本家們的眼里和社會上是沒有名氣的，其寫作出來的東西除了束之高閣，也沒有別的下場。
事實上，著名西方經濟學家凱恩斯也看不慣西方經濟學的數理經濟學分析，他曾指出，“在近來的‘數理’經濟學中，只能代表拼湊之物的部分實在太多了；這些部分的不精確的程度正和它們賴以成立的假設條件是一樣的。假設條件使那些作者們能在矯揉做作和毫無用處的數學符號中，忘掉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和相互依賴的性質。”[35]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也要求“廣大專家學者深入實際、深入群眾、深入基層，傾聽群眾呼聲，掌握真實情況，廣泛調研，潛心研究，不斷拿出具有真知灼見的成果”[36]。顯然，具有真知灼見的成果只有建立在“三個深入”的基礎上，而不是通過閉門造車設計的數理模型，才能拿得出來。
凱恩斯雖然對數理經濟學進行了批判，但是他本人同樣在數理邏輯上犯了錯誤。他提出的凱恩斯乘數模型就是一個因果倒置的結果。凱恩斯乘數的實質是乘數=產出的變動/沒有消費掉的產出的變動，卻被當成是乘數=產出的變動/投資的變動[37]。這是因為，凱恩斯錯誤地理解了他提出的基礎公式即收入=投資+消費。這是一個分解的公式，即收入分解成用于消費的部分和用于投資的部分。但是，凱恩斯把它當成了一個相加的公式，即投資和消費相互獨立地相加成收入。于是，投資增加，收入就按照乘數來成倍地增加，而從分解公式來看，投資的增加只意味著消費的相應減少，而收入是不變的。西方經濟學的這種錯誤，反映了西方文明突出的顛倒性。而馬克思早就指出過這種顛倒性，“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價值或商品價值中體現無償勞動的這一部分價值，其本身分解成不同的部分，有三個不同的名稱?？墒?，如果說商品中的這一部分價值是由這三個組成部分的獨立價值之和而構成或形成的，那就完全違反真理了。……你們知道，流行的觀點分不清一定量的價值分解為三個部分，和三種獨立價值相加而形成這個價值這二者的不同，于是就把地租、利潤和利息所由產生的總和價值變成一種隨意規定的數量，這種觀點該是如何荒謬。”[38]顯然，那些建立在體現了顛倒性錯誤的數理經濟學分析基礎上的相關政策只能在比較罕見的機緣巧合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成功。
在任何一個科學領域，包括政治經濟學領域，數理分析都是必要的。畢竟在這些領域不可能只有質的規定性而沒有量的規定性。馬克思就是最早給出數理經濟模型的人。他在關于“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的分析中所提出的兩個部類之間的交換關系，即“在簡單再生產中，第I部類的商品資本中的v+m價值額（也就是第I部類的總商品產品中與此相應的比例部分），必須等于不變資本IIc，也就是第II部類的總商品產品中分出來的與此相應的部分；或者說，I（v+m）=IIc”[39]。這就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宏觀經濟數理模型。但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沒有畢達哥拉斯情結，不強求數理公式，反而完成對價值實體和價值量的科學分析，而這樣的分析，在馬克思之前兩千多年的時間里，人類智慧對以貨幣形式為完成形態的價值形式進行探討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結果”[40]。直到今天，西方經濟學仍然沒有對貨幣的量的規定性作出（數理）分析，沒有回答“什么是一塊錢”這個極無內容和極其簡單的問題。
由此可見，數理經濟學分析與應用，與經濟領域的數理分析與應用不是一回事。這是因為，數理經濟學分析與應用是作為保護帶以維護西方經濟學這個硬核，其數理模型的設定必須遵守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念。例如，典型的西方經濟學宏觀模型就是一般均衡模型，其聯立方程中有一個方程就是總需求=總供給。但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根本就不存在一般均衡，西方經濟學根據經濟統計數據來建立模型，盡管可以得到一個計算結果，但毫無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數理經濟學分析與應用的這種數理形式主義，與西方文明強調“程序正義”勝過“實體正義”有高度的相似性，可以視為反映了西方文明突出的程式性，其目的是用名義上的正義來掩蓋實體上的不正義，用形式的科學性來掩蓋實體的不科學性。
數理經濟學分析與應用有一個極為荒唐的地方，就是對不可計量的東西也就是不具有量的規定性的東西建立數理模型。這就是建立各種效用函數。其中，有的效用是關于不同商品的偏好，有的效用是關于投資收益與風險的偏好。這些效用都是西方經濟學家在頭腦中虛構出來的，就像上帝是教徒們在頭腦中虛構出來的一樣，它們在現實中既不存在，更不能測量，而且不同的人虛構出來的效用函數還不盡相同，因而實際上對于效用函數的研究就像研究“有多少天使可以在一根非常細的針尖上跳舞，而不會互相推擠？”的西方宗教問題一樣，反映出西方文明具有突出的虛構性。
既然數理經濟學堅持以錯誤的西方經濟學為根基，那么它就必然不能科學地對待它所運用的數學工具，從而必然會在分析與應用方面出現假用數學、誤用數學、錯用數學、濫用數學等現象[41]。例如，“西方經濟學對效用函數存在性的證明，是一種自我循環的論證。這是因為，效用函數存在性定理的那些假設條件，不是基于事實而是基于數學證明的需要。而要滿足這些假設條件，就必須事先要求效用函數的存在”[42]。這也是西方經濟學所反映的西方文明突出的程式性的一個體現。
西方經濟學的方法論，除了突出的數理經濟學分析與應用外，還有突出的個人主義。例如，中國香港的因逃稅而受到美國通緝的西方經濟學家張五常曾經指出，“‘個人’是所有經濟分析的基本單位。這是說，任何經濟問題不可以從一群人、一個團體、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為起點來分析。”[43]為了支撐這個西方經濟學的“近于無稽”的基礎假設，他指出，“幾何學指明：‘一點是不可以量度的！’一點既不能量度，那又怎會有可以量度的直線呢？但基于這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起點，幾何學使人類在古代建造了金字塔（雖然這些基礎假設當時尚未搞清楚），在今天建造了香港的中國銀行大廈。我們的結論是：近于無稽的基礎假設，可能導致令人嘆為觀止的學問。”[44]然而，雖然“從張五常的數學水平出發，他當然不能理解，一點既不能量度，為什么又會有可以量度的直線。但是，這個問題早就被高等數學解決了。其解決的途徑恰恰不是從單個的點出發來研究直線（點的集體），而是從直線出發來研究單個的點”[45]。這是因為，從孤立的點出發，其長度為零，直線上的點再多，無窮的點相加仍然是零，也就是沒有長度，從而也就沒有直線。但是，從直線出發，其線上的每個點的長度不是零，而是無限接近于零的無窮小量，當這樣的點足夠多的時候就可以組成長度大于零的直線。
馬克思在談到法國小農的時候曾經有一個比喻，“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簡單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匯集而成的那樣。……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46]。西方經濟學也希望現實中的廣大民眾是這樣的一個個馬鈴薯，這樣西方經濟學家們就能夠高高在上地作為科學權威來代表他們，使他們分裂，瓦解他們的團結和聯合，成為一盤散沙，以方便極少數大資本家對他們實行統治。因此，西方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也是西方文明突出的分裂性的一個體現。如果這個方法論成立，其后果必然是，“每個人都互相妨礙別人利益的實現，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所造成的結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47]。“據稱，當年日本之所以敢于全面入侵中國，傷害我同胞無數，也正是因為認定中國是一盤散沙”[48]。
與之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卻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按照集體主義，形成無產階級，以便爭取自身的解放，維護最根本的階級利益。而實現了“兩個結合”，取得了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等勝利的中國人自然要堅持集體主義而不是個人主義。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重要講話中提到要加強或深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強調“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的傳承和發展”。我們決不能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經濟學的研究生教育割裂開來，必須堅決摒棄（西方）經濟學研究中的個人主義，不能隨隨便便地借助研究生教育的平臺，把反對集體主義的個人主義思維定式灌輸到中國研究生的頭腦中去，不能把西方文明的糟粕，以借鑒人類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名義，灌輸到中國研究生的頭腦中去。
（作者：余斌，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來源：《寧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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