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與唯物辯證法不是相互獨立的思想體系。相反，歷史唯物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的應用，辯證唯物主義是基礎。如果離開唯物辯證法只講唯物史觀邏輯，很容易以孤立、靜止、片面的方式看待問題。在落后國家民主革命成功后能不能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上，這種謬誤表現為，只強調生產力水平低和物質基礎薄弱的“國情”，不講整個世界歷史環境的深刻改變特別是在這種改變下，落后國家已經不適宜按照歷史順序搞資本主義，從而否定落后國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搞的社會主義，甚至把適當超出生產力水平的集體經濟定性為“左”的產物而推倒。這種謬誤的存在和延續，又在生產力的性質已經發生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與現在的生產力發展產生了尖銳沖突，開始阻礙社會經濟發展后，對這種發展變化根本不察，依然對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充滿“興趣”和“信心”。按既定方針管一百年。這些謬誤，是離開社會主義道路同時使社會經濟陷入困擾的思想根源。
一、離開唯物辯證法講唯物史觀邏輯認為落后國家不能搞社會主義的主要觀點及謬誤所在
按照科學社會主義原理，搞社會主義必須具備一定的物質基礎。落后國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應不應該搞社會主義，這是經典作家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法系統回答的問題，正是基于這個原因和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打著馬克思旗號否定落后國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搞社會主義的聲音不少。
“社會主義改造是利用政權力量所進行的一場超前的改革；中國從農業國跳過資本主義（跳過工業化）直接到達社會主義。這是民粹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原社會主義陣營中大都是落后國家，社會主義之所以大面積失敗，就是因為超越了歷史階段”。儼然一副落后國家按照歷史順序搞資本主義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派頭。
民主革命成功后執政的共產黨內，也有領導人認同這樣的“馬克思理由”：“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只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農業上“三級所有、生產小隊為基礎”這種低水平的集體經濟被定性為“左”的產物推倒，工業上除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其它的都通過“改制”采取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而，“公有制的經營性資產占社會經營性總資產的比例，已經降到30%以下，公有制經濟的就業人口在經濟領域總就業人口中的比例則不到20%。”（周新城《關于公有制主體問題的思考》2017年7月31日《烏有之鄉》網）；國有經濟的占比甚至達不到社會主義改造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水平（王立華《我國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變化狀況及建議》2024年1月27日《紅歌會網》）等等，都是在這樣的“馬克思理由”支撐下進行的。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證明這樣的“馬克思理由”，屬于離開唯物辯證法只講唯物史觀邏輯產生的一種謬誤，是堅持和發展科學社會主義必須要做的理論工作。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其中，辯證唯物主義是基礎。歷史唯物主義只是辯證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的運用。唯物辯證法的一個重要原理，就是世界在矛盾的對立統一之中在不斷發展變化，既有統一性，又有多樣性或者說特殊性，反映這些發展變化和統一性多樣性的真理性認識，具有全面性和具體性，片面強調某一方面情況得出的結論，或者不顧環境條件會發生改變而刻舟求劍，都是一種謬誤。
真理的全面性很好理解，片面看問題當然是錯誤的。但真理的具體性，即包括唯物史觀在內的真理，都有自己的前提條件和適應范圍，世界上沒有在任何時間、地點和條件下都適用的抽象真理，則未必都理解了其中的含義。比如，三角形內角之和等于180°這一真理的前提條件是平面。在曲面上還套用這一定律，就成了謬誤。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早就深刻指出：“黑格爾哲學的真實意義和革命性質，正是在于它徹底否定了關于人的思維和行動的一切結果具有最終性質的看法。哲學所應當認識的真理，在黑格爾看來，不再是一堆現成的、一經發現就只要熟讀死記的教條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6頁）。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總是要求不能把他們的學說當成教條只能作為行動指南的原因，也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被稱作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的道理所在。中華傳統文化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稱作審時度勢。世界發展的這種特性，要求在運用唯物史觀的時候，必須根據唯物辯證法原理，觀察適用于唯物史觀的歷史環境是否發生改變。盡管這種改變很少，但始終存在。比如，“當著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從而生產關系的變更在這一刻起決定作用的時候，就表明適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個一般原理的歷史環境已經改變。
那么，離開唯物辯證法講唯物史觀邏輯，認為落后國家民主革命成功后不能搞社會主義的謬誤體現在哪里呢？
先看真理的全面性。落后國家的生產力水平低、物質基礎薄弱當然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但站在全面看問題的角度就會發現，與此并存的，同樣有不少無可爭議的事實，而且有的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后，這種生產方式已經具有全球影響力和支配力。在這種生產方式上生長出的帝國主義，為了緩解類似“英國百萬工人大罷工”、“占領華爾街”、“法國黃背心運動”這樣的國內大沖突，繼續維持自身統治，已經開始對落后國家瘋狂侵略掠奪，目的是從由此得來的超額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以提高工資福利待遇等來緩解國內階級矛盾。奧巴馬就很直接：10多億中國人不能都過上美國和澳大利亞人那樣的生活。特別是1949年北約成立形成帝國主義聯盟后，落后國家的發展處境更加困難，無論是朝鮮戰爭還是對利比亞和敘利亞等的入侵，都能看到帝國主義聯盟對落后國家合圍打壓的身影。“先生老是欺負學生”的歷史環境，表明唯物史觀描述的那種人類社會自然發展的前提條件已不復存在，與西歐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時大相徑庭，所以落后國家按照正常的歷史順序搞資本主義總行不通。晚清以來中國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這種特殊社會形態，就是由國內的封建生產方式和在國際上具有支配地位的資本壟斷生產方式共同決定的，打破了一國的發展道路理應由本國選擇的常規。這是與“國情”并存的第一個事實，而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后，世界上很快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落后國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幫助。原蘇聯以及東歐幫助援建我們的156個大型項目，就極大地加快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較快地推動了生產力發展。這樣的發展，只有建立起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才能適應。這是與“國情”并存的第二個事實。
?。?）階級性和科學性相統一的馬列毛主義已經產生并為廣大群眾接受和理解。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先進政黨經受了正反兩個方面的鍛煉，并得到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在尊重并遵循社會發展規律的前提下，人類的主觀能動性是可以改變歷史進程的。“兩個絕不會”是人類還沒有掌握社會發展規律，被動接受社會發展規律支配的結果。這一點也許有人會嗤之以鼻，但卻為實踐所證實。我國成功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在充分認識并尊重社會發展規律的前提下，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結果（具體道理這里不展開）。這個結果，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像西藏這些更落后的地方，甚至堪稱跨越千年。這是與“國情”并存的第三個事實。
（4）工農大眾的思想覺悟和認識水平不斷提高，正在不斷從“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轉變，形成了在生產力水平不足的情況下，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群眾基礎。在新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產生的大寨、大慶，以及后來那些頂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在分田單干后仍然堅持農村集體經濟、早就實現共同富裕的地方，就是這些“自為階級”的先進代表。南街村與小崗村形成不同道路后富裕程度的巨大差別，不在于生產力水平不同，而在于領導班子和群眾基礎不同。這是與“國情”并存的第四個事實。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開始越來越與當代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產生尖銳沖突，不但經濟危機爆發頻繁，而且危機后的復蘇更加艱難，時間更長，連西方政要都要捧起《資本論》來尋求解決辦法。西方世界的有識之士甚至在08年危機后召開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提出了資本主義到底還適不適合人類生存這樣的質疑。在這樣的情況下融入資本主義體系，并且肯定不會從“蒸汽磨”開始從頭發展，可能沒有發展多久社會經濟就會陷入泥潭，如2008年后經濟增長連續10多年下滑。而且，生產力越發展，生產效率越高，社會經濟發展的困擾會越頻繁（這個問題后面專門討論）。這是與“國情”并存的第五個事實。
當離開唯物辯證法去講唯物史觀邏輯時，這些與“國情”并存的事實特別是具有全球支配力的壟斷資本生產方式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自然不在觀察的范圍了。在只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邏輯，不講適應這個邏輯的歷史環境是否發生改變的情況下，必然單憑生產力水平低物質基礎薄弱這一點就否定落后國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搞社會主義。
有人可能會說，國情是主要的，各國有權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發展道路。但你見過在全球化背景下，有離開世界環境單獨存在的“國情”嗎？牛皮轟轟的大清天朝，怎么無法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變成了半殖民地。舊民主革命推翻清朝統治后，為什么國家還是四分五裂，難道不是因為割據在各地的軍閥，背后都有帝國主義的支持嗎？列寧在《統計學和社會學》中深刻指出：“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都不如。”（《列寧全集》第23卷第279頁）
毛主席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并非像一些人出于某種目的片面強調的那樣，根據國情不照搬“十月革命”道路。毛主席根據世界環境和歷史條件，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已無法擔當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任，只能由共產黨領導同樣是聯系實際。按照民主革命的性質，由信仰共產主義的共產黨領導民主革命顯然不合規，與一些人認為落后國家搞社會主義不夠格是一樣的道理。然而，合規的舊民主革命失敗了，不合規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卻勝利了。這是毛主席“從全部總和，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的結果。毛主席不愧為唯物辯證法大師。
再看真理的具體性。盡管上述那些變化并未改變唯物史觀描述的社會基本發展規律和總體趨勢，但卻表明，人類歷史已經發展到了一個特殊階段。在這個特殊的歷史階段，人類社會自然發展的前提條件已經不復存在，落后國家按照歷史順序先發展資本主義已經不合適。這與在曲面上還套用三角形內角之和等于180°不合適是一樣的道理。這是唯物辯證法“真理總是具體的”（列寧），世界上沒有在任何時間、地點和條件下都適用的抽象真理的基本原理和要求。在人類社會自然發展的前提條件已經不復存在，搞社會主義反而更有利于落后國家發展這樣的特殊歷史階段，還認為只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真搞社會主義，就如同“當著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還強調發展生產力是第一要務一樣迂腐。
經典作家早就批評過這種迂腐。19世紀中葉，具有原始共產主義性質的“農村公社”在地球上差不多已經絕跡。但俄國“農村公社”卻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保存下來了。當俄國“農村公社”在新的歷史環境下面臨道路選擇的時候，在國內產生了激烈爭論。俄國學者求教于馬克思后，馬克思雖然沒直接肯定俄國“農村公社”完全可以避免資本主義前途，但卻對有學者不分析歷史環境，認為俄國農村公社只能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先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進行了直接否定：“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41至342頁）。雖然馬克思給俄國《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回這封信的時候，還沒有面臨如今落后國家的實踐證明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的情況，更不可能看到今天的俄羅斯搭上資本主義末班車后，各方面都一落千丈的問題，但馬克思根據俄國當時“特有的歷史條件”指出：“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引者注），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同上，340頁）
“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的措詞多么嚴厲，表明馬克思對這種離開唯物辯證法講唯物史觀邏輯形成的“馬克思理由”十分憤怒。難怪面對類似的“馬克思理由”，他都要聲明自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為了闡明唯物史觀不是在任何歷史環境下都成立的抽象真理，馬克思在給俄國《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回信中，還根據古羅馬的歷史進程指出：“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同“大地產的形成”與“大貨幣資本的形成”“同時發展起來的生產方式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奴隸制的”（同上，342頁）。其實，就俄國在19世紀中葉還保留著原始的農村公社就足以證明，盡管人類社會確實存在唯物史觀所揭示的基本規律，但人類社會從來就沒有千篇一律。西方封建社會的歷史都不長，而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卻長達兩千多年。正如列寧在《論我國革命（評尼·蘇漢諾夫的札記）》中闡明的那樣：“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
社會形態更替具有統一性和多樣性，既是人類社會發展證實了的史實，又是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后的共識，只要不離開唯物辯證法單獨強調唯物史觀邏輯都可以看清楚這個問題。
二、抹黑社會主義的謊言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嚴種弊端
僅僅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說明離開唯物辯證法單獨講唯物史觀邏輯，很容易產生孤立、靜止、片面看問題的謬誤還遠遠不夠。如果諸如“計劃經濟是短缺經濟、公有制沒有效率共同貧窮”這類以假亂真的謊言，特別是資本發展經濟的神話，在處于左邊和右邊中間的龐大群體中還有市場，那么，你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說得再明白恐怕也收效甚微。只有戳穿那些以假亂真的謊言和資本發展經濟的神話，才有助于龐大的中間群體清醒過來，形成“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共識。
（一）“計劃經濟是短缺經濟”“公有制沒有效率共同貧窮”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
這些謊言的共同特征，都是把不同的問題混為一談以混淆視聽。
首先，把勒緊褲腰帶搞建設與“貧窮”“短缺”混為一談。
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為了盡快實現工業化，不得不勒緊褲腰帶搞建設。所謂“就是把褲子當了也要搞原子彈”，就是這種情況的真實寫照。這是落后國家追趕世界潮流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勒緊褲腰帶搞建設從而生活沒那么充裕與“貧窮”和“短缺”是兩碼事，更與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沒有半毛錢關系。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重工業投資的比重相對較大，對生產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投資比重相對偏小。
二是不得不實行以農副產品為主的“低消費高積累”。舉個簡單的例子就能對“低消費高積累”窺一斑而知全豹。筆者老家所在地區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一種在全國乃至國際上都有點名氣的水果，但這種水果收獲以后基本上都不投放國內市場，生產隊采摘下來后直接運送到火車站，出口換匯。
糧食憑票供應也是一樣。既要滿足工業化進程加快后工業用糧和城鎮人口用糧的大幅增加，還要用部分糧食出口換匯，情況可想而知。國家不得不對糧食采取“統購統銷”政策。連提出這個方案并被中央采納的陳云，都感覺自己挑著一擔火藥（詳見《陳云文選》第2卷第208頁）。
如果不優先重工業投資，把這些錢都用來發展主要為人們生活服務的輕工業，如果不實行以農副產品為主的“低消費高積累”，那將明顯是另一種情況。“甘蔗沒有兩頭甜”的道理，“專家”們不可能不懂。況且，盡管為了追趕世界潮流而優先考慮發展重工業，實行了以農副產品為主的“低消費高積累”，但黨和國家并沒有忽視過民生。毛主席的《論是大關系》，強調“重工業是重點，要優先發展”的同時，就強調要“適當地調整一下重工業和輕工業、工業和農業的投資比列，要在工農業總投資中適當地增加輕工業和農業的投資比重”。因此，盡管新中國一窮二白，還要優先考慮重工業提升國防實力，但僅僅發展了20多年，人民群眾的生活就得到了很大改善。50年代我們只有5億多人口，到70年代后期就有9億多人口，20多年間增長了4億多，為后來的發展提供了所謂的“人口紅利”，與現在因人們不堪生活重負而導致人口出生率出現負增長形成了鮮明對比。
而且，這種與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沒有半毛錢關系的問題，在初步實現工業化并提升了國防實力，具有相應的國際地位后，國家就會反過來予以解決。70年代初實施的“四三方案”，就重在改善民生。
80年代以后能夠逐步取消以農副產品為主的“低消費高積累”，陸續提高糧食、油料和棉花等18種主要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大量軍工企業能夠轉型生產洗衣機、電冰箱、摩托、電視機和小轎車等等，都是建立在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和提升了國防實力這樣的基礎之上的。沒有這樣的基礎，這些“改革”成果難以想象。當把本該繼續保持的重軍工項目也下馬后，就被“海灣戰爭”驚出一身冷汗，知道我們的國防實力又落后別人太多了。
把我國在農業大國的基礎上，有了重工業這樣的物質基礎，有了“兩彈一星”這樣的國防實力和重要國際地位后，可以大力發展為人們生活服務的輕工業，可以取消以農副產品為主的“低消費高積累”，并又發展了幾十年后還僅僅是市場上流通的并非是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資料的相對充裕，說成是私有制比公有制有效率，這難道不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嗎？在存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下，大力發展生活資料的生產，難道可以建立在沒有重工業和國防實力的基礎之上？前人栽樹后人乘涼，不但不感謝前人反而造謠污蔑前人，這是什么德性？
其次，把生長周期不同形成的總產量不同與生產效率混為一談。毛澤東時代的農副產品，都是堅持自然生長的有利于人們健康的綠色食品，生長周期都很長，總供給數量自然趕不上“高科技狠活”下形成的非綠色甚至有害健康的食品供給數量。比如一頭喂糧食和青菜的豬自然生長至少要一年才能出欄，而“高科技狠活”下三個月就可出欄。如果為了保證人們的健康，現在的生豬也自然生長而不允許搞“高科技狠活”，在總供應量減少四分之三的情況下，面對10多億人口，恐怕還趕不上毛澤東時代。自然生長下有利于人們健康的綠色農副產品的總供應量趕不上“高科技狠活”下不利于人們健康的非綠色農副產品的總供應量，是公有制沒有效率嗎？
?。ǘ┵Y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嚴重弊端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人們按照教科書已經回答得頭頭是道。這里討論的嚴重弊端，是指在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這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之下，這個生產方式與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存在哪些不協調和沖突，讓人們看清楚隱藏在資本發展經濟神話后面的，究竟是什么東東。
面對年均兩位數的高增長，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任總書記的胡錦濤說這是遇到了“戰略機遇期”。但為既得利益階層代言或自身也與資本利益關聯的“專家”們，卻借此機會，開始打造資本發展經濟的“神話”。他們先是鼓搗出只有大量包容資本主義甚至反客為主的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緊跟著開始散布“公有制沒有效率共同貧窮”。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嚴重弊端，由這種嚴重弊端導致的2008年后經濟增長開始連續10多年下滑的問題，卻被他們掩蓋起來了。
我們承認，在只要有10%的利潤，資本就會保證被到處使用這樣的動力下，會一時一地的推動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一時間，車子房子多了，商場里的商品可謂琳瑯滿目。我國以發展生活資料為主的社會經濟曾經的兩位數高增長，是與這樣的資本動力分不開的。
然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畢竟是一種私有制代替另一種私有制，除了同樣存在剝削，只是方式不同外，還一開始就孕育著生產與消費的矛盾，孕育著私人積累與社會經濟橫縱向發展的沖突，孕育著社會生產的異化。隨著社會生產力特別是生產效率不斷提高，這些矛盾或沖突必將更加尖銳從而不斷困擾社會經濟發展。這樣的生產方式，已經越來越不適應人類的生存發展。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一大弊端：生產與消費存在矛盾。
獲取利潤實現資本增值，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整個社會生產的決定性動機和主要目的，具有兩大特征：一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生產成本，相對提高利潤，資本家們必然盡其可能壓低工人的工資。由此形成的有效消費需求嚴重不足，必然導致生產與消費嚴重失衡。我國近6億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在大城市還不夠一個月的房租，拿什么來進行其它方面的消費？二是為了更多獲取利潤，資本家們總會不顧社會的實際消費需求開足馬力生產，馬克思針對這種情況點評說：“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這種為追求更多利潤的盲目生產，不但會與有效消費需求嚴重不足產生沖突，而且還會與人們在一定時期內的需要總是有限發生矛盾：即使不差錢，一般家庭也只需要一套住房，誰也不會今年買了汽車和彩電，明年又接著再買，沒有誰有錢了就會把一日三餐改為一天五頓，不惜撐死也要促進消費。人們往往只講有效消費需求不足導致生產相對過剩，忽略了人們在一定時期內的需要總是有限與生產無限擴大趨勢的沖突。馬克思是早就講到這個問題的。
一旦消費速度落后于生產速度的矛盾積累和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反過來影響甚至破壞社會經濟發展。20世紀30年代初期資本主義的經濟大危機，就使整個社會經濟倒退回20世紀初甚至是19世紀末的水平。我國自2008年后被高調吹捧的經濟增長連續10多年下滑，也是大量采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后，消費速度遠遠趕不上生產速度的結果。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與消費的矛盾程度，取決于兩個方面。
一是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比例。當社會總供給遠遠小于社會總需求時，消費速度落后于生產速度的矛盾一時不會凸顯，社會經濟暫時平穩。
二是生產力水平。生產力水平越高從而生產效率也會越高。當生產一部手機從原來的10多分鐘發展到20多秒后，消費速度遠遠落后于生產速度的矛盾必然更加尖銳，社會經濟就焦躁不安。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于16世紀后期，在19世紀初期前社會經濟一直快速發展沒有經濟危機的原因，一是在落后的封建生產方式下，社會總供給遠遠小于社會總需求，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一時間不會凸顯；二是19世紀前的生產力水平從而生產效率，還不足以拉開消費速度與生產速度的驚人距離。
同樣，我國在2008年前以發展生活資料為主的社會經濟能夠高增長，一是建國后由于優先考慮發展重工業和增強國防實力，實行“低消費高積累”，生活資料的總供給小于總需求，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一時沒有凸顯。二是10多分鐘才生產一部手機的效率，同樣不足以拉開消費速度與生產速度的驚人距離。
胡錦濤總書記的“戰略機遇期”是什么意思我們不分析，但生活資料的總供給小于總需求和生產效率還不足以拉開消費速度與生產速度驚人距離的時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能推動經濟增長的“機遇期”和前提條件，一個不會一直存在的“機遇期”和前提條件。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局限性。一旦這兩方面的情況明顯改變，生產與消費的矛盾就會尖銳起來。2009年發展改革委、工業信息化部和監察委等十部委就提出“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問題”。這時候的中國經濟，連續10多年增長下滑已成必然趨勢。美國的次貸危機和我國2023年房地產暴雷，不過是加劇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使國內經濟發展深陷泥潭的導火索，本質上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也是那些專家學者要拼命掩蓋的問題。
與此相反，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目的主要是為了滿足包括生產者自身在內的人們的生活與社會發展需要，不可能為了相對提高利潤效益刻意壓低工資，造成有效消費嚴重不足。以滿足人們生活與社會發展需要為主要目的的生產，又總是有計劃按比例進行，不可能盲目擴大產能。因此，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永遠不可能出現所謂生產相對過剩問題反過來影響社會經濟發展。而且，只要有計劃按比例，總是多多益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這種優越性，為社會經濟的發展開辟了廣闊前景，使社會經濟總能保持快速、持續、健康發展。比如，同樣處于20世紀30年代初期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中的原蘇聯，不但經濟仍在高速發展，而且還借此機會，大量獲得了西方國家的企業當時急于用來換取“流動性”的先進技術和裝備。很快，原蘇聯就從一個“手扶木犁”的大國，發展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個超級大國。我國從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開始算起，也只用了20來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資本主義在周期性泥潭中需要上百年的時間才能走完的發展歷程，很快實現了工業化，成為世界第六工業大國。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生的生產與消費的矛盾所導致的社會經濟發展周期性地陷入泥潭，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框架內無法解決。國家采取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甚至具體到大規模的以舊換新，放棄“房住不炒”的定位，都治標不治本，只能起到一時緩解生產與消費的沖突，暫時恢復經濟發展的作用。
出身于資本家家庭的恩格斯，早就闡述過資本主義生產的這種頑疾：“整個工商業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開化的附屬地中的生產和交換，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軌一次。商業停頓，市場盈溢，產品滯銷，銀根奇緊，信用停止，工廠關門。工人群眾因為他們生產的生活資料過多而缺乏生活資料。破產相繼發生，拍賣紛至沓來，停滯狀態持續了幾年，生產力和產品被大量浪費和破壞，直到最后，大批積壓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壓低了的價格賣出去，生產相交換的運動逐漸恢復起來。運動逐漸加快，慢步轉成快步，工業快步轉成跑步，跑步又轉成工業、商業、信用和投機事業的真正障礙賽馬中的狂奔，最后，經過幾次拚命的跳躍重新陷入崩潰的深淵。如此反復不已。”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二大弊端：私人積累與社會經濟橫縱向發展的沖突。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通過稅收和工資大體滿足國家開支和人們生活需要后形成的社會勞動剩余，只能形成私人積累。由這些私人積累堆積成的資本的本性，是為了獲利實現增值，必然與社會經濟的橫縱向發展產生以下沖突。
在橫向發展上，有利可圖的行業和地區會投資旺盛甚至“經濟過熱”，無利可圖的行業和地區冷冷清清，行業和地區之間的發展嚴重失衡：一方面存在有些行業的產能嚴重過剩，另一方面卻存在大量國計民生短板；一方面是東南沿海地區的高速發展，另一方面卻是西部地區的發展嚴重滯后。
“西部大開發”是江總書記那時就提出來的，中間又經過胡總書記提出的包括平衡發展的科學發展觀，18大報告還專門指出了我國發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然時至今日，西部地區除中央硬性要求的“援建”外，有私人資本去投資開發嗎？西南某地出于自身發展需要，擬修建一條地方鐵路。但在實施混合所有制后一年多的融資時間里，基本沒有私人資本投資，原因就在于民營企業家們看不到投資這條地方鐵路短期內的利潤預期。你發不發展與我何干，我只管眼下能不能賺錢。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實現了現代化，恐怕也是所謂粵港澳大灣區、東南沿海發達地區、一二線大城市的現代化，西部相當多的農村地區能繼續保持脫貧就不錯了。
在縱向發展上，只要短期內看不到預期收益，這些私人積累都會對新的經濟循環毫無興趣，從而使社會經濟質的不斷提升和量的不斷增長乏力甚至出現經濟衰退。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在有利可圖就把“社會的絕對消費能力”作為“生產力發展的界限”這種狂熱與無利可圖就消極冷淡并存的情況下，一旦感到“社會經濟不景氣”，這些分散但總量龐大的私人積累，不會再參與新的經濟循環從而推動社會經濟向縱深發展。香港某大亨利用我國改革開放的機會在內地賺得盆滿缽滿，一旦投資利潤率下降并預感到一些情況后，資金就開始全面逃離。遵循的是同一個道理，國家經濟能不能向縱深發展不是我的事，我只管能不能賺錢。
當閑置的資本存量不參與新的經濟循環后，社會經濟的后續發展，還往往需要國家和各地政府不斷“借雞生蛋”甚至舉債。
改革開放初期，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的資金相對不足。大量引進外資不失為一種選擇。那時候，很多開發區的招商引資宣傳欄上，都有這樣醒目的六個大字：“你發財，我發展”。可以說，引進外資對推動我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確實起了不小的作用。但弊端也很明顯，我們確實發展了，但社會勞動剩余都歸了別人，導致我國經濟的后續縱深發展，缺乏足夠的公共積累支撐。只能不斷“借雞生蛋”或舉債，甚至不得不通過超發貨幣從而收割勞動人民本就不多的財富來維持經濟發展。在現代化是動態標準的情況下，國家發展長期靠“借雞生蛋”或舉債恐怕不是辦法。并且，生產力越發展，生產與消費的矛盾越尖銳，市場越容易飽和，到時還有沒有以盈利為目的國外資本來投資，恐怕要打個問號。如果既無公共積累又無法“借雞生蛋”，國家經濟發展很尷尬。
二是社會經濟縱深發展需要科技支撐。但急功近利的資本，不會把心思花在“投資大、難度高、周期長、見效慢”的科技發展上。我國之所以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物質基礎和科技水平上，又發展了近半個世紀，卻始終缺乏科技含量高的新質生產力，就在于在急功近利的資本眼里，“搞導彈不如賣雞蛋”。至于像“華為”和“威海光威”不怕“投資大、難度高、周期長、見效慢”，幾十年堅持發展科技形成新質生產力的，不具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代表性。比如美國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佼佼者，但在航天技術上卻一度落后于只有幾十年歷史的原蘇聯，直到原蘇聯50年代率先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60年代又第一次實現了探測器登陸月球后，才迫于巨大的壓力，由國家立項投資，在航天技術上后來居上。這不是美國資本家沒有這樣的研發能力，而是他們不屑于航天技術這類“投資大、難度高、周期長、見效慢”的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只有形成大量所謂“過剩資本”，且本行業市場飽和很難盈利之下，才會迫于壓力去開發新技術。當今美國大量新技術出現，就屬于這種情況。但只要有錢賺，就不但不會去開發新技術，甚至還會打壓封鎖影響賺錢的新技術。這在資本主義世界已經屢見不鮮。
在私有經濟占據大半壁河山的情況下，鼓吹民營經濟的“五六七八九”，其它的都可信，唯獨“貢獻了70%的技術創新成果”不可信。比如，個體企業采取“投資小、難度低、周期短、見效快”的辦法，開發了大量的APP軟件，盡管也屬技術成果，但數量再多也構不成華為“5G”那樣的新質生產力。而且這里面還有不少游戲軟件甚至是色情軟件。這樣的數據會誤導社會。
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滿足國家開支和人們生活需要后的社會勞動剩余，必然形成公共積累。這些公共積累的首要任務是更好滿足人們生活與社會發展需要，其次才是收益。因此，即使成本巨大收益微薄甚至短期內只燒錢沒收益，公共積累也會義無反顧。比如，為了改變生產力布局的“大三線建設”中城市大工廠的搬遷重建，為了讓人們吃飽飯的雜交水稻培育，為了治病救人的青蒿素研究，為了“西部大開發”和更好滿足人們出行需求修建青藏鐵路和“八縱八橫”高鐵等等，沒有公共積累支撐是不可想象的。而讓人們獲得幸福感的免費醫療、上學和住房，也只有在足夠的公共積累下才有可能。這是朝鮮和古巴的人均GDP沒有中國這么高，卻能實行免費醫療、上學和住房的根本原因。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第三大弊端，社會生產的異化。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社會生產的異化主要表現為，人們生產的用于服務自身生存與發展需要的勞動產品，反過來成為奴役自己的異己力量。經濟發展不是為了人們，人們的存在是為了經濟發展。與馬克思說的勞動異化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資本主義以前的商品生產，表現為“為買而賣”，人們把商品賣出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買回自己需要的生活用品，其公式為：商品—貨幣—商品。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反過來表現為“為賣而買”，資本家大量采購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商品，不是為了自己的消費，而是通過勞動力商品在使用過程中產生剩余價值以后，賣出去獲得利潤實現資本增值，其公示為：貨幣—商品—幣值對等下的更多貨幣。
這是私人占有的商品生產發展到最高階段的必然結果。“為賣而買”的商品生產，必然改變社會生產的性質，人們的生存與發展需要，成為資本獲利實現增值的平臺。比如資本研發藥品的目的，就不是奔著治好病而只是控制病，從而讓人們需要長期吃藥去的，而且價格虛高十分嚴重。人們戲稱現在的藥“吃不死，但治不好”。至于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奔著徹底治病救人去研發的，被許多外國患者稱為中國神藥且價廉物美的“雙氫青蒿素”，你想都不要想。
特別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以后，社會生產的異化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不但為了壟斷利潤打壓封鎖造福人類的新技術，而且在海外擴張過程中，視人的生命如草芥。像南京大屠殺那樣由爭奪海外商品直至資本輸出市場而發動的一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人間慘劇，就是這種登峰造極的杰作。社會生產的異化，達到了人們的生命都需要服從獲取利潤實現資本增值的程度。這樣的社會生產，除了總歸可以帶來對人們有用的商品這一點外，其趨勢完全在朝著滿足人們生活生存需要的反方向在運動。
由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決定的社會生產異化，只有回歸社會主義才能解決。長官意志下的行政干預，只能使異化程度得到一定遏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經濟規律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比如，高房價是社會中間階層以下的群體無法承受的生活之重，很多人會因此而成為一輩子的“房奴”。人們生產的商品房成了奴役人的工具。但由于只有獲取超額利潤實現資本大幅增值才能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因此“房住不炒”的定位不但貫徹不下去，一旦暴雷導致經濟疲軟后還需要采取大量政策來維持房地產高位運行。“土地財政”會進一步推高房價加劇人們的生存壓力，但在資本主義經濟規律支配下，不搞“土地財政”又不行。住房壓力成了人們生活的“三座大山”中最沉重的一座大山。GDP上去了，人口出生率卻下來了，甚至，還有悲劇發生。
又如，超出社會商品價值總量發行貨幣，會在無形中收割勞動群體本就不多的財富，加重人們的生活生存負擔。但在投資利潤率嚴重下降私人積累“按兵不動”的情況下，不以此來降低打工群體的實際工資收入，相對提高民營企業的利潤，刺激投資欲望，經濟發展又會出問題。
我們不準備列舉更多案例，僅這些，就足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的主觀愿望，在社會生產異化這一資本主義經濟規律面前有多么蒼白無力。社會生產的異化，極大地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們特別是大量的年輕人，不但失去了勞動熱情和積極性、創造性，而且普遍選擇了“躺平”。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力越發展自動化程度越高，失業的群眾也會越多。人們通過勞動創造積累起來的成果，反過來讓人們有吃不上飯的危險，更多的人都會很無奈。只有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才能避免這個問題。在財產共同擁有的情況下，大家可以采取輪崗的方式輪流工作。而且，由于自然力取代人力后需要的人手很少，一年內輪崗的時間也很少，大部分時間可以用來休閑、娛樂和旅游。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談人們的收獲感、幸福感，只能畫餅充饑。
三、離開唯物辯證法講唯物史觀邏輯，不會關注發展變化，忽視私有經濟已經不適應當代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問題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無疑包含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也要跟上的問題。社會主義以前對不適應生產力性質要求的生產關系的變革，是通過社會暴力革命完成的。在社會主義社會，可以通過觀察分析生產力的發展變化來確定，前提是要善于運用唯物辯證法原理。否則，當農業機械化甚至自動化都基本實現了，仍然會認為分田單干不能動。
如果說，封建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表現為束縛了“蒸汽磨”的發展，那么，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適應當代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卻表現為，生產力越發展生產效率越高，生產與消費的矛盾越尖銳，周期性經濟危機越頻繁，復蘇越困難。2008年發生的本質上還是由生產與消費矛盾導致的經濟大衰退，就比1929－1933的經濟大危機的復蘇還要困難。日本2024年一季度的經濟還是負增長。資本家們采取具有計劃因素的訂單生產，無法解決社會化大生產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基本矛盾；透支消費，又透支出了由次級房貸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機。當代生產力的發展，其實已經“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我國自2008年后經濟增長連續10多年下滑，同樣屬于私有經濟在經營性資產和大眾就業上占據大半壁河山這樣的生產關系，已經不適應當代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結果。
然而，當大腦里沒有唯物辯證法思維后，對現有的生產關系已經不適應發展起來的生產力的要求，不是懵然無知，就是視而不見。甚至按照既定方針，這樣的生產關系要管一百年。其結果就是由于現有的生產關系不適應已經發展起來的生產力的要求，導致社會經濟發展陷入泥潭。
掌握著話語權和決策建議權的專家學者，他們不講社會經濟陷入泥潭是現存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性質引起的，如果不是他們的“西方經濟學”知識本身就存在根本缺陷，只能在信心、循環、政策工具上打圈圈，無法涉及問題實質，就是他們的立場使然。他們向往資本主義，總是夸大生產力的落后面來為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國情”依據，掩蓋新中國成立以來生產力迅猛發展的一面，以阻止社會主義道路。
新中國成立時的生產力水平確實比較低，但經過20多年的發展之后，和過去相比，已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專家們在“實事求是”時，總是夸大落后，不講新中國成立以來生產力水平有了哪些重大發展。
比如，伴隨新中國成長的農村人都知道，小時候農村使用的都是手推磨。一家人吃頓豆花，用手推磨磨豆子就要折騰半天。但隨著工業化的初步實現，到70年代初期，就跨越到了電動磨時代。磨豆子僅需幾分鐘。70年代的農業，拖拉機特別是手扶拖拉機已經大量使用，打稻谷都實現了半機械化，裝在打斗里的脫谷機械，可以像縫紉機那樣腳踏轉動。特別是不少科學技術，以及由此形成的先進生產力，已經接近或處于世界前列。盡管從總體上看，還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但趙紫陽在87年做黨代會報告時，還堂而皇之的宣稱，8億農民仍然基本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醉翁之意不言自明。僅農村的電動打米，就早已告別了用石碾碾米的時代。至于又發展了幾十年之后，農業基本實現了機械化甚至自動化與分田單干的沖突，就更是他們忌諱談及的事情了。
在立場使然下，對領導人講話精神的解讀，也總是朝著有利于發展資本主義的方向拐，或者對回歸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有利的，采取選擇性失明，集體性失聲。
比如，“三個代表”思想中有個“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盡管人們對此的看法分歧很大。但按照字面理解，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與發展生產力的要求肯定不是一回事，“蒸汽磨”這類當時的先進生產力，就要求廢除封建生產關系。然而，為了防止這樣的解讀不利于發展私有經濟，清一色的解讀都是，要解放思想，只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都可以采用。資本能發展生產力，所以要大力利用資本來發展生產力。
又如，習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有一個包含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展變化的觀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一個靜態、一成不變、停滯不前的階段”。對此，立場使然下的專家們，就采取選擇性失明，集體性失聲。
涉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社會經濟發展，到了需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獻計獻策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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