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階級社會中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密切聯系
民族和階級是兩個不同的歷史范疇。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也各有其特殊的涵義。但是，民族隨著階級與國家的產生而形成，一個民族內部包括不同的階級；因此，在階級社會中，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之間又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看待民族問題不能離開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要觀點。列寧說：“歷史告訴我們，各民族之間、各社會之間以及各民族、各社會內部經常進行斗爭，……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馬克思主義給我們指出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迷離混沌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
歷史事實表明，民族問題根源于私有制，民族斗爭、民族壓迫是階級斗爭、階級壓迫的產物。私有財產出現，階級社會和國家形成，不同氏族部落和部落聯盟之間，不同的民族之間的掠奪、壓迫和戰爭也伴隨而來。馬克思說：“現存的所有制關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剝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現存的所有制關系，就是私有制關系，在這里主要是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又可以追溯到資本主義制度確立以前的時代。西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重要來源之一，就是對美洲、非洲、亞洲等地各土著部落和民族進行野蠻的征服與殘酷的掠奪。人所共知，原始積累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在非洲販賣黑奴。在中國南部沿海販賣“豬仔”（華工）也屬于這種性質。
國家是階級壓迫的機關，也是進行民族壓迫和民族斗爭的工具。國家產生以后，統治階級都慣于用散布民族偏見，制造民族歧視和隔閡，挑起民族仇視和紛爭的手段，一句話，即利用民族問題來轉移階級斗爭視線，維護其政治統治。恩格斯曾經指出：“在英國，愛爾蘭工人和英國工人的對抗，始終是英國的階級統治賴以維持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列寧針對沙皇俄國地主黑邦的民族壓迫制度，把這種做法比喻為剝削階級“賴以為生的糧食”。剝削階級利用民族問題維護政治統治，歸根到底是為了維護本階級的經濟利益。
在存在著私有制和剝削制度的社會中，沒有民族壓迫和民族紛爭是不可思議的。要消滅民族壓迫和民族紛爭，就只有消滅私有制、階級和階級剝削制度，實行社會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這是對產生民族問題的經濟根源和階級根源所作的精辟論述。現在，在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的統治、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多民族國家里，就已經證實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這一理論。
2、民族壓迫實質上是階級壓迫
馬克思列寧主義第一次揭示了民族壓迫的階級實質。歷史事實表明，民族對民族的壓迫，盡管是以一整個民族對另一整個民族的形式出現，但是，在實際上，它首先并主要是壓迫民族中的剝削者（統治階級）對被壓迫民族中廣大勞動群眾的階級壓迫。
民族是區分為階級的，每個民族內部都有剝削者階級和被剝削者階級。居于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是民族壓迫政策的推行者；被壓迫民族中的廣大勞動者階級和階層，是民族壓迫的最大受害者。同時，在壓迫民族中，大多數勞動人民也深受民族壓迫之害，因為壓迫民族中的統治階級在對外壓迫別的民族時，必然要在國內加強對勞動人民的統治。列寧曾經形象地把沙皇俄國的民族壓迫政策比喻為“一根有兩頭的棍子。這根棍子一頭打擊“異族人”，另一頭打擊俄羅斯民族。”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再強調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也不能得到自由。
既然民族壓迫不是整個民族去壓迫另一個民族，而是壓迫民族中的剝削階級充當民族壓迫的主角，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白：（1）為什么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剝削階級，特別是上層統治集團之間，盡管有這樣或那樣的差別和矛盾，但總是容易相互妥協、勾結，共同來反對勞動人民；（2）為什么在兩個民族敵對（例如戰爭）的情況下，被壓迫民族中的剝削階級，特別是上層統治集團，當人民起來反抗外來民族壓迫、或革命運動觸及統治階級根本利益時，往往就容易動搖、叛變以至投降民族敵人，為了本階級少數人的私利而損害以至犧牲民族的利益。
古今中外，這種歷史事例甚多。在中國進行全民抗日戰爭時，對一小撮親日派官僚資產階級、買辦和大地主來說，沒有什么當不當亡國奴的問題，他們已經撤去了民族的界限，他們的利益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害怕人民甚于害怕日本侵略者。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普法戰爭中法國大資產階級背叛民族利益，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戰爭后期，法國是站在反抗民族壓迫的正義戰爭方面，但是，當巴黎人民武裝起來抗敵時，法國資產階級深恐革命勢力觸及他們的利益，竟迫不及待地和普軍談判，簽訂停戰協定，法軍十七萬投降。據此，馬克思指出：“國防政府在民族義務和階級利益二者發生矛盾的時候，沒有片刻的猶豫便把自己變成了賣國政府”；“階級的統治已經不能拿民族的外衣來掩蓋了；在反對無產階級時，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列寧在援引這個事例時說過，在法蘭西民族受壓迫、受屈辱的時候，法國資產階級卻把民族出賣給了普魯士人，并且“依靠壓迫民族的士兵來鎮壓敢于伸手奪取政權的無產者同胞。”
如上所述，民族壓迫，首先與主要的是壓迫民族中的剝削階級、統治集團對被壓迫民族中廣大勞動群眾的壓迫，而且雙方人民均受民族壓迫之害，因此，我們也容易明白：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中的無產者和勞動群眾及其他一切自食其力者，為什么比較容易接受和表現出樸素的國際主義民族觀，比較傾向于要求各民族間的接近、來往，而不贊成互相壓迫，甚至在一定條件下比較容易形成不同民族間的階級覺醒和團結，共同反對民族壓迫。這是因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中的人民境遇類似，階級本質相同，利害基本一致的緣故。這在歷史上也有許多事例可以說明。如日本軍閥侵略中國時，許多日本人民成立了反戰同盟一類的組織，在日本和中國開展反戰活動。又如普法戰爭前期，法國站在侵略與非正義一邊時，法國人民也不支持統治階級進行的戰爭，當時法軍士氣是低落的，而法國與普魯士兩國的先進工人，還曾共同發表聲明，表達相互和平友好的愿望。
3、民族問題不等于階級問題，民族問題更加廣泛、復雜，存在的時間更長
在階級社會中，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有密切聯系，看待民族問題不能離開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又有重大區別，不能混同。這就是說，除了階級、階級區別、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之外，民族、民族區別、民族矛盾和民族斗爭也是一個客觀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不能概括全部民族問題，不能把一切民族問題都簡單地當作階級問題處理。歷史事實表明，民族問題比階級問題更為廣泛，更為復雜，存在的時間更長，從而具有它自己的相對獨立性。
說民族問題比階級問題更為廣泛，這是從問題涉及的范圍或廣度來看的。民族問題不僅指民族壓迫和反對民族壓迫的斗爭，還包括民族語言、共同心理素質、風俗習慣、民族傳統（民族形式和民族特點）、宗教信仰、各民族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實現各民族間事實上的平等等等這樣一些重要問題。這些問題盡管有的也同階級問題有或多或少的聯系，有的還不免打上階級的烙印，或者是由于過去階級壓迫與剝削所造成，但是所有這些問題牽涉面都很廣，幾乎關系到一個民族的各個階級，是全民性的現象，因此都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階級問題。
說民族問題比階級問題更為復雜，這是就問題性質或深度來看的。
例如民族壓迫，對被壓迫民族來說，就是一個帶全民性的問題；而反抗民族壓迫（特別是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斗爭，基本上也是一個全民性的任務。在外敵當前的情況下，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一個民族中的不同階級，卻有著共同的民族利益。這是民族問題比階級問題更為復雜的一個重要表現。
前已述及，民族壓迫的主要受害者是被壓迫民族中的人口占多數的城鄉勞動者、小資產階級等。但民族壓迫又有全民性，在被壓迫民族中，幾乎涉及到每一個階級和階層，包括剝削階級在內，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壓迫民族的歧視、侮辱、壓制、損害。這些剝削階級和階層，同壓迫民族也有矛盾。作為剝削者，他們在國內和民族內部階級關系上，是處于壓迫者的地位；但以所屬民族來說，又處于被壓迫的地位；而當外來民族壓迫、損害到他們的利益時，也會激發他們當中一部分人，甚或大多數人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因而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有參加反抗外來民族壓迫的斗爭的可能性。在中外歷史上，一個民族中的大多數，除勞動群眾外還包括剝削階級多數人在內，群起抵抗外族侵略與壓迫，是屢見不鮮的。
正因為反抗外來民族壓迫的斗爭具有全民性，民族因素是一個起重要作用的力量，所以一個民族要用暴力去征服另一個民族、滅絕另一個民族，使另一個民族永遠屈服是很困難的；壓迫與奴役別的民族的民族，都只能是“在為自身鍛造鐐銬”；“誰也不能奴役一個民族而不受懲罰。”古往今來，這種事例和歷史教訓不勝枚舉。
民族對民族的壓迫，首先和主要的是壓迫民族中占少數的剝削階級壓迫別的民族中的廣大勞動群眾，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在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勞動者之間，以及在不同民族的人們之間，也會發生和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矛盾，同樣是一個客觀事實。這是民族問題比階級問題更為復雜的又一個重要方面。
這種情況表現在：壓迫民族中的勞動人民，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對整個被壓迫民族（包括對廣大勞動人民）懷有民族偏見、歧視心理、精神優越感以及特權思想。而被壓迫民族中的勞動者，不僅敵視、憎恨壓迫民族中的剝削階級、統治集團，同時也會對壓迫民族中的廣大勞動人民產生民族隔閡、不信任心理以及憎恨和仇視，并且容易自然地表現出保守、排外等狹隘性。
馬克思不止一次地談到過英國無產階級對愛爾蘭民族懷著宗教、社會和民族偏見，他們對愛爾蘭人的態度，大致象以前美國奴隸制各州白色貧民對待黑人的態度；而愛爾蘭人則以同樣的態度加倍地回答英國工人，把英國工人階級看成是英國統治階級的同謀者和工具。因此，在英國每個工商業城市，工人階級都分裂為英、愛兩個敵對的陣營。列寧也說過，在沙皇俄國，大俄羅斯人總是輕蔑地以侮辱性的用語來稱呼少數民族；而俄羅斯人也“曾經引起所有其他民族的切齒痛恨”，對某些小民族來說，俄羅斯人這個名字就是“壓迫者”和“騙子”。列寧還曾指出：帝國主義列強對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壓迫，“使被壓迫國家的勞動群眾不僅憎恨而且不信任整個壓迫民族，其中也包括該民族中的無產階級。”
民族偏見、歧視、隔閡、不信任心理以及憎恨與仇視的產生和存在，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民族問題的極端復雜性。其所以會產生這種現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存在著民族壓迫制度以及統治階級思想的毒害與影響，統治階級慣于散播和培植民族偏見，制造民族隔閡，挑起民族紛爭，煽動民族惡感與仇視，這都不能不在勞動人民中間產生一定的影響，留下烙印或痕跡。列寧針對沙皇俄國的民族政策說過，幾百年來鎮壓被壓迫民族的歷史，統治階級所進行的系統的宣傳，“造成了大俄羅斯民族的種種偏見，成了大俄羅斯民族本身爭取自由事業的莫大障礙。”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不同民族在語言、文化、心理狀態、風俗習慣和經濟生活等方面存在著千差萬別，以及經濟生活的落后，小農業生產、宗法制度和地方閉塞性等等，都容易滋生并鞏固民族偏見和民族隔閡?；谶@些原因，要消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這些民族偏見、歧視、隔閡和不信任心理，就不能不需要很長的時間。
民族和階級都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產物，但它們是兩個不同的社會范疇。民族具有四個共同特征，是一個非常穩定的人們共同體，并且頑強地抗拒同化，因此民族存在的時間比階級存在的時間長。對剝削階級可以用暴力推翻和消滅，但對民族不能實行強迫同化和人為融合。民族是在一定條件下自行消亡的。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會有民族問題存在。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需要很長時間。一個國家內部和國際間階級斗爭的存在，也是造成民族問題長期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上述民族問題的廣泛性、復雜性、長期性，可以看出民族問題具有相對獨立性。
民族問題不是從屬于或附屬于階級問題的社會現象。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民族問題是社會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這個命題的意義只在于說明部分（民族問題）和整體（社會革命和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指出民族問題不能離開社會革命總問題而求得單獨的解決；不能由此論證民族問題是附屬于階級問題的社會現象，似乎除了階級問題和革命問題即別無民族問題，從而否定民族問題的矛盾特殊性即相對獨立性。人類社會發展史表明，民族問題在總的社會問題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重要性可與階級和國家問題并列。正因為這樣，歷史上任何階級、任何政黨和國家政權，不管它在主觀上是否認識到這一點，是出于主動還是被迫，都不能不制訂出一套適合于本階級利益的民族政策。
無產階級是歷史上最先進的一個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就有可能按照民族和民族問題發展的客觀規律辦事，去解決一個國家的民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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