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巴以沖突的深入開展，尤其是以色列國防軍在加沙地區犯下的種族屠殺罪行不斷被公之于眾，國內互聯網上支持巴勒斯坦、反對以色列的聲音也越來越成為主流。然而，這其中也不乏這樣一種現象：有不少網友聲稱“猶太人這個種族就不應該存在”，甚至把希特勒捧了出來，說現在理解他了，“希兒會保護好大家的”。
為了反對猶太軍國主義，就支持反猶主義，這種為了反對一個惡魔就去推崇另一個惡魔的行徑，實在是把“民粹”二字展現的淋漓盡致。不禁哀嘆：在這個推崇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辯證法的社會里，有些人眼中的世界就只有兩個極端，非此即彼。不知馬克思老人家知道了會作何感想。
可能有人會問：你們公眾號是不是收了以色列錢的“魷魚”啊？！如果猶太人真的人畜無害，為什么歐洲歷史上一直有反猶主義的傳統呢?
好，那我們今天就來溯源一下反猶主義。
猶太人的祖先是希伯來人（二者的區別這里先不講），原本生活在今天的阿拉伯半島一帶，后來進入了《圣經·舊約》中上帝賜予他們的“應許之地”迦南即今巴勒斯坦地區。由于長期身處熱帶沙漠中，生活條件艱苦，這種環境下很希伯來人就逐漸發展出了猶太教這種宗教來鼓勵族人——宗教總是源自于現實世界的苦難。而也同樣是因為這種地理環境加上長期被周邊的埃及等國家奴役，他們的這種宗教思想逐漸就走向偏激了——具有了封閉性、排外性。
而這種特點又使得猶太人這個民族被其他民族排斥——就好比一個班級里有個同學性格內向，每天沉浸在自己的愛好里不與其他同學交流，那他就很容易會被其他的學生視為“異類”，乃至遭遇霸凌。于是，猶太人往往無法在歐洲社會從事正式的職業，只好轉而去放高利貸，甚至于賣淫這種見不得人的事情。
這里引用一下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的一段話：
“從屬于統治階級的少數民族群體和宗教少數派群體，出于自愿或者不自愿地被排擠出具有政治影響力的職位，于是就趨向于以一種不尋常的力量投身于經濟活動領域。他們中最有能力的成員由于沒有機會成為國家的公職人員，都想方設法地在經濟領域中贏得社會對于他們能力的認可，從而滿足他們在這方面的愿望。”
這句話用于形容猶太人的遭遇再貼切不過了。
而正因為從事著這種行業，他們便更加被其他民族所不齒、敵視。而這就給統治階級帶來了便利——一旦自己的統治面臨著危機、社會動蕩，他們就可以忽悠民眾說：看見那幫骯臟的猶太人了嗎？就是他們竊取了你們的財富！于是，階級矛盾成功被轉移到了對猶太人的仇視上。這就是煽動民粹。而希特勒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能在德國上臺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這套說辭。
于是，猶太人就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因為自身的封閉而被排擠，然后因為被排擠而更加地封閉、與外界隔絕。這就是猶太人的悲劇，從古巴比倫到近代歐洲都是這樣。
這種反猶主義傳統思想也通過文學作品潛移默化地植入了民眾的頭腦中。比如在沙皇俄國——它在一戰前可謂是反猶主義大本營——在1903年出版了《錫安長老會紀要》一書，書中大肆宣揚猶太人有多大的陰謀，要發動戰爭、統治世界。此后該書長期被用作反猶主義宣傳工具。
（圖源：百度百科）
然而，反猶主義——和一切極端民族主義一樣——帶給人類的只有災難。遠的如公元1世紀60年代耶路撒冷猶太人反抗羅馬帝國暴政的“猶太戰爭”，近的如納粹德國。
尼祿（37~68），羅馬帝國猶太戰爭時期的皇帝
至于在今日的以色列，內塔尼亞胡這樣的右翼政客之所以能掌握話語權，恰恰是把猶太人所遭遇的苦難作為了一種“原罪”、一種政治正確——誰反對我誰就是反猶主義，就是文明的公敵，就是哈馬斯。
然而，如果為了反對現在以色列的這種猶太軍國主義，就支持反猶，那可是太幽默了。如此只會在民族仇恨的死循環中越陷越深。
現在正在進行種族屠殺的是以色列的資產階級政府，關那些現在的與歷史上的猶太身份的民眾什么事啊。
就是請記住：恨自己從未見過的人，這是罪惡的開始。或許會有人拿出黑格爾那句“人類從歷史里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學不到任何教訓”來哀嘆現實。但我還是想說，我們這個曾經受過帝國主義的壓迫，我們曾經在國際主義的指導下站起來，我們不能成為先烈曾經反抗過的敵人的模樣，成為列強，上演“屠龍者終成惡龍”的悲劇。
停止以“民族”的標簽來劃分人的尊卑、正邪、善惡，這才是人類的出路。
(《錫安長老會紀要》一書中文版里國內學者的寄語。圖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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