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法蘭西階級斗爭》中，馬克思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與方法論，全面系統分析了資本主義債務的歷史生成、再生產機制、表現特征、實質內涵、功能效應與瓦解路徑。這一理論框架深刻揭示了債務與資本主義統治秩序之間本質的、普遍的、內生關系，為考察與批判當代資本主義債務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南。
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債務化，即以債務債權表現的金融關系向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全面擴張與深度滲透，并由此導致從全球國家到家庭個人的一系列債務依賴、債務膨脹、債務危機與債務斗爭。在此背景下，如何科學辨識這一新現象、新特征，以及如何深入理解債務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新角色、新地位，成為一個事關“我們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發展趨勢和命運，準確把握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新特征，加深對當代資本主義變化趨勢的理解”的重大現實問題。對此，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中，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通過全面分析債務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社會結構、國家權力、階級關系與階級斗爭中的性質、地位與作用，深刻揭示了債務與資本主義統治秩序之間本質的、普遍的、內生關系，為考察與批判當代資本主義債務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南。
一、《法蘭西階級斗爭》以前馬克思債務觀的演進
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斗爭》中對資本主義債務問題的研究，絕非心血來潮，而是對從參與現實斗爭的《萊茵報》開始到寫作《法蘭西階級斗爭》的《新萊茵報》時期研究的延伸、推進與深化。這一過程，伴隨著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展開，大致經歷了由現實主義的經驗開端，經由社會唯物主義的理論中介，最終走向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批判的視域轉換，從而為《法蘭西階級斗爭》債務觀的構建提供了豐富的思想積淀與科學視域。
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在對現實政治法律問題的分析中，就覺察到了債務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活動以及維護私人利益與社會等級秩序中的權力效應。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馬克思認為，林木所有者之所以不滿足對于違反林木管理條例者的單純的價值和損失補償，還要提起民事訴訟，就是迫使那些無力付款的人，成為公民權利被剝奪，人身自由受支配的奴隸債務人。雖然馬克思此時對資本主義債務權力效應的分析，主要是出于人道主義的價值批判，還不能說明這一權力效應的經濟根源，但是與《法蘭西階級斗爭》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國債如何成為金融貴族統治國家，盤剝社會公眾的權力工具的分析遙相呼應。
在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初步成果的《穆勒摘要》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信貸異化的批判注入了“社會關系視角”的新維度，從社會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初步揭示了資本主義債務表面上是債權人與債務人的借貸關系，實質上蘊涵著不同階級的利益關系：在工人與資本家之間主要是消費性借貸，資本家支配的是工人、窮人的生活過程，體現的是勞資雙方的階級關系；而在大小資本家之間主要是生產性借貸，雙方為“積累的新機會”相互利用、相互競爭，體現的是借貸資本與生產資本的階層關系。這些觀點為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斗爭》結合不同階級關系與階級斗爭，闡明資本主義債務的階級實質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
唯物史觀的確立使得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新萊茵報》時政評論等一系列著作文章中對資本主義債務問題研究進入一個新階段，即將債務及其現實效應與資本主義經濟生產與階級關系緊密結合起來，從三個維度為《法蘭西階級斗爭》對資本主義債務批判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首先，從物質生產與經濟基礎層面揭示資本主義債務產生的根源。以國債為例，其本身就是資產階級財產的積累、工商業與貿易的繁榮、貨幣金融制度的發展與各國間商業斗爭、戰爭產生的財政需求等諸多社會經濟因素相結合的產物。其次，從社會經濟關系的維度揭示資本主義債務的階級關系內涵。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物的債務，實質上體現著資產階級與其他階級、資產階級內部各集團之間的利益關系。例如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高利貸，已經不是一種常規性的、私人性的封建義務，而是體現著“大資本家階級和小土地占有者階級之間的階級關系”。再次，從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維度，揭示了資本主義債務是一種剝削、支配與壓迫被統治階級的重要權力工具。掌握債權的資產階級利用土地抵押，打擊封建土地貴族；利用高利貸，實現“大資本對農民的壓迫”；利用商業信貸，壓榨店主、商販等小資產者；利用國債，作為剝削全體人民的一種巧妙的手段。
二、《法蘭西階級斗爭》中債務觀的總體構建
正是基于《萊茵報》以來對資本主義債務問題的持續研究所提供的豐富內容，以及唯物史觀所奠定的從經濟基礎到階級關系到上層建筑的科學世界觀與方法論，再加上“馬克思準確了解法國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經濟狀況以及這個國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從法國社會生產關系與經濟發展狀況出發，系統揭示了資本主義債務的歷史生成、再生產機制、表現特征、內涵實質、功能效應與瓦解路徑，從而構建出一套具有典型意義的資本主義債務批判的理論框架。
（一）資本主義債務的歷史生成：生產關系、貨幣金融制度與國家職能的時代變革
作為“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義觀點從一定經濟狀況出發來說明一段現代歷史的初次嘗試”，《法蘭西階級斗爭》將資本主義債務的歷史生成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貨幣金融制度的發展與國家機器的擴張聯系起來分析，充分貫徹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
首先，馬克思指出，商業信貸、國債、土地抵押等資本主義債務形式的普遍出現，從根本上是法國資本主義經濟在工、商、金融、農業中不平衡發展的必然產物。與英國相比，“法國工業并不支配法國生產，所以法國工業家并不支配法國資產階級”。法國工商業資本主義的不發達使得以工廠主、小店主為代表的中小資產階級在自己的生產經營活動中嚴重依賴銀行家、交易所大王等金融貴族提供的信貸資金。法國金融資本對工商業的壟斷支配，不僅導致許多中小資產者在競爭中破產，而且也惡化了工人階級的勞動與生活狀況。日益龐大的無產階級不得不依賴借貸過活。而法國農民之所以飽受土地抵押債務的盤剝與統治，也是植根于1789大革命后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對法國土地制度的改造。法國小塊土地所有制與市場化、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使得農民難以負擔農業生產的費用與維系基本生活需求，被迫掉入土地抵押與高利貸的債務陷阱。因此，法國不均衡的經濟結構導致社會財富與收入的不平等與分化，進而刺激了對信貸與債務的系統性需求。
其次，作為信用貨幣的銀行券的普遍使用，以法蘭西銀行為代表的中央銀行壟斷貨幣發行權為資本主義信貸與債務的大量供給提供了技術與體制基礎。“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大量發行銀行券，從1848年的37300萬法郎猛增到1849年的52500萬法郎。銀行券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政府與銀行主動創造的一種有息債務。這種新的貨幣生產機制擺脫了金屬貨幣的數量約束，為資本主義債務的無限創造提供了技術條件。不僅如此，在這一時期，為拿破侖戰爭融資而建立的法蘭西銀行，模仿英國的中央銀行制度，通過臨時政府授權，壟斷銀行券的法定發行權，將各地區銀行變成自己的分行，從而成為法國的中央銀行，“法國的全部信貸都集中在法蘭西銀行的手中。”這樣一來，中央銀行就成為資產階級政府能夠大量發行國債，創造信貸的重要金融支柱。
再次，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職能分化與擴張所產生的巨大財政需求，需要通過銀行券、國債與交易所等債務工具與債務市場予以滿足。這就賦予了資本主義債務生成的政治動力。作為中央集權典型的法國，擁有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事組織，發揮著復雜而多樣的國家職能：從橋梁、校舍、鐵路、學校等公共基礎建設到控制民眾輿論、鎮壓社會革命、發動對外爭霸與殖民戰爭。因此，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在強化階級統治，維護階級利益的同時，必然造成了“國家支出始終超過收入，在于失衡，而這種失衡既是國債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結果。”
（二）資本主義債務的再生產機制：經濟、政治與思想文化的再生產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物質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任何特定社會生產方式及其延續都蘊涵著與其相適應的再生產機制。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斗爭》中，結合法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國家機器與政治意識形態的具體狀況，分析了資本主義債務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再生產機制。
首先，在經濟領域，資本主義債務通過“利息—稅收—租金”的提取裝置實現經濟再生產。這三種裝置的范圍與效力根據資本主義債務關系的不同對象而變化。馬克思指出，利用國債價格隨市場利率變化而變化所產生的利差，在國債交易與投機中獲取暴利，是資產階級熱衷發行國債與維持國家赤字的重要原因。而資產階級通過國債利息和交易所投機所獲得收益又是通過國家對勞動人民征收生丁附加稅、葡萄酒稅等各種賦稅予以支付和維持，“因為國債的息金已列入捐稅項下”。對于那些租賃房屋、店鋪、生產工具與生活用品的小手工業者、小資產者而言，償還“房東”“銀行家”“資本家”“工廠主”“批發商”等債權人手中的票據、房租、債票，即租金，是維系資本主義債務關系的第三種途徑。
其次，資產階級利用手中的國家政權與暴力機器，在立法、司法與行政活動中確保資本主義債務的政治再生產。在“六月事變”后的國民議會中，小資產者提出的要求商業法庭準許延長償付債務的期限，并強制債權人在取得適當利息的條件下撤訴的“友好協議”法案，被大資產階級否決了。任何無力支付本息的債務人將被宣告破產，甚至直接投入專門設立的債務人監獄，即使是國民議會中的人民代表也不能獲得司法豁免權。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還利用行政權，頒布法令，賦予法蘭西銀行貨幣壟斷權，“向法蘭西銀行簽約借款，把國有森林抵押給它作為擔保”，下令將儲蓄銀行中的所有存款變為不予兌現的國債，迫使人們把這種債券拿到交易所去買賣。這些行政法令與措施都是直接維護資本主義債務關系的重要手段。
最后，資產階級還通過新聞報紙、標語口號與宗教傳統等輿論宣傳工具，隱藏資本主義債務支配力量，并說服人們接受、認同這種力量的支配，從觀念意識形態層面實現資本主義債務的文化再生產。一方面針對不同債務關系中的不同人群，資產階級利用不同說辭與口號去迷惑民眾。為償付國債利息而開征新稅，“官方的報刊欺騙巴黎無產階級，說這項稅負主要是落在大地產上。”用“拯救財產和恢復信用”的口號煽動小資產者參與鎮壓六月起義，以重新穩定債務關系。另一方面，資產階級還利用傳統宗教權威與資產階級價值觀去迷惑所有債務人。馬克思指出，波拿巴內閣之所以出兵干涉羅馬革命，是需要天主教的信仰權威去確保所有債務人必須償還債務的良心和義務。與此同時，資產階級還用“自由、平等、博愛”這種“在想象中消滅階級關系相適應的詞句”去掩蓋資本主義債務關系后的不同階級利益的根本對立與斗爭，麻痹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志。
（三）資本主義債務的結構特征：內在性、生產性、普遍性、無限性
唯物史觀指出，隨著新的生產條件與經濟基礎的形成，人們的經濟關系、階級結構與政治權力也將隨之改變而呈現新的特征。基于這一原則，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斗爭》中，深刻分析了根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而生成的資本主義債務的內在性、生產性、普遍性、無限性的四大結構特征。
資本主義債務的內在性，指的是不同于前資本主義社會對債務的道德與宗教抑制，債務已經內嵌于資本主義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總體結構中，不僅是鞏固其經濟基礎的必要條件，也是維系資本主義政治上層建筑運行的重要機制。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國家負債倒是符合資產階級中通過議會來統治和立法的那個集團的直接利益的。”因此，當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掌握政權后，他們不是宣告國家破產來解除資本主義債務關系，反而在法定償付期限之前，就向國債債權人付清了利息，以此“去加固搖搖欲墜的資產階級社會關系，來履行那些只有在這種社會關系范圍內才必須履行的義務。信用已成了它維持生存的必要條件。”
資本主義債務的生產性，指的是不同于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消費性債務，資本主義債務主要是用于生產經營性活動，用于資本的擴大再生產。馬克思指出，國家需要國債與交易所融資去“興辦鐵路建設工程”；法國的大地產主、交易所大王、銀行家等金融貴族需要國債市場作為“他們投機的真正對象和他們致富的主要源泉”；工廠主需要借貸資金“開設大公司”以擴大生產規模；小店主、小商販、小手工作坊主需要匯兌票據去租賃房屋店鋪、賒買商品、賒購原材料與生產工具；農民需要土地抵押、高利貸購買農業生產資料。
資本主義債務的普遍性，指的是不同于前資本主義社會用于生活拮據的偶然性、個別性的借貸，植根于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債務關系，普遍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各階級、階層之中，形成一種全民負債的奇特局面。在商業信貸中工商業資本家向金融資本家的負債；在租金中小資產者向工商業資本家負債；在高利貸中農民、無產階級向大地產主、資本家負債；在國債、銀行券中金融資本家向其他階級、階層負債。
資本主義債務的無限性，指的是不同于前資本主義社會個體性的、不可轉讓交易的、一次性的、可清償的有限債務，資本主義債務是代際性的、可轉讓交易的、累積的、不可清償的無限債務。馬克思指出，之所以“每一年度都有新的赤字。每過四至五年就有新的公債”，是因為通過國債市場中公債券交易與流通，既能解決因國家職能的擴張而持續產生的財政赤字問題，又能為金融貴族們不斷提供了盤剝大眾的獲利機會。同樣，在資本的剝削與壓榨下，農民的土地抵押債務形成了一個代際傳遞的積累鏈條，“每一代人都給下一代人留下更多的債務，每一代新人都在更不利更困難的條件下開始生活，抵押貸款又產生新的抵押貸款。”
（四）資本主義債務的實質內涵：經濟剝削與政治統治
正如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言，“那些使一定的生產力能夠得到利用的條件，是社會的一定階級實行統治的條件”，使得資本主義債務得以維系的經濟、政治法律與意識形態條件，也正是資產階級能夠通過債務對其他社會階級進行經濟剝削與政治統治的條件。
一方面，掌握債權的資產階級利用債務關系加強對其他社會階級、階層的經濟剝削。一是剝削方式多。如前所述，資本主義債務以利息、稅收、租金三種獲取機制為載體，對所有債務人進行多重、全面經濟盤剝。無產階級、小資產者要償還各種租金，被迫購買國債。農民不僅負擔了沉重的國家賦稅，而且還要支付土地抵押借款中的利息與高利貸者的非抵押借款的利息。二是剝削范圍廣。由于債務關系普遍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各個階級與階層，因此，有金融貴族通過銀行貸款對工商業資本家的經濟盤剝；有工商業資本家通過商業票據對小資產者的經濟壓榨，有大地產主、高利貸者通過土地抵押與高利貸對農民的經濟掠奪，還有資產階級國家通過國債、稅收對所有勞動人民收入的經濟搜刮。三是剝削程度深。馬克思根據1840年統計資料指出，法國農業總產值雖然達到52億3千萬法郎，但是在扣除了耕作費、訴訟費、土地抵押利息、各種賦稅后，每個法國農民一年還分不到25法郎的凈產值，而且這項統計資料還沒有把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貸利息包括在內。
另一方面，掌握債權的資產階級憑借財產占有權與債務追索權實現對其他社會階級、階層的政治統治。在性質上，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的債務統治是一種排他性的專制統治。在金融貴族掌握債權的七月王朝，不僅所有小資產階級與農民階級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權之外，而且工商業資產階級也受到嚴厲打壓。在時空上，資產階級的債務統治是一種連續性的長期統治。從金融貴族掌握統治權的七月王朝，到資產階級共和派的臨時政府，到波拿巴執政，雖然在具體事務方面，資產階級內部各派別有分歧和矛盾，但是在堅決維護對小資產者、無產階級、農民的債務統治方面，卻是共同的、一致的，“臨時政府既然承認舊資產階級社會發行的要國家負責付款的期票，也就歸附了舊資產階級社會”。在某種程度上，資產階級的債務統治是一種總體性的全面統治。掌握債權的大資產階級壟斷了從立法司法到行政軍事，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省所有權力機關的人事任免權，制定了維護資本主義債務關系的種種法律、法令與措施。
（五）資本主義債務的功能效應：政治不民主、經濟不協調、社會不穩定
馬克思認為，當生產力發展到特定的社會歷史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產生出來的生產力和交往手段在現存關系下只能造成災難，這種生產力已經不是生產的力量，而是破壞的力量。”同樣，在19世紀中葉法國社會“現存關系”下，資本主義債務的經濟剝削與政治統治“造成災難”：資本主義債務的資本再生產與收入再分配功能受到極大扭曲，導致了政治失衡、經濟失調、社會文化失序等嚴重問題，激化了階級矛盾與斗爭。
《法蘭西階級斗爭》中，馬克思已經注意到了資本主義債務，對于資本再生產與社會財富再分配的積極作用。國債把社會閑散資金聚集起來，在客觀上，不僅有助于促進資本主義信用、貨幣銀行、證券交易的發展，而且也為國家投資于鐵路建設等公共基礎設施，擴大再生產提供了基礎與可能。但是，與英國相比，法國資本主義發展現狀，即金融資本的絕對支配以及金融貴族的債務統治以及龐大、復雜的國家機器所導致的巨額財政開支，使得法國資產階級越發熱衷于通過國債市場投機獲利。國債的生產性投資功能受到食利性投機的擠壓。同樣，國債對鐵路公共工程的投資、國家工場的開辦、對資本征收抵押稅、累進稅等增加工人階級收入、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的財政措施也由于掌握債權的大資產階級的堅決反對而失敗。國債收益的分配高度集中，僅僅“在內閣大臣、銀行家、24萬選民和他們的走卒之間分配”，基本上淪落為將法國廣大民眾的財富收入再分配給大資產階級的二次剝削工具。
資本主義債務的功能扭曲引發了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一系列嚴重問題。在政治領域，大地產主、銀行家等大資產階級的債務專制統治極大損害了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引發工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的政治斗爭。從七月王朝到臨時政府到波拿巴執政時期，不斷更迭動蕩的法國政局都充斥著作為債權人的大資產階級與作為債務人的其他社會階級與階層圍繞國債、高利貸、土地抵押、賦稅及其收益分配的激烈沖突。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指出，1849年的六月事變，并不是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革命斗爭，而是掌握債權的大資產階級與作為債務人的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表現。
在經濟領域，一方面，當“在這樣一個國家里，整個資產階級和半資產階級中的數不盡的人，不能不參與國家的借貸活動、交易所投機生意和金融活動”的時候，這就表明食利性的投機已經取代生產性的投資，成為經濟活動的主導，必將削弱法國工業生產與實體經濟的基礎。另一方面，伴隨著生產性投資與實體經濟萎縮而來的是社會就業與收入水平的不斷下降，再加上各種賦稅與日常債務的二次盤剝，社會消費能力也被嚴重削弱。兩方面因素的結合給法國經濟帶來了嚴重沖擊：工商業危機與國家財政危機正在孕育，“國家財政收入則因生產停滯、消費緊縮和輸入減少而持續下降”。更為致命的是，為解決這些經濟、財政危機，法國政府“別無他法，只好靠發行新公債尋找出路，而新公債又使他們更加受到金融貴族的束縛，”從而陷入債務陷阱的惡性循環。
在社會領域，資本主義債務不僅加劇了社會財富不平等分配與階級分化，而且還腐化了社會風氣。在國債投機、土地抵押與高利貸中“難以置信地暴富起來”的資產階級債權人“過著糜爛的生活”，而因債務、捐稅、失業而負債累累的無產階級債務人“卻為起碼的生計而掙扎。”受到債務剝奪的小資產階級與農民階級，不斷破產，不斷“隨著他們境況的惡化以及他們與資產階級對抗的尖銳化而越來越緊密地靠攏無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日益分裂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立階級。不僅如此，通過利息與投機而牟利的行為方式與生活方式在人群中不斷蔓延，“在這種形式下，投機得來的財富自然要尋求滿足，于是享樂變成放蕩，金錢、污穢和鮮血匯為一流。”整個社會彌漫著投機性、食利性、寄生性、奢靡性、腐朽性的生活氣息。
（六）資本主義債務的瓦解路徑：生產方式變革與無產階級專政
解放是一種基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變革的歷史活動，“只有在現實的世界中并使用現實的手段才能實現真正的解放。”在《法蘭西階級斗爭》中，馬克思提出，要徹底瓦解資本主義債務，將無產階級與廣大勞動者從債務剝削與債務統治中解放出來，也是一個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消滅、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以及國家機器改造于一體的現實的、具體的歷史過程。
從根本上，要推翻資本主義債務的統治，必須以“現代生產力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這兩個要素相互矛盾的時候”為基本前提。這是馬克思基于唯物史觀得出的科學判斷。針對空論社會主義者提出的設立信貸機構、協作社、征收累進稅、限制繼承權、國家興辦大型工程等措施來消除資本主義債務統治的折中主義觀點，馬克思一針見血的指出，這是“用個別學究的頭腦活動來代替共同的社會生產，而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傷情懷來消除階級的革命斗爭及其必要性……不顧這個社會的現實而力求實現自己的理想”，是“在資產階級共和國范圍內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處境”的空想。只有讓工人階級獲得支配資本的勞動權，只有通過“占有生產資料，使生產資料受聯合起來的工人階級支配，也就是消滅雇傭勞動、資本及其相互間的關系”，才能真正擺脫資本主義債務的嚴酷統治。
在這一方向的指引下，馬克思提出還要充分發揮無產階級的能動性與積極性，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瓦解資本主義債務的制度基礎，因為“無產階級的起義，就是消滅資產階級的信用，因為它意味著消滅資產階級生產及其制度”。無產階級專政中，通過種種革命的手段去改造資產階級經濟基礎與國家機器，消滅資本主義債務。它包括“建立一個國家銀行并把全國信用事業置于國家監督之下”；設立作為“反對資產階級工業，反對資產階級信用和反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具體表現”的國家工場；繼續加征累進稅作為減少國家債務并抵制資產階級的手段；精簡政府機構與人員，限制財政開支，避免借款，對最富裕人群征收特別稅，實現預算平衡。這些措施涵蓋了從經濟到金融到政治上層建筑，其實質就是通過“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從而為最終消滅資本主義債務準備物質基礎和條件。
三、《法蘭西階級斗爭》中的債務觀的當代價值
如果說“英國是資產階級世界的締造者。資產階級社會經常反復經歷的周期的各個階段，在大陸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現”的話，那么，基于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斗爭》中的債務觀，可以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從經濟到政治到社會生活的債務化，是19世紀法國資本主義債務狀況的全面化與極端化表現。
從歷史生成看，當代資本主義債務化依然根源于馬克思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貨幣金融制度與國家職能的時代變革。當代資本主義再一次出現了類似19世紀中葉法國的經濟結構特征，即金融壟斷資本取代產業資本，在國家、企業與個人經濟活動中日益占據支配地位。與此同時，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與黃金脫鉤的美元徹底成為一種可以無限創造的信用貨幣、債務貨幣。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信用評級機構、金融中介、債務工具與產品的廣泛出現進一步加大信貸供給。再加上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由于經濟管理職能加強與社會福利開支擴大，使其更加依賴債務融資。金融資本主義由此走上了以“債務創造財富”的債務化道路。
從再生產機制看，當代資本主義債務化的經濟再生產同樣依靠馬克思所指出的利息-稅收-租金的三種提取機制。只不過在減稅政策與金融技術發展的背景下，來自債務杠桿與金融衍生品的利息與租金的價值提取功能得到強化。當代資本主義債務化的政治再生產繼續通過立法、司法等手段得以加強。美國2005年通過的《防止破產濫用和消費者保護法》大幅提高破產保護的門檻，強制債務人繼續支付高利率。法院甚至將那些不能支付250美元債務的債務人逮捕投入類似《法蘭西階級斗爭》中的債務人監獄。在文化再生產方面，當代資本主義構建起一種將借貸消費視為享受人生的方式、將積極負債視為自我責任的表現、將不能償債視為個人罪惡、羞恥與失敗的標識的所謂的消費信貸文化，為負債消費提供心理認同。
從結構特征看，當代資本主義債務化的內生性、生產性、無限性與普遍性集中體現在當代資本主義的債務經濟、債務國家、債務社會的形成。在金融壟斷資本的驅動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基本上都形成了涵蓋個人消費信貸、企業債務、政府赤字和國際貿易赤字的債務經濟增長模式。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采取的低稅收、高福利、強刺激的財政政策措施導致“稅收國家變形成為一個債務國家——個通過負債而不是通過稅收來得到其一大部分同時也是越來越大的一部分支出的國家。”當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不僅紛紛涌入股票、債券、期貨市場獲取投資回報，而且還通過信用卡、住房抵押貸款、汽車貸款、教育貸款等方式滿足自己日常生活需要時，《法蘭西階級斗爭》中全民負債的狀況以一種更加顯著的方式重演。
從實質內涵看，當代資本主義債務化的階級統治進一步蛻變為債務帝國的極權統治。對內，當代資本主義在推行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的過程中，大幅削減福利供給與工資水平，誘導與迫使越來越多的家庭與勞動者不得不通過信用貸、發薪貸、現金貸、次級貸作為滿足自身食物營養、醫療保健、教育、住房等基本需求的手段，以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債務化強化經濟剝削與政治統治。對外，資本主義中心國借助以美元霸權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以高利率、掠奪性、附帶嚴苛的政治經濟條件的信貸手段加強了對邊緣、半邊緣國家的債務轉嫁與債務統治。這一債務帝國無疑是《法蘭西階級斗爭》中剝削法國國民財富的“七月王朝”的全面擴張與當代翻版。
從功能效果看，當代資本主義債務化也曾一度對增加投資，促進消費，帶動經濟發展以及社會福利的再分配起到過一定作用。但是由于金融壟斷資本的支配地位，以資產階級的上層和金融機構為代表的新金融勢力的重新崛起，債務融資并沒有主要用于生產性活動，而是大量購買房地產等現存資產。這就導致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結構日益虛擬化與空心化、社會財富愈發泡沫化與數字化、福利供給不斷私有化與市場化、勞動者的工資收入陷入停滯化與貧困化，從而在經濟層面引發了一系列的金融與債務危機，在政治層面助長了新金融勢力的寡頭專制與右翼保守極端主義，在社會層面加劇了貧富分化與民粹主義思潮泛濫，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
從瓦解路徑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拉美債務危機，到希臘歐元區債務危機，從次級貸款危機到主權債務危機，資本主義債務危機的爆發范圍不斷擴大，頻率不斷增加，性質不斷升級，影響不斷惡化，以至于蛻變、深化為一種全球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系統性、總體性危機。這就表明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應對債務危機的任何調適性政策措施，在緩解危機的同時，也將制造出更多、更大、更新的內在矛盾與問題，并再次印證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斗爭》中所指出的，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是克服危機、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
四、結論
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斗爭》中基于唯物史觀對資本主義債務的科學批判及其當代表達充分表明，債務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直接的、技術性的經濟事實或法律現象，而是理解與把握資本主義整體結構與發展趨勢的核心。資本主義生產與再生產機制將傳統的外在性、消費性、有限性、個別性債務轉化為內在性、生產性、無限性、普遍性債務的過程，也是債務及其所提供的收入流嵌入資本主義積累結構的雙向互動過程。雖然債務融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資本主義生產性投資與福利性保障，但是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與資本的逐利本性，特別是食利性與虛擬性的金融資本的支配地位，資本主義必然走向脫離實體生產的信用過度擴張與債務過量創造的債務化道路，以便加強對無產階級與廣大勞動者的剝奪性積累與寡頭式統治。這種債務化統治嚴重扭曲了債務的擴大再生產與財富再分配的功能，不可避免地引發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巨大紊亂與深度危機。因此，資本主義必將一次又一次從自我強化的信貸和債務擴張走向自我否定的金融債務危機。這一歷史軌跡與周期循環，不僅表明資本主義從未解決其根本矛盾、改變其終結命運，也不斷印證著馬克思對債務與資本主義內在關系的科學論斷，彰顯著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力量與《法蘭西階級斗爭》的經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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