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國家與民族是兩種不同類型的社會歷史范疇，在發展演變中往往相伴相生，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國家是由人口、領土、政府、主權四個要素構成的政治單位。國家可以進一步分為單一民族國家和多民族國家。民族則是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形成的一個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征的穩定的共同體。民族的形成經歷了從氏族、部落到更大規模的共同體的演變。
民族有廣義和狹義兩個概念。廣義上的民族，一是指多民族國家境內所有民族的集合體，如中華民族、印度民族、美利堅民族等；二是指一片地區內民族的總稱，如西歐民族、東南亞民族、拉美民族等；三是指社會形態相似的民族總稱，如奴隸制民族、封建制民族、資本主義民族、社會主義民族等；四是指生產方式相似的民族總稱，如游牧民族、農耕民族、漁獵民族等；五是指心理素質相似的民族總稱，如日耳曼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等。狹義上的民族，是指通常按照民族的四個基本特征確定的特定人們共同體，如漢族、滿族、朝鮮族、蒙古族、維吾爾族、藏族、哈薩克族等。
國家和民族有五大明顯的不同。一是國家源于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而民族源于氏族血緣紐帶的解體和地緣關系的確立；二是國家的消亡往往先于民族的消亡；三是國家劃界主要基于行政管轄，而民族的劃界則依賴于語言、經濟生活、心理素質；四是國家的疆界是明確的，民族的地域常常是部分重合的；五是國家的邊界和體制相對容易改變，而民族的語言、地域、經濟生活、心理素質則不易改變。相同民族可以建立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也可以組成相同國家。下文主要討論國家與民族形成原因的不同。
一、國家形成的普遍規律
在國家時代到來之前，經濟條件破壞了氏族社會的組織。氏族制度在野蠻時代低級階段達到頂峰，形成了穩定的社會結構。一個部落通常分為幾個氏族，并隨著人口增加而分裂成多個子氏族。這種組織能夠處理內部沖突，并通過戰爭解決外部沖突，但無法產生統治和奴役，沒有權利和義務的分別。在這種社會結構中，分工是自然產生的，僅存在于兩性之間。男性負責作戰、打獵、捕魚，獲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工具；女性則負責家庭事務，制備衣食。男女分別是各自活動領域的主人，即男主外、女主內。每個人都是自己所制造和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性擁有武器和漁獵用具，女性擁有家庭用具。
家庭經濟是共產制的，多家共居，共同制作和使用的物品都是共同財產。這種分工和財產制度，體現了氏族社會的偉大和局限。它沒有階級分化，也不存在法律意義上的權利和義務，僅有自然分工下的勞動和財產。這種狀態下的“自己勞動所得的財產”是真正存在的，是現代資本主義所有制所依賴的最后一個虛偽的法律借口。隨著文明時代的到來，這種自然分工和氏族制度逐漸被破壞和消滅。
第一次社會大分工是畜牧業與農業的分工，標志著人類社會結構的重大變革。最初，某些部落發現并馴服了可以繁殖的動物，這使得這些部落能夠持續獲得乳制品和肉類，顯著提高了生活資料的數量和質量。這些游牧部落逐漸從其他野蠻人群體中分離出來。這種分工帶來了生產力的顯著提高，以及不同部落之間的定期交換。最初的交換主要通過部落的酋長進行，隨著畜群成為個人財產，個人之間的交換逐漸興起，牲畜也因此獲得了貨幣的職能。與此同時，園圃種植業和谷物種植業在亞洲廣泛發展，特別是在寒冷的圖蘭平原和黑海以北的草原地帶，成為牧草栽培和人類糧食生產的重要方式。
工業方面，織布機和金屬冶煉技術的發展，特別是青銅的使用，進一步推動了工具和武器制造的進步。生產力的提升使得人類能夠生產出超過自身維持所需的物資，導致了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戰爭俘虜被奴役，奴隸制由此產生。隨著畜群和其他財富的出現，家庭結構發生了革命。男性主導的勞動和財產分配使得他們在家庭中占據主導地位，婦女的地位相對下降。這一變化反映了家庭內部分工與社會分工的矛盾，婦女在家庭中的勞動被貶低為附屬品，社會生產中的性別不平等問題顯現出來。
第二次社會大分工是手工業與農業的分工，標志著人類社會在鐵器時代的重大變革和發展。鐵器的使用極大地提升了農業和手工業的效率，促使社會生產力大幅提高。隨著生產工具的改進，農業與手工業逐漸分離。這一分工帶來了經濟活動的多樣化和生產技術的進步，促進了商品生產和貿易的發展，雖然當時的貿易還比較初級，貴金屬開始作為貨幣使用，但尚未鑄造成硬幣。社會財富的迅速積累導致了個人財富的增長，進而引發了社會階層的分化，出現了貧富區別，打破了舊有的共產制家庭公社。土地逐步由共同耕作向私有財產轉變，家庭逐漸成為社會的經濟單位。
居住密集的人群為了應對內外威脅，形成了部落聯盟，并逐步融為統一部族。軍事首長成為常設的公職人員，形成了軍事民主制的雛形。戰爭變得頻繁且以掠奪為主要目的，反映在城墻和防御設施的建立上。掠奪戰爭不僅增強了軍事首長的權力，也促使這些職位逐步向世襲制過渡，奠定了世襲王權和貴族的基礎。氏族制度逐漸演變為壓迫和統治人民的工具，原本的部落組織變為對內外進行掠奪和壓迫的機構。這一轉變的根本原因是財富的積累和奴隸制的盛行，導致了社會內部的分化和沖突。
第三次社會大分工是商人階級的誕生和崛起，標志著人類社會結構的一次重要轉變。商人階級的出現是一個決定性的重要分工。這個新興階級并不直接參與生產活動，而是專注于產品的交換，成為兩個生產者之間不可或缺的中間人，并從中獲取利潤。商人通過引進金屬貨幣，特別是鑄幣，進一步鞏固了他們的地位和影響力。貨幣作為一種商品的商品，具有可以交換任意商品的魔法屬性，使得擁有貨幣的人能夠支配生產世界，商人因此成為經濟上的統治者。
商人階級的崛起帶來了貨幣借貸、利息和高利貸的出現，古雅典和古羅馬的立法殘酷地將債務人置于高利貸者的腳下，反映了經濟上的強制。與此同時，財富的形式也從商品和奴隸擴展到土地。個人逐漸獲得對土地的世襲所有權，并開始擺脫氏族公社的束縛。然而，這種新的土地所有權也讓土地成為可以買賣和抵押的商品。隨著土地私有權的確立，抵押制度應運而生，導致財富迅速集中到少數人手中，而大眾則日益貧困化。新的財富貴族逐漸取代舊的部落顯貴，奴隸人數顯著增加，其強制性勞動成為社會上層建筑的基礎。
在社會變革過程中，氏族制度被摧毀，國家開始形成。氏族制度的前提是成員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區，但隨著居住地受商業活動、職業變換和土地所有權轉讓的影響而變動不定，氏族團體的成員無法再集會處理共同事務，新的社會需求和利益不斷產生，這些新的需求和利益不僅與舊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還在破壞它。新的經濟條件和社會結構的變化，特別是分工的出現，使得手工業集團和城市的特殊需要要求新的機構，這些機構必須在氏族制度外形成，與之對立。氏族內部的利益沖突、富人與窮人、高利貸者與債務人之間的對立，使得氏族制度變得不可持續。
此外，外氏族公社居民的大量涌入，也使得氏族公社封閉的特權制度變成了貴族制。氏族制度無法調和社會的對立，它沒有強制手段，只能存在于自由民和奴隸、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公開斗爭中，只能第三種力量的統治下才能調和，這第三種力量就是國家。國家不是外部強加于社會的力量，而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是社會承認自身陷入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為了緩和沖突，需要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國家。
二、民族形成的一般規律
民族共同地域的形成是一個復雜而動態的過程。最初，部落成員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共同生活在一個由他們居住的固定地區。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萌芽，商業活動逐漸興起，土地所有權開始發生轉讓。商業活動帶來的財富和資源流動，使得原先封閉的氏族和部落社會開始發生變動。居住地因經濟利益而變動不定，原先那種共同居住的情況已不能繼續存在下去。氏族和部落成員開始遷徙流動，彼此之間的聯系不再僅限于血緣關系，而是因為經濟和商業的需要而不斷擴展。混雜居住的現象在各地普遍出現，這標志著原有的氏族和部落制度逐漸瓦解。
在長期的遷徙、交往、分化和融合過程中，不同氏族和部落的成員相互聯系，廣泛接觸，共同占據新的地域。這種新的地域是多個部落共同生活的空間。與此同時，掠奪戰爭和經濟發展的需求，使得人口密度增加，社會矛盾和外部威脅也隨之上升。為了應對這些挑戰，不同的氏族和部落不得不團結起來，形成更大規模的聯盟。親屬部落的聯盟成為必要，各親部落之間的融合加速，最終，多個部落的領土逐漸融合為民族的共同地域。
民族共同經濟生活的形成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在原始社會的末期，盡管生產力水平仍然較低，但由于勞動工具的不斷改進，尤其是鐵的冶煉和鐵器制作技術的出現，社會生產力得到了顯著提升。鐵冶煉技術的出現不僅推動了耕地的擴大和農業技術的改進，也使手工業和建筑技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農業中鐵制工具的使用，使得土地得以深耕，耕地面積擴大，土壤結構得到改良。在手工業方面，金屬工具的出現打破了原始社會石制工藝的局限，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在農業和手工業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上，畜牧業也有了顯著進步。當時，飼養的動物種類和數量都顯著增加，為人們提供了更多的乳品、肉類和皮毛。
兩次大規模的社會分工對氏族部落的瓦解和民族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促進了不同經濟類型的產生和發展。于是，處于相同經濟類型的人們開始過著相似的經濟生活。當時，從事農業生產的部落開始長期定居，過著以農為主的生活；而從事牧業生產的部落則在廣闊的草原上逐水草而居，過著游牧生活。農業、手工業等不同經濟類型的產生和發展，構成了后來形成民族共同經濟生活的物質基礎。
民族共同語言的形成是各部落之間長期交流融合的結果。最初，各個部落都有自己的方言，這種方言不僅是部落成員之間溝通的工具，更是幫助人類從動物界脫離出來的重要手段。通過語言，人們能夠結成社會，發展自己的思想，組織社會生產，并同自然力量作斗爭。語言的產生和發展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各個部落之間的聯系變得更加緊密。彼此能聽懂對方語言的部落開始組成部落聯盟，以更好地應對共同的生產和生活挑戰。
生產力的發展帶來了商品交換的需求，部落之間的軍事合作也需要更有效的溝通手段。這些因素促使部落之間的往來增多，方言的交流變得更加頻繁和必要。在這個過程中，方言之間的相互影響和融合是不可避免的。為了滿足生產、軍事和交換的需要，各部落之間開始逐漸溝通方言，尋找共同的表達方式。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交流和融合過程不斷深化，形成了一種新的通用語言。當部落聯盟逐步演變為更大規模的民族共同體時，原有的方言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反映社會生產和生活實際需要的民族共同語言。
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是在民族形成的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民族的形成是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分工的結果，早期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民族和部落在生產力的發展中逐漸被打破，形成了以地緣關系為紐帶的新型共同體。共同地域提供了外在的自然紐帶，而共同語言和共同經濟生活則作為內在的社會紐帶，將各個分散的部落緊密聯系在一起。長時間的共同生活、經濟依賴和感情交流，逐漸培養了民族成員間的“自己人”感。隨著各民族在不同環境和生活條件下的發展，逐漸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心理素質。
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對民族心理素質有顯著影響，而經濟生活方式和相互依賴程度的不同也深刻影響著民族心理素質的特征。歷史傳統和風俗習慣在民族心理素質的形成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社會和自然的壓迫促使人們團結起來，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素質。在與自然斗爭中，民族節日和習俗也影響了心理素質。此外，宗教信仰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在很長時間里支配著人們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在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利用宗教鞏固其統治，這也對民族心理素質產生了深遠影響。
民族的形成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社會經濟基礎變化的反映。氏族和部落是人類早期社會組織的基本形式，主要以血緣關系為紐帶。隨著農業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力的提高，社會開始出現剩余產品，這促進了商品交換和商業活動的發展。人們不再僅僅依賴于農業生產，而是開始從事手工業和商業活動，這些活動帶來了人口的流動和居住地的變動。原來封閉的氏族和部落社區逐漸被打破，外來人口不斷涌入，并與原住居民混居。其次，土地所有權的轉讓和社會分工的發展也加劇了氏族和部落的瓦解。土地不再是集體所有，而是逐漸轉變為貴族的私有財產，這種變化打破了氏族和部落成員之間的傳統紐帶。
社會分工的細化使得人們以職業和興趣為基礎形成新的社會關系，而不再僅僅依賴于血緣關系。此外，奴隸制的出現和外來人口的不斷融入也使得氏族和部落的純血統結構難以維持。奴隸、外來商人和移民的涌入，使得原來的氏族和部落成員不得不與不同血緣背景的人共同生活。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舊氏族公社逐漸解體，人們開始以地緣關系為基礎，逐漸在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經濟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質基礎上，形成民族共同體。
三、國家和民族的形成原因不同
國家的形成源于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最初，氏族制度在野蠻時代低級階段達到巔峰，形成穩定的社會結構，沒有統治和奴役，分工僅限于性別，財產是共同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是畜牧業與農業的分工，導致了生產力提高和部落間定期交換，推動了個人財產和交換的興起。牲畜成為貨幣，奴隸制產生，家庭結構也隨之變化，男性地位上升，女性地位下降，反映了家庭內部分工與社會分工的矛盾。
第二次社會大分工是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鐵器的使用提高了生產效率，促進了商品生產和貿易發展，個人財富增長引發了社會階層分化，家庭成為經濟單位。戰爭頻繁，軍事首長權力擴大，部落聯盟形成，軍事民主制和世襲制逐步確立，部落組織轉變為壓迫工具，財富積累和奴隸制盛行導致社會內部沖突。
第三次社會大分工是商人階級的崛起，商人專注產品交換，通過引進金屬貨幣鞏固地位，貨幣借貸和高利貸出現，土地私有權確立，財富迅速集中，新的財富貴族取代舊部落顯貴。氏族制度被摧毀，國家逐漸形成。居住地變化和經濟新條件使氏族無法適應新需求，內部利益沖突加劇，外來人口涌入導致貴族制，國家作為調解和強制力量應運而生，成為調和社會對立的第三種力量。
民族的形成源于氏族血緣紐帶的解體和地緣關系的確立。共同地域不等于地緣關系，但地緣關系是血緣聯系向共同地域過渡的必經之路。人們要結合成民族，首先必須在一起共同生活，形成各種內部聯系的空間條件。因此，只有在氏族部落的居住界限打破，地緣關系確立時，共同地域才能真正形成。民族共同語言的形成也依賴于地緣關系的出現。氏族語由于使用范圍小，無法發展成為民族共同語。在地緣關系確立和氏族間密切交往的條件下，語言的統一逐漸成為必要，有助于民族共同語的發展。
共同經濟生活的形成有賴于氏族解體。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分工與交換的出現，是打破血緣社會的經濟局限，形成共同經濟生活的關鍵。在生產力低下的氏族部落社會，尚未具備形成共同經濟生活的條件。隨著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分離與發展，社會生產力達到一定水平，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民族共同經濟生活逐漸形成。此外，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質也在地緣關系的基礎上發展。共同心理素質表現出該民族的愛好、興趣、能力、氣質、性格等特征。它不僅依賴于地緣關系的確立，還與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密切相關，形成時間上晚于共同地域、語言和經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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