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晚年探索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摘 要]本文認為,馬克思晚年探索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極重要的內在聯系,并由此得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內涵著三種維度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維度;馬克思主義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維度;馬克思主義實證的科學的同其批判的形上的相結合的內在維度。
馬克思晚年探索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聯系在于晚年探索意旨及其所提出的若干基本觀點。這些意旨和觀點包括：一、不同意把他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二、對東方社會的歷史過程的研究，主要在于探索東方社會的非資本主義道路的歷史發展可能性；三、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根據和標準問題等。
另方面這種內在聯系也表現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三大理論成果的相關基本觀點中。特別在其馬克思主義觀中。
馬克思晚年探索文本主要集中在他的1879—1882年的大量人類學筆記和1877—1881年與俄國革命者的通信以及與其相關資料中。
馬克思晚年對不斷革命論反思
馬克思早期不斷革命論思想，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和《告同盟書》中得到概述。實際上是世界革命的觀點。
馬克思的不斷革命思想由于過高估計當時無產階級革命主客觀條件而沒有實現。馬克思思格斯開始糾正自己的錯誤，認為1848年的判斷是半先驗的，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此外，在許多國家里，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但又堅持了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革命的策略原則，只是反對不顧歷史條件無限制地運用這個策略思想。不斷革命被理解為以多種靈活方式實現革命發展中各個階段的固有任務，它不直接等同于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或世界革命。它也不是以某種固有的方式（如大規模的、持久的、劇烈的社會沖突，社會階級斗爭）的連貫性把幾個革命都串在一起。它必須根據各種不同的歷史情況和社會條件來決定革命的任務和形式，而不是去制定絕對的統一的不斷革命模式。不過，應當說馬克思的上述反思，仍然基于對歐洲革命的考慮。直到他的晚年，我們現在才開始從他留下的筆記中，發現他有了更新的探索。他開始注視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落后地區、外圍地區及其殖民地的革命形勢的發展。而研究這些地區、國家的古老社會經濟形態的瓦解的各個階段的特點和前景，研究它們的傳統的社會文化關系的演變和趨向，研究基于這種社會機制而發展起來的各種階級對抗的狀況，以及它們歷史發展的具體道路，特別是非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性等等。所有這些研究與探索都成為該時代的迫切的理論問題。顯然，馬克思未及完成這一理論任務，但他留下了重要的思想。他指出根據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所概括出的“資本主義必然性”僅限于歐洲，他不同意把他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他開始探索東方革命的道路。
中國革命道路，由中國共產黨人獨立探索，并取得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重大理論成果，即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中，同樣遇到了不斷革命問題。但是他認為，中國不是直接從封建主義進入一般的民主主義，中國當時的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所以中國革命要有兩次轉變，實現這種轉變的是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統一的革命理論。
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的第一次轉變，是從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如中國的辛亥革命）向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
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屬于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屬于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從革命陣線上說，則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所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區別在于是被無產階級所領導，而不是被資產階級所領導；是以建立各個革命階級（在中國包括了民族資產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革命；所以為帝國主義所不容，必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而不是融入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陣線，不反帝和不徹底的反封建。
毛澤東系統地分析了中國國情，確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和道路，論證了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和文化，建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有代表性成果《新民主主義論》。
應該看到中國民主革命，不是從馬克思民主革命的理論中邏輯推衍出來的。但又完全與馬克思晚年探索成果取得一致，即東方革命道路不可能同西方一樣，因為東方社會歷史過程有其特殊性。世界歷史不可能以歐洲為中心線性地展開的。
馬克思晚年對東方社會歷史過程探索
馬克思晚年從路·亨·摩爾根的著作中發現了氏族公社的結構，導致了歷史分期劃出一個完整的史前社會階段。弄清了氏族是原始社會的基礎，糾正了原先把個體家庭看做人類歷史上最初的社會的基礎以及整個社會結構都是個體家庭的擴大的錯誤觀點。從而也糾正了因個體家庭的內部對抗包含了后來一系列的奴役和剝削而推論出“迄今為止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歷史”的錯誤論斷。馬克思看到這種氏族結構在各民族的歷史上都是普遍存在的。但是由于各個民族的氏族的瓦解的道路不同，因而呈現出以氏族社會續譜為背景的不同地區和民族的歷史多線發展，即表現為不同的社會結構形式及其不同的歷史發展的具體道路。
在馬克思的晚年筆記中，他確認如下的歷史事實。1．古代希臘、羅馬的政治社會的建立，是以奴隸制代替氏族公社制度的。2．德意志人國家的形成不是通過自己的奴隸制發展道路。3．亞細亞的或東方的農村公社把原始共同體的土地公有制度保留在階級社會里，一直延續到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馬克思主張把東方農村公社同西歐封建社會區別開來。
在馬克思所確認的三個歷史事實中，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看到作為原生形態的氏族公社在一切民族和地區中，都有其共同特征即實行公有制和民主制。但在不同的地區和民族中，它存在的時間不同，構成的類型也不同。羅馬、希臘公社個人財產表現為以公社為媒介，每一單個的人又是私有者。日耳曼公社所有制僅僅表現為個人所有制的補充。而東方公社的單個人的財產并不是同公社分開的個人財產，而個人只不過是公社財產的占有者。因而當原生形態的氏族公社轉向次生形態時，轉變的歷史道路是各不相同的。希臘、羅馬直接向奴隸制國家發展，轉變為古代奴隸制的奴役形式；日耳曼人直接向封建制國家發展，轉變為中世紀的農奴制的奴役形式；東方社會向君主專制的高度集權國家發展，并有許多地區在近代直接淪為雇傭勞動的奴役形式。馬克思的研究表明，他雖然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列舉可以看做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的幾種生產方式，但是并非各民族都依次循序逐一經歷每一大類型的生產方式的遞演，而是各以其特殊的歷史道路典型地經歷其中某個或某幾個大類型的生產方式的發展。就單個的民族或國家而言可能會發生許多歷史的“例外”。對于東方社會來說，尤其顯得如此。可以說，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的歷史過程的研究，主要在于探索東方社會的非資本主義道路的歷史發展可能性。
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非資本主義道路的歷史發展可能性的探索，也開始于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之后，雖然其性質仍是資產階級的，但不能停留于此，在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橫插一個資本主義。所以必須緊接著實現第二次轉變，即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毛澤東在論證新民主主義經濟時已確認了中國非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性。他指出，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國家所有）是社會主義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后的緣故。這個階段實行的土地改革，一般地說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新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具有社會主義因素。中國經濟發展道路，決不是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
此后劉少奇還據此提出多搞一段時間新民主主義，待條件成熟后再轉入社會主義，合理因素是他強調了社會主義生產力根據，但他提出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觀點，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全黨還是同意了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作為過渡時期，這個時期預期為三個五年計劃所用的時間，即大約15年，在這樣短的時間里，要準備社會主義的物質、技術、管理和文化條件是比較困難的，問題更在于執行中一再加速、加快，從1954年2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批準過渡時期總路線到1955年夏季以后的農村社會主義改造、1955年冬季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春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只用了2至3年，也只是在所有制上作了改變，未及社會主義的物質文化條件。并由此引出了后來對非資本主義道路可能性的質疑。實際上當時情況，恰恰是離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原則，即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尚未深化，以致離開了生產力實際情況而談生產關系的先進性要求。中國的最大的實際是大量的小生產者的存在，在這個社會基礎上，很難組織社會化生產。而社會化生產，正是社會主義最重要的物質基礎。因此，這在中國在整個東方社會都存在著農村（公社）經濟形態的改造問題。
馬克思晚年對農村公社經濟形態的改造的探索
關于農村公社經濟形態的改造問題，首先是俄國的民粹派提出來的。1876年，俄國民粹派成立土地和自由社，紛紛進入農村，強調俄國經濟制度獨特性，特別是農民村社、勞動組合等的獨特性。他們堅持俄國的非資本主義道路，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和民粹主義觀點的沖突，觸發了農民村社是不是社會主義基礎和胚胎，或者俄國農村公社有沒有生命力的論爭。民粹派顯然在許多重要理論問題上有錯誤，但在為俄國尋找一條不同于西歐已經走過而且正在走著的發展道路的努力與建樹，對馬克思有深刻的影響。雖然這比起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來，顯得是一種晚來的影響。由此他轉向人類學、民族學的研究，轉向前資本主義的現存社會結構的發展及其現代趨勢的研究。而他更為迫切的課題則集中在農村公社經濟形態的改造上。
1．他直接根據俄國有關資料，經過多年研究，得出如下結論：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與此相反，俄國如果能夠吸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發展并改造它的農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壞。
2．馬克思論定農村公社就是古代社會形態的最新形式。它具有不同于較古的公社的重要特征，即土地公有制下的私人占有制。馬克思論證說，農村公社的兩重性并不一定導致公有制向私有制的過渡。它的歷史發展道路取決于它所處的歷史環境。馬克思認為，俄國土地公有制和勞動組合的習慣賦予它以集體占有制和合作勞動的自然基礎，而資本主義生產和它同時存在的歷史環境，又給予它實現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合作勞動的現成物質條件（如機器聯合耕作）因此，它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吸取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
可是在俄國當時的生產力狀況下，要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究竟有沒有俄國的客觀的經濟根據呢？這就是我們需要加以考察的社會主義生產力根據和標準問題。
至于中國農村經濟形態是怎樣的呢？由于土地改革前是土地國有和耕地地主私有與自耕農少量耕地占有，土地改革后保留了土地國有，但形成了耕地農民私有，所以同樣必須采取“非常改良主義”的合作化道路，把農村的前資本主義的各種關系過渡到社會主義。我們也是這樣做的，但只完成了土地集體所有、集體經營、集體勞動，還是沒有形成社會化生產，從這個角度說，仍處于自然經濟形態，所以作為農村社會主義經濟的物質基礎是脆弱的。特別在人民公社化時期，這種組織形式嚴重地束縛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所以我們不得不進行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廣大農村普遍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仍然公有，但實行了家庭分散經營和集體統一經營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新體制。進一步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但是僅此一舉，仍然無法進一步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化生產，所以經營體制仍有待進一步的創新。而我們的可能成功，正在于注意了馬克思所強調的“資本主義生產和它同時存在的歷史環境”，提出既把農村、農業、農民的“三農”問題作為一個整體的改造問題，又把依靠高新技術發展農業產業化、市場化來促進農村社會化大生產。（但鄧小平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沒有破題）所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存在著兩個維度，一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二是馬克思主義同時代特征相結合。要看到當代“資本主義生產和它同時存在的歷史環境”已經大大不同于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因此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這個維度正日益顯豁出來。基于這一考慮，我們在對待社會主義生產力依據問題，也應采取與時俱進的態度。
馬克思晚年對社會主義生產力根據的探索
社會主義生產力是足以構成杜會化生產并進一步推動其發展的生產力。從馬克思反復闡明的共產主義是生產力和交往形式普遍而高度發展的產物的基本觀點看，這種新生產力性質不僅在于它使用了新的生產手段和新的勞動方式，而且還在于使用了這種生產手段和勞動方式之后能夠在總體上突破人類生產的地域和個體的局限。這種局限在馬克思的晚年筆記中被追溯到氏族組織之后的政治組織時期。在此之前，組織與管理的關系是通過個人對某個氏族和部落的關系來體現的，因而這種關系純粹是人身性質的。不是地域的，也不是因財產而獲得的個體性質的。而代替氏族組織的政治組織正是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的。可以說自文明時代以來，人類所獲得的生產力總是在總體上擺脫不了地域和個體的局限。所以新生產力性質的變化不單純是生產手段和勞動方式在物質、能和信息方面的量的擴大，而是這種擴大是否已經在總體上突破地域和個體的局限，或進一步突破次生社會形態的“政治組織”的局限。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已在地域的總體上突破了這個局限，如當今的經濟全球化。但尚未能突破次生社會形態的總體局限，難以在這個基礎上向原生社會的復歸。社會主義生產力不但應該達到這個發展的階段，而且應該突破因財產關系而不是因勞動組合關系所形成的個體的局限。討論社會主義生產力標準的質的規定應指的是這個。從一定意義上說，它是“人類學”的，而不是“經濟學”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根據和標準是價值論的。而在實踐中的具體探索，對歷史發展道路的多樣性有了經驗的理解和實證的分析。于是堅決反對別人把他在《資本論》中僅僅根據西歐社會的分析所得出的一些“歷史必然性”應用到東方社會中去。他認為極為相似的事物，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會引出完全不同的結果。所以應當反對超歷史的“一般歷史哲學”，尤其反對把他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當然，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與資本主義的肯定成果—社會化生產是兩回事。要獲得社會化生產，并非一定得通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正是馬克思晚年的一個重要思想。因為社會化生產一旦作為人類經驗的成果經驗地存在著，那么“它在相同的文化階段上的一切時代和地區中都是基本相同的”。人們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歷史基礎以適當的方式去獲取它。其次，社會化生產本身的世界流動性可以消滅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國孤立狀態，便各國經濟結構的轉化有可能不必依賴自然積累的演進，轉而依靠國家力量實現革命性的變革來達到。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國家就應依靠這種變革來獲得與社會化生產相適應的生產力。
在中國“不通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已有事實可證明，但是事實也證明，如果我們不能吸收資本主義的一切可以肯定的成果，同樣是不可能徑直走向社會主義的勝利和成熟。在馬克思時代，這些可見的成果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社會化生產、市場經濟、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從生產力上說，當時是機器大生產生產力。那么當代社會主義生產力根據呢？同樣也應該是當代科學技術生產力，這有所不同。我們做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結論是正確的，而要在中國實現它，還要一段較長的路要走，所以超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不可能有固定的生產力界限。
中國在吸收市場經濟方面，完全打破了社會主義不能搞市場經濟方面的傳統觀點。毛澤東思想肯定商品、貨幣、價值規律，鄧小平理論肯定市場經濟，“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肯定與經濟全球化相聯系的觀點、決策和改革，以中國方式，即不是在發展社會化生產上推動市場經濟，而是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社會化大生產。沒有把市場經濟看做制度性范疇，而是看做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
中國在吸收民主政治方面，從毛澤東思想的以民主打破政權興衰成敗周期律的觀點，鄧小平理論的民主法制化的改革，“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依法治國”方略，到當前的“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執政能力建設，以中國方式，即高層的代議制民主和基層的直接民主相結合的方式，推動了社會主義憲政的進步。
當然，中國在吸收資本主義一切肯定成果時，清醒地劃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新社會必須經歷的一個過渡階段，是完全必要的。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首先不合格的是生產力的不合格。他認為，要取得合格，就必須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因而又十分清醒地保持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追求。當前學者們憂慮的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如何保持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價值追求，如何保持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生產力標準的“人類學”的質的規定性。
把個體為類的發展所做出的犧牲降到最低限度，推動人的全面的發展。而這正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性課題。
通過以上對馬克思晚年探索的考察，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內涵著三種維度：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歷史條件、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相結合維度。馬克思主義同時代特征（時代主題、現代性和后現代性、歷史的世界性進程）相結合維度。馬克思主義的實證的科學維度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的形上維度的相結合。
作者：潘叔明
文章來源：《東南學術》2004年第S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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