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瀏覽頭條，看到了《從辦公室通知，看公社大集體之不可行》（今日頭條：禾麥文化，2024-06-01 11:21）一文。
文章說：“從辦公室通知，看公社大集體之不可行”。“在機關、國企、乃至民企工作過的人都有體會。有些時候，會發一些內部管理通知，譬如：隨手關燈（避免長明燈），下班關空調（有下班忘關空調，空轉一夜的現象），隨手沖廁所之類的。”“你在自己家里的時候，會不會出門不關燈？有沒有出遠門不關空調的現象？你在家里會不沖廁所嗎？”
作者這種邏輯顯然是很荒唐的。
一，“辦公室通知”現象在私營企業一樣存在，為什么私營企業可行而公社集體就不可行？
如果從辦公室通知來看，不僅公社大集體不可行，即使是私營企業也一樣不行。有誰能保證私營企業不出現“辦公室通知”現象？在私營企業，有責任性和積極性的只是老板或股東，絕大多數的勞動者是缺乏積極性的。因為員工拿的只是預先基本固定的工資收入，它并不因為企業發展的較好而可以多拿。在這種情況下，員工整體處于消極狀態。
與私營企業相比，公社集體的生產成果所有社員都可以憑借勞動投入量（工分）進行分解。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休戚與共，呈現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緊密關系。為什么僅僅讓老板或少數幾個股東受益的私營企業反倒可以正常存在和發展？而讓人人都受益的公社集體反而不可行呢？這在邏輯上說不通！
二，“辦公室通知”現象在家庭也普遍存在，為什么家庭可以存在和發展，公社集體不可行？
如果從“辦公室通知”現象來看，按照作者的邏輯，家庭早就應該滅亡了。因為即使在家庭中，完全可以存在類似出門不關燈、出遠門不關空調的情況。家庭成員之間同樣存在著勤與懶、享受多與少的區別，據此是不是可以判斷家庭都應該走向解體呢？
類似這種管理不到位，出現某種漏洞的現象，別說是公社大集體，在任何組織、單位都是會存在的。因為只要有人群存在的地方，總是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少部分比較積極；少部分比較消極，而中間大部分則常常處于浮動狀態，或者他們趨向積極；或者他們趨向消極。即使是在一個家庭中，那怕是只有夫婦兩個人，相互之間也有勤與懶的差別存在。因為人與人之間總是存在著多個方面的差別，就如十個手指頭，伸出來總有長短，不可能一般齊。一個群體的行為狀態，主要決定于起主導作用的那部分：如果是積極的部分居于支配地位，那這個單位整體走向積極，只有極少數處于相對消極狀態；如果是消極的部分居于支配地位，那這個單位整體就會走向消極。
三，既然并非“所有的集體都不好”，那關鍵在于基本制度，而不要把管理問題與基本制度混為一談。
作者認為：“并非說，所有的集體都不好。而是說沒解決好‘成本意識’、‘責任心’、‘歸屬感’，以及更深層次的‘責權利’明晰，‘勞動成果和獎懲掛鉤確定性’，沒解決好‘法不責眾’機制的集體，永遠不會有好結果。”
在這里，作者認為并不所有的集體都不好，這個認識是對的。而后面作者提到的成本意識，責任心、歸屬情感，責權利，勞動成果和獎懲掛鉤確定性等問題，是有兩種不同性質的區別的，即一是基本制度問題；一是管理問題。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一個集體成員有沒有責任心、歸屬感？勞動成果和個人收入是不是緊密關聯，這是由基本制度決定的。在人民公社生產隊，社員所能分配的只能是勞動集體的生產成果。田里能夠得到的，才能拿來進行分配，因而在整體上生產隊是作為獨立的經濟實體存在和發展的。僅此一點，就讓每個社員不僅自己要更多、更好地投入勞動，而且更要關心集體生產狀況和整體管理狀態。因此，生產隊社員是會通過社員大會的途徑，來決定生產隊的重大事務及隊干部的合適人選。也就是說，生產隊在整體上，比起一般的私營企業，具有更強大的發展動力。這是因為生產隊是每個社員的利益都與集體生產的成果相關聯，而私營企業只是老板或股東的收入與企業生產成果相關聯。動車比常規列車具有更強大的動力和速度，是因為動車不只是機車有牽引力，而且每個車輛也自帶動力。人民公社生產隊的第二個特點是，個人收入與個人勞動投入狀況緊密關聯。在時間工條件下，你要有足夠的時間投入，才能取得相應的工分積累；在定額工的條件下，你必須有更快更多的勞動投入，才能與別人保持一樣的工分，或者超越別人的工分量。因此，只要工分制的具體形式既能與具體的生產要求相適合，同時又確實反映社員投入的差別，生產隊就會有良好的、適合生產需要的勞動狀態。
公社大集體就它的基本制度，相比一般工商企業有更大的優越性。這是因為，公社大集體在經過“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調整之后，建立能夠體現社員勞動所有權的基本制度。這種制度就是在管理上，由社員大會、隊委會領導下的隊長負責制來體現社員的勞動管理權，在分配上則采用工分制來反映社員投入的勞動量的差別，并在產品分配上把這種差別體現出來，體現了社員的勞動分配權。而一般建立產權制度的企業，它所反映的是資產的權利，而不是勞動者的權利。因此，這種企業只有真正握有資產的老板或股東才有積極性和責任性，而廣大的員工是缺乏積極性和責任性的。
在所有進行集體生產的單位，都存在著管理問題。這與多種因素有關。第一，生產集體的基本制度，也是有其變化規律的。因此，當基本制度的具體形式需要調整時，就需要管理人員來適應這種調整的需要；第二，勞動集體的生產經營過程中會遇到各種新情況，新環境，這也需要管理人員和戰略指導思想的轉變。這同樣也是重要的管理問題，甚至是決定企業或勞動集體命運的管理問題。第三，管理人員本身，特別是主要管理人員本身也具有階段性的變化，也有一個由適應階段到不不適應階段的變化的現象，因而管理問題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普遍的。管理問題的解決可以通過改變主要管理人員或修改具體的管理制度、方式來實現。某個集體或企業，出現某些不正常現象，常常不是基本制度的問題，更多的是管理性質的問題。把管理問題混同于基本制度則是一種無知。
四，不懂公社大集體的經營機制，別對公社大集體亂做評價。
作者認為：“并非說，所有的集體都不好。而是說沒解決好‘成本意識’、‘責任心’、‘歸屬感’，以及更深層次的‘責權利’明晰，‘勞動成果和獎懲掛鉤確定性’，沒解決好‘法不責眾’機制的集體，永遠不會有好結果。”“人民公社大集體，恰恰這些都沒解決。反映在現實，就是心態的松懈，對集體財產的浪費、消耗性使用、不在意、不愛惜。一方面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浪費損耗嚴重，日積月累，就是整體的低迷。”
從這段議論不難看出，作者對公社大集體的運行機制并不真正了解。在進行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調整之后，人民公社的基本單位一一生產隊即形成了由勞動收入波動為特征的按勞分配機制：這種機制一方面使勞動者個人收入與個人勞動狀況相關聯，形成了生產隊內部的多勞多得的機制；另一方面把勞動者的個人收入分配直接與生產隊的生產成果直接相聯系進行分配，使社員的收入隨著集體生產的狀況而自然波動，從而形成了社員對生產隊管理狀態和生產狀況的關注，并通過社員大會、隊委會的管理體制為社員根據自己的利益要求調整生產隊管理狀態和生產狀態形成了適合的調節途徑和方式。這就是真正的按勞分配機制。
而從作者所提的“成本意識”、“責權利”、“勞動成果和獎懲掛鉤”等內容可以看出，他是用產權型企業的一些概念來套用到公社大集體，完全不了解作為大集體的生產隊本質上是一種勞權型企業，因而有不同于產權型企業的經營機制。這與用西方經濟學來分析大寨模式的是一樣謬誤的。
五，說公社大集體“浪費損耗嚴重”、“整體的低迷”是張著眼睛說瞎話。
作者所說的“心態的松懈，對集體財產的浪費、消耗性使用、不在意、不愛惜。一方面效率低下，另一方面浪費損耗嚴重，日積月累，就是整體的低迷。”如果用來描述現在的民營企業整體狀態還算適合，但用來描述公社大集體那就非常荒謬了。人民公社大集體時期，由于生產力水平極低，物資緊缺，開始時生產隊都要用雜草、溝泥來制作農家肥料，要用誘蛾燈這種物理方法來治蟲，哪來的集體財產給你浪費？哪來的集體財產給你消耗性使用？這“浪費損耗嚴重”又從何談起？
人民公社從1957年到1983年，共有25年左右的時間。在這25年時間里，我國人口從6億多人增加到10億多人，也就是說，我國農業經過二十多年的時間發展，從養活6億人發展到養活10億人，農業勞動生產力增加了60%以上。這是“整體的低迷”？
人民公社使我國原始種植的農業生產狀況出發，先后實現了農業生產的電力化、水利化、種植管理科學化，并進一步向農業生產機械化、農村工業化發展，這是沒有效率的表現？
難道在評價公社大集體，不需要從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整體發展的基本情況出發？
六，在那個艱苦奮斗的時代哪來的“心態松懈”？
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經過那個時代。但從他說“松懈的心態”這樣的描述不難知道，作者對公社大集體的情況缺乏基本的了解。
從大的環境來說，我國的農業在公社開始時，是以人力和畜力為基礎，農業生產還處于原始種植狀態。在沒有實現電力化和水利化之前，我國農業基本上還是靠天吃飯狀態。在我國人口增長速度不斷加快的環境下，迫切需要糧食生產水平的提高。在這種環境下，試問是誰有“松懈的心態”，是國家領導人，還是各級政府部分？是既要保證交夠國家公糧的社隊干部？還是要養活一大家子的社員？
人民公社時，一到大忙時，各行各業都要支援農業，那些老師、各單位干部、甚至是社隊企業管理人員及工人，都要到生產隊農業生產勞動。試問，在這種環境下，誰有“松懈的心態”？
人民公社的發展過程，就是一個創業過程，從沒有醫療衛生系統到健全的社隊醫療衛生系統；從沒有學校到普及農村的中學教學；從沒有電到農業生產的電力化；從靠天吃飯到灌排系統的建立；那畝產從一、二百斤到三、四百斤，從三、四百斤到五、六百斤，七、八百斤；……。所有這一切都是依靠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不斷實現的。在這樣一個艱苦奮斗的創業過程中，無論是社隊干部還是社員，怎么可能是“松懈的心態”？
七，公社大集體有沒有尊重人性？
作者談到“因為沒有尊重人性，注定不會有積極性，注定不會有產量。”
在這里，又談到了人性。說到人民公社，說到大集體，許多人總要談到人性，言下之意，就是人民公社大集體沒有尊重人性。這顯然是一種無知。
說到人性，它總是以現實的人為對象的，而非抽象的、一般的人。
現實的人，在當今社會，可以區分為兩個基本類型：那就是資產所有者和勞動所有者。
資產所有者，也稱為資本所有者，更具體地說，就是企業的老板或股東。他們的人性是什么呢？那就是追求盈利最大化。經濟學家把這種人性抽象化，作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于是便有了“經濟人”的假設。
勞動所有者，也稱為工本所有者，更具體地說，就是實現按勞分配的公有制經濟中的勞動者，他們一方面除了自己的勞動之外，誰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這就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概括的“勞動人”概念。作為“勞動人”的人性的體現在于用自己提供的勞動追求消費價值量的最大化。這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假設。
無論資產所有者還是勞動所有者，都是自利的。只不過兩者滿足人性的形式不同：在按資分配的環境下，所體現的是資產所有者或資本所有者追求產權，滿足盈利最大化的本性；在按勞分配的環境下，所體現的是勞動所有者或工本所有者追求勞權，滿足消費價值最大化的本性。一個是謀求資產增殖的利益要求；一個是謀求勞動價值化的利益要求；一個需要建立的是產權制度；一個需要建立的是勞權制度。
公社大集體的勞權制度，相比于產權制度，它體現了生產隊所有勞動者的人性要求，而不僅僅是個別或少數人的人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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