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4年第2期
［摘 要］
借助歷史之遺存去追溯和貼近歷史的本來面目是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要使命。隨著MEGA²等史料的不斷挖掘，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歷史轉向問題正越來越受到關注。現有資料表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歷史轉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深深植根于當時歐洲具體的經濟和社會現實。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歷史轉向的思想來源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的發展，現實來源則是對物質利益的追問和對西歐資本主義的反思。此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不再以“財富形成的秘密”而是以“財富帶來的困境”為導向，自覺地把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歸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光譜內，從而在價值取向、方法論體系以及未來指向上都發生了根本變革。這一歷史轉向為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下的政治經濟學探索、當代西方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建構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歷史轉向 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
與18世紀和19世紀流行的政治經濟學不同，在1844年前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開始關注社會現實和物質利益。而馬克思之所以將目光聚焦在現實的社會問題上，不僅僅是因為在《萊茵報》所從事的時政寫作讓他不得不關注“物質利益”，還因為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極大地促進了他的思想轉變。馬克思不再以“財富形成的秘密”而是以“財富帶來的困境”為導向，拒絕未經批判地直接接納英國和法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預設。這種批判的立場決定了馬克思對論證策略的選擇，也預示著其政治經濟學的革命性變革。
一、引發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研究轉向的現實問題
同探尋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源頭一樣，要追索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轉向也必須“借助歷史之遺存來接近‘過去’本身，追溯和貼近歷史的本來面目”，以防止“‘看不到’‘看不全’和‘看不真’的問題”，即對馬克思早年政治經濟學起點的研究必須從更豐富的歷史信息、更廣闊的思想史視野和更具有深度的思想內涵出發來重新審視馬克思早年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轉向。
（一）私有財產的本質是什么？
《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因私有財產權保護范圍的定義引起的爭端以及《摩澤爾記者的辯護》中對私有財產破產問題的論述所展現出來的現實社會問題是馬克思走向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直接動因。此時，“物質利益”問題以及相關的社會經濟困境是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經濟較為發達的萊茵地區可以直接目睹的社會現象，是他在現實社會中獲得的否定性經驗。正是這種否定性經驗促使他去尋找與其所熟悉的哲學傳統不同的理論視野，以便能夠在時事新聞評論中更準確地分析現實的社會經濟問題和批評普魯士萊茵當局、特別是萊茵省當局的政策。
由此，馬克思直指資產階級國家和法的制度：林木占有者的本性是“愚蠢庸俗、斤斤計較、貪圖私利”的，他們不僅要求對一切私伐林木的行為進行重罰，而且把撿拾枯枝的行為也當作“盜竊”給予懲治。實際上，撿拾枯枝和盜竊林木是兩個根本不同的行為，而貧民撿拾枯枝這一習慣源于所有權的不確定性，法律保護的是合法的私有財產，而不是獨占者的特權。懲罰這一千百年來“一切國家的窮人所固有的習慣權利”，把無辜的貧苦群眾“從活生生的道德之樹上砍下來，把他們當做枯樹拋入犯罪、恥辱和貧困的地獄”，只是再次印證了資產階級法權的階級本質。
對“私有財產”的分析使得馬克思找到了理解市民社會的鑰匙，“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可是這些關系總是同物結合著，并且作為物出現”。因此，在馬克思這里，私有財產本質上體現的是特定社會條件下的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是一部分人的私有財產建立在剝奪和無償占有他人勞動基礎上的關系。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法權維護的不僅是資產階級的共同意志，還體現出特定的生產關系，它實現的不僅僅是資產階級的特權，而且是資本能夠持續獲利的機制。林木盜竊案實際上體現的正是這樣一種特定的關系?？梢?，從政治、法的批判轉向市民社會批判，并進而完成對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批判，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揭示和批判資產階級社會生產關系及其進展邏輯的基本理路。
（二）國民經濟學（古典政治經濟學）闡釋了什么？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序言中，馬克思坦承：“我的結論是通過完全經驗的以對國民經濟學進行認真的批判研究為基礎的分析得出的。”
國民經濟學是西歐資本主義上升時期代表新興產業資產階級利益的理論體系，它把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流通領域轉向了生產領域，并試圖闡明資本與經濟的內在聯系，從而探討資本主義制度下財富生產和分配的規律。在亞當·斯密之前，人們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是普遍的，但是在斯密的成名作出版之后，這個狀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時，正是英國資本主義的成長時期，英國手工制造業正在開始向大工業過渡，英國產業的發展，還在很大的程度上受著殘余的封建制度和流行一時的重商主義的限制政策的束縛。處于青年時期的英國資產階級，為了清除它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正迫切要求一個自由的經濟學說體系，為它鳴鑼開道。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就是在這個歷史時期，負有這樣的階級歷史任務而問世的。”通過對“政治經濟學”進行定義，斯密深入研究了資本主義國家財富的來源和原因，認為正是資本主義所倡導的自由經濟主義推動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發展實現了巨大突破，資本主義才是合乎人性、合乎自然的，是永恒的，只要改變一些阻礙它發展的人為的不自然的社會經濟措施，它就可以永遠發展下去。無疑，這為急于為自身“正名”的新興資產階級的無限的財富積累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撐，展現了以資本為社會權力的時代的來臨。
但是，國民經濟學的“偽善性”和“犬儒主義”也由此暴露出來，因為同樣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它卻把“小偷、騙子、乞丐，失業的、快餓死的、貧窮的和犯罪的勞動人”放逐在國民經濟學研究領域之外，使其成為“游蕩的幽靈”。在國民經濟學看來，勞動僅僅是為了謀生，工人只是“勞動的動物”，是“有最必要的肉體需要的牲畜”，社會財富的增進與“工人的淪亡和貧困化”同時存在。而問題是，國民經濟學并沒有深入闡釋為什么國民經濟學和市民社會所追求的社會最富裕狀態的理想“對工人說來卻是持續不變的貧困”，反而“總是讓自己處于虛構的原始狀態”，把本應需要深入推論的問題假定為“歷史事實”而罔顧當前的經濟事實。正因如此，馬克思認為，“國民經濟學沒有給我們提供一把理解勞動和資本分離以及資本和土地分離的根源的鑰匙”，這為馬克思明確了自身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任務。
（三）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什么？
馬克思在回顧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經過時說，當時他的主要目的首先是“為了自己弄清問題”：“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對立，雖然“兩厚冊八開本的原稿”不能付印，但是“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即弄清楚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此時，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已經基本形成。面對機器大工業的發展，經濟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日益暴露，日益壯大的工人階級已經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而馬克思的“問題”的解決無疑為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提供了思想武器。但此時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尚處于起步階段，換言之，從揭示“財富密碼”的研究到政治經濟學批判，青年馬克思的國民經濟學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超越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黑格爾的思辨哲學，實現“經濟學—哲學”的雙重革命。
應該說，古典政治經濟學思想的發展及其引發的爭論乃至批判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歷史條件。較早地，馬克思在其《巴黎筆記》中不僅詳細摘錄了當時流行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而且對其進行了初步的分析。在這個過程中，馬克思把目光轉向了私有財產權和市民社會，這是馬克思哲學轉向的開始。因此，在《萊茵報》時期，雖然馬克思仍然在德語世界的法學和哲學傳統理論框架下來研究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系問題，但是他已經開始關注德語世界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著作，并由此開始接觸和了解近代政治經濟學思想。從1844年起，馬克思將主要精力集中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上，到1883年因病去世為止，他為世人留下了兩部正式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專著、多篇政治經濟學論文與演講文稿，以及數量龐大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草稿、筆記和摘錄。
因此，審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轉向就會發現，先前的“國民經濟學雖然從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這一點出發，但是它沒有給勞動提供任何東西，而是給私有財產提供了一切”，即勞動為資本家帶來了財富，但是為工人帶來了赤貧。這就使得如果不是從“當前的經濟事實出發”，那么就不能弄明白“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的真正原因，或者說弄不明白資本主義的財富與貧困同時產生的真正原因。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
發生轉向的思想誘因
馬克思從現實出發展開研究并發生思想轉向的誘因是多重的，正如美國學者理查德·亨特在剖析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想的產生時所說的那樣，絕不可能是馬克思本人的“孤獨的反思”。具體而言，在1843年至1844年，除了傳統解釋中強調的影響馬克思理論轉向的三個因素——對物質利益問題的研究、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和對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的批判，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也是推動馬克思轉向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理論因素。甚至可以說，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是勾連起“物質利益問題”和“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的重要環節。正是這種法國理論進一步促使馬克思將目光轉向與人的社會經濟生活密切相關的政治經濟學思想領域。
一是來自法國理論的思想觸動。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經由莫澤斯·赫斯等人的文章和相關的新聞報道接觸了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特別是它們關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財產所有制的論述。對于馬克思來說，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所提供的視角恰好能夠讓人們進一步認清德國社會的危機及其根源，但是德國的部分革命派，特別是傾向于自由主義和社會改良的人們，都不愿意在法國理論所開辟的視野中去深入思考社會危機的根源，他們既提不出任何藥方，也不去做任何嘗試來解決問題。而馬克思顯然與此不同，經過關于“物質利益”問題的一系列寫作和思考，他已經認識到了舊有理論的局限性。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馬克思開始將目光轉向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并力圖反省其中蘊含的“微弱哲學色彩的回聲”。
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主要圍繞“人類歷史是人類文明的進步歷史”這一歷史哲學命題來建構自己的新理論。它特別重視以社會生產為論題的各種政治經濟學理論，通過大規模地吸收和改造近代以來的諸多政治經濟學理論，并糅合19世紀的新理論和新發現，為人們理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革、理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社會危機提供了新的理論進路。這為馬克思接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范疇提供了思想上的橋梁。法國的理論也改變了馬克思看待普魯士和現代歐洲各種社會問題的視角。以圣西門、傅立葉等人的思想為代表的法國早期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的核心問題是所謂的社會問題，即資本主義經濟和工業化的發展所引發的、以社會大眾特別是無產階級的貧困現象為核心的一系列的人的失序和社會矛盾沖突問題。其獨特之處在于，它們不僅僅將社會問題看作一種社會現象，而且將關于社會問題以及解決社會問題的理論構想看作它們建構關于社會歷史發展變革趨勢的歷史哲學和推動社會革命的理論的必要組成部分，這讓青年馬克思看到了作為社會問題中心的無產者以及無產者要改善自身處境的潛在革命訴求。同時，馬克思將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的社會問題視野與他對現實經濟問題的關注進一步結合在一起，從新理論出發來分析勞動者的貧困問題以及貧困所帶來的社會失序和社會危機問題，這構成了馬克思關注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初步理論動機。
二是對英法德“社會主義者的著作”的參考。以德國社會主義者的著作為例，對馬克思影響最大的主要是魏特林、赫斯和恩格斯的文章和著作：“德國人在這門科學方面所寫的內容豐富而有獨創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張》文集中赫斯的幾篇論文和《德法年鑒》上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有著深入接觸資本主義經濟運作模式經歷的恩格斯認為，國民經濟學是“一個成熟的允許欺詐的體系、一門完整的發財致富的科學”，是“私經濟學”，“在這種科學看來，社會關系只是為了私有制而存在”，和重商主義理論一樣，除了“闡述了私有制的各種規律”之外，沒有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本質進行絲毫研究。因此，國民財富的本質是資產階級的財富：“國民財富這個用語是由于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努力進行概括才產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這個用語便沒有任何意義。”由此，資本主義越發展，矛盾就越尖銳，為私有制辯護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就越“求助于詭辯和偽善”以掩蓋其所陷入的矛盾。毫無疑問，恩格斯的觀點深刻影響了馬克思，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
當然，馬克思在巴黎時期對德語政治經濟學著作的閱讀沒有局限于上述社會主義者的作品。不過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前言中，馬克思并沒有提及德語政治經濟學對他的“政治經濟學轉向”的影響，而是著重強調他和恩格斯殊途同歸地走向了唯物主義歷史觀，并且以此為基礎展開對德語地區左派思想陣營中流行的哲學路徑的批判。但是從他的《巴黎和布魯塞爾筆記本》所摘錄的文段中我們至少可以確認，除了上述魏特林、赫斯和恩格斯的作品，在1844年進入政治經濟學研究之時，馬克思還閱讀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弗里德里希·威廉·舒爾茨等多位德語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特別是舒爾茨的《生產運動》一書，是馬克思在1843年至1844年間理解當時歐洲資本主義各國工業生產模式和運轉機制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的重要參考?？梢?，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轉向”具有明確的價值取向，即他從對社會現實之人的貧困和社會失序的關切出發進入政治經濟學。這是馬克思和德語世界乃至歐洲其他國家同時代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們共有的價值立場，這一立場顯然不同于英國和歐洲大陸那種推崇自由經濟和商業繁榮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立場。
三、走向徹底批判的馬克思的
政治經濟學
雖然馬克思通過法國的理論已經意識到近代歐洲各國普遍出現的社會問題與資本主義及工業化有著必然的關聯，但是他并未接受法國理論的分析路徑和解決社會問題的革命策略。與19世紀40年代法國和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相比，馬克思具有更深層次的理論動機。他的“政治經濟學轉向”沒有停留在當時德語世界流行的、從法國傳入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所給出的那些新穎但光怪陸離的政治經濟學觀點和論述之上。馬克思非常敏感地看到，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本身所蘊含的舊哲學的要素會對要求革命行動的理論本身產生不利影響，即對人們用新科學和新方法來理解與分析社會問題及其背后的資本主義體系產生干擾。于是，馬克思在通過對黑格爾法哲學、近現代國家政治理論和政治歷史所進行的不斷的理論反省，以及后續在巴黎和布魯塞爾與青年黑格爾派所作的一系列清算“從前的哲學信仰”的理論論戰中，為自己從舊的理論框架、特別是從哲學研究轉向政治經濟學研究作了充分準備。
（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價值導向轉變
馬克思非常明確地坦承，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不是沒有先在價值立場的單純科學研究，而是一種為“武器的批判”服務的“批判的武器”。他自覺地把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歸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光譜中，明確承認他的研究路徑深受當時歐洲流行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的影響，承認經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批判與改造了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對他開啟自己的研究有著導向作用。在馬克思這里，社會的主體不再是“意識”這些“思維存在物”，而是作為“類”的成員的“人”。當然，這并非割裂了馬克思的政治哲學與政治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從某種程度上說，兩者本質上反而是一種“內生關系”：“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既是思辨的政治經濟學,更是一種深刻的社會存在論追問,旨在追求無產階級經濟社會發展的‘政治和哲學的實現’。”
與斯密等人的價值立場相反，馬克思更多地關注勞動者在各種經濟形勢中面臨的工資與生活困境：“在社會的衰落狀態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的壓迫特別沉重是由于自己所處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的一般壓迫則是由于社會狀況。而在社會的增長狀態中，工人的毀滅和貧困化是他的勞動的產物和他生產的財富的產物。就是說，貧困從現代勞動本身的本質中產生出來。社會的最富裕狀態，這個大致還是可以實現并且至少是國民經濟學和市民社會的目的的理想，對工人來說卻是持續不變的貧困。”在斯密的理論框架下，國民財富的增長與社會大多數勞動者的幸福之實現是相互沖突的。在馬克思看來，這種沖突的根源仍然在于斯密等人的政治經濟學自身所隱藏著的抽象之人的規定：“不言而喻，國民經濟學把無產者即既無資本又無地租，全靠勞動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勞動為生的人，僅僅當作工人來考察。因此，它可以提出這樣一個論點：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馬一樣，只應得到維持勞動所必需的東西。”
這樣一來，在黑格爾那里，馬克思看到的是忽略和遮蔽現實的人及其生活的抽象規定，而在斯密這里，馬克思看到的是切割和分裂現實的人及其生活的抽象規定。因此，在對“資本的利潤”和“地租”的論述中，馬克思在接受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所提供的視角與立場后，始終力圖在斯密等人的政治經濟學中發現資本家、地主等經濟存在者被某種抽象規定切割和分裂的現實存在狀態。對抽象規定的這種抗拒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將自己的理論關切定位于市民社會以及社會中的現實之人密切相關。只要不脫離這種作為社會普遍大多數、作為社會現實性的現實之人，通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就一定能夠讓新的政治經濟學框架（或者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發現扭曲的現狀和抽象的理論給人帶來的桎梏。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變革
馬克思思想的成熟是隨著對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現實政治的批判而不斷深入的。雖然馬克思的政治哲學的規劃即人的解放是其恒久的思想主題，但在他看來，要解決政治哲學中的問題，還必須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社會結構進行深入的分析。因此，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體系的方法論變革始終體現出現實主義的發展路向。這是一種“革命的辯證法”，它建立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之上，從“一開始就以系統地概括經濟科學的全部復雜內容，并且在聯系中闡述資產階級生產和資產階級交換的規律為目的”，它超越了資產階級的經濟學，是把握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樞紐?；蛘哒f，只有解決了方法論問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轉向才能解決“怎么做”的問題。
從歷史的視角看，隨著社會科學取代哲學以及近代社會背景下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相互交融和分離，古典經濟學在方法論上出現了實證性與規范性的分歧。但是對于馬克思來說，古典（庸俗）經濟學的方法并沒有觸及社會現實領域，它所討論的只是事實之間的恒常性聯系。因而在前提上，古典（庸俗）經濟學的方法只能是對現代社會占統治地位的資本權力的實證。其方法的問題不僅在于以“自然”取代“歷史”進而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永恒性，而且在于在本質上無視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內在矛盾。所以馬克思在強調歷史原則的同時，也強調歷史的本質性維度。歷史的展開過程屬于必然性領域，而必然性的尺度來自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發展。
由此，馬克思拋棄了之前所有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剝除掉黑格爾唯心主義的“以頭立地”的辯證法的神秘形式而賦予其唯物主義的內核。“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人的感性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任何脫離“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的看法和結論都“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因此，必須打破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所帶來的幻覺，從普遍的物的關系中揭示出真實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樣一來，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就實現了主題轉換，唯物史觀、唯物辯證法、實踐認識論構成了通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大廈的三把鑰匙。這對于劃定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與資產階級經濟學之間的界限具有本質意義。
（三）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總體性批判
價值導向的轉變和方法論上的革命性變革，使馬克思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徹底批判，也推動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體系的誕生。馬克思認識到，只有發現被物與物關系掩蓋的人與人的關系，只有對具體的經濟事實和資本邏輯進行深入的描述與分析，才能對其進行批判。在馬克思看來，“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決定歷史和政治，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不是相反。國家就是經濟上占據統治地位的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工具，資本家正是在對物質利益的絕對占有中才實現了資本的統治。但是馬克思同時認為，上層建筑也會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只有打破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被統治者才能最終獲得解放，因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但“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怪影、‘幽靈’‘怪想’等等方式來消滅的，而是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
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認為，對資本的進攻不能僅限于經濟領域，也不能“只限于進行游擊式的斗爭以反對現存制度所產生的結果，而不同時努力改變這個制度，不運用自己有組織的力量作為杠桿來最終解放工人階級，也就是最終消滅雇傭勞動制度”，否則革命必然遭到最終的失敗。因此，馬克思在分析資本和勞動斗爭時強調，必須抓住資本主義社會運行的本質、核心和規律：“現代工業的發展本身一定會越來越有利于資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資本主義生產的總趨勢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工資的平均水平，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勞動的價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這并不是否定“為提高工資所做的努力”，而是需要一方面“在和資本的日常沖突中”繼續嘗試“利用偶然的時機使生活暫時改善”，另一方面在“對資本的掠奪行為的反抗”中要“同時努力改變這個制度”，“運用自己有組織的力量作為杠桿來最終解放工人階級，也就是最終消滅雇傭勞動制度”。也就是說，日常的斗爭和“更大的運動”都必不可少，既不能局限于日常斗爭、夸大日常斗爭的最終效果，也要致力于實現“更大的目標”，即推翻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
以《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的出版為標志，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思想也日臻成熟。他毫不諱言資本主義創造了巨大財富，但也毫不避諱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巨大危機，認為工業化的大發展最終挖掉了“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它生產出自身的“掘墓人”，帶來的只能是“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顯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革命性與同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不同，作為批判理論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中的“物質的力量”，這是由“人的本質力量”推動的。從根本上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致力于從思想上武裝工人階級，解釋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基本的規律，完成了政治經濟學領域的革命性變革，對于指導世界無產階級和各國共產黨人進行理論研究與科學實踐有著巨大的歷史意義。
四、馬克思政治經濟學
轉向的深遠影響
馬克思對“財富帶來的困境”的探索使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真正革命的歷史科學被建構起來，意味著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與現實力量在社會歷史領域的崛起。因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對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顛覆性破解，也是馬克思用來觀察和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各種現象的總鑰匙，同時，也為當代壟斷資本主義社會批判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建構提供了立場、觀點和方法。
（一）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下的政治經濟學探索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轉向推動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列寧從帝國主義的時代特點和俄國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帶入“第二次飛躍”。列寧指出，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也是最后階段。這一判斷不僅符合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邏輯，而且在辯證否定的基礎上揭示了人類文明的發展走向?；谠诼浜髧医ㄔO社會主義的具體實際，列寧提出，必須要“作好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準備”，即“通過國家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并進而“到達共產主義”。也正是基于對過渡階段的認識，列寧提出了“新經濟政策”，這顯然是由實踐促成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1931年，蘇聯經濟學家沃茲涅先斯基出版《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第一次使用并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概念，闡明了創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必要性。1954年，蘇聯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統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出版，這本書“較為完整地呈現了馬克思、列寧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并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進行了經驗總結”，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影響深遠，也標志著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誕生。
（二）當代西方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總體性批判，為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之后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提供了基本方法和理論進路。冷戰結束后，一方面，資本再生產以和平的方式席卷全球，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組織化思想在“全球化”的庇護下達到頂峰，金融寡頭的壟斷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資本主義的“垂死性”“過渡性”及其“階段性繁榮”的共存是其當前及之后發展的典型表現。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是資本邏輯運行的必然結果，而壟斷資本主義展現出來的社會現實，一方面是貧富兩極分化的加劇，勞資沖突持續存在也始終是資本主義社會運行的固有產物；另一方面是種族主義、民粹主義、身份政治等在導致底層社會極端撕裂的同時使其快速“多部落化”，這又實質性地消解了無產階級的團結。而解決問題的鑰匙必須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中去尋找。正如部分左翼學者所認為的，只有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實行“更加接近社會主義”的“救援計劃”，才能最終“挽救資本和舊世界”。但這樣一來，問題的解決始終是“死結”，因為一旦解決了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就是實質性地解決了資本主義本身。這正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任務指向。
（三）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建構
1992年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第一次在實踐中把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了突破性進展，徹底打破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間關系的魔咒，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實現了新的飛躍。黨的十八大以后，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明顯加快了腳步。習近平多次強調：“我們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們的發展實踐，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201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第一次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是中國在新的歷史方位和新的發展階段的必然要求。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主要內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然是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與新時代中國經濟建設的實際相結合，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場、觀點、方法貫徹于中國社會現實和歷史性實踐，并使之進一步豐富和系統化，由此形成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這一過程“構成了對馬克思歷史道路理論及其具體化綱領在當代中國的自主化探索與經驗轉化，其理論基礎與價值定向同西方主流經濟學具有本質界限與原則差異”。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為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碩果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完善也反過來印證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當代效力。從根本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發展，它解決了政治經濟學為誰服務和為誰發展的基本問題。因此，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并使之成熟，就必須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不斷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體系建構的重大歷史任務。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本雜志紙質版）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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