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再次明確提出，“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筆者注意到，《決定》中所采用的都是“非公有制經濟”的規范術語，而不是意涵不明的“民營經濟”概念。在此需要重申一下，筆者在《兩種所有制并存的特點及相關問題》一文中所作的闡釋：
我國所謂的民營經濟，并不完全等同于私有制經濟。在我國，所謂的民營經濟，不過是某些專家不知出于何種目的而提出的專門區別于國有經濟的相對用語，其實是套用西方觀念，把國有經濟視為官辦經濟，把非國有經濟視為民辦經濟，這樣就把私營經濟、個體經濟和集體經濟混淆起來，統統戴上了“民”的帽子，而把真正屬于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卻推到了“非民”的不利地位。從經濟學上說，“民營經濟”這種提法是不科學、不規范的，也無法列入國家經濟統計分類。正因為這種提法的含混不清，造成在現實中，我國改革輿論“不要與民爭利”的論調甚囂塵上，改革政策也對國有企業發展有諸多限制，而對民營企業發展大開綠燈、放手支持，其實所謂支持民營企業主要又是支持私營企業發展，并沒有誰去關心支持集體企業發展。所以現在提出“促進民營經濟做大做優做強”，似乎也就成了要“促進私有制經濟在中國做大做優做強”。這種理解意味著什么？勢必帶來對當代中國到底要搞什么“主義”，要走什么“道路”的質疑！
筆者希望，至少理論界今后也能按照中央《決定》的規范用語，不要再籠統使用“民營經濟”這一含混概念，而將”民營經濟“中的集體企業歸為公有制經濟，屬于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的范圍；將”民營經濟“中的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歸為非公有制經濟，屬于要”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的范圍。
當今中國非公有制經濟如何發展的問題，政治風向標意義很大很足。三中全會《決定》再次明確要“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那這就意味著非公有制經濟在當代中國仍將呈現上升態勢。有鑒于此，人們有理由追問，非公有制經濟在中國究竟要發展到何種程度，要搞成什么樣子呢？
對于這個問題，筆者以為根據《決定》精神，可以有以下幾點理解。
一、明晰非公有制經濟在中國的功能定位
所謂功能定位，就是不同的所有制經濟成分在不同歷史背景和時代條件下客觀需要具備的社會功能。
當代中國的非公有制經濟也是這樣。作為一種私有制經濟，在中國社會主義的總體制度框架下，無論是私營企業，還是個體工商戶，其經濟功能都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繁榮和發展中國化的市場經濟。正如《決定》所指出的那樣，“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須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人們都承認，在“管得住”的前提下，現階段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能夠有效地“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從而“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
建立在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這一積極意義經濟功能的基礎上，非公有制經濟的政治功能也就有所清晰和規范。在中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并不是為了在中國培育扶持做大做強“富豪隊伍”，不是為了造就和成就中國的新資產階級，進而改變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性質，相反，是要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這樣的制度約束下，私有資本就不可無序擴張，就不能沒有政治邊界，更不能結伙做勢。正如《決定》所指出的那樣“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非公有制經濟在政治上定位，就是要充分發揮中國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和治理優勢，通過支持和引導非公企業健康發展，來鞏固和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以非公企業取代公有企業，讓非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以此改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性質，形形色色的這類企圖，一概都是妄想。
也就是說，作為私有制形式的私營企業和私有資本，必須適應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個框架，必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不允許在此之外移植、復制或建立一套資本主義的市場體系與制度體系。
二、厘清非公有制經濟同公有制經濟的關系
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二者之間的關系問題，本來是非常明晰的，那就是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里實際上內涵著兩個層面：一個是在所有制結構及經濟制度層面上，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是“主體”與“補充（輔助）”的主輔關系，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關系的根本屬性規定；另一個是在企業微觀層面上，公有企業與非公企業都是市場經濟中的法人主體，相互之間是平等競爭、共同發展的關系，這是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要求。這兩個層面的關系是不能混為一談的。也就是說，決不能因為任何企業都是平等競爭的市場主體，就否定公有制經濟在所有制經濟結構中具有不可動搖的主體地位。其道理很簡單，因為任何一個社會的根本性質，都是由占主體地位的所有制經濟性質決定的。所謂多種所有制經濟不分主輔、平起平坐的說法，完全是無視人類社會歷史事實和客觀發展規律的天方夜譚，在任何社會都不存在！
《決定》在“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下，提出“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顯然這是指市場經濟運行中企業主體行為的平等競爭關系，而決非指在整個社會的所有制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中，允許私有制經濟發展就可以否定甚至取代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此“主體”（市場行為主體）與彼“主體”（所有制結構主體）不是一回事！
但有些人就是要抓住一切機會刻意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此次三中全會《決定》發布后也是這樣，有人神經過敏、興奮不已，公開炒作什么《決定》中沒有“公有制為主體”的表述，說什么“取消這一關鍵表述，是歷史性變化”，并由此得出結論說，“在新的《決定》中，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實現了真正的平等，不再區分誰是主體地位，誰才能發揮主導作用。”照此邏輯演進下去，則就是要取消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而把非公有制經濟抬升到主體地位，實現公私經濟主輔易位，徹底改變中國社會經濟性質。坦率地說，有些人及其所代表的這一股勢力就是一直在為這個目標而努力。
我們說，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其實根本不是這么回事。
三中全會《決定》是在第二個大問題“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重申了“兩個毫不動搖”，雖然沒有直接再重申“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這句話，但這根本構不成什么“歷史性變化”。因為在前面具有“總論”性質的第一個大問題“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意義和總體要求”中，已經規定“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首先就是“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什么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二十大通過的新黨章已明確規定：“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基本經濟制度。”試問，如果“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被抽掉了“公有制為主體”，那還叫“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嗎？
從思想理論上說，“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已經包涵在“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邏輯之內。《決定》在“總論”中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為已確定的大前提做了強調，自然包括著鞏固和完善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內涵，所以在后面“分論”部分不須再重復，這是題中應有之義。這就意味著，非公有制經濟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喧賓奪主，取代公有制經濟成為中國經濟制度的核心與主體。
從實踐路徑上看，“三個集中”是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新要求。《決定》要求，國有企業要強化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競爭力，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關系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領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簡稱“三個集中”）。這表明，今后一個時期，國有企業不但要做強做優做大，而且要進一步強化關鍵領域和關鍵產業的主導與控制能力，這當然是加強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最新要求。
可見，《決定》雖然沒有在“分論”部分贅述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這非但沒有否定“公有制主體地位”，而且對新時期新背景下如何鞏固和發展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提出了更高水平的任務和要求。社會主義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作為一個多種所有制要素的組合體，其中必然有主有輔，這不是市場競爭中高低貴賤之分，而是各個不同部分各有功用。好比人體，主體部分當然是人的心臟、大腦及主要器官，其他器官以及肌肉皮膚等當然也很重要，但必須在心臟的支持和大腦的支配下。公有制就相當于人的心臟、大腦及主要器官，其中心臟和大腦就是國有經濟。所以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不可動搖也不能動搖，支持和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決不能改變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三、明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方向和前途
其一，非公有制經濟要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實行這一方針政策的目的，已經高度凝練地概括在《決定》總論部分的“總體要求”和分論部分“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中，那就是要使中國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部分，也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還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有效手段。展望未來，中國的非公企業必須融入中國式現代化，這是其唯一正確的發展方向。
其二，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之間在現階段并非零和關系，而是相輔相成的關系。雖然在所有制結構上是主輔關系，但是在企業層面上是平等競爭關系。正如《決定》所述“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正因為如此，要“堅持致力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
其三，在“鼓勵”與“支持”的同時，必須對非公有制經濟加強社會主義的“引導”。《決定》再度強調“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進行“引導”就得進行必要的“規范”、“修正”與“取舍”，就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就得有所限制，以使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同中國經濟發展的節奏合拍，同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同頻。對此，也可以理解為非公企業要做好“跟進”，也就是說，公私企業之間不是什么誰進誰退的問題，而是非公企業要“跟進”，要在公有制經濟強勁有效的引導之下避免消極面、強化積極面，以實現自身的發展與進步。
同以往情形一樣，每一重要政治事件發生之際，總會極大地激活與調動起一些政治投機者的胃口，他們觀風向、窺動向，伺機進行政治炒作撥弄，力圖影響和左右社會輿論風潮。這次三中全會《決定》剛一露面，有人就急不可耐地制造話題做文章，妄想帶出他們自己所需要的政治節奏，搶奪《決定》的解釋權與說明權，苦心孤詣塑造符合他們所期望的輿情氛圍，給老百姓注入改革開放就是向右轉的假象，營造中國不得不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這樣先入為主的成見。
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筆者認為，二十屆三中全會及其所做出的《決定》完全是按照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既定的正確路線前進，該改的堅決改，不該改的什么時候也不會改，過去改錯了的堅決糾正過來。這是更加鮮明的戰略自信，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繼續挺進。有人想制造中央精神的所謂“取消這一關鍵表述，是歷史性的變化”，以此窺探政治風向、影響政局變化，完全是徒勞的伎倆。
至于中國非公有制經濟的未來前途問題，在認真領會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以及此前相關文件精神的基礎上，我們認為，那就是在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要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要強化這個制度而不是破壞或虛化這個制度。正如《決定》所指出的“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中贏得戰略主動”，“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其目標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高度一致，那就是“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創新重要制度”。所以完全可以公開宣告，中國非公有制經濟業的前途決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當然，同任何事物都有復雜的發展進程一樣，在社會主義中國，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也是一項艱難探索的事業。在其歷史性展開的過程中，注定要發生許許多多的進退、迂回以及妥協的復雜運動，甚至還經常要呈現出進兩步退一步的狀況。正如經典作家所描述的那樣，前行的道路不可能像涅瓦河邊的人行道那樣筆直平坦。但不管多么復雜、多么艱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非公有制經濟的使命與責任是既定不變的，那就是必須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服務于共同富裕，服務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舍此，沒有前途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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