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凡是個人占有還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這是馬克思的親密戰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二提琴手恩格斯晚年留給我們的一句經典名言。從提出到現在，盡管過去了100多年，但是它仍然保持著旺盛的青春活力與深刻的革命批判力。如今讀來就好像是直接針對我們今天的社會現實的，因而它對于我們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馬克思的親密戰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二提琴手恩格斯晚年留給我們的一句經典名言，使人時時想起，難以忘懷。他指出：“凡是個人占有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1]516 這一經典名言出自他的經典名著《法德農民問題》一文?！斗ǖ罗r民問題》是恩格斯晚年的一篇非常重要、非常經典的理論論著。他在這篇論著中深刻批判了法、德兩國工人政黨內在農民問題上的錯誤路線，著重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有關科學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是指導世界無產階級政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重要文獻。
一
恩格斯之所以要寫作《法德農民問題》一文，之所以特別突出強調“凡是個人占有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這一問題，其直接原因就是為了批判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同他們劃清界限。當時，即1894年10月25日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格·亨·福爾馬爾在法蘭克福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上作了關于起草土地綱領的報告。他主張這個綱領既要反映勞動農民的利益，同時也要反映農村富裕階層、農村資產階級的利益，反對觸動社會各階層生產資料所有制，妄圖以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策來解決所謂農民的土地問題。對此，恩格斯甚為不滿，給予了嚴厲批判。指出：這個綱領既迫切地想把它“弄得更加適合于農民的口味”，“并且首先也是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又“不必使現存資本主義制度受到什么根本損害”，[1]514、522 完全是一個改良主義的綱領。
文中，恩格斯不僅深刻揭露了福爾馬爾改良主義的真實本質，而且還闡述了把生產資料所有權轉交給全社會的勞動者，建立社會主義“公共占有”，發展公有制經濟的科學原理。他指出：“生產資料的占有只能有兩種形式：或者是個人占有，這一形式無論何時何地對于生產者來說都從來沒有作為普遍形式存在過，而且一天天地越來越被工業的進步所排除；或者是公共占有，這一形式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經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本身造成了，所以，必須以無產階級所擁有的一切手段來為生產資料轉歸公共占有而斗爭。
“這樣，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便在綱領中被提出來作為應當爭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標。這不僅在基礎已經打好了的工業方面是如此，而且在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說在農業方面也是如此。按照綱領所說，個人占有無論何時何地對于一切生產者來說都從來沒有普遍適用過；正因為如此，并且還因為工業的進步本來就在排除個人占有，所以社會主義的利益決不在于維護個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為凡是個人占有還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1]516
恩格斯之所以要寫作《法德農民問題》一文，之所以特別突出強調“凡是個人占有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這一問題，還有一個理論上的原因。即從理論上來說，“個人占有”，不論是農村大土地所有者或大資本家的“個人占有”，還是個體勞動者的“個人占有”，都是與社會主義相對抗與相抵觸的。就農村大土地所有者或大資本家的“個人占有”來說，它們是一種腐朽生產關系的典型形式，是社會一切腐敗現象與貧困的根源，同社會主義的“公共占有”處于你死我活的尖銳對立與對抗中。只要有可能，它們就會利用一切手段來對社會主義“公共占有”予以瘋狂排斥與打壓，將此扼殺在搖籃里。恩格斯和馬克思親眼目睹了剛剛誕生的巴黎公社被國際資產階級和國內反動派扼殺的鮮活事實更使他們對此堅信不疑。后來，列寧領導建立的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和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年所遭遇到的國內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圍剿、侵犯與顛覆更是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至于個體勞動者的“個人占有”，它與社會主義“公共占有”也是處于一種深刻的矛盾之中，因為個體勞動者的“個人占有”是一種“過了時的生產方式”，會“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不是成為“未來的資本家”，或是淪為“未來的無產者”。
作為“未來的資本家”，他們與社會主義“公共占有”的對立與對抗自不待言。如上所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天生就是一對冤家，你死我活。而作為“未來的無產者”，恩格斯指出：在當時的歐洲大陸，農民作為一個政治力量的因素“不僅是巴黎和羅馬議會貪污腐化的最強大的支柱，而且是俄國專制制度的最強大的支柱。”[1]509 根據他們的經濟地位，“他們本來應當樂意傾聽社會主義的宣傳。但是他們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觀念，暫時還阻礙他們這樣做。為了保持他們那一小塊岌岌可危的土地而進行的斗爭越加艱苦，他們便越加頑固地拼命抓住這一小塊土地不放，他們便越加傾向于把那些談論將土地所有權轉交整個社會掌握的社會民主黨人看做如同高利貸者和律師一樣危險的敵人。”[1]513因而，那些沒有跟隨無產階級經歷革命斗爭洗禮的農民與共產黨往往都是離心離德，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還一致指出：農民以及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等等，“他們同資產階級作斗爭，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的生存，以免于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恢復自己的小私有制。[2]42 在歐洲近代革命的歷史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往往由于農民、小資產階級的背離而使無產階級最終遭致失敗?？梢?，即使是勞動者的“個人占有”，它同社會主義全體勞動者的“公共占有”之間，也是一種異己或負面的存在。
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從來都是馬克思恩格斯特別重視的問題。馬克思在早在1840年代初就曾這樣指出：“資本、地租（根據上下文的意思，這里的“地租”若為“地產”更為合理。——筆者注）和勞動三者的分離對工人說來是致命的。”[3]115 這里，馬克思以其極精粹的語言說明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對勞動者的極端重要性。這是一個決定勞動者生死存亡的根本性問題。他還指出：“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占有勞動的物質條件的他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生存。”[4]428 這個道理，馬克思認為即使是那些虔誠的宗教教徒也是心領神會的。
正是因為這樣，所以，歷史上所有的階級斗爭及一切社會革命無不都是圍繞著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這個根本問題展開的。這對無產階級革命來說更是如此。早在世界無產階級的第一個革命團體“共產主義者同盟”誕生的第一個宣言即《共產黨宣言》中，他們就用最經典的語言告訴全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2]43 后來，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政黨、包括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之初起就一直堅持這一原則，為“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作為應當爭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標”[1]516 而不懈奮斗。
據此，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的任務并不是要把所有權和勞動分離開來，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產的這兩個要素結合在同一手中……這點作為一種普遍狀況來談，決不是社會主義的任務；社會主義的任務，不如說僅僅在于把生產資料轉交給生產者公共占有。我們只要忽視這一點，上述論點立刻就把我們引人歧途”。[1]517 可見，是否將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作為無產階級政黨“應當爭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標”和 社會主義“僅僅”有的任務，是衡量我們政治上是否清醒的根本標準。同時，恩格斯指出：“我根本不把自己稱做社會民主主義者，而稱做共產主義者。這是因為當時在各個國家里那些自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人根本不把全部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這一口號寫在自己旗幟上。”[1]448 可見，是否將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作為無產階級政黨“應當爭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標”和 社會主義“僅僅”有的任務還是作為區分真假馬克思主義的一塊試金石。
二
既然“凡是個人占有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那么要為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成為可能，那么，消滅“個人占有”、尤其是資本主義“個人占有”自然就成為唯一的選擇。資本主義“個人占有”早在100多年前，就因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激化以及由此帶來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斗爭的尖銳化，使之失去了繼續存在的理由。這個靠剝奪小生產而確立，爾后又靠剝奪世界無產階級而暴富的資本主義馬上就要面對“被剝奪”或被消滅的命運了。自1825年開始的周期性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反復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毫不留情地剝奪資本主義的“個人占有”，這是恩格斯與馬克思及世界無產階級政黨早已形成的科學共識與堅定信念。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運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更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2]52 至于對農村大土地所有者的“個人占有”，也要毫無例外地作如此處理。恩格斯明確指出：“我們的黨一旦掌握了國家政權，就應該干脆地剝奪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剝奪工廠主一樣。”[1]529
另外，要為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成為可能，自然也包括消滅農民和城市小生產者的“個人占有”。因為這種“個人只有”，如前所述，它本身并不是一種穩定經濟形式，在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它必定會被資本主義所吞噬，加速社會的兩極分化，形成新的資產階級，增強資本的力量。恩格斯指出：生產資料的“個人占有，這一形式無論何時何地對于生產者來說都從來沒有作為普遍形式存在過，而且一天天地越來越被工業的進步所排除”。在農村，農民“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房屋、他們的院子、他們的少量田地，都屬于高利貸者，他們的生活比無產者更沒有保障，……即使通過法律保證農民有一定數量的農具、牲畜等等不得抵作押金，……仍舊無法使他們從走投無路的處境中解脫出來”。[1]516-517 還指出：“城市中的手工業已經破產，而在像倫敦那樣的大城市中甚至已經全然絕跡，取而代之的是大工業、血汗制度以及靠破產維持生活的可憐的小生意人。”[1]516 這樣，這些農民和城市小生產者的破產會給資產階級帶來新的成份，使資本的實力變得更加強大。這就是如列寧所說的，它們“這是一個非常廣闊和極其深厚的資本主義基礎”，[5]86 “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土壤。[5]181 這對于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無論如何都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農民和城市小生產者的“個人占有”之所以也在消滅之列，還是因為如前所述它們和社會主義的“公共占有”之間不可避免地也存在著一定的矛盾與對立。很現實的是，在資源、市場、人才、信貸資金等生產要素一定的情況下，“個人占有”的部分占多了，“公共占有”的部分自然就少了，甚至沒有了。這樣勢必會影響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另外，在“個人占有”與“公共占有”同時存在一個社會狀態時，它還會自發地產生出資本主義經濟，這對公有制經濟來說是更大的不利。因為這會使一般“個人占有”與“公共占有”的矛盾與對立上升為劇烈的階級對抗與沖突，破壞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運行與發展的生態環境，把公有制經濟拽向你死我活的那種“叢林經濟”的陷阱?？梢?，農民和城市小生產者的“個人占有”，不論從哪種意義上看，它對社會主義“公共占有”的存在與發展都是一種起著負面作用的因素。在特定條件下，它甚至還會是一種對抗性的因素。
基于上述理由，所以恩格斯指出：“社會主義的利益決不在于維護個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即消滅它。只有消滅“個人占有”，才能使“公共占有”成為可能。這里，不僅要消滅資本主義的“個人占有”，而且還要消滅農民和城市小生產者的“個人占有”。只有當全社會的生產資料都實現了“公共占有”，我們的社會主義才有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我們的中國特色現代化建設事業才有了確實可靠的制度保障。
恩格斯不僅提出了消滅“個人占有”，實現“公共占有”的主張，而且還提出了具體的實施路徑與方式。即一方面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直接剝奪城市資產階級與農村大土地所有者財產，建立社會主義全體勞動者的“公共占有”。
關于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作了具體規定。其中指出：
“要做到這一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這樣一些措施，這些措施在經濟上似乎是不夠充分的和無法持續的，但是在運動進程中它們會越出本身（在 1888年英文版中這里加上了"使進一步向舊的社會制度進攻成為必要"。——編者注），而且作為變革全部生產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這些措施在不同的國家里當然會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進的國家幾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 剝奪地產，把地租用于國家支出。
2. 征收高額累進稅。
3. 廢除繼承權。
4. 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
5. 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里。”[2]52
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一致提出，利用合作社這個“中間環節”將農民和城市小生產者引導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建立社會主義局部勞動者的“公共占有”。關于這個問題，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一書作了明確規定，筆者也曾在《想起恩格斯“社會主義是專門反對剝削雇傭勞動的”》一文中作過說明，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搜來一閱，此不贅述。
三
恩格斯“凡是個人占有還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的思想從提出到現在，盡管過去了100多年，但是它并不過時，仍然保持著旺盛的青春活力與深刻的革命批判力。如今讀來就好像是直接針對我們今天的社會現實的。
在我們今天的社會里，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很難說是社會經濟的主體，更難說是社會經濟的主導力量。如果僅僅以企業法人單位的數量來看，它只是國民經濟的一個零頭而已。我們的各家媒體說，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的大盤中已經占去了“5、6、7、8、9”的份額，這言下之意就是告訴國人，我們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只占有“1、2、3、4、5”的份額?？陀^地說，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根本就沒有那么多。根據國家統計局和國務院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公布的數據顯示：截止2018年末，我國企業法人單位共1857.0萬個，其中內資企業1834.8萬個。內資企業中，私營企業1561.4萬個，占全部企業法人單位的84.1%；國有企業7.2萬個，占0.4%。另外，外商投資企業10.3萬個，占0.6%；港、澳、臺商投資企業11.9萬個，占0.6%以上。從中可見，我們的國有企業數居然還不如外商或港、澳、臺商在我們內地的多。這個數不僅少到了與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極不相符的程度，而且比那個鼓吹“人間正道私有化”的曹思源先生劃定的20%的底線都要低。即使是同一些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較也是很低的。
我們今天之所以如此，不就是因為“個人占有”、尤其是資本主義的“個人占有”野蠻生長與無序擴張的結果嗎？恩格斯的這句經典名言，不正好說明“凡是個人占有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的無比正確性嗎？今天讀來真是讓人醍醐灌頂、豁然開朗。它至少告訴我們如下幾個道理。
第一，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與“個人占有”分別代表了兩種根本不同性質的社會生產關系，其背后隱藏的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與斗爭，在政治上反映的又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間的較量。即使是小生產者的“個人占有”與社會主義“公共占有”之間，就其實質而言也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程度的差別。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直到我們的偉大領袖主席對生產資料的“個人占有”都是持否定與消滅的態度的。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主席的這一思想、主張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是一個充滿矛盾與斗爭的社會，尤其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與斗爭將會長期存在。那種認為我們今天的社會不再有地主、富農與資本家，而只存在所謂“好人與壞人”、“窮人與富人”，不承認還有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更是不承認我們黨內還有兩種思想與兩條路線的斗爭。這是非常天真可笑的，不合實際的。如不及時警醒，是極其危險的。弄不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將會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社會主義的中國將會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毛主席當年最擔心、醉憂慮，力戒避免的事情可能在所難免。到那時，那我們數千萬革命志士與人民的獻血就白流了，十數億的人民將會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第二，社會主義的任務或“唯一的主要目標”，“僅僅在于把生產資料轉交給生產者公共占有”。這是一個極富戰略遠見的思想。讀到恩格斯的這一經典名句，使人茅塞頓開，大徹大悟。我們每天念念不忘的所謂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解放生產力與發展生產力。但是，我們卻不知道這里還有一個重要前提，即只有當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尤其是生產資料的“公共占有”真正解決以后才是如此。然而，這個問題的真正解決，是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的任務，所以較之解放生產力與發展生產力，它不能不就成了社會主義的頭等大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以恩格斯說社會主義的任務或“唯一的主要目標”，“僅僅在于把生產資料轉交給生產者公共占有”。我們長時間以來，不要前提，不講條件，抽象地講解放生產力與發展生產力是極為片面的，甚至是十分錯誤的。如果這樣，就會很容易地把我們的思想、理論和社會實踐引入到資產階級庸俗唯生產力論的錯誤道路上去。經過幾十年的實踐以后，我們今天拜讀恩格斯的這句經典名句，真的是如夢初醒，有開霧睹天的感覺。
當然，筆者這樣講，并不是不要發展生產力，而是應該明白發展生產力是有前提與條件的。這是因為生產力本身并不是一種脫離生產關系能獨立存在的純自然物，而是與生產關系融合在一起的社會化合物，因而發展生產力必須同時注意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使這二者保持協調與平衡。即使把生產力當作是一種可以脫離生產關系而能獨立存在的純自然物，它的運行與發展也需要在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還包括上層建筑）的保護與指導下才能實現。否則，生產力的發展將寸步難行。這里，我們有必要看看《共產黨宣言》一書，馬克思恩格斯在那里指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2]52可見，發展生產力必須首先“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沒有這個前提和條件，要想發展生產力只能是癡人說夢、異想天開。
這里，或許會有朋友說，馬克思恩格斯這里所講的是無產階級在取得國家政權以前的事情，與我們現在的情況沒有多大關系。但是，筆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這里所講的也不排除在無產階級在取得國家政權之后，因為如果無產階級不鞏固和完善自己的國家政權，不鞏固和完善強大的社會主義“公共占有”制度，生產力能發展嗎？即使發展了，也絕不會都是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而只能是極少數剝削者的。我們現在的情況不是很清楚嗎？我國每年所創造的GDP被非公經濟主體分別拿走了60%，這就是最好的例證。
第三，既然“凡是個人占有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既然社會主義的任務或“唯一的主要目標”，“僅僅在于把生產資料轉交給生產者公共占有”，無產階級應該以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手段來為生產資料轉歸公共占有而斗爭”。這“一切手段”到底有哪些，怎樣利用它來“為生產資料轉歸公共占有而斗爭”，這一點，筆者已經在前面作了說明，所以這里不再重復。謝謝理解！
這里，提出一個問題，即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提出的無產階級必須以自己“所擁有的一切手段來為生產資料轉歸公共占有而斗爭”的任務，在我們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本來已經解決、已經完成，為什么這些年我們又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這是值得我們每一個共產黨人深思、且必須解決好的問題。我們總不可能讓一切形式的“個人占有”、尤其是資本主義的“個人占有”永遠存在和無限制的發展下去吧！如此這般，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一個執政數十年的共產黨，怎么向世界解釋，向我們的人民解釋，向自己的黨員解釋？我們黨當年向世界人民、向全中國56個民族的同胞立下的“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的誓言如何兌現？
至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新的社會環境里，怎樣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對我們無疑是一個嚴峻的考驗與挑戰。我們必須拿出自己的智慧與才能，實事求是，結合我國當前的具體實際找出切實可行的辦法。馬克思曾經說過：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手段是同時產生的。[6]106 既然問題已經嚴重地擺在了我們面前，筆者相信，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會不要多少時日就能找到，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真正科學的社會主義也就不會太遠了。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 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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