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看到了《人民公社大家一起窮、一起餓，這就是那個時代的“平等”嗎？》（今日頭條：首發2024-06-14 12:06·陳初二）一文。
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問題：
“可是，在那個時代，人民公社真的讓全體農民實現了平等嗎？”
作者是80后，他聽他的祖父說：“人民公社剛成立時，大家都充滿干勁，積極參加集體勞動，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努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問題漸漸暴露出來。由于集體勞動的效率不高，農業生產水平下降，糧食產量連年下滑，許多人陷入了饑餓的困境。”
接著他作出了這樣的判斷：在那個時代，我國農村實行平均主義分配制度，家家戶戶吃得一樣，穿得一樣，過得一樣。可是，這種看似平等的分配方式，真的讓所有人受益了嗎？“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人民公社時代的‘平等’，實際上是一種表面的平等。”“總之，人民公社時代的‘平等’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它讓大家都陷入了貧窮和饑餓。”
讀了此文，我覺得作者完全是脫離了基本事實，想當然地對人民公社的平等作出了自己否定結論。雖說現在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有說話的權利，但我覺得這并不意味著可以信口開河，說話還是從基本事實出發。
一，人民公社由吃不飽飯到吃飽飯轉變的基本事實與原因分析。
作者是80后，因而對人民公社的了解來源于他祖父的印象，因而就有了這樣的了解和看法：“人民公社剛成立時，大家都充滿干勁，積極參加集體勞動，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努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問題漸漸暴露出來。由于集體勞動的效率不高，農業生產水平下降，糧食產量連年下滑，許多人陷入了饑餓的困境。”作者的祖父輩年歲已大，或許對我國農村發展的情況缺乏整體的了解，但作者本人是80后，應該是有基本的中學或中學以上的學歷吧，因而百度一下我們人民公社時期的糧食產量數據，人口數據，這不是什么難事吧？中國人口在1956年是6億多人，到1983年是10億多人，人口凈增加4億，如果人民公社真的是農業生產水平下降，糧食產量連年下滑，許多人陷入了饑餓的困境，那這多出來的4億人是喝西北風長大的？人民公社時期，以6-7億人口為基數，25年間平均每年要增加1600萬人。而我國人均糧食擁有量，1959年是252公斤，1979年是340公斤，在人口大幅增長的環境下，人均擁有糧食卻增加了88公斤，平均每年增加了4.4公斤，這么多糧食是怎么來的？是天上掉下來的？
人民公社時的確存在有吃不飽飯的情況。但那是因為糧食增長的速度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一旦人口增長速度趨緩，吃飯問題也就隨之解決。從糧食增長速度來看，從1959年到1979年，20年人均糧食增加了88公斤，平均每年增加速度是4.4公斤；而從1970年到1979年的后9年，從289公斤增加到340公斤，平均每年增加速度是5.56公斤，比20年平均增長速度快了1.16%。而我國人口增長，1959年是6.72億，1969年是8.07億，1984年是10.44億。從1959年到1969年10年的人口年均增長是1.35%；1969年到1979年的10年人口年均增長1.68%，1979年到1984年的5年平均增長1.38%。我國人口增長速度在1969-1979年達到高峰后開始回落，而我國農業的糧食產量卻在人民公社后期處于加速增長狀態。糧食產量增長加速與人口增長減速的這種交叉變化，恰恰是我國從吃不飽飯到吃飽飯轉變的基本原因。
以上是我們討論人民公社時期從吃我飽飯到吃飽飯的轉變這個基本事實的認識。
二，說說人民公社的平等問題。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反復地對人民公社時期的社員的平等問題進行了質疑。
但這種質疑卻并沒有卻不得要領。作者對人民公社的生產方式缺乏基本的了解，因而對人民公社的質疑也是沒有道理的。
人民公社的社員是平等的。這平等表現在什么地方呢？
1，從生產方式的角度看，社員可以憑借勞動投入參與生產隊重大事務的決策，即決定生產隊的大事，主要是生產經營重大事項和選擇隊管理人員等。在這里的平等表現在“誰勞動誰管理”的原則上。這是所有在產權企業的員工所沒有的權利。在采用資本經營方式的企業，員工是沒有權利參與企業管理的，所有的重大事務都由老板或股東大會大會決定，一般勞動者則沒有權利參與管理。
2，從生產方式的角度看，社員可以憑借勞動投入參與生產隊集體成果的分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體現了大家作為勞動所有者，按照勞動投入分配相應產品的平等權利。在這里通行的準則是“誰勞動誰受益”。這同樣也是所有產權企業的員工所沒有的權利。在產權企業，員工是沒有資格進入企業生產成果分配的環節的。企業盈利僅僅歸老板或股東等少數資產者所有，勞動者是被排除在生產成果的分配之外的。
3，從農民的生存環境看，人民公社形成了服務社員的良好的生存環境：包括普及中學的文化教育環境，深入到大隊的衛生醫療環境，生產科技服務環境、商品供銷環境、機械服務環境及行政服務環境等。出幾元錢的書雜費可以讀一個學期的書，誰生了生病，跑到大隊衛生室即可請來醫生診療，到了婚姻年齡的孩子只要人品沒有大問題，就不難找到自己的對象等等。人民公社為農民的生存和發展形成了極其友好的環境，這種環境是每個社員、每個農民都普遍受惠的。
4，人民公社時期形成的互助和集體保障的環境，更是現代許多人向往的平等待遇。那時生產隊有孩子多、勞力少，暫時遇到困難的家庭，但因為生產隊人性化的政策，使這些家庭能夠順利地度過那個困難時期；那些沒有子女的老人，到了一定年齡，即可享受五保待遇等等。
人民公社的平等，就在于它建立的是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全面體現勞動所有權的基本制度。由于在法律上建立了“誰勞動誰說話”的基本制度。因此，最大限度地體現了全體勞動者的利益要求。這在古今中外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人民公社在勞動者的生存和發展環境方面，形成了豐富的公共產品，從而使全體農民都能受益。
三，人民公社到底是共同富裕還是公共貧窮？
人民公社是共同富裕還是共同貧窮？
我們需要從實際出發，看看人民公社的發展到底引起了什么樣的變化。
1，農村電力化的變化：
我是1959年生的，在小時候，即文革之前，農村還沒有通電，那時點的燈稱為洋燈。
但后來不久就通電了。有了電，就有了電燈；有了電，在干溝時就再也不用那老式的水車車水了，而可以用水泵打水了。有了電，脫粒就可以用脫粒機了；有了電，農民的文化生活也豐富了，可以有電影看了；后來更是挨家挨戶地裝了廣播。有了廣播，農民可以了解國內外的新聞，可以聽戲曲等等。
2，農業生產條件的根本性的變化：
更重要的是農村電力化，為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特別是為農業的水利化創造了條件。我國的農業生產本來是處于以人力和畜力為基礎的原始種植狀態。我們這里（江蘇武進）是平原，說起來是魚米之鄉，但那時的田頭到處是墳墩頭，高的地方可以做戲臺，低的地方則一下大雨就成水塘。因此，雖然有二百多畝耕地，但實際能種卻只有150多畝，有許多高低差大的地塊卻不能種植，因為一旦大雨或干旱，種下去的東西要么淹死，要到旱死，常常是本都收不回來。因此，生產隊在響應公社大隊號召，參與統一安排的水利工程建設之外，對本隊的田地進行全面的平整，用大量的人力把各家墳地牽移至適合的地方集中埋葬；把所有田塊進行格式化整治，形成了適合機械耕作的較大的、標準化田塊。在此基礎上，開挖了灌排溝，形成能夠抗旱和防澇的排灌系統，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那種靠天吃飯的狀態。
3，人民公社文化教育體制的建立。
在我讀小學的時候，公社所在地還沒有中學，但幾年后，就有了中學，而且還有高中部分，每年招收一個班的高中生。我的祖父祖母都為文盲，父親是高小學歷，母親也不識字，但到我們兄妹四個，兩個讀到高中，兩個讀到初中。
除了文化教育之外，農村廣播系統的普及，公社放映隊的設立，也豐富了農民的文化生活。青少年時代，晚上與村上的同伴出去看電影是一個最重要的業余活動。當然，還有大隊或公社組織的文藝宣傳隊巡回演出，以及專業劇團下鄉表現等等。另外，大隊或公社還有圖書館可以借閱等等。
5，方便社員的衛生醫療體制的普及。
記得我在讀高中時，有次祖母生病，十分嚴重，已經處于生死邊緣，家里都準備后事了。但我叔叔喊的大隊衛生室的醫生到了，他觀察病情后及時進行了針灸，祖母的病情立即逆轉，轉危為安。后來祖母活到了80多歲。那時的診療費有限，我們為表達感激之情，寫了感謝信到大隊衛生室。此事過去已經有50多年，但至今依然難以忘懷。
6，參加集體勞動爭工分。
我家里共有八口人，祖父母年邁，父親務工，家里只有母親一個勞動力。在兄妹四個中我是老大。因此，我家里負擔很重，幾乎年年都要超支。為減輕家里的負擔，我很早就開始參加隊里的集體勞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時除了星期天、寒暑假參加隊里的勞動之外，在夏秋天的早上和放學后，也可以做一段時間。開始時做時間工成人每天10分工，我拿4.5分，之后逐步升級，。到16歲時我已經足工，能夠足工也就是要能夠和成年勞動力那樣干體力較重的活。至于定額工，完全按照你做的任務多少來記工，那是實實在在的，類似樵麥、樵稻、蒔秧、送公糧、挖排水溝、挑灰、收稻等等，凡講定額的都按照做的數量來記工。生產隊采用工分制進行記工，并按照工分的累計量進行年終分配。基本的記工制度就是定額工和時間工兩種形式。時間工你需要有足夠的勞動時間，而定額工則需要你能夠完成足夠的任務。那些力氣大的人確實是能多爭工分。有人認為生產隊是平均主義，沒有多少差別，這顯然是不知道生產隊采用工分制進行勞動投入差別反映，并依此差別進行分配的實際情況。在生產隊采用工分制進行分配的條件下，工分是社員參與集體年終分配的系數，一個人能在集體分配中占有多少份額，決定于你的工分在集體工分總量中占有多少比例。因此，工分是要爭的。在具體的勞動場合中，你做得多了，別人占的比例就少了；反過來也一樣，因而大家在集體生產勞動中是相互競爭的關系。在工分制和隊里的干部管理處于正常的情況下，生產隊是不可能出現什么養懶漢的現象的。
7，吃飯問題。
說到人民公社，總有人會說吃不飽的問題。
對于人民公社時期的社員而言，由于從事的是體力勞動，存在吃不飽的感覺很正常。有段時間我到山上拖石頭，一天吃三斤米的飯，仍然感覺吃不飽，在現在來說會覺得不可思議。我家里有八口人，只有一個多勞動力，因而糧食不夠吃是很正常的。但隊里也有勞動力多而人口少的人家，糧食是有余的。因此，通常到青黃不接時，會向這些有余糧的人家買一些來補足。我們隊2百畝左右的耕地，人均2畝地左右。年年按任務交公糧，社員基本夠吃了。
因為人多地少，我們這里要求種一定面積的雙季稻。隊里與公社的矛盾常常就表現在這雙季稻的面積多少上。在種單季稻時，一畝稻的產量多在7、8百斤左右，而雙季稻兩季相加，大約8、9百斤左右，收獲糧食雖然稍多，但化費的本錢及人工卻需要雙倍，因此，生產隊對種雙季稻很是抗拒。有兩年因為生產隊違背了公社的種植計劃，少種了雙季稻，因而受到公社的處理。
生產隊的糧食產量，是隨著人民公社時期的發展不斷增長的。以水稻為例，開始只有三、四百斤，因為這時的肥料只是農家肥和人工積累的肥料為主，而且管理也跟不上；后來隨著化肥、農藥的使用增加，以及合理密植等措施的采用，產量增加到5、6百斤、7、8百斤，后來到有雜交稻時，那就上千斤了。
我們這里的自留地主要是種一些蔬菜或山芋藤等飼料類作物。每家都養豬、雞鴨等。對社員來說，養豬的豬灰按擔交付給生產隊，也可以換算為一定數量的工分，也是一種爭工分的途徑。而養大的豬賣了也是一大筆收入。條件好的人家，到年底時會自己殺豬，能吃一條豬，在當時是很享受的一件事。
生產隊除了按人口分口糧，按工分分工分糧之外。溝塘里捉的魚，是按人分到戶的。這個不記帳，不做資金核算；另外，隊里養的豬殺了，肉也是按人口分到每戶，這同樣不做經濟核算的。當然還有其它一些經濟作物及飼料類作物，也常常會按戶分而不做經濟核算的。
人民公社時期的種植基本是有機種植，生態環境較好。在這樣的夏天，中午到稻田里去轉一圈，或許就可以弄一、兩斤黃鱔；或者幾個人結伙，拿著腳盆到溝塘里去洗浴、摸蚌殼等等。
8，生產隊農業勞動生產力的不斷提高過程。
人民公社時期的社員是做得很辛苦的。以致有許多過來人談到此時，說再也不要回到那個年代。但是，這在人民公社的前期和后期完全不同的。在這里有一個農業生產力不斷提高的過程。開始時，農田基本建設工程量很大，農業水利工程的大量開展，再加上需要積累農家肥，采用人工除草，加上精耕細作的要求，因而農業生產的作業量巨大，當時形成了各行各業支援農業的大氣候。
但是，隨著農田的標準化建設的完成，隨著農田水利工程的減少，隨著化肥和農藥使用量的增加，許多作業量趨于減少狀況。而隨著農業機械化的開始，社員的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社員的勞動強度也有了一定的緩解。從電力機械的使用到拖拉機的使用，減輕了不少的工作量。而化肥使用的增加使人工積肥的比例大幅降低，因而省了不少人工；農藥的使用，特別是除草劑的使用，更是使社員節省了不少時間。而后期雜交稻的推廣，更是大大提高了水稻種植的生產力。
以上我們例舉了人民公社時期開始后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從這些變化中可以看出，人民公社決不是作者所說的共同貧窮。從農村不通電到通電，這一發展帶來了什么樣的變化？從沒有文化教育體系到普及中學教育體系，從沒有衛生醫療體系到建立完善的衛生醫療體系；從靠天吃飯到農業生產條件的根本改善；從糧食產量的不斷提高到化肥農藥的增加使用；從人力和畜力為基礎到農業機械的使用和農業生產力的提高。所有這一切，正是人民公社社員不斷走向共同富裕的過程。人民公社時期處于艱難的創業期，社員的生活內涵的豐富和水平的提高，是一個不斷的發展過程。但是，不用否定的是，社員的生活是隨著人民公社的不斷發展而不斷改進、不斷提高的。一方面是個人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另一方面是全體勞動者生存和發展環境的形成。
熟悉手扶拖拉機的人都知道，在啟動時，開始搖動時是最吃力的。但一旦搖動之后，就會由慢到快，越來越快，直到它自我快速運轉。這就是飛輪效應。人民公社時期是我國經濟從0到1的飛躍過程，這一過程是艱難的，但它卻是最基礎的工程。沒有人民公社的基礎建設，哪來的工業化中國？沒有人民公社的勞權制度和以農民為中心的服務體制，我國怎么可能增加4億有文化、有素質的勞動者，怎么可能會有后來的所謂人口紅利？又怎么會有所謂的世界工廠呢？
沒有人民公社二十多年的基礎工程和農業生產條件的根本性的改善，沒有人民公社二十多年發展在各方面創造的條件和形成的糧食產量不斷加速增長的趨勢，1980年之后的所謂包產到戶怎么可能一下子解決了吃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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