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治的正義性決定了法和國家的合法性。西方古典政治正義觀是形而上的以“君主”為視角的抽象正義觀,追求臣民服從國家制度、實現君主統治的目標。近代啟蒙思想家基于理性主義的原則,以抽象的人和抽象人性為視角,借助設想的自然狀態和主觀假設的社會契約論構建了以資產階級“人民”為視角、資產階級人民主權為內容、實現資產階級正義的政治正義觀。馬克思在深刻批判資產階級政治正義觀的基礎上,從現實的人和社會關系出發,創立了以無產階級“人民”為視角、無產階級人民主權為內容、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為目標的“實踐轉向”的政治正義觀。馬克思主義“實踐轉向”的政治正義觀實現了從“人是制度的規定”向“制度是人民的自我規定”的轉向,在實踐層面解決了國家和法的合法問題。
“正義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以致于歷史上的眾多哲學家和法學家想仔細查看正義這張臉并試圖解開隱藏在它背后的秘密時,往往會深感困惑。正義讓人困惑的原因是人們沒有找到科學認識它的鑰匙。在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確立之前,正義總是被當成一種極為抽象的東西,“正義被認為是人類精神上的某種態度、一種公平的意愿和一種承認他人的要求和想法的意向”。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大為發展,物質資源大為豐富,但人的需求與物質資源之間的張力仍然存在,并呈現擴大的趨勢。正義問題困擾著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從現實的人和社會關系出發,即從現實的作為社會主體的無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出發,批判了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正義觀。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非當性、少數人占有國家權力對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的統治的不合理性以及體現社會成員政治生存狀況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政治價值的抽象性、形式性等的批判,對體現大多數人的政治正義的無產階級“人民”專政制度作了描繪。通過對資本主義政治正義觀的批判,馬克思創立了以無產階級“人民”為理論視角、以無產階級“人民”主權為核心內容、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為目標的“實踐轉向”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政治的正義性是哲學的法和國家理論的核心思想1。“政治的正義性是區分法和國家形式合法與否的標準。”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著力于在實踐中通過革命的手段改變現存的社會關系,從而解決物質資源占有的不平等,實現政治正義,解決法和國家的合法性問題。
一、批判與“實踐轉向”
“實踐轉向”是學界對于馬克思在哲學史上所實現的哲學革命的指稱。“實踐轉向”既是以人的存在方式(實踐)為中介去解決近代哲學的主-客二元對立,更是從人的實踐活動及其歷史發展出發去尋求人類解放的道路。“實踐轉向”的內在意蘊是馬克思所堅持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的哲學基礎是馬克思的“實踐轉向”哲學。
馬克思的“實踐轉向”哲學是從批判全部舊哲學出發的。“馬克思將哲學批判看作社會變革的途徑”,指出并批判了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及其以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忽視實踐作用的缺點,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和標準。世界能否被認識,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只能由實踐來證明。舊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從客體的形式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沒有把它們當作人的實踐去理解。因而能動的方面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展了,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和感性的活動本身的。
傳統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哲學,從對立的兩極思考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僵持于世界“本原”是自然本體還是精神本體的抽象對立,以還原論的思維方式去證明二者的統一。舊唯物主義認為自然界是精神的本原,試圖把精神還原為自然,用自然解釋人的精神活動,從而把物的尺度作為人的行為依據。唯心主義則認為精神是本原的存在,試圖把存在還原為精神,把精神的尺度作為人的行為的依據。舊唯物主義以自然為本原,從被動的觀點去理解人與世界的關系,取消了人的能動性,它所堅持的是一種單純的、自在的客體性原則。唯心主義則以精神為本原,只是從能動的觀點去理解人與世界的關系,抽象地發展了人的能動性,它所堅持的是一種單純的、自為的主體性原則。因此,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不僅在自然本體與精神本體何者為本原的問題上相對立,而且在以客體性為原則還是主體性為原則的思維方式上相對立。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在本原問題和思維方式上對立擴展到了全部哲學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堅持外在的自然界對于人及其精神具有優先性,以是否承認這種優先性為區分唯物主義哲學和唯心主義哲學的標準。馬克思的“實踐轉向”哲學實際上回答和解決了德國古典哲學所遺留的問題。黑格爾僅僅把概念作為客觀主觀化和主觀客觀化的中介環節,以概念自身的生成和外化去實現思維與存在、主觀與客觀、真與善的統一,把概念的辯證發展變成了“無人自身的理性”的自我運動,也把人與世界的辯證關系神秘化了。黑格爾所認為的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以概念自身為中介的“無人身的理性”與其“邏輯規定”的關系。費爾巴哈則認為,“要理解思維和存在、精神和物質、人和自然界的統一,不應該從觀念出發,而應該從有感覺的人和自然界出發;精神應能在物質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物質在精神中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人及其思維、感覺和需要應是這種統一的有機反應”。恩格斯批判費爾巴哈雖然緊緊地抓住了自然界和人,但不能對我們說出任何確定的東西,無論是關于現實的自然界還是關于現實的人。要從費爾巴哈理論中的抽象的人轉到現實中的活生生的實踐著的人,就必須把人當成在歷史中行動的人去研究。馬克思指出,“對思辨的法哲學的批判既然是對德國迄今為止政治意識形式的堅決反抗,它就不會面對自己本身,而會面向只有用一個辦法即實踐才能解決的那些課題”。
馬克思的“實踐轉向”哲學指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現實的人”以“感性的活動”為基礎的與“現實世界”的關系問題。“現實的人”就是從事實踐活動并在實踐活動中發展自身的人。“感性的活動”就是“現實的人”所進行的社會實踐活動。“現實世界”是“現實的人”的“感性活動”的對象。馬克思的“實踐轉向”,以實踐自身的矛盾性為基礎,真正建立了恩格斯所說的“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哲學理論。這種“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哲學理論的“實踐轉向”為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的“實踐轉向”奠定了堅實的哲學基礎。
基于“實踐轉向”的哲學革命,馬克思的政治正義觀邁向了“實踐轉向”,即社會變革。“實踐轉向”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在批判形而上的古典政治正義觀的基礎之上創立。近代啟蒙思想家基于理性主義的原則,以抽象的人和抽象人性為視角,借助設想的自然狀態和主觀假設的社會契約論構建了資產階級的政治正義觀。西方近代的啟蒙思想家們努力尋找脫離了時間和地點的普遍和一般的人,認為如果發現人性就等于找到了普遍的人,就能確定永恒地適合于普遍的人和永恒地適合于個別的人的權利和法律。17、18世紀的資產階級政治法律思想家以理性主義為思想前提,將自然法思想作為旗幟,以社會契約論為理論武器,確立了資產階級的政治正義觀。他們認為,理性是世界的本質,一切新事物的存在發展都是理性運動的結果,任何反對和阻礙新事物發展的力量都是非理性的,人類依靠理性可以認知世界,從而設計出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替代舊的制度。資產階級政治法律思想家們基于自然狀態不能維護人類的共同需要,論證了社會契約論?；舨妓怪鲝埦髌跫s論,契約的主體是君主,締結社會契約的雙方是君主和臣民,臣民自愿將自己的權利交給君主,服從君主的統治,社會契約形成后,臣民無例外情況不得反抗。洛克主張委托契約論,契約的主體是人民,理性的人民和政府雙方締結契約,人民將公共權力委托給政府,政府行使公共權力來保障人民的天賦人權。盧梭則主張人民契約論,契約的主體是政治共同體各成員,真正的社會契約是政治共同體各個成員之間的約定,而不是統治者與非統治者之間的契約,政府不過是為人民執行公務的工具。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政治正義觀的視角從君主和上帝轉向資產階級“人民”。資產階級政治正義觀的內容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權,目標是實現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人民主權論是17世紀至18世紀革命思想最集中的并且是最高的表現。”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政治法律思想以資產階級“人民”作為準則,形成了資產階級政治正義觀。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批判說,資產階級最無情地批判了宗教、自然觀念、國家制度與社會,任何外界的權威絕不被資產階級所承認。在資產階級的評價標準中,理性是衡量一切的尺度。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一切都必須在資產階級的理性的法庭當中為自己辯護,非正義、特權和壓迫將會被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義、基于自然的平等和天賦人權所取代。但是,資產階級所主張的理性的王國只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國家,所主張的永恒真理、永恒正義、基于自然的平等和天賦人權,只有在資產階級的國家、法律、司法和所有權中得到實現。這種永恒的正義乃是抽象的、實質上只屬于資產階級的正義。
馬克思批判了資產階級永恒正義實現途徑的無能力性。18世紀法國的哲學家們基于理性是萬物的尺度,設計了建立理性的國家與社會的美妙藍圖。但是,當法國革命實現永恒理性的社會和國家時,才發現這種抽象的永恒理性實際上是不能實現的。于是,永恒理性所主張的永恒正義成為特權和美麗的謊言,特權得到加強,貧富對立尖銳,永久和平為戰爭所替代。在歷史實踐中,一切理性都成為諷刺,一切由理性而建立的政治法律制度都成為維護不平等的工具。在理性的資本主義社會,種種罪惡假理性之名以行。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正確認識真正的理性和正義及其實現的途徑。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這兩大對立階級之間的斗爭,“首先是為了經濟利益而進行的”,在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中,永遠處在第一位的是經濟利益。所以,階級斗爭的實質是為經濟利益而斗爭。階級斗爭是通過政治斗爭的形式進行的,“政治權力不過是用來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馬克思探尋人類歷史,發現了階級斗爭的實質與進行斗爭的形式,那就是以政治的形式圍繞經濟解放進行。所以,一切真正的理性和正義需要從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探尋,而不是從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資產階級的理性變為空談,他們的正義造成了更大范圍的痛苦,這都是制度與生產不相適應的體現,是一切都不再適應經濟發展的體現。人類社會的制度變遷與政治改革有其根本的原因,這些根本原因不是存在于人的頭腦中,也不會在人對于永恒理性和正義的認識中被找到,而是要深入到經濟中去努力探尋。由此,解決資本主義社會弊病的手段,也必然存在于已經發展變化了的生產關系當中,要從物質的事實當中去尋找,馬克思恩格斯開始引導人們從經濟中尋找真正的正義和實現正義的有效手段。
馬克思主張的政治正義是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改變生產關系來實現的。“馬克思開創的實踐正義觀,即通過無產階級革命,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來代替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從根本上推翻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一種完全平等自由的制度來實現正義。”馬克思指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才可能實現;而這樣的制度是正義所要求的”;“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馬克思主張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共產主義社會,以制度保障正義的實現。馬克思主義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通過關注社會現實,從社會生產方式以及人的實踐中去探尋正義,將政治正義和現實的階級斗爭結合起來,指導無產階級“人民”革命去實現政治正義。
二、正義觀視角:“人民”
政治法律思想史上政治正義的理論視角有人的視角和社會制度的視角。以人為視角的政治正義觀要求制度的正義性,用正義的制度來保障人的自由和平等。以制度為視角的政治正義觀要求人的行為符合制度的要求,要求用人的行為來維護社會制度。西方主流法律思想的視角發生過兩次明顯轉移:第一次法律思想的視角轉移是洛克將法律思想的君主視角轉向了資產階級“人民”視角;第二次法律思想的視角轉移是馬克思將法律思想的富人“人民”視角轉向了窮人“人民”的視角。君主視角的政治法律思想注重從制度出發,要求人的行為符合維護統治秩序的政治正義。資產階級“人民”視角要求以制度的政治正義性保障抽象的人的自由和平等。馬克思從現實的人出發,探尋到了無產階級“人民”這個實現政治正義的力量,將政治法律思想史上的資產階級“人民”視角轉向了無產階級“人民”視角。馬克思從人出發,認為只有在合理的社會組織中——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實現保障人的自由和權利。合理的社會組織——共產主義社會只能通過社會的主體——無產階級的革命才能實現。馬克思從無產階級“人民”的視角審視制度的正義性,主張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正義的制度,以制度的正義性來保障占大多數的無產階級“人民”的權利。
馬克思指出,“正義”只是指出了一條解放人的可行的路徑,它審視社會并提出各種社會問題。“正義本身,……它提出各種社會問題,但是并不去周密地考慮它們,而只是指出一條解放人的唯一可行的途徑,就是通過自由和平等使社會人道化;只有在日益合理的社會組織中才可能提供積極的解決辦法。這是非常合乎期望的解決辦法,是我們的共同理想……這是通過普遍團結所達到的每一個人的自由、道德、理性和福利———人類的博愛。”馬克思認為,以合理的組織也即以正義的制度保障人的自由平等最佳的解決辦法也是人類的共同理想。正義的制度是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相一致的,它能保障每一個人的自由、道德、理性和福利。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正義是“每個生產方式用以衡量自身的一種標準”。生產方式在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中有著重要的意義,“只要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相一致,就是正義的;只要與生產方式相矛盾,制度就是不正義的”。生產方式發生了變化和發展,制度不隨之發生變化就會阻礙生產的發展,就不是正義的。如果制度能夠與時俱進地適應生產方式,則制度就是正義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與奴隸制的生產方式絕不相同,如果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之上建立的奴隸制,那么就是不正義的。要實現正義,改變與生產方式相矛盾的制度的力量就是一種必須。馬克思在現代工業社會中找到了受著普遍苦難的無產階級這個力量。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第一次將他的規范性政治觀點同無產階級的境況聯系起來,提出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問題。馬克思指出:人類解放同一個“具有普遍性質的”階級,即一個“受著普遍苦難”的階級緊密相聯——在現代工業社會中,這就是指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革命只是市民社會的一部分解放了自己,從而取得普遍統治,它絲毫不觸及舊制度的基礎。舊制度的基礎已不可能由取得普遍統治的資產階級來觸及,這個歷史任務只能由無產階級來完成。無產階級通過革命實現自我規定的制度的正義。
黑格爾與馬克思看待國家與人民的關系的視角截然不同。馬克思認為制度是“人民”的“自我規定”。黑格爾則認為人是制度的規定,人要獲得客觀性,他就必須成為國家成員。在國家中的結合本身是真實的內容和目的,人是被制度規定著過普遍生活的。在黑格爾看來,人的進一步的滿足、活動和行動方式,都以這個實體性的和普遍有效的東西為出發點和結果。“制約者被設定為受制約者,規定者被設定為被規定者,生產者被設定為其產品的產品。”黑格爾看待國家與人民的關系時著眼于國家,把人變成主體化了的國家。馬克思則從“人民”的視角出發看待國家與人民的關系,他把國家看成是客體化了的人,認為是“人民”規定了制度,而不是制度規定了“人民”。馬克思指出,“在君主制中是國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則是人民的國家制度。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國家制度的已經解開的謎。……國家制度……被引回到自己現實的基礎、現實的人、現實的人民,并被設定為人民自己的作品”。馬克思批判了資產階級政治正義觀的抽象性,提出“現實的人民”是具體的無產階級“人民”。
資產階級所謂的“人民”是抽象的,是被制度規定的“人民”。喬·薩托利指出,西方國家“大談人民而實際上對他們不屑一顧”。“人民”在西方是一個虛無縹緲的理想,“人民”崇拜與完全蔑視實際存在的“人民”相伴而生。薩托利呼喊:“讓我冒褻瀆神明之大不韙,給‘人民’一點具體含義吧。”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賦予“人民”以具體含義——無產階級。馬克思重視各社會階級在改造社會本身方面的作用,認為階級就是社會力量,是歷史行動者。在論及無產階級的未來統治形式的時候,馬克思指出“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而“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法律、國家本身,就國家是政治制度來說,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規定和人民的特定內容”。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的理論視角是無產階級“人民”,以無產階級“人民”革命建立正義的制度,以正義的社會制度保障無產階級“人民”的權利和自由。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的無產階級“人民”視角決定了其主要內容是無產階級“人民”主權。
三、正義觀內容:“人民”主權
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的理論視角是無產階級“人民”。無產階級“人民”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了無產階級要實現自身的利益,必須通過革命的手段,實行無產階級“人民”專政。無產階級“人民”專政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的核心內容。恩格斯指出,在人類文明時代有三大奴役形式,無論形式如何變化,奴役的實質——剝削沒有發生變化。雖然生產力在發展,但生產力發展的每一步都是被奴役的大多數人生存狀況的退步。文明時代的基礎是階級剝削,文明時代總是在矛盾中進行的。恩格斯認為,資本主義的制度是隱蔽的奴隸制,奴役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延續。無產階級要改變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必須進行革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解放自己,從而解放人類。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是實現變革的偉大力量,無產階級從壓迫下解放自己,也就必然使得剝削制度的一切基礎消亡,最終實現人類解放。1847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闡明了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指出自原始公社制度解體以來,以往的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和最主要條件。無產階級“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這是第一步。無產階級有了統治資格之后,他們要利用這種資格,運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消滅舊的生產關系,兩大階級對立存在的條件就是舊的生產關系,所以,無產階級消滅了舊有的生產關系,也就消滅了階級本身存在的前提和條件。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第一次使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術語,進一步發展了《共產黨宣言》中的無產階級必須奪取政權并使自己變為統治階級的思想。“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人民”消滅階級差別,進而消滅一切產生這些差別的社會生產關系和與生產關系相適應的社會關系。無產階級“人民”專政是一個過渡的階段,它要改變基于原有的社會關系的一切觀念。馬克思認為,沒有無產階級“人民”專政,無產階級就不可能鎮壓剝削階級的頑固反抗,就不可能取得和鞏固勝利,實現新社會的建立和最終實現無產階級“人民”的正義。階級的存在只是同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的歷史階段相聯系。階級的存在與對立導致了階級斗爭,階級斗爭的結果必然會是大占多數的無產階級的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只是達到消滅一切存在著的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一種過渡。無產階級專政的最終結果是把否定私有財產提升為社會的原則,宣告世界制度的解體。“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人民”必須掌握批判的武器,組織“人民”的力量進行革命。“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是對資本主義政治正義觀的批判的武器,對資本主義政治正義觀的批判不能代替摧毀它。馬克思找到了無產階級“人民”這個武器來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無產階級“人民”把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視為實現自身正義的精神武器。無產階級“人民”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結果。
無產階級革命需要具備必要的條件。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和改造社會的必要條件是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無產階級政黨同無產階級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始終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為堅決的推進力量。在無產階級革命實踐中,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是最具備領導革命的實踐和理論條件的政黨。在實踐上,共產黨人的革命態度最為堅決,力量最為集中,始終推動著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在理論上,共產黨人具有了解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優勢,他們了解革命的條件、歷史進程和結果。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為堅決有力的領導者,必須具有明確的革命目標。共產黨首先要實現的革命目標就是“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的目標則是集中生產資料,盡快地發展社會生產力。
無產階級“人民”主權才能實現無產階級“人民”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無產階級“人民”通過規定共和國家制度、法律實現自己的意志。無產階級“人民”主權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的核心內容。
四、正義觀目標: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都是爭取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的手段,而人本身才是最高目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由此,使人成為被奴役的東西的一切關系都必須被推翻。馬克思主義強調的無產階級的解放,必須從“人的高度”,從人的解放的意義上理解。無產階級的存在,是人的完全喪失,只有無產階級解放自身并解放人類,才能有人的普遍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的目標。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的理論使命就是深入考察人的解放的歷史條件和性質,啟蒙和指導無產階級從事人的解放這一事業,解決國家和法的合法問題。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必須通過政治和經濟的雙重解放才能實現。馬克思從這兩個方面闡述了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終極政治正義目標。馬克思恩格斯曾充分肯定了資產階級革命對于人的解放的重要意義,也指出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局限性。他們認為,資產階級革命消滅了封建專制制度,實現了人的“政治解放”。“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變成市民社會的成員,變成利己的、獨立的個人,另一方面把人變成公民,變成法人。”政治解放無疑是人類解放的一個大進步,但政治解放不是一般人類解放的最后形式。“政治解放本身還不是人類解放”,資本的統治是對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的新的壓迫。無產階級仍沒有獲得解放,仍不自由平等,所以無產階級“需要對我們的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一起對我們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將通過革命取得公共權力,并通過支配公共權力,將已通過革命手段取得的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轉變為社會公有的生產資料。這種通過權力轉變生產資料屬性的方式,徹底消滅了資產階級生產資料的原有的資本屬性。社會生產資料的資本屬性被徹底消除后,它的社會屬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實現。實現社會生產資料的公有之后,就具有了按計劃進行社會生產的可能性。在按照計劃進行社會生產的過程中,既擺脫了無政府狀態的社會生產,也消除了政治權威。人實現了與屬于自己的社會的結合,人成為社會的主人,也成了自己的主人,人才實現了自由而成為自由人。實現人的解放與自由是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也是無產階級的事業。
人的解放與社會的發展是統一的發展過程。馬克思把社會發展和人的自由的發展當作一個統一發展的過程。人的自由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有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是人不斷脫離人的依賴關系和物的依賴關系,獲得自由個性的發展的過程。在第三個階段,也即人的自由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的階段,社會生產力必須極大地得到發展。因此,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務就是在政治統治的基礎上,集中生產資料,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使得物質盡快地豐富,使人盡快地擺脫對物的依賴,從對物的依賴的人的相對獨立性中解放出來,實現人的充分的自由。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更加明確地說,共產主義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馬克思對自由的追求與資產階級“關于自由的大話”絕不相同,資產階級的自由是資產階級的狹隘的本階級的自由。馬克思追求的自由是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人的全面的自由。“在馬克思的論述中,對自由有另外的主張,那就是事實上,自由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才能實現,因為其他任何生產方式都涉及剝削。”《共產黨宣言》進一步闡明了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是用共產主義這樣的聯合體代替資產階級舊社會。只有每個人得到自由的發展,一切人才能實現自由的發展。將有一個聯合體來代替資產階級社會,在這個聯合體中,沒有階級和階級對立。在這個沒有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聯合體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每個人只有在共產主義這個真正的聯合體中,才能獲得真正的聯合,也只有通過這種真正的聯合才能獲得自由。恩格斯指出,共產主義的目標和本質是,在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將使自己的成員能夠全面發揮他們的得到全面發展的才能”。在共產主義社會,實現了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重解放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能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對古典形而上的政治正義觀的超越的結果。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從無產階級“人民”出發,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實現無產階級“人民”主權,在政治與經濟的雙重解放的基礎上,進而追求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的終極目標。
五、結 語
古典政治正義觀以“君主”為視角,追求臣民服從國家制度,實現君主統治的目標。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資產階級政治法律思想家在抽象人性論基礎之上構建了以資產階級“人民”為視角、資產階級“人民”主權為內容、以實現資產階級“人民”的正義為目標的政治正義觀。資產階級的政治正義觀超越了古典政治正義觀的君主視角,是政治法律發展史上的進步,但抽象的“人民”觀導致其政治正義實現的局限性。馬克思建立了“實踐轉向”的政治正義觀,以無產階級“人民”為視角、以無產階級“人民”主權為內容、以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為目標,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構建正義的制度實現人的解放。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實現了政治法律思想史上“人是制度的規定”向“制度是人民的自我規定”的轉向。馬克思主義政治正義觀的“實踐轉向”使得制度設計堅持無產階級人民的視角,在人民認同的基礎上解決了法和國家的合法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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