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為什么是國家要素論？國家循環系統唯物主義本位之謂也。其探究的對象不是“工藝學的要素類型（物質要素）”，亦非“社會學的要素類型（社會要素）”，而關切“生產條件的轉化形式”，作為社會主義資本的有機體建筑材料和運行樣態。拙文《國內學者的資本研究：流派、述評及理論演進》（2015）業已提出“生產條件——生產要素——資本”的分析性路線，指出“社會主義資本研究”需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學理化、社會主義理論化。昆侖巖老師（2022）在其文章《不要“變戲法”，資本的本質只能是社會屬性》極為正確地指出：“作為‘生產要素’的資本，并非說資本就成了一般使用價值意義上的生產力要素，而只能說資本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生產運行中的特定價值意義上的生產關系要素。社會生產從來都是‘生產力的生產和再生產’與‘生產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的統一體。作為‘生產要素’，資本絕非一般物的意義上的生產力要素，而只能是生產關系要素，即它是一定社會生產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的要素代表。”實際上，社會主義特殊性決不是資本范疇：同社會主義所有制關系并列的只能是資本形式，而非資本剝削的實體關系，后者必須受到制度的嚴格約束，前者則是社會主義的“普照之光”。資本一般，當然是對資本階級性最為集中的表達，并非什么共性的認識問題。資本不是生產要素，并不排斥資本形式成為生產關系、分配關系、交換關系的要素形式乃至生產方式的運行要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利用的“資本形式”正是基于此種意義而論。討論基礎是《資本論》范疇學。一旦摒棄普世價值語言，則“革命的形式邏輯”將把“資本中性論”撕扯的粉碎！在建構路徑中，“社會主義資本”其實是個偽命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是作為瓦解邏輯的“社會主義資本形式命題”。顯然，它的形態沒有落在《資本論》當中，且不完全和《資本論》主題契合。盡管如此，《資本論》必然是解讀資本“最權威”和“最好”讀本。以此為指導，一個契合社會主義實踐創新的馬克思主義生產要素理論一定能夠擺脫歷史唯心論的觀念束縛，在“四個自信”和“兩個結合”中成型并逐步得以完善。

　　——本文內容全部選自拙文：《現代化進程與國家要素論——兼議共同體存續和瓦解的兩種不同道路類型》，載《改革與戰略》2024年第3期。鳴謝王政武總編對文章選題給予的寶貴支持！尤為感謝《改革與戰略》資深責編唐玉萍老師——對該文進行的悉心編校：以韋編三絕之精神，以堅決捍衛學術原則之態度對待文稿的反復推敲，不憚其煩，樂此苦差！對其辛勤勞動必須予以深度點贊。

　　——在分歧中“融合”，在融合中保存“分歧”，這是時代發展的主旋律；資本理論演進概莫能外！從中華主體論到社會主義國家要素論，從社會主義主體論到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殊途同歸！中華資本形式和資本要素形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相遇并共生，形成資本運行和治理的“特殊性”。這樣有了總書記的理論指示：“正確處理不同形態資本之間的關系，在性質上要區分，在定位上要明確，規范和引導各類資本健康發展。”在研究結論上，我們必須確認任何生產要素均是“階級者的生產要素”。然則區分生產條件和生產要素，將有助于明確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道路類型特質，將清晰化社會系統的結構矛盾。

　　（一）

　　階級者是以太。《資本論》從商品出發，正是從階級者的規定——這個經濟的社會形態的“以太”出發。可見，《資本論》起點規定不像通常說的那樣是“邏輯學的商品”，并不是“使用價值+價值”的知識構造，而是生產力標準和生產關系標準的“彼此制約性”和“相互沖突性”。

　　階級者并非別的規定，乃是對于馬克思范疇學的方法論提煉，是唯物史觀語境的衡量階級社會發展與否的“唯一標準”。或者說，階級者——生產當事人的主體名——作為唯物史觀范疇，其涵義正是“生產力標準和生產關系標準的對立統一”。商品起點規定將這一范疇具象為兩個經濟學用語，又可以說是針對一般商品生產的兩個標準：使用價值標準和價值標準；它們同樣是對立統一的，支配著商品社會的兩個矛盾者——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決定其行動特征和關系類型。在這種意義上，無論商品抑或資本都是為階級者構圖。

　　亦即，所謂商品兩儀，言經濟的社會形態的基本矛盾，借由“商品兩儀”（商品兩因素和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資本論》將商品成功打造為階級者。換言之，馬克思之所以堅持由商品到資本的研究范式，完全是在于：商品兩儀和再生產的歷史生產一般形式顯然共有同一的主體矛盾道路類型，或者說，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本身作為由商品社會主體矛盾所孵化而來的生產方式矛盾或基本矛盾）同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體矛盾”。

　　總之，《資本論》是“論階級者”的一部偉大歷史書，對生產力的考察也不應脫離開這一視野。為此，政治經濟學不是工藝學，政治經濟學范疇普遍帶有階級工作內涵，執行階級者

　　范疇學的矛盾讀法——核心規定是矛盾分析。唯物史觀的生產力是最能體現發展客觀性的主體范疇，是人類性化為生產性的一個主體過程。以此為基礎，《資本論》對商品關系和資本關系的系統考察，同時，提供有關于現代化的發生史、成長史和結構裂變的機理說明。

　　（二）

　　階級者毋寧說就是總范疇。在這種意義上，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的對立的根據只能是勞動過程文明規劃，是勞動過程依照“生產方式的階級者規定”對自身構造的不同識別。在發生學機理上，從生產條件向生產要素譜系的過渡正是勞動過程轉化為“所有制”的過程。

　　所謂生產要素，考察的是生產條件占有的狀況或具體社會性狀。換言之，生產要素不過是所有制的具體范疇或特定的所有制形式。也因此，生產要素從生產條件中分立出來——直至形成自己獨特的社會類型，必然是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一個歷史內生結果。例如，所謂勞動過程與價值形成過程統一，講的就是個體占有制的勞動過程，而勞動過程與價值增殖過程統一，相應是資本家占有制的勞動過程。這里，所謂的勞動一般（生產一般的思維形式），不過就是商品生產方式（從思考形式上看，生產方式核心內容是勞動過程與所有制統一）的一般構造形式。所以，馬克思這樣規劃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以及勞動資料。

　　核心點是區分勞動力和勞動。在此基礎上，馬克思引出“價值算法”向“資本算法”的歷史轉化。這與“封建宗法”向“專制國家”的轉化完全不同：結果是迫使勞動者同自己的客觀條件完全分離，使一般意義的商品生產的勞動過程轉化為“資本主義占有的勞動過程”。在宗法的小農體系中，由于不存在A和Pm的算法意義的區分：勞動過程的主體構成是“聯合者”，與之對應的生產要素是“各種共同體要素形式”；如在中華系統，“土地”是勞動能力和勞動客觀條件的一體化結合的總關系。可見，資本要素的成長起點正是市民個人（和家單位對峙的“市民單元”），是勞動力作為獨立個體的社會生產條件類型的歷史出現。所謂市民單元，即《資本論》所考察的作為出發點的商品規定（商品構成），作為市民關系的財產的對象化。這是共同體解體的產物形式。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資可以看成是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算法形式。工資制度的成型正是資本要素（即“資本的生產要素”這一社會生產條件類型）登上歷史舞臺的標準。

　　（三）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以“資本身體學”即“幽靈—肉身構造——資本統領各種生產條件的要素系統”，成功克服生命有機體說的社會學缺陷，指明“身體整體壞死”乃為資本覆滅之道。由幽靈學發動對物象學的批判，使經濟理論最終走出資產者的經濟學常識，擺脫了“主客二元論”（生產條件主體—客體論、生產要素主觀—客觀論）。

　　于是說到底，國家要素、資本要素皆為結合者，而非普世者，所殊異的只是結合方式——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道路模式。改良主義難以成行。歷史潮流浩浩蕩蕩，生產條件乃至生產形式的社會變革正日益成為系統事項、道路事件——可謂革命因素涌動。應從中引出馬克思主義生產力革命的理論規定性，用以解決社會主義生產問題。

　　生產力作為人類主體的本質力量，是勞動者與其生產條件的結合力，是作為結合力的實踐能力。由此可見，社會生產力需要主體標準，而不僅僅是物質標準。換一視角看，物質生產力標準僅僅是資本的生產方式標準，勞動生產力標準是本原的人類生產方式的標準，在社會主義社會，物質生產力是個工作落腳點。如果說《資本論》客觀敘述了“兩種生產邏輯”，即作為勞動本體論的生產邏輯（主體邏輯） 和作為資本本體論的生產邏輯（資本邏輯） 的體系并存，那么，社會主義生產邏輯的任務是“亦破亦立”：在發展方式上，堅持破“資本的生產邏輯”，轉而立“勞動的生產邏輯”。如果說資本要素在結合形式上仍然不能擺脫“普世要素”的物象學干擾，那么，國家要素必須以“徹底的結合要素形態”實現向勞動生產力標準回歸。這樣就有了中國特色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發展路線：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階級者） → 人民主體（社會主義有機構成的主體論） → 新質生產力（國家生產條件） → 中國式現代化（國家要素論） →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

　　（四）

　　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兩重改造路徑。中國式現代化為“駕馭資本”而來（第一重改造）：它的民族工作內涵姓“中”，它的道路內涵姓“社”。國家資本主義是可以消滅的。社會主義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方面區別于資本主義，而不單單是生產關系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設法超越國家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階段。為此，中國這一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標準只能確認為“以勞動者為核心”的勞動生產力發展標準。

　　社會主義國家要素是社會生產條件類型I 和社會生產條件類型II的歷史統一，突出二者系統的融合性：如宗法關系的主體標準和商品關系的使用價值標準（第二重改造）。這樣，從國家生產條件完整的歷史演歷路徑看，宗法式（國家要素的傳統意義） → 算法式（國家要素或再生產設施的現代形式） → 國家式（社會主義國家要素）就是完整的運動鏈條。現代化問題應作為一種反映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歷史延續性的文明進程來看待。資本要素對中國式現代性議題而言，毋寧說成是對共同體生產條件的“系統嵌入”。

　　由此可肯定，社會主義國家要素論的沉潛空間乃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國家生產一般，也就是國家生產與交往關系有機體的“社會主義結構化”。新質生產力必然是“兩重改造路徑”的道路產物，現代化原理為中國式現代化所彰顯則是系統性認識的科學結果。在理論上，“經濟人的要素論”需要進一步為“階級者的要素論”所替代。具體落實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既堅持“生產方式對生產關系的優先性”，也堅持“生產關系對交換關系的優先性”，這樣有了對現代化原理科學內涵的準確把握。現代化原理絕非“西方式”“中國式”的模式并存或二律背反，而是“手段—目的”的矛盾體：以“資本現代化”（再生產的社會器官形成）為發展手段，以“主體現代化”（身份與財產處于自由結合狀態的主體秩序形成）為發展目的。

　　（五）

　　“兩重改造路徑”突出了社會主義身份國家與社會主義財產國家的有機統一。必須認識到，西方經濟學的各種生產要素函數的實質是將財產本位還原為“物本位”，故此物成了財產形式的量的實現，這樣處置的深層意圖顯然為了說明資本家的所得全部來自資本要素的物質形態的邊際產出。

　　然而資本要素并非自成系統，生產要素也從來沒有自身的理性目的和意志，資產階級理論教科書通過“概念的狡詐”，通過“理性的自我設計”，將庸俗實用主義的方法發揮到了極致。如果說“身份國家的現代重建”的前提是第一重改造路徑的基本完成，那么，社會主義財產國家的使命就是在此基礎上全面瓦解“總資本的行動意志”，以接續的第二重改造路徑創造性提出“共同體—國家”對“市民—資本”的能動實踐關系。

　　須知，勞動本位歷史復歸的工作中介是“國家本位”，然則，社會主義文明規劃之所以離不開物本位，在于它是“人”字訣的文明規劃！此外，資本主義永遠是“物”字訣的文明規劃屬性，必然由物而起、因物而滅。從而，必須將社會主義歷史建設和對資本主義的內在批判有機結合起來，相應將列寧—恩格斯道路、恩格斯—列寧道路的不同規定性予以統一。依據這一總原理，如果說中國社會的古代進程不過是“國家有機構成領導土地有機構成”的一部生產—分配史，那么，它的現代進程基本可以看成由國家有機構成繼續領導“土地有機構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土地革命）以及“資本有機構成”（中國特色的民營經濟構成）的一部曲折的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折而進的生產—分配史。

　　（六）

　　政治經濟學的生產要素本質上不是物規定，而是社會歷史生產的事邏輯。然則從小農要素系統到國家要素系統與從市民要素系統到資本要素系統，屬于截然不同的文明規劃的道路類型。依據唯物史觀原理，“國家一般”與“資本一般”必須同樣作為現代化進程中的生產主體予以看待：一者是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身份本位的生產方式，一者是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財產本位的生產方式，引出對于“共同體存續”和“共同體瓦解”兩種不同道路類型的譜系學考察。

　　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的兩重改造路徑是“內生的歷史過程”：“小農宗法”轉向“真正的共同體國家”和從“資本算法”轉向“社會主義國家”，而呈現出上述“宗法式→算法式→國家式”社會生產條件的整體運動鏈條。社會主義有機構成從中錨定。國家要素論的實踐涵義則在于表明：國家要素系統將比資本要素系統支持更高文明的生產力質態。其支持中國道路應借由資本形式經濟條件的自我系統革命，創造出“走出階級者的行動”之國家文明道路條件。

　　現代化進程以資本要素抑或國家要素為本位，是現代化道路“姓資姓社問題”的關鍵所在。在某種意義上，按資分配的“資”和按勞分配的“勞”，指的就是資本要素系統和國家要素系統的對立性。二者的依據都是勞動價值論。所謂：資本主義經濟是市場經濟，馬克思形成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分配理論，包含著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定性；我國目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基礎之上的，多種所有制的客觀存在，使生產要素分別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生產要素的所有者理所當然地就會根據所有權，提出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這是生產要素所有權在經濟上的實現，而不是由于它們參與了價值的創造，這個道理甚至連主張效用價值論的薩伊等人心里也是明鏡似的。

　　于是為了求解社會主義國家本位，必須通過資本要素與國家要素的歷史一般理論的對比，從中找出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進程理論演進的基本軌跡。如果不從生產方式的層面，不著眼于階級本位的意義，對國家與資本所決定的主導的生產形式進行歷史特性比較，從中找出國家生產一般的特殊歷史規定性，那么，也就無法揭示生產條件一般的深層次意義。國家形式構造不能和國家機器構成相混淆。

　　（七）

　　只有主體論，才能在研究上統一人類生產和物質資料生產，以“矛盾讀法”而非“知識讀法”正確對待決定勞動生產力的各種因素，將之作為勞動者諸種生產條件的“系統工程學”，即結合力。應尋求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生產的“戰斗的唯物主義”而非“物理主義”理解。其目的是解除“西方普世要素觀”，拒絕現象學的理論解釋，清理物象學的認識迷霧。既然“國家”這一馬克思主義主體規定成為了社會主義生產條件集中的表達，國家要素就是全部生產要素的工作在場規定。在學理上，資本要素與“價值形式統治場”的構造有關，國家要素則與“走出價值形式統治場”的構造有關。

　　國家要素系統深微曲折，總體上為社會主義有機構成所規定和照應。依據兩重改造路徑，社會生產條件完整的歷史成長路徑可刻畫為：（1）共同體存續與自我揚棄的路徑——社會生產條件I，即宗法有機構成→土地有機構成→勞動有機構成（社會主義身份國家）；（2）共同體瓦解與歷史重建的路徑——社會生產條件II，即市民有機構成→資本有機構成→公共有機構成（社會主義財產國家）。既是“道路”，又是“系統”，然則因應“主體—國家—主體”構造，社會主義有機構成的完整鏈條（發生學工作機理）須做這樣的描繪：社會主義國家身份（國家有機構成）→國家系統的社會主義技術構成（各種具體態的國家技術構成）→國家系統的社會主義價值構成（各種具體態的國家價值構成）。

　　社會主義實踐中的資本形式是發展市場經濟的產物。“社會主義資本形式”的范疇和理論是基于當前的社會歷史條件而對“資本關系”的一種理智清晰的讓步，它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有機構成之探究需要借鑒《資本論》成果，從中汲取通史方法論，與之一道推進勞動二重性的道路機理研究。國家生產以國家循環系統的產生、形成及其發展流變為對象，從而生成“社會主義國家的系統有機構成”：這是不同于資本邏輯、市場邏輯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有機構成”。

　　這是一次認識結晶。應當在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中深入探求“國家技術構成→國家價值構成”的運動路徑，探求國家技術構成對資本技術構成的實踐消解以及與之相適合的國家價值構成對資本價值構成的財產關系揚棄（行動）。社會主義有機構成的當代范疇鎖定于“國家要素論”，旨在突破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相互區隔的經濟規定性限制，打破資本空間生產所制造的無數隱匿的資本要素的“市場虛假欲望”，以實踐之構圖達成生產一般和國家一般的現實統一。

　　（八）

　　歸根結底，生產要素總是有機構成的意義項，屬于非同一的東西。既然生產要素是生產當事人對于生產工具不同性狀的占有、支配和使用，那么任何特殊規定的生產要素均具有幽靈、肉身、物象三方面的結構意義。以資本主義管理為例，即資本要素（主體幽靈） ——管理勞動（結構肉身） ——人力資本（經濟物象）。

　　從學理上看，《資本論》所規定的資本有機構成乃是歷史身體學的生產條件和經濟身體學的生產要素的統一。第一卷說明“主體邏輯”，從而資本要素——資本規定亦即資本的各種歷史生產條件，具有歷史結構元素的譜系發生學。它將“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考察坐標安置于生產方式的歷史發生、階級結構成長與階級關系覆滅的道路行程，而僅限于考察“階級的價值形式”。生產條件的質與量是同一的，作為“階級關系的實現”（質的對立和量的對立同一關系的實現）。此為有機構成的第一方面內容——主體問題。接續第一卷的再生產運動，亦即第二卷，考察有機構成的結構問題——或者稱為第二方面內容的“系統有機構成”。

　　由矛盾主體轉入資本結構系統形成機理的考察：這是所謂《資本論》的“本質論”。其設定第一卷歷史主體和第二卷循環主體在規定上的統一性。生產要素本身作為“生產條件的量”——量的對立獨立化，反過來系統調節著社會生產條件質的對立。其作為“結構的價值形式”循環機理之演進則表明：和其契合的再生產主體乃是執行“系統關系實現”之階級者規定。

　　（九）

　　以主體為道，以范疇為名，這才是唯物史觀的主體學。唯心史觀鼓吹者轉而支持進化論路線的分配史觀，以要素的理性配置把握主體規定。其竭力淡化抹殺階級屬性，主張取消生產力的階級者內涵，令廣大勞動者在分享經濟發展所帶來好處的同時，更多遭受生產力進步產生的社會勞動壓榨。須知，庸俗學派對生產力范疇進行庸俗的術語工具就是生產要素——把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熔于一爐而后再重新意義編碼的“要素煉金術”。這是“萬能的庸俗者”，說到底是利用了天生帶有現象學神秘性規定的生產要素（如勞務、技術、商業知識、數據要素） 所本能具有的排斥歷史的物象化功能，以之阻隔人類勞動（在其創造性上）與生產力本質的合而為一。

　　這是改變世界的“批判的武器”，而連接著各個層級的生產條件規定，實現“道”“名”的認識論層次的統一。在規定性上，勞動不是生產要素，資本和國家形式亦不是生產要素，與此同時，生產要素（影響和決定物質生產力的各種經濟因素） 與物質實體、物質肉身（物質要素） 亦無涉。作為建構工具和社會過程規定的東西只能是“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國家有機構成是社會主義生產要素的結構名：勞權要素促使生產條件（主體條件和客體條件） ——在權屬和職能上——掌握在勞動者自己手中，產權要素則有可能使各種生產條件為非勞動者直接掌握。為此必須堅持生產力革命的主體識別功能，堅持以生產條件的主體性質識別生產要素的經濟性質；在這種語境下可認定社會主義新質生產力是更高文明的生產力質態，具有階級工作內涵：強調社會主義各階級統一的物質基礎是“新質生產力”，是在這個基礎上促進社會主義勞動者、各所有者利益的系統整合，激發要素創造力，產生社會主義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

　　（作者系江西財經大學教授、博導，研究領域為《資本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實踐及其方法論問題；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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