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深刻揭露了修正主義的反動社會作用。在帝國主義壟斷的經濟基礎上產生的修正主義，一開始就充當了支撐這個腐朽沒落的帝國主義制度的主要支柱，成為帝國主義的辯護士和忠實走狗。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由于受帝國主義超額利潤的收買而變成了資本主義的看門狗和工人運動的敗壞者。” 他們忠心為壟斷資產階級服務，在無產階級中間傳播資產階級思想，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危險。大家都知道，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由修正主義者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從內部分裂無產階級革命隊伍，破壞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要比資產階級親自出馬更省力，更有效。修正主義者一旦篡奪了領導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就會毀于一旦，真正的革命者就要遭殃，億萬萬勞動人民就會重新淪為雇傭奴隸，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歷史事實也早已經通過這個反面材料教育了我們，修正主義具有極大的危險性！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主義在互相殘殺中受到嚴重削弱，出現了有利于無產階級革命的大好形勢。列寧指出:“在戰爭造成的全世界的經濟破壞的基礎上，世界革命危機日益成熟”。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在怎樣對待帝國主義，怎樣對待戰爭與革命等一系列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路線同修正主義路線展開了激烈的斗爭。（參考昨日文章的《國際共運簡史》鏈接）號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的考茨基適應壟斷資產階級的需要，同鼓吹改良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民主反對派同流合污，發表了論述帝國主義的一系列文章和小冊子，拋出了臭名昭著的“超帝國主義論”。他公開背叛馬克思主義，鼓吹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宣揚“議會道路”，反對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他完全背叛工人階級，狂熱地支持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為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效勞，成為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和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主要敗壞者。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在《帝國主義論》這部著作中，圍繞著“是前進，使帝國主義所產生的種種矛盾更加尖銳、更加劇烈呢，還是后退，去緩和這些矛盾呢”這個根本問題，把考茨基的觀點分成三個方面進行全面的系統的批判，揭示了在對待帝國主義態度上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徹底清算了考茨基主義這一國際性的修正主義思潮，也給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主反對派的奇談怪論以應有的批判。
一是批判考茨基關于帝國主義的定義。
考茨基一貫反對列寧給帝國主義所下定義的基本思想。他認為，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階段，而是金融資本“情愿采取”的一種政策，即“每個工業資本主義民族力圖吞并或征服愈來愈多的農業區域”的政策。列寧首先運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科學論斷，批判考茨基給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指出，這個定義在政治方面的錯誤在于，只把帝國主義今僅僅看作是民族兼并問題，把帝國主義的政治方面歸結為力圖兼并，這是極不充分的。列寧指出:“帝國主義總是力圖施用暴力和實行反動的。”這就是說，由于金融資本的統治，加深了國內外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就更加依靠暴力來維護它的統治，因此，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總是走向全面反動，對外擴張侵略，對內實行法西斯專政。考茨基簡單地把帝國主義說成是民族兼并問題，似乎是一種可以任意改變的政策，這就完全掩蓋了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的全面反動和它固有的深刻矛盾。其次，考茨基在經濟方面的錯誤表現在:
第一，他任意地把民族兼并問題，同工業資本聯系起來，看成是工業資本的產物。這是完全錯誤的。列寧明確指出:“帝國主義的特點，恰好不是工業資本而是金融資本。”
帝國主義到處侵略擴張，都是金融資本統治的結果。
第二，考茨基把民族兼并僅僅說成是對農業區域的兼并，也是根本錯誤的。列寧指出:“帝國主義的特點恰好不只是力圖兼并農業區域，甚至還力圖兼并工業極發達的區域” ，這是因為在帝國主義時代，世界已經瓜分完了，而帝國主義大國又總是想爭霸，因此帝國主義不得不把魔爪伸向包括工業極發達區域在內的任何一塊土地，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削弱敵方，摧毀敵方的霸權。考茨基的定義完全抹殺了帝國主義的經濟實質，抹殺了帝國主義爭奪霸權的斗爭和帝國主義之間的尖銳矛盾。
列寧接著運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深刻指出，帝國主義的政策恰恰是由它的經濟基礎決定的。不摧毀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金融資本和壟斷制，就不能消滅帝國主義和它的一切反動政策。與此相反，考茨基卻把帝國主義的政策和它的經濟基礎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把帝國主義政策解釋為資產階級主觀意志的產物。在他看來，在同一個壟斷的經濟基礎上，金融資本今天可能“情愿采取”侵略兼并的政策，明天又可能轉過180度，“情愿采取”和平、民主的政策。這樣考茨基就虛構了一幅圖畫:經濟上的壟斷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壟斷、非暴力、非掠奪相容，資本家和工人成了“兄弟”；世界領土的分割可以同非侵略擴張的政策一致；各帝國主義大國可以“永遠和平相處”。考茨基給帝國主義下這樣一個“定義”，就是要乞求資產階級采取新的政策，反對摧毀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取消無產階級革命。列寧指出:“這樣一來，就不是暴露資本主義最新階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飾、緩和這些矛盾，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
二是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
考茨基在他關于帝國主義定義的基礎上，拋出了一個反動的“超帝國主義論”。他認為，金融資本可以“把國內卡特爾的政策應用到對外政策上”，“由實行國際聯合的金融資本共同剝削世界”。這就是說，帝國主義列強在經濟上、政治上聯合起來，在全世界建立一個卡特爾，用和平的方式瓜分世界，這就可以消除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和劇烈的沖突，就可以“把地球上的人們變成自由、平等、彼此友愛地聯合起來的各民族的一個大家庭”，使世界進入“持久和平”的新紀元，這就是所謂“超帝國主義的階段”，所謂的“新世界秩序”。這完全是胡說八道！
列寧從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各帝國主義國家存在著瘋狂爭霸的現實，和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暫時聯盟同戰爭之間的密切聯系等兩個方面，深刻揭露了“超帝國主義論”的絕頂荒謬和反動。列寧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情況的科學分析告訴我們，只要世界上存在帝國主義，就不可能有什么持久和平。這是因為:一， 帝國主義分割勢力范圍，分割殖民地，是以他們的經濟、金融、軍事等實力為依據的。盡管帝國主義國家從各自的利益出發，有時也會勾結起來，達成某些協議，甚至結成某種聯盟，但這只是暫時的。帝國主義的本性就是侵略和掠奪，各帝國主義國家分割世界，爭奪世界霸權的矛盾和斗爭是不可調和的。
二，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各帝國主義國家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對比不斷發生變化，必然要發生重新分割殖民地的激烈斗爭，從而導致戰爭。
三，不管帝國主義采取什么形式的聯盟，“都不可避免地只會是前后兩次戰爭之間的‘暫時休戰’。” 和平的聯盟是從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同時，它又準備著新的戰爭，絕不可能以“持久聯合”來代替更激烈更大范圍的爭奪。例如，在1900年，我國爆發了以農民為主體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當時，德、日、俄、法、英、美、意、奧等八個帝國主義的強盜國家一齊出動，組成八國聯軍，殘酷地把義和團起義鎮壓了下去，達到進一步瓜分中國的目的。可是時隔不久，英、俄、法、日、美等國由于分贓問題上發生尖銳沖突，它們之間的所謂“聯盟”就完全瓦解了。沙俄軍隊占領了我國東北大片土地，英國和日本拼命想把沙俄擠走。1904年，日俄兩個帝國主義為了重新瓜分中國東北，爆發了日俄戰爭。事實證明，帝國主義的強盜聯盟只能是暫時的，根本不可能消除它們之間對殖民地的爭奪。列寧深刻指出:“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要消除生產力發展和資本積累同金融資本對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的分割這兩者之間不相適應的狀況，除了用戰爭以外，還能有什么其他辦法呢？”因此，帝國主義之間的勾結是局部的、暫時的、相對的；爭奪則是全面的、長期的、絕對的。所謂“永久和平”是騙人的鬼話！由此可見，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超等廢話”。它的目的“就是拿資本主義制度下可能達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對群眾進行最反動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們不去注意現代的尖銳矛盾和尖銳問題，而去注意某種所謂新的將來的‘超帝國主義’的虛假前途。”
三是批判考茨基對帝國主義經濟和政治的所謂“批評”。
列寧首先深刻地揭露了考茨基對帝國主義經濟的“批評”的改良主義騙局。
考茨基從1872年和1912年統計資料發現，英國同它的殖民地埃及的貿易總額的增長速度，反而不及英國對外貿易總額的增長速度高。他以這一材料為依據，認為這是英國用武力占領埃及的結果。如果埃及不是英國的殖民地，沒有金融資本的統治，英國和埃及的貿易就會發展得更快。于是，他主張“資本擴張的愿望”，“最好能不通過帝國主義的暴力方法，而通過和平的民主來實現”。這就是說，帝國主義不要采取武力占領殖民地的政策，應實行和平的民主的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的政策。
列寧指出，考茨基的這個主張，實際上是要開歷史倒車，從壟斷資本主義回到自由競爭階段去。這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壟斷恰恰是從自由競爭中產生出來的。自由競爭引起生產集中，生產集中到一定程度必然形成壟斷。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規律。
因此， 考茨基關于“自由貿易”、“和平的民主”的主張的實質，是抹煞帝國主義的基本特點和特性，是用改良主義來代替馬克思主義。因為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壟斷資本主義的態度，決不是要“規勸”它倒退到自由競爭階段去，而是要用革命來推翻它！前進到社會主義的新階段。
列寧進一步指出，使英國在貿易戰中失利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其他國家實行了“自由貿易”，并不是自由競爭戰勝了壟斷，而恰恰是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戰勝了英國的壟斷。由于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得更快，能在國外更多更賤地傾銷商品，從而打破了英帝國主義的殖民疆界和關稅壁壘。
考茨基隨便地拿埃及這一個殖民地和英國的貿易，來和英國同其余一切國家的貿易相比較，正是回避了問題的實質。
列寧也深刻地揭露了考茨基對帝國主義政治的“批評”的虛偽性。
列寧指出，金融資本和壟斷到處都帶有統治的趨向，而不是自由的趨向。其結果，就是不管在君主立憲制還是民主共和制的國家里，都發生政治上的全面反動。考茨基雖然口頭上表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反動，但他根本沒有說明帝國主義時代決不能同機會主義者保持統一這個十分迫切的問題。他對壟斷資產階級在殘酷鎮壓工人階級的同時，竭力收買工人貴族，分裂工人運動的罪行，不但不揭露，反而要工人階級去同機會主義者保持“團結”和“統一”。可見，他實際上完全否認了帝國主義對內對外的全面反動統治，竭力為帝國主義涂脂抹粉。“考茨基對帝國主義的理論分析，以及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對帝國主義的批評，都浸透了一種同馬克思主義絕不相容的、飾和緩和最根本矛盾的精神，都貫串著一種盡力保持歐洲工人運動中正在陷于破裂的同機會主義統一的意圖。”列寧這段話，指出了考茨基對待帝國主義問題上的修正主義理論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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