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變和量變是事物發展的兩種狀態。任何事物的發展變化，都是在由量變到質變、又由質變到量變的轉化過程中實現的。
毛主席深刻地闡述了量變質變及其轉化的根源:“無論什么事物的運動都采取兩種狀態，相對地靜止的狀態和顯著地變動的狀態。兩種狀態的運動都是由事物內部包含的兩個矛盾著的因素互相斗爭所引起的。當著事物的運動在第一種狀態的時候，它只有數量的變化，沒有性質的變化，所以顯出好似靜止的面貌。當著事物的運動在第二種狀態的時候，它已由第一種狀態中的數量的變化達到了某一個最高點，引起了統一物的分解，發生了性質的變化，所以顯出顯著地變化的面貌。”這就是說，量變和質變是由事物內部的矛盾斗爭引起的兩種狀態，當新的方面還沒有對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時，事物的性質還沒有改變，這時的變化是量變；由于量的變化，當新的方面對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事物的性質就發生變化，這時的變化是質變。事物的運動變化，總是先從量變開始。量變超出一定的限度，就引起質變，舊質歸于消滅，而出現新的質。這是由量變到質變的轉化。由質變而產生新的質，又開始表現它的相對穩定性，開始了新的量變過程。這是由質變到量變的轉化。事物的發展過程，就是這樣由量變到質變，又由質變到新的量變的循環往復，不斷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
科學研究的成果和人類的社會實踐證明了量變質變及其轉化在一切事物發展中是普遍存在的。
在物理現象中，水的物理狀態的變化，就是由量變引起的，水在一個標準大氣壓下，溫度上升到攝氏一百度時，就會從液體狀態轉化為氣體狀態，溫度下降到零度時，就會從液體狀態轉化為固體狀態，在新的狀態下又開始新的量變過程。
在化學現象中，同種元素構成的化合物，由于原子的數目不同，化合物的性質也就跟著不同。
在生物現象中，新物種的出現，就是由于舊物種經過變異性的長期積累，達到一定程度，改變了舊的遺傳特性，使舊物種發生了性質的變化，才形成起來。新物種出現以后，又開始了新的變異過程。
在社會現象中，當生產關系還能夠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時，社會的發展就表現為量變，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現存的生產關系再不能適應它的發展時，就會發生社會革命，推動生產方式的變革，舊的社會形態就為新的社會形態所代替，這就是質變。新的生產方式產生以后，又開始了生產力的新的發展過程。
在人類思維中，人們對于客觀世界的認識，是從感性認識開始的，當人們在實踐過程中積累的感性材料多了，就會引起一個認識過程的突變，躍進到理性認識。理性認識再回到實踐中去指導實踐，并在實踐中不斷檢驗和發展理論，這就是人的認識過程中的量變質變及其轉化的過程。
由量變到質變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事物內部成分的排列和場所的變更也屬于量變的范疇。在一定條件下，構成事物的成分在排列次序上發生變化也會引起質變。在生產中或戰爭中，同等人數和同樣素質的勞動力或軍隊，由于組織和安排的不同，也會引起生產或戰爭的結果的質的差異。
量變和質變雖然是事物發展的不可缺少的兩種形態，但兩者是對立的。量變是一種漸進性的、不顯著的變化，是事物在數量上的增加和減少，而不是根本性質的變化。質變是事物根本性質的變化，是漸進過程的中斷，是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突變，是舊質向新質的飛躍。因此，量變和質變是不同的，量變不能代替質變。
量變和質變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首先，量變是質變的必要準備。任何質變，都需要以一定的量變做準備，沒有一定的量的變化，質變就不可能發生，這是因為要打破舊的統一體，使矛盾雙方互相轉化以前，必須經歷一個矛盾雙方的斗爭過程，只有當這個斗爭達到了某一個最高點，矛盾雙方才能互相轉化，如果沒有這個斗爭過程做準備，矛盾雙方的位轉化是不可能的，恩格斯指出:“沒有有關的物體的量的變化，是不可能改變這個物體的質的。”因此，在革命實踐中，為要實現某種質變，必須進行量的積累，做好艱苦細致的日常準備工作。如果忽視量的準備，企圖依靠某種突然行動來實現質變，是決不能成功的！
其次，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量變發展到一定的限度，必然要引起事物的質變，當著矛盾雙方互相依存，因而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的時候，事物只有數量的變化，但是矛盾雙方的互相依存是有條件的，暫時的，舊的統一體不可能長久保持下去，隨著矛盾雙方斗爭的結果，必然要打破舊的統一體，引起矛盾雙方的互轉化，于是事物就發生了質變。一切事物歸根到底都要通過質變而發展為新的事物。列寧曾經指出:“資本主義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沒有‘飛躍’，這些單個的因素便絲毫不能改變事物的總的狀況，不能觸動資本的統治。”他又說:“辯證的轉化和非辯證的轉化的區別在那里呢？在于飛躍，在于矛盾性，在于漸進過程的中斷，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統一(同一)。”
否認質變，就是否認了舊事物向新事物的轉化，就是從根本上否認了發展，否認了辯證法。否認質變是適應反動統治階級需要的形而上學觀點。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資產階級形而上學采取了庸俗進化論的形態。庸俗進化論片面夸大了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量變和進化，否認發展過程中具有決定意義的質變、飛躍和革命。美帝國主義的忠實奴才、中國的實用主義者胡適，為了反對中國革命，曾經大肆鼓吹庸俗進化論。他說什么:“實驗主義......不承認根本的解決。它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他認為用革命的手段去推翻舊中國的反動統治是不必要的，只應當在保持腐朽的舊制度的基礎上進行一點一滴的改良。胡適的這種謬論是為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產階級服務的。庸俗進化論也是修正主義的理論基礎。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之流，企圖用庸俗進化論去代替革命辯證法。極力反對社會革命，鼓吹“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謬論。 赫魯曉夫、勃涅日列夫等叛徒集團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者繼承老牌修正主義的衣缽，重彈庸俗進化論的老調，他們大肆鼓吹“和平過渡”的謬論，硬說僅僅通過議會斗爭就可以實現社會主義。他們千方百計地阻撓人民的革命事業，胡說什么反動的統治階級可以“讓出政權”，只要依靠“群眾的與議會的斗爭”，就可以“和平”解決“問題”。這些謬論完全是反馬列毛主義、反辯證法的。唯物辯證法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兩個不同質的社會形態，由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不能通過“改良”、“進化”來實現，必須通過革命，通過無產階級用革命暴力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
最后我們還要注意到，事物發展是十分復雜的，量變和質變不是以純粹的形式出現的，而是互相交錯的，在量變過程中有部分質變的情形。當一個事物在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以前，它是處在總的量變過程中。但是，在總的量變過程中包含有部分質變。這種部分質變，大體表現為兩種形式:
一種是階段性的部分質變；
一種是局部性的部分質變。
階段性的部分質變，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質未變而某些非根本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使得事物的發展表現著幾個不同階段。這是因為事物的根本矛盾以及為根本矛盾所規定的根本性質沒有發生變化，事物處在總的量變過程中，但是，受根本矛盾規定和影響的事物的非根本矛盾，有些暫時的或局部的解決了，有些又新發生了，這些非根本矛盾的產生和解決，就引起事物某些非根本性質的變化，因而使事物發展顯現出不同的階段性。
毛主席說:“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及為此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是事物發展的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別。這是因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本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采取了逐漸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影響的許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比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個根本矛盾沒有解決以前，社會是處在總的量變過程中，在這個總的量變過程中，由自由資本主義到壟斷資本主義的轉化，就是階段性的部分質變。當年我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過渡到人民公社，在集體所有制的根本性質上沒有發生變化，但從合作社的所有制到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制也是一個階段性的變化，也是集體所有制發展過程中的部分質變。另一種是局部性的部分質變。這是指全局性質未變而其個別部分發生了性質的變化。這是因為從全局來說，事物的根本矛盾沒有發生變化，因而事物仍然處在總的量變過程中，但是事物的某些個別部分卻發生了性質的變化，引起局部性的部分質變。比如上一次中國人民在奪取全國政權以前，從全局來說，舊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根本性質并沒有發生變化，是處在總的量變過程中。但是，在這個總的量變過程中，當時我們黨卻在農村建立了一塊一塊的革命根據地，在這些根據地里，社會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不再是原來的舊性質，而是新民主主義的性質，這是局部性的部分質變。這種部分質變對于促進全局的質變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國的民主革命就是由農村建立根據地，一個一個地奪取陣地，然后取得全國勝利的。
事物的部分質變不是偶然發生的，部分質變也需要以一定的量變做準備，只有當量變達到一定的限度，才會發生部分質變。如前所述，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制的出現，是集體所有制發展過程中的部分質變，但是它的產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適應當時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需要，適應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的進一步提高而合乎規律的產生出來的，沒有量變的積累，部分質變就不可能發生。
部分質變對于事物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部分質變雖然不能改變整個事物的質的穩定性，不能代替根本質變，但是，逐步實現若干部分質變，可以促進量變，并為整個事物的根本質變創造條件。因此，我們在進行工作的時侯，不能忽視事物的部分質變，要善于通過部分質變去促進量變，以期實現事物的根本質變。
不僅量變過程中有部分質變，而且質變過程中也有量的擴張。質變本身，雖然在原則上決不是量變，但在質變過程中也有量變，即新的質大量增長，在較短的時間之內迅速地占領廣闊的地盤，代替舊質而取得支配地位。這個過程就是質變中量的擴張的過程。例如，1955年我國農業合作化的高潮是全國農村從個體經濟到集體經濟的根本質變，這個高潮一經到來，農業合作社就在全國各地一大批一大批地連續不斷地出現，這就是質變過程中的量的擴張。認識這種情形極為重要，它告訴我們，當事物的質變過程到來的時候，我們應當把新質在量上的迅速擴張看做完全合乎規律的現象，要大力促進它的發展，加速質變的完成，而不應該以量變的“常規”來衡量這種變化，阻礙它的發展。否則就要犯右傾保守的錯誤。
綜上所述，量變轉化為質變，質變又轉化為量變；在量變中有部分質變，在質變中有量的擴張，由量變到質變，由部分質變到根本質變，這就是事物運動發展所表現的形式。事物內部的矛盾斗爭是量變和質變及其相互轉化的根源。所以量變和質變這對范疇是對立統一規律的展開和具體表現。
量變和質變及其相互轉化的原理，是馬列毛主義關于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統一的原理的理論基礎之一。量變和質變的互相轉化，反映了事物發展的階段性和連續性的統一，總的量變過程中有部分質變的原理，進一步反映了不僅在新舊事物之間，而且在同一事物、同一過程的各個發展階段之間都是階段性和連續性的統一。革命也是如此。革命是不斷的，又是分階段的。不能脫離不斷革命論片面強調革命發展階段論，也不能脫離革命發展階段論片面強調不斷革命論，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是統一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左”傾機會主義者否認革命發展階段論，提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畢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論”，還有一些人則是否認不斷革命論，提出“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右傾機會主義口號，在思想路線上都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是違反辯證唯物主義關于量變質變的原理的。毛主席在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中正確地解決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互相區別和互相銜接的問題，并且根據我國革命的實踐，總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這些都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偉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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