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條件下的勞動、商品與資本——基于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的辨析
【內容提要】
《數字資本主義》一書全景式呈現了數字資本主義的各種現實問題和理論挑戰。由于它把數據或信息本身看作商品，把通過信息產生的價格差異看作數字商品所具有的價值；所以不僅混淆了商品和產品，而且混淆了商品價值和價格。它認為只要存在稀缺性和差異，就會有商品生產和交換，這是對商品生產的歷史條件的誤解。由于它把數字平臺用戶購物甚至是游戲娛樂活動，把平臺向平臺客戶提供的數字服務，都看作生產商品和創造價值的數字勞動，所以不僅混淆了創造價值的勞動和不創造價值的勞動，而且混淆了勞動和非勞動。它認為數字技術會替代還是拓展人的勞動取決于技術文化和價值觀的引領，這是對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關系的顛倒。它把資本等同于貨幣，認為通過大規模私人定制服務，提高消費者支付意愿，不僅可以為平臺資本或數字資本創造生產者剩余即利潤，而且可以使數字資本主義得以延存，這既是對資本本質的誤解，也是對資本利潤源泉的誤解，更是對資本主義暫時性、歷史性的無知。
【關鍵詞】
數字勞動 數字商品 數字資本主義 《資本論》 馬克思
作者簡介：
王峰明（1966-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084）。
文章來源：
《馬克思主義研究》2023年第12期。
互聯網、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的發展，不僅改變著人們的現實生產和生活方式，也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認知模式，一個所謂的“數字經濟”時代悄然而至。置身其中，既面臨各種令人難以消化的新事物新概念的沖擊，如數字勞動、數字商品、數字價值、數字資本和數字資本主義等；也面臨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新情況新問題的糾纏，如什么是數字產品？數字產品是商品嗎？什么是數字勞動？數字勞動創造價值嗎？什么是數字資本？數字資本實現剝削的機制是什么？數字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又是什么？等等?？梢哉f，這些概念和問題均觸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根本，不僅考驗著馬克思經濟思想的當代性和現實解釋力，更考驗著我們對馬克思經濟思想理解和把握的程度。本文立足于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以森健、日戶浩之所著《數字資本主義》（下文簡稱“森著”）為個案，對數字經濟條件下的商品生產、價值創造和資本剝削等問題予以辨析。
一、數字商品與商品價值
1.要把商品與產品區別開來
“森著”講：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中，人類勞動力轉化為商品，得以在市場上進行交易；而在數字資本主義社會中，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事物所生成、發出的信息都會被用于交易，成為“產出價值的存在”，各種信息本身成為具有價值的商品。可以說，數字資本主義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即“人類將自身的‘活動信息’作為商品出售的時代”。數字化帶來顛覆性影響的產業之一，是音樂發行業。音樂作品本身實現了數字化，先是把唱片變成了CD，隨后又進一步發展為不借助實體媒介的數字發行形態。并且，由于音樂、視頻等數字化產品的復制成本幾乎為零，所以“森著”把以免費數字服務形式存在的商品與在它之外的常規商品和服務區別開來。那么，如何看待“信息商品”或“數字商品”概念？數字產品例如在電腦上可以免費（其實，就一般情況而言，既然是免費的，就絕不是商品；是商品，就絕不會免費提供，或者說，免費提供只是一種形式）下載的數字音樂和提供這種音樂的所謂“數字服務”究竟是不是商品？
在馬克思看來，第一，“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統一，即商品”。因此，商品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嚴格地講是價值）的統一體。第二，就商品的使用價值而言，一個人“要生產商品，他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即生產社會的使用價值”。因此，商品的使用價值對于商品生產者具有一種“排己性”，產品可以直接滿足生產者自己的需要，商品則不然，生產者必須通過交換才能獲得滿足自己需要的產品。第三，就商品的價值而言，價值量由生產一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非個別勞動時間）決定。因此，商品價值量的計算存在著一個時間上的“邊界”，若超出這個邊界，所耗費的勞動就不會形成商品的價值，就是一種無效勞動。
以此來看，一方面，就一首歌的歌詞、曲調和精神內容（信息）而言，無論由歌手演唱還是刻成光碟或保存在電腦上，演唱或傾聽多少次不僅無任何損失，反而有助于強化和加深人們對詞曲的記憶和對歌曲意蘊的把握。在此意義上，作為信息產品或數字產品的一首歌，由于其使用價值（滿足人們聽“歌”的需要）不具有排己性，可以同時滿足“演唱-生產者”和“欣賞-消費者”的需要，所以并不是商品。其實，一切精神產品和精神活動都具有這樣的特征。另一方面，任何信息產品和數字產品并非像“森著”所言可以不借助實體媒介，恰恰相反，它們都離不開一定的物質載體。就這種載體而言，歌手演唱一次，就消耗一次身體（歌唱力），多給他人演唱一次，留給自己的就少一次；把CD（光碟）留著自己聽，就不能賣給或借給他人聽，或者，借給他人聽一次，自己就少一次；數字音樂多下載一次，電腦就會損耗一次，讓給他人或留給自己的就少一次。這些都顯示出信息產品或數字產品使用價值所具有的“排己性”。但是，由于這種排己性都源自信息產品或數字產品的物質載體（而非精神內容），所以它們實際上與其他作為物質產品的商品（“森著”所謂的“常規商品”）并無二致。只不過，它們或者是歌手歌唱能力和演唱設備的出賣，或者是刻錄光碟的勞動力和其他物質材料的出賣，或者是制造數字音樂的勞動力和各種物質設施的出賣。不言而喻，這些物質載體在生產和制作的時間上都存在著邊界性約束。
這與“森著”所理解的信息商品或數字商品是不同的。它把信息或數據本身，從而把包含了這些數據或信息的精神過程或精神產品看作商品。而實際上，精神產品和精神活動與物質產品和物質活動具有本質的區別。一首歌、一個CD、一個數字音樂，當它是精神產品的時候，就決不是商品而是產品；當它是商品的時候，就決不是精神產品而是物質產品。作為一種精神產品，歌曲由歌詞、曲調和意義等信息構成，而演唱過程則是歌手“歌唱能力-商品”的使用價值得以實現的過程。聽眾購買了歌唱能力-商品，就購買了作為其使用價值的演唱過程，否則，歌手的歌唱能力就僅僅是一種可能的商品。顯然，蘊含在歌手身體中的歌唱能力是商品，但歌曲或信息本身則不是商品。歌唱能力是一種物質的力或可以測度的物理量，但歌曲本身則不是物理-自然存在，而是一種包含了符號和意義的精神存在。當然，作為一種商品，歌手的歌唱能力是通過消費物質生產勞動者所創造的生活資料（商品）而形成的。這就是物質產品與精神產品、商品與產品的本質區別?？傊?，正是物質載體（身體、光盤、電腦）決定了一首歌、一個CD、一個數字音樂的使用價值（即演唱過程或播放過程）的排己性，要得到其價值（貨幣），就必須讓渡其使用價值。
至于“森著”談到的數字服務與商品的關系問題，馬克思的以下分析可資參照。作為生產過程的產品，商品在一些人那里被看作一個與各種生產要素不同的“物質的東西，是一個離開生產過程而獨立存在的，并且具有和生產要素的使用形式不同的使用形式的物品”。但是，有一些生產過程的產品，由于它們不是一種與生產過程不同的、只有在生產出來之后才作為交易品執行職能，即作為商品來流通的使用物，它們只能在生產過程中被消費，所以在一些人（例如亞楚普羅夫）看來，它們“不是新的物質的產品，不是商品”，而是一種“服務”。由此，他們把服務與商品并列起來，視為兩種不同的交易品。而在馬克思看來，這種服務本身就是一種商品。如果說前一種商品是以實物形式存在的商品即實物商品，那么，服務就是以過程形式存在的商品即“過程商品”。
以運輸業為例，它既包括商品運輸也包括非商品運輸。就后者而言，第一，不論是客運還是貨運，結果都是旅客或貨物所處的場所的變動，而運輸業所出售的東西，就是場所的變動本身。換言之，這種位置移動本身，就是一種物質產品，就是一種商品。第二，就其使用價值而言，這種位移所產生的效用，是與運輸過程即運輸業的生產過程不可分離的。因為，旅客和貨物是與運輸工具一起運行的，而運輸工具的運行，它的場所變動，也就是它所進行的生產過程。并且，這種效用滿足了購買者的某種需要，如旅客觀光、客戶搬家時對位移的需要，即滿足了人們“行”的需要。顯然，這種觀光或搬家時的位移效果（使用價值）對于運輸工人具有“排己性”，就是說，它不能同時滿足運輸工人和客戶對位移的需要。第三，就其價值而言，“這種效用的交換價值，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交換價值一樣，都是由其中消耗的生產要素（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價值加上運輸工人……所創造的……價值決定的”。并且這種價值的量是由運輸勞動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換言之，運輸勞動在時間上存在著一個“邊界”，超過這個邊界就是一種無效的得不到報酬的勞動。因此，馬克思講：“運輸工具在它執行生產職能、從而停留在生產領域時產生的那種有用效果即場所變更，同時可以進入個人消費，例如旅客的個人消費。這時，旅客使用運輸工具就像使用其他消費資料一樣，也要支付報酬。”此相同的還有郵電業，傳送消息、書信、電報等的（服務）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商品即過程商品，客戶為此要支付報酬。郵電業和運輸業統稱“交通工業”，這是一個獨立的產業部門或工業部門?？梢?，不僅存在著實物商品，而且還存在著過程商品。只不過，這種服務商品僅限于交通工業。如若像“森著”那樣把它擴展到信息或數字服務行業，就有些過頭了，因為后者所提供的服務并不是位置移動這樣的物質結果和效用，而是信息和數字的保存和傳輸。
2.要把商品的價值與價格區別開來
為了說明數字技術對經濟增長和GDP的影響，“森著”借用了經濟學“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兩個概念。生產者剩余就是價格與成本的差額，即生產者的利潤；相對而言，消費者剩余則是價格與支付意愿額的差額，簡單地說就是“實惠感”。為方便起見，它把消費者剩余解讀為客戶剩余或客戶滿意度，而把生產者剩余解讀為企業利潤。二者的差異在于：生產者剩余可以用一定貨幣額來表示，而消費者剩余通常無法被換算成一定的貨幣額。換言之，生產者剩余可以計入GDP，消費者剩余則無法體現在GDP中。最后，“森著”把生產者剩余與消費者剩余的總和稱為“總剩余”。因此，總剩余既包括能夠客觀衡量的生產者剩余，也包括只能主觀衡量的消費者剩余。在它看來，總剩余才是一種商品或服務產出的真正意義上的“附加價值”。
馬克思指出：“商品在金上的價值表現——x量商品A=y量貨幣商品——是商品的貨幣形式或它的價格。”價格規定固然以價值規定為基礎，但是，在價格中畢竟加進了“新的要素”。如果說一般勞動耗費是決定價值的唯一因素，價值決定因而是一元的；那么，價格決定則具有多元性，市場上任何因素的變化都會影響一種商品的價格。鑒于商品價值和價格的區別，馬克思反復強調：“商品的價格即商品價值量的指數”，“價格作為商品價值量的指數，是商品同貨幣的交換比例的指數”。“指數”所表達的，就是在各種因素作用下商品價格圍繞價值發生的變化及其程度。
以此來看，“森著”對商品價值和價格及其關系的理解是極其膚淺的。其一，“森著”混淆了一種商品的價值和價格。因為，它把由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構成的總剩余視為一種商品或服務的附加價值，然而，無論是生產者剩余還是消費者剩余，都不過是一種價格而非價值。一方面，生產者剩余可以用確定的金額即貨幣來表示，而一旦用貨幣表現出來，就是商品的價格而非價值。因此，生產者剩余實質上是一種商品的實際價格與其成本價格之間的價格差。另一方面，支付意愿額取決于對一種商品或服務的滿意度，由于這種滿意度難以測定，所以支付意愿額也難以確定。盡管如此，與生產者剩余一樣，消費者剩余終究也是一種價格而非價值，即一種商品的支付意愿額（出價）與其實際價格之間的價格差。這樣，“森著”就把價值和價格混淆了。在它看來，“價格可以說是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對總剩余（價值）進行切分的刀刃”?？吹絻r格機制是一種價值分割機制，這一點沒錯；但它所說的總剩余不過是一種價格加總而非價值加總，即是一種總價格而非總價值。
其二，就支付意愿與價格決定的關系而言，第一，一種商品的實際價格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消費者的滿意度和由此決定的支付意愿無疑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把滿意度從一種商品的價格決定中分離出來，把支付意愿額和實際價格分割開來，這本身就不合邏輯。第二，如果不考慮第一點，對消費者來說，一種商品的價格總是越低越好，越低越滿意?；蛘哒f，他總是會盡量壓低商品的價格。支付意愿額高于實際價格的情況不能說沒有，但絕非一般人（或許那些富人除外）的常態。第三，即使有支付意愿額高于實際價格的情況，但同時也會有低于實際價格的情況，二者在供求雙方討價還價的博弈中最終會被拉平，從而使“森著”所說的消費者剩余成為一種子虛烏有的東西。
其三，或許有人會問，為何非得區分價格與價值？不區分有什么弊端？區分又有什么必要性呢？一方面，“貨幣雖然只是商品的價值形式，但價格可以完全不是價值的表現……因此，沒有價值的東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價格。在這里，價格表現是虛幻的”；另一方面，“虛幻的價格形式……又能掩蓋實在的價值關系或由此派生的關系”。因此，如果把價值和價格混為一談，就會誤以為一切取得價格的東西都具有價值，就會把商品與非商品混為一談。同時，也會抹殺事物的本質（價值）與現象（價格）的區別，使得經濟科學——透過現象把握本質是一切科學認識的根本宗旨——變成多余的東西。如果說這些是把價值和價格區分開來的理論意義，那么，其現實意義則在于：因為價格機制是價值分割機制，所以正是本身沒有價值的東西取得了價格的形式，才使得那些本身具有價值的商品難以賣出去，無法實現或只能部分地實現自身的價值。進而，就會破壞經濟生活中的各種比例關系，輕則引起一些商品生產和經濟部門的衰退，重則引爆經濟危機。
“森著”不僅混淆了商品的價值和價格，而且對價值概念的理解極為混亂。例如，在展望AI、物聯網時代二手車市場的發展前景時，出現了令人費解的“功能價值”和“情感價值”等價值概念；后者是一種“主觀價值”，前者則是一種“客觀價值”；并且，所謂“功能價值”實際上就是AI給出的“推薦購買價格”。“森著”還提出了所謂的“稀缺價值”，即“時間”“個性化要求”和“信賴”。在它看來，時間是有限的，因而是稀缺的；由于復制他人的“個性化要求”并不能使自己滿意，所以“從本人的個性化要求只能由本人產出的意義上講，的確是稀缺的”；而“信賴是無法簡單復制的，只能腳踏實地地逐步積累”。因此，“‘時間’‘個性化要求’和‘信賴’在當今社會仍舊是稀缺價值，甚至在數字時代更顯得彌足珍貴”。實際上，盡管說稀缺的總是值錢的，但值錢的不一定是商品，也不一定具有價值。除非這里所謂的價值，不是商品（而是其他意義上的）價值。就時間而言，即使假定人們可以購買時間，但由于商品價值是人類一般勞動的耗費，所以勞動或勞動時間本身也沒有價值，其他意義上的時間同樣沒有價值。更何況，商品價值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關系，只有在一定社會關系中，以時間為計量尺度的人類勞動的耗費才轉化為商品價值。
3.要正確理解數字經濟與商品生產的關系
就商品生產而言，馬克思認為：一方面，“分工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雖然不能反過來說商品生產是社會分工存在的條件”；對商品生產者而言，“他們的勞動是以分工為基礎的，因此他們之間就要相互交換，他們的產品能否用來滿足他們的需要，則依賴于這種交換”。另一方面，“只有獨立的互不依賴的私人勞動的產品，才作為商品互相對立”；“假如他們作為共同的所有者從事勞動，那就不會發生交換了，而是共同消費了”。這就表明，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有二：一是勞動分工或分化，二是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沒有勞動分工，勞動產品就沒有作為商品來交換的可能性；而沒有私有制，這種交換也就失去其必要性。即使是最初發生在原始共同體邊界上的商品交換，交換雙方也“默默地彼此當作那些可以讓渡的物的私有者，從而彼此當作獨立的人相對立”。并且，也正是這種個別的、偶然的商品交換，反過來成為瓦解原始公有制和原始共同體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森著”看來，“只要稀缺性和差異依舊存在，就必定會孕育出交換價值，促使擁有不同價值體系的主體開展交易。換言之，它把稀缺性和差異看成商品生產和交換存在的前提條件。其實，稀缺的東西在使用價值上不一定具有“排己性”。例如，作為精神或文化產品，優秀的文學或藝術作品總是稀缺的，但由于共享性（而非排己性）是它們共同的特點，所以它們決不會轉化為商品。即使是那些既稀缺又排己地使用或消費的東西，它們要成為商品，就必須建立在勞動分工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一種勞動產品，如果不存在“排己地”使用或消費的必要，就不會為私人“排他地”占有和壟斷，而如果不為私人占有和壟斷，它就不會轉化為商品。同樣，在差異（例如不同的使用價值）存在的地方，如果不存在排己地使用或消費的必要，或者不存在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也不會出現商品生產和交換。可見，“森著”抽象地把稀缺性或差異確立為商品生產和價值創造的前提條件，這本身就值得商榷。
歷史地看，第一，身處不同自然條件和環境中的原始先民，他們生產著不同的產品，由此產生了最初的自然分工。正是基于這種自然分工，在原始共同體的邊界上發生了上述商品交換并出現了私有制的最初萌芽。第二，在由這種商品交換和處于萌芽狀態的私有制所引發的原始共同體的解體過程中，不僅產生了不同于自然分工的社會分工，而且產生了個體私有制和奴隸主私有制。勞動分工和奴隸主私有制相結合，使商品交換得以延續；而社會分工和個體私有制相結合，則產生了最初的商品生產。因此，商品交換在先，商品生產在后。第三，隨后，社會分工和封建主私有制相結合，延續了奴隸制共同體中的商品交換；而隨著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出現和社會分工的發展，商品經濟取代了自然經濟，實現了經濟形態的歷史性轉變。因此，商品生產在先，商品經濟的出現在后。第四，在數字經濟時代，商品生產和交換要存在，同樣必須具備勞動分工和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這兩個條件。“森著”顯然缺乏這種歷史視野，致使它完全誤解了商品生產和價值創造的歷史條件。
二、商品價值與數字勞動
1.要把創造價值的勞動與不創造價值的勞動區別開來
與數字商品和數字價值相關的便是“數字勞動”概念。在“森著”中，數字勞動指的是由數字平臺提供的免費搜索（如價格搜索）服務，由于這種數字服務可以給消費者帶來消費者剩余，所以它是一種創造價值的數字勞動。“森著”講：“我們每天都在使用免費的數字服務”，而“免費數字服務創造……消費者剩余”。并且，“這里所指的消費者，不僅包括B2C業務中的最終消費者，還包括了B2B業務的企業客戶”。
一種情況是：平臺“用戶只需支付網絡連接費用，就能免費使用谷歌的搜索服務、地圖APP提供的路線規劃服務、Facebook等SNS、Instagram的照片共享服務等”。由于這些服務提高了生活的便捷性，有助于時間的節約和生活質量的提升，所以提高了人們的實惠感和支付意愿額，從而創造出消費者剩余。另一種情況是：“伴隨著比價網站、電子商務網站的登場，消費者可以輕松對比不同的銷售者出售的同一產品的價格差距”；加之，“數字化的發展急劇降低了商品的搜索成本”；盡管這會“減少生產者剩余”，但卻可以“增加消費者剩余”。這或者是說，借助比價網站和電子商務網站所提供的數字服務，在壓縮商品價格與成本之間的差額的同時，可以把商品價格降低到消費者支付意愿額以下，從而創造出消費者剩余；或者是說，盡管數字服務或數字勞動是免費向消費者提供的，不會引起實際價格的提高，但卻提高了消費者的滿意度和實惠感，消費者“從中獲得了某種滿足（經濟學術語稱之為‘效用’）”，從而提高了支付意愿額并生產出消費者剩余。據調查顯示，“72%的消費者會先上亞馬遜網站收集信息，再到亞馬遜或實體店購買商品”。
如何看待“森著”的觀點？其一，在現實中，創造價值的免費服務或勞動是存在的。例如，馬克思提到的擦洗機器的勞動。這是一種追加勞動，如果沒有這種追加勞動，機器就會變得無法使用。因此，這里說的是在最嚴格的意義上把機器保持在能夠工作的狀態中的勞動。顯然，這種擦洗勞動是一種創造價值的勞動。但是，“在真正的工業中，這種擦洗勞動，是工人利用休息時間無償地完成的……這種勞動不計算在產品的價格中。從這個意義上說，消費者是無代價地得到了它。另一方面，資本家也由此節省了機器的維持費用”?？梢?，這種免費向消費者提供的擦洗勞動是由雇傭工人提供的，既不能抽象地說是資本主義企業提供的，更不能說是由資本家提供的。
其二，如果說數字服務或數字勞動創造了價值，那么，這既不是因為消費者購買到自己中意的商品，也不是因為節省了消費者的時間，更不是因為提高了消費者的生活質量，而是因為它作為社會勞動對象化或凝結在商品中了。消費者購買時間的節省并不意味著創造了商品價值，一如流通時間的節省并不意味著創造了商品價值，盡管增加了商品生產和價值創造的時間即生產時間。因此，純粹流通費用不僅不會增加商品的價值，而且不會存在于未來新社會的經濟運行中。以此來看，第一，就其作為消費者而言，平臺用戶通過價格搜索買到了最便宜的商品，并不等于創造了價值，一如節約成本不等于創造了價值。因為，一種商品價格的高低與創造價值是兩回事。第二，就一種商品的價格而言，一個人少支付的同時就是另一個人多支付的。因為，一種商品的價格總量與其價值總量是相等的，一種商品的價格與其價值在總體上是一致的。第三，當然，單從個體層面來看，買到較為便宜的商品的確是“賺了”，但這不過是一種表面現象而已。因為，一個人有因商品價格低而賺的時候，也有因商品價格高而賠的時候，從本質層面的長期趨勢和整體特征來看這兩種價格會相互抵消。
其三，在數字平臺提供的服務中，一些勞動例如維修勞動，既是真正創造價值的勞動，也是難以免費的。對此，需要進行具體分析。在馬克思看來，第一，對某種勞動資料如機器的使用者-資本家（這是對同一資本家所承擔的不同角色的區別，機器的真正使用者當然是工人）來說，假設他為這種固定資本預付了10000鎊，機器的預期壽命為15年，那么，每年的預期損耗就是2000/3鎊。第二，機器價值回收（即折舊）的實際計算方法（即簿記的方法）是：每年回收2000/3鎊（實際損耗）+1000/3鎊（維修預留）=1000鎊，而非2000/3鎊。這樣，他在10年內就可以收回預付的不變資本價值。只不過，這其中只有2000/3×10=20000/3鎊是折舊費，其余的1000/3×10=10000/3鎊屬于預留的維修費用。并且，這筆維修費用是根據“經驗”來確定的。第三，使用機器生產的最后5年，在加入維修勞動和維修費用的情況下，機器的實際損耗或折舊額是2000/3×5=10000/3鎊。這樣，后5年的折舊加上前10年的折舊正好是預付在固定資本上的10000鎊。第四，前10年預留的維修費用10000/3鎊便成為多出來的價值，其中一部分用于購買維修機器所需要的物的要素，另一部分用于購買維修勞動力。這筆費用當然是由機器使用者-資本家支付的，對他而言屬于不變資本的價值轉移，維修勞動既不創造價值也不創造剩余價值，因而是“一般非生產費用”。第五，就其作為機器維修的當事人-資本家而言，這筆費用中用于購買勞動力的部分屬于可變資本，維修勞動不僅創造價值而且創造剩余價值，因而是一種生產費用。這樣，維修勞動加到機器產品上的新價值就是：10000/3鎊（c+v）和按照一定比率創造的剩余價值（m）。因此，馬克思講：“每一個較大的工廠，除了真正的工廠工人，還雇有工程師、木匠、機械師、鉗工等人員（即維修工人。——引者注）。他們的工資是可變資本的一部分，他們的勞動的價值分配在產品中。”以此來看，谷歌等數字平臺要提供數字（搜索）服務，就需要雇用設備維修員或修理工。他們的維修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并且這些價值包含在數字設備的使用過程（即服務）中。如果說這部分維修勞動是免費的，那也不過是一種表面現象，實際上會通過各種渠道以各種方式得到補償。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平臺用戶在使用數字平臺的過程中，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留下各種信息和數據。由于“森著”把這些信息和數據看作數字商品，所以這一過程就成為創造價值的“數字勞動”。
一種情況是：面向潛在廣告主的搜索關鍵詞出售服務。例如，“谷歌在搜索服務中產出消費者剩余，在搜索關鍵詞的出售業務中產出生產者剩余”。就是說，數字平臺（如谷歌）用戶在使用平臺的關鍵詞搜索服務過程中，會不自覺地留下各種信息和數據，例如性別、年齡、住址、職業、消費偏好乃至價值取向等。平臺企業將這些信息和數據打包成商品，并向廣告商出售。對平臺企業而言，它可以按照廣告商的支付意愿額或與之接近的價格確定這種數字商品的出售價格，由此獲得生產者剩余。對于廣告商而言，由于其支付意愿額與實際價格持平或接近，所以其消費者剩余會減少甚至消失。另一種情況是：“由顧客提供數據，生產者據此提供定制化商品和服務，抑或是由生產者提供讓顧客有機會自主參與商品及服務設計的平臺”。就是說，數字技術和平臺技術的發展極大地降低了傳統“定制服務”的成本，解決了一直以來困擾著企業的私人定制與利潤率之間存在的此消彼長的關系。與此同時，依托平臺技術的私人定制通過激發“個性化要求”，提高了消費者的支付意愿額，商品價格也隨之提高，從而給生產者創造出更多的生產者剩余。
在這兩種情況下，平臺用戶都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在第一種情況下，用戶使用平臺進行關鍵詞搜索的過程，既是消費平臺服務的過程，也是創造數字商品的生產過程。在第二種情況下，利用數字平臺提供個性化信息和數據的用戶，既是商品生產者，也是購買此種個性化商品的最終消費者。由此，“森著”提出了“（生）產消（費）者”概念，并指出：“對于在這種機制下產出的價值，我們難以判斷究竟有多少歸屬于生產者，又有多少歸屬于消費者（顧客）”。因為，“隨著數字化的發展，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界限正變得越來越模糊”。由于“我們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所以，“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的概念變得越來越不清晰”。
不難看出，就第一種情況而言，“森著”把不同的經濟關系和人們在這些關系中獲得的不同經濟角色混淆了。第一，作為生產者，產業勞動者在生產領域生產商品并創造價值。第二，作為交換者，商業勞動者在流通領域以“買者”和“賣者”的面貌出現，其職能是通過完成商品形態變化從而實現商品價值。因此，商業工人不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其工資來自對產業工人創造的價值的分割，一如商業利潤是對產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分割。第三，作為消費者，人們在消費領域的職能是實現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生產和實現都沒有關系。馬克思講：“使用價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費中得到實現”；“商品的使用價值，只有在商品進入消費領域以后，才能實現，才能發揮作用”。因此，消費領域不創造價值，消費者不是商品生產和價值創造者。第四，隨著交易的完成，商品一旦到了消費者手中，就不再是商品，也不再具有價值，而是轉化為消費品。因此，平臺用戶作為消費者使用數字平臺的過程，并不會生產任何商品，也不會創造任何價值。在此意義上，“森著”所謂“產消者”概念并不成立。就第二種情況而言，前述商品使用價值的“排己性”表明，如果自己生產自己消費，那就決不是商品生產，也不會創造任何價值。因為，“誰用自己的產品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他生產的雖然是使用價值，但不是商品”。同時，實現消費-需求與生產-供給之間的直接對接，這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商品經濟；自己生產自己消費或者是自然經濟，或者是產品經濟。在此意義上，“產消者”概念同樣不成立。
2.要把勞動領域與非勞動領域區別開來
在“森著”看來，平臺企業免費提供的數字服務之所以生產出消費者剩余，是因為提高了消費者的支付意愿額，而后者之所以得到提高，是因為提高了消費者的“效用”。消費者總是“會采取讓‘效用’最大化的行為，而效用則來自消費及（免費的）閑暇活動。免費數字服務的使用時間是閑暇活動的一部分”。“森著”把消費者剩余即價值的產生，不僅歸因于數字平臺所提供的免費數字服務，而且歸因于平臺用戶在閑暇時間對這種服務的使用和消費。特別是，它雖然把勞動、勞動時間與閑暇、閑暇時間區分開來，但當它認為后者也生產商品和創造價值時，恰恰混淆了二者在經濟意義上的本質區別。
馬克思把必然王國和自由王國區分開來，前者指的是物質生產領域，即人的勞動過程和勞動時間，后者指的則是與勞動時間不同的自由時間。就勞動作為一種必然王國而言，它“首先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就自由時間和自由王國而言，馬克思認為自由時間由“閑暇時間”和“從事較高級活動的時間”組成。如果說后者指的是用于科學研究和藝術創作的時間，那么，閑暇時間所指的就是用于娛樂和休閑的時間。馬克思在談到魯濱遜的孤島生活時，就斷然把祈禱一類的精神活動排除在“做工具，制家具，養羊駝，捕魚，打獵”等物質生產以外，認為“魯濱遜從中得到快樂，他把這類活動當作休息”。因此，決不能把勞動、勞動時間與非勞動、閑暇時間混為一談，這是兩種性質不同的人類活動和活動時間。
循此思路，人們利用閑暇在網上購物的時間，在本質上明顯不同于勞動時間。商品價值是抽象人類勞動的凝結或對象化，因此，只有勞動才生產商品和創造價值。閑暇時間中的購物，無論是通過數字平臺還是前往實體商店，都不成其為勞動，因此，都與商品生產和價值創造無關。當然，雖然說商品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但不能反過來講，所有勞動都是創造價值的勞動。撇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說，即使在商品生產和商品經濟條件下，有些勞動創造價值，有些勞動則不創造價值。因此，并非所有勞動都是創造價值和生產商品的勞動，要把這兩種具有不同性質的勞動區分開來。那么，究竟哪些勞動創造價值？哪些勞動不創造價值？創造價值與否的標準又是什么呢？
在談到運輸商品的勞動時，馬克思指出：“運輸所使用的勞動的結果就是使用價值的改變。也就是說，這種結果就是商品空間上存在的改變。這就是與商品的使用價值有關的規定。”可見，運輸勞動之所以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原因就在于這種勞動與商品使用價值在技術上形成一種必要的關聯。如果沒有運輸勞動，商品使用價值就是“未完成”的，就不成其為使用價值，也就不成其為商品。一如馬克思所言：“產品只有出現在市場上，才成為商品”。這樣，運輸業雖然處于流通領域，但實際上是一種追加的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過程在流通領域的延續。因此，既不能把商品運輸勞動歸入商業勞動范疇，也不能把商品運輸費用歸入純粹流通費用即非生產費用。與此相同的情況還有，商品流通中的貯藏、保管等勞動屬于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因為，“商品價值在這里被保存或者增加，只是因為使用價值，產品本身……必須經歷那些有追加勞動作用于使用價值的操作”。由于“它們與商品的使用價值有關”，所以就“在貯藏、保管、防止破壞性影響等等方面”的勞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它們是生產的補充過程”。
可見，只要與商品使用價值構成一種技術性關聯的勞動，就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就是生產勞動，哪怕它僅僅是一種腦力勞動（如商品設計師的勞動）。精神生產不創造價值，但決不能由此認為舉凡腦力勞動都不創造價值。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提出的“總體工人”概念值得重視。一方面，因為“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于勞動對象”，所以他們的勞動都與勞動產品及其使用價值形成技術上的聯系，因而是產品生產在技術上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因為“總體工人的各種職能有的比較簡單，有的比較復雜，有的比較低級，有的比較高級”，所以“他的器官，即各個勞動力，需要極不相同的教育程度，從而具有極不相同的價值”。
“森著”提到了“家務勞動”問題。對此問題，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一些家務是勞動，如做飯相當于加工勞動，洗衣服相當于維修勞動等；一些則不是勞動，如照顧老人和哺育幼童。家務既可以由夫妻共同承擔，也可以由長輩父母或晚輩子女來完成。但無論何種情況，家務勞動都不創造價值和生產商品。原因在于，家庭關系不同于生產關系和經濟關系。前者是夫妻、父母子女之間的血親、愛情、親情關系，后者則是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關系和對勞動產品的分配權關系。家庭關系以“情愛”為基礎，在勞動付出上體現無私和奉獻；而經濟關系則以“利益”為基礎，在勞動耗費上會討價還價、斤斤計較。即使雇人來做家務，如洗衣、做飯、收拾房間，也至多是勞動力商品與貨幣商品之間的交換關系，決不會形成商品生產和生產關系。
馬克思曾經談到資本家雇用教員的“教育工廠”，但這既不意味著教師是生產商品和創造價值的勞動者，也不意味著教育活動是一種經濟活動、教育關系是一種經濟關系。馬克思意在說明，在不考慮勞動過程的具體歷史形式和考慮這一過程的資本主義形式兩種情況下，生產勞動和生產工人概念具有不同的規定，不可混為一談。在前一種情況下，只要通過勞動生產出產品，就是從事生產勞動的生產工人。并且，隨著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本身的發展，生產勞動和生產工人概念的外延必然會擴大。而在后一種情況下，生產工人概念不僅包含活動與效果、工人與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而且包含一種歷史地產生的特殊生產關系，后者把工人變成資本增殖的直接手段。并且，生產勞動概念的外延縮小了，因為工人單是進行生產已經不夠了，“他必須生產剩余價值”。
生產剩余價值從而實現資本價值增殖，乃是資本主義生產勞動和生產工人的本質規定，這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目的決定的。資本家無論投資于物質生產領域，還是精神生產領域，這一點都不會改變。教師所從事的是精神生產，精神產品不是也不可能成為商品，精神生產不屬于商品生產。在此意義上，教師不是也不可能成為資本家的“生產工人”。但在教育領域，在資本家投資教育的過程中（如開辦私立學校等），存在著諸多與商品生產和交換有關的活動，例如教室的建造和修繕，各種商品的出售，教學設備的購置等，資本家從中可以獲得不菲的利潤（當然還有其他形式的利潤）。并且，這些利潤歸根到底都來自產業工人所創造的價值和剩余價值。在此意義上，教師充當了資本獲取剩余價值的手段和工具，或者說，資本對生產勞動者的剝削是通過教師與學生的教學關系這樣一種外在形式而實現的。這樣，教師充當生產工人就不過是一種表面現象而已，或者說，僅僅在為雇用他的個別資本家實現價值增殖的意義上，教師才是生產工人。
3.要正確理解數字經濟與人類勞動的關系
在數字技術與人類勞動的關系問題上，“森著”認為存在兩種數字技術：其一，人類替代型數字技術。這種數字技術不受人類個體能力差異的影響，即使無人參與也能達到穩定工作的狀態，因此也可叫作“去人類化”數字技術。其二，人類拓展型數字技術。這又分為兩種情況：一是使人類完善型數字技術，二是使人類強化型數字技術。前者指的是，在經過不同程度的訓練后，一種數字技術可以為人所掌握并大幅度提升人的勞動技能，從而使人類更加完善；后者指的是，通過將數字設備連接到人的身體上，使人體成為數字技術的一部分，從而使人的勞動能力得到加強。如果說前者是“數字技術的人類化”，那么后者就是“人類的數字化”。當然，在“森著”看來，一種數字技術如AI究竟會成為哪一類型的技術，取決于人類“如何使用”這種技術。并且，它還有一個判斷：如果說工業資本主義孕育出“勞動社會”，那么數字資本主義將逐步孕育出“活動社會”。在前者，為了生存而不得不進行的勞動是最有價值的活動力；而在后者，“人和物的一切活動（及相應信息）都將成為推動社會的原動力”。數字技術使得人類社會“從勞動社會轉變為活動社會”。
可以說，“森著”通過強調如何使用數字技術，把技術與技術的社會應用區別開來，這是值得肯定的。因為，技術是中性的，技術本身并不存在排斥人還是迎合人的問題。一種技術對人特別是對勞動者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完全取決于這種技術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條件，取決于掌控這種技術的是什么樣的人，后者又取決于這種人所處的經濟關系和生產關系。馬克思一再強調，要把機器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區別開來，這一點同樣適用于數字技術。因此，決不能抽象地談論數字技術的社會作用，要把數字技術和數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區別開來。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馬克思看來，人類勞動即物質生產領域始終是具有“自然必然性的王國”。要獲取生活資料以維系生存，人們就必須進行物質生產，因此，人類勞動永遠不會消亡。不僅如此，由于人類需要在不斷擴大，所以勞動這個必然王國還會“隨著人的發展而擴大”。但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上，由于勞動的社會形式不同，所以會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來。例如，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借助于機器大工業，人類勞動實現了科學化和狹義的社會化。而在未來新社會中，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由于生產目的不再是價值增殖，而是使用價值的增加，所以勞動者從勞動過程中徹底解放出來，勞動過程成為這樣一種社會過程：它無須依賴任何人類個體，同時，任何個體對之都有所貢獻。勞動變成了應用科學的過程，而科學成為一種社會的事業。這就是勞動的廣義社會化的實現，基于這種完全社會化的勞動的社會，當然不同于“森著”所謂的“活動社會”。因為，后者是一個人人生產信息商品的社會，前者則實現了從商品經濟向產品經濟的歷史性轉變。
以此來看，數字經濟中的人類勞動，不僅實現了勞動的自動化，而且實現了勞動的智能化。在自動化條件下，人尚且作為監督者和調節者，“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而在智能化條件下，處于生產過程的旁邊的是智能化的機器。單從技術關系方面來看，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飛躍，它向勞動者展示的是一個無限光明、極其美好的可能性世界。這種可能性能否變為現實，則取決于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變革，而后者又取決于物質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推動。而隨后我們將會看到，這一點恰恰是“森著”所無法理解的。
三、數字勞動與資本剝削
1.不能把貨幣與資本、非資本家與資本家混為一談
“森著”區分了四種不同的交換形式。在第三種交換形式即“商品交換（貨幣與商品）”中，“持有貨幣（資本）的一方擁有更強的力量，伴隨著貨幣（資本）持有方持續的資本積累，會產生貧富差距，造成一種區別于身份差異的不平等”。可見，它把資本看作貨幣，從而把資本與貨幣混淆了。而在馬克思看來，只要是資本，就必然會追求價值增殖即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由于貨幣是價值的獨立代表，所以資本在最初總是表現為一個“貨幣額”即一定數量的貨幣。但資本并不等于貨幣，“不是任何一個貨幣額或價值額都可以轉化為資本”。只有當貨幣充當無償占有工人剩余價值的手段，即充當剝削工人的手段時，貨幣才轉化為資本。
在“森著”看來，第三種交換形式的“主要社會構成體是資本家（及企業）”。在此，它僅僅在商品生產和交換的層面理解資本家，把資本家等同于商品交換者，不僅混淆了簡單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混淆了小私有制與大私有制即資本主義私有制，而且混淆了個體勞動者和資本家，混淆了資本家與非資本家。實際上，資本主義生產固然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基礎，但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規定決不在于商品生產和交換，而在于價值增殖和雇傭勞動；資本家固然是商品生產和交換者，但他更是工人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者即剝削者。“森著”講：“金錢并不是唯一的資本，各人所擁有的技能、閑置資產（私家車等）同樣能成為產出價值的資本。伴隨著共享經濟平臺漸趨多樣，智能手機等數字設備日益普及，每個人都能成為微型資本家，用自身的資本創造價值。”可見，它把一切創造價值的東西——除貨幣之外，還有人的技能、私人物品等——都看作資本，把所有擁有這些東西的人都看作資本家，把非資本家也看作資本家。
馬克思承認，在現實中人們可以在不同的經濟角色之間變動和轉化。行會師傅和個體手工業者可以通過雇用他人為自己生產剩余價值而成為“小資本家”，或者說，成為“介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即“小業主”，甚至可以通過擴大剝削和資本積累而成為完全脫離勞動的“不折不扣的資本家”。在現實中，個別工人也“有較多的機會例外地進行相當的儲蓄，并且依靠特別幸運的情況使自己成為……資本家”。但是，一方面，“這樣的情形按事物的本性來說是很少的”。就是說，工人成為資本家只是一種個別和偶然的情況，實際上是很難的，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分化和對立因而是一種固化和硬化的結構性存在。另一方面，由于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是人們在資本關系中獲得的經濟角色，所以在本質上資本家就是資本家，工人就是工人。二者的本質區別在于，盡管說資本家可以因其參加或多或少的勞動，從而造成作為資本家的成色——如小資本家、大資本家——的差異；但是，決定資本家之為資本家的不是他的勞動而是他“可以不”勞動，與此不同，工人則“不得不”即必須為資本家勞動。在本質上，只要是工人就不會有任何資本。有人認為：一個人經常被迫不斷重新把自己的勞動力，即把自己出賣給第三者，這就證明他是一個資本家，就證明他的勞動力是資本。對此，馬克思指出：“勞動力只是勞動者的財產……而不是他的資本。勞動力是他為了生存而能夠不斷出賣和必須不斷出賣的唯一商品，它只有到了買者即資本家手中，才作為資本（可變資本）起作用。”工人的勞動技能或勞動能力怎么會成為他的資本呢？
“森著”認為：在第四種交換形式中，即使是“民間企業也暫時停下積累資本的腳步，開展無需支付等價貨幣的商品、服務、知識技能的純粹贈予”。在此，它把資本積累與民間企業聯系起來，顯然混淆了資本主義企業和非資本主義企業。例如，基于個體私有制的企業與基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企業，就是兩種具有不同經濟性質的企業。一方面，在現象上二者具有相同的外部特征，例如，它們都是以賺取更多的貨幣為目的，都離不開商品生產和交換等。但另一方面，二者具有本質的區別。對基于個體私有制的企業而言，其生產目的在于“謀生”，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在于自己的勞動，生產過程因而是有限的并且不存在剝削關系；對資本主義企業而言，其生產目的在于“盈利”，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在于他人的勞動，生產過程因而具有無限性并且存在著剝削關系。
2.要正確理解資本利潤的來源
“森著”把資本主義界定為：“通過發現、利用、創造差異來獲取利潤，追求持續不斷積累資本（貨幣）的體系”。就是說，它把發現、利用和創造差異看作資本利潤的源泉，而所謂“差異”就是指價值或價格差異。因此，如果說生產者剩余就是生產者的利潤，那么作為利潤源泉的差異實際上就是一種商品的實際價格與其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資本利潤來源于價格或價值差異，資本主義就是利用差異而獲得利潤的經濟體系。并且，在“森著”看來，由于價格或價值差異的具體形式不同，所以，可以把資本主義劃分為商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和數字資本主義三種不同形式或三個不同發展階段。
就商業資本主義而言，“森著”認為：這是包括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的初始形態的資本主義。商業資本主義的特點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即它是通過找到已經存在的價值差異，從中謀求利潤的體系。典型個案例如，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從印度低價收購胡椒，運至歐洲后，以與金銀同等的價格出售，從中賺取利潤。與商業資本一樣，由于借貸資本“通過以高出資金周轉成本的利率出借金錢，將其中的差額轉化為利潤”，所以它“同樣是一種從貨幣價值體系的差異中賺取利潤的活動”。而在馬克思看來，無論是借貸資本還是商人資本，由于它們都“是剝削已有的生產方式，而不是創造這種生產方式”，所以只能寄生于各種陳舊的生產方式之間，“有資本的剝削方式，但沒有資本的生產方式”。因此，它們充其量是資本主義的前身，根本談不上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特定階段。資本主義的歷史是從基于簡單協作的手工業生產開始的，在那里，“同一個資本同時雇用人數較多的工人，因而勞動過程擴大了自己的規模并提供了較大量的產品”。
在“森著”看來，數字資本主義的利潤同樣來自價值或價格差異。因為，在數字資本主義中，將會有更多的與“時間”和“個性化要求”相關的資產及服務被引入市場。套用資本主義的定義，就是從顧客的時間價值差異及個性化要求差異中獲取利潤。這或者表現為：“在急需某種商品或服務的人，與現在并不需要相應商品或服務的人之間提供牽線搭橋的服務，從中獲取利潤”；或者表現為：“在原本只提供統一規格商品的市場中，通過為不同顧客進行大規模定制的方式來構成差異，進而獲取利潤”。因此，與工業資本主義不同，數字資本主義獲取利潤所依靠的，并不是生產大量千篇一律的產品，而是為不同顧客提供個性化定制服務。其中的關鍵就在于，如何通過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從客戶處獲得更多的“主觀”信息。在此基礎上，利用物聯網技術，把從設計到銷售的所有信息都串聯起來，構建起盡可能滿足每一位顧客需求的生產體系。在這一體系中，通過私人定制，不僅能提高產品價值，還能避免多余的庫存積壓，從而為生產者帶來巨額利潤?；蛘哒f，在私人定制中，通過激發“個性化要求”，提高消費者的支付意愿額，使價格提升的可能性和空間加大，生產者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傊跀底仲Y本主義時代，“人類發現數字空間中的價格差異，使用各類數字技術來構建起成本優勢，并通過定制商品和服務，來創造支付意愿額差異”。簡言之，就是借助數字技術，通過私人定制制造價值或價格差異，以此創造利潤空間并獲取利潤。
“森著”的上述觀點無疑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讓渡利潤”理論的當代翻版。這種理論曾經把商人的利潤歸因于“把貨幣價格加以比較并把差額裝入腰包”，或者說，“把利潤率，從而利潤，解釋為一個以無法理解的方式決定的加價”。對此，馬克思認為：從表面現象來看，商業利潤好像是通過賤買貴賣、即通過不等價交換而獲得的，因而好像是一種利潤讓渡，即賣者把一部分利潤轉讓給買者。但是，從持續不斷的交換中所呈現出來的本質和規律來看，一種商品的價格與其價值是一致的，等價交換是商品交換的基本規律。并且，這一規律恰恰是通過現象形態的不等價交換而實現的，而商人的利潤是也只能是產業工人創造的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分割（而非利潤讓渡）。
那么，這種分割是如何實現的？或者說這種分割的具體機制是什么呢？馬克思認為：在正常情況下，它是通過生產價格機制（即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來實現的，而生產價格又是通過自由競爭來實現的。當然，還存在獲取利潤或者說分割剩余價值的其他形式。諸如“偶然靠欺詐取得的利潤”，通過反復買賣等投機行為獲得的利潤，通過壟斷價格獲得的利潤等。不過，投機利潤和欺詐利潤都不在馬克思的“考察范圍之內”。對于壟斷利潤，馬克思講：“壟斷價格既不是由商品的生產價格決定，也不是由商品的價值決定，而是由購買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決定”。這并不是說，通過壟斷價格獲得的壟斷利潤來自購買者或消費者，而是說這種壟斷價格的高低和壟斷利潤的大小取決于購買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其源泉則依然是產業工人創造的價值和剩余價值。馬克思說：由于“某些商品的壟斷價格，不過是把其他商品生產者的一部分利潤，轉移到具有壟斷價格的商品上”；所以，在存在（自然或人為的）壟斷的情況下，“由商品價值規定的界限也不會因此消失”。
就數字資本的利潤來源而言，盡管說對其具體情況需要進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但從目前情況來看，由于它們大多數屬于商業平臺，所以馬克思關于商人資本和商業利潤的論述是更為適合的分析工具。那么，哪些產業勞動構成數字資本利潤的正常形式或來源呢？首先是農業、加工工業、建筑業、采掘業和郵電業等生產領域中的產業勞動。例如，就平臺廣告商而言，如果他們是從事生產勞動的個體戶，其創造價值的一部分會轉化為平臺資本家的利潤；如果他們本身就是產業資本家，其雇傭工人創造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會轉化為平臺資本家的利潤。其次是商品或非商品運輸業、數字平臺維修、管理等處于流通領域中的產業勞動。例如，為平臺資本所（正式或非正式）雇用的快遞員、外賣員、網約車司機等，他們的勞動屬于（商品或非商品）運輸勞動；而那些平臺維修和管理人員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受教育程度高，其勞動因而屬于復雜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和剩余價值具有自乘效應，是倍加的簡單勞動。如果說前一部分利潤是平臺資本家無償地對產業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的間接占有，那么，后一部分利潤就是對這種剩余價值的直接占有。當然，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要實現這種無償占有，都離不開在數字平臺工作的商業工人的純粹商業勞動。可見，數字資本利潤的來源，既不是作為消費者的平臺用戶，也不是那些作為職能資本家和個體勞動者的廣告商，更不是平臺資本家自己，而是也只能是處于生產領域或流通領域中的物質生產勞動者。
3.要正確看待數字經濟與資本主義的關系
“森著”認為：“數字技術是在資本主義中孕育出來的，推動著資本主義從第二階段的工業資本主義，進入可以被稱為數字資本主義的第三階段。”那么，數字資本主義又將走向何方呢？在它看來，數字技術既可以使資本主義延存下去，因為，“只要存在‘差異’和‘稀缺性’，獲取利潤的機會就不會消失，而這兩點并不會因數字化而消弭”；也可以推動其向共有制社會轉化，因為，“在‘零邊際成本社會’中，稀缺性將會從大量領域中消失，價格也會無限接近于免費。這樣一來，以獲取利潤、積累資本為目的的資本主義體制的存在感將會減弱”。只不過，后一種情況是社會選擇的結果，因而并不具有歷史必然性。一方面，這種選擇取決于數字技術將由誰來運用以及運用于哪個領域，這是對交換形式的選擇。另一方面，它又取決于在何種文化和價值觀指導下運用數字技術，這是對技術文化引領的選擇，這種技術文化決定著使用數字技術的價值指向或目的指向。
總之，借助數字技術對相關領域進行強化，抑或是基于某種技術文化來運用數字技術，將會成為數字化發展的關鍵。“森著”申言：它所提供的，“并不是數字化社會未來形態的唯一答案，即數字化發展的未來取決于人類，且伴隨著數字化進程，人類主觀意識的影響力將會越發凸顯”。
如何看待“森著”的觀點？第一，在對待數字資本主義的命運問題上，“森著”顯得十分糾結，表現出一種矛盾心態，認為數字經濟將促使資本主義沒落，又認為資本主義可以在數字經濟中得以延續。這種糾結的心態與其思想認識不無關系。如果說只要產出價值就是資本，那么人人都可以是資本家，在此意義上資本主義當然可以延續；如果說伴隨數字化發展，免費的數字服務（即所謂“共享經濟”）只能產出消費者剩余，而生產者剩余將隨之消失，那么資本主義就將失去存在的根基。第二，就技術的社會作用而言，它并不理解，一種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技術，最終會使既有的生產關系和經濟關系從生產力發展的“形式”向阻礙這種發展的“桎梏”轉變，這時就會被更為先進的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關系和生產關系所取代。就是說，在歷史發展的本質和規律層面，一種先進的技術或遲或早會使生產關系和經濟關系發生質變，從而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開辟道路。在此意義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否適合或適應數字技術所推動的生產力發展的需要，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第三，社會發展歸根到底并不像“森著”所言取決于人的文化、價值觀等社會意識的作用，而是取決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取決于人們所處經濟關系和利益關系的作用。若離開經濟關系和利益關系，觀念、意識、文化就會出丑！“森著”顯然顛倒了文化與經濟的關系，片面擴大了價值觀和社會意識的歷史作用。不僅如此，人類社會的未來圖景將會怎樣？我們雖然無法予以“是什么”的肯定性回答，否則就是一種宗教預言。但并不能由此排斥對未來的科學預測，因為，我們可以立足當下社會的“是什么”（即現實存在）對未來予以“不是什么”的否定性回答。正是基于此，馬克思作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即人類社會未來必然“不是”資本主義的科學論斷。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建立在商品生產基礎上，而一種商品的現實價值不是其個別價值而是其社會價值；前者決定于生產商品所實際花費的時間即個別勞動時間，后者則決定于生產它所必需的時間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二者之間的差額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形成超額剩余價值或超額利潤。為了獲得超額利潤，每個資本家企業都競相提高個別勞動生產力，最終結果是社會生產力的普遍提高。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與社會生產力發展是一致的，而隨著產業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產業資本的一般利潤率在趨向下降，利潤空間在不斷縮小。同時，商業資本與銀行資本加入競爭后形成對產業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分割，這種分割造成社會一般利潤率的進一步降低和資本競爭的加劇。最后，隨著資本競爭的不斷加劇，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投資門檻在不斷提高，大批中小資本或者被大資本所吞并，或者退出職能資本領域，轉向投機和虛擬資本領域，這會進一步拉低一般利潤率。如此過程，不斷推進，當一般利潤率降低到一定點以后，資本主義就會崩潰。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資本所追求的既不是價值，更不是使用價值，而是價值增殖。為此，它必須經歷兩個過程，采取兩種行為。一是剩余價值的生產，二是剩余價值的實現。從前者來看，資本家做得非常成功，它采取各種手段，特別是依靠科學技術和自然力，把剩余價值最大限度地生產出來。但從后者來看，他又是非常失敗的；并且，他在前者有多成功，在后者就有多失敗。由于主觀上視其為成本（而非收益）項而竭力壓低工人的工資，在客觀上為維系資本主義制度而不得不將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所以造成有效需求和社會購買力嚴重不足，根本無法實現剩余價值。盡管資本家想盡各種辦法，如資本輸出、產業轉移、技術和產品創新等，但最終不僅無法解決這一問題，反而使問題越積累越大、越嚴重。其直接結果，就是周期性地爆發經濟危機。從歷史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正是在經濟危機所造成的獨特歷史環境和條件下，一些國家主動選擇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可以說，這是人類社會揚棄資本主義的一種有效模式。因此，且不談一般利潤率趨向下降規律所蘊含的資本崩潰邏輯，在一些全球性全局性、世界性世紀性問題的倒逼下，人類也不得不采用更新的社會制度以取代資本主義；并且，人類要想存在下去，就必須如此做。
從現實情況來看，一方面，數字平臺企業將大量處于流通領域的傳統商業企業（實體店）排擠出去，其壟斷性質是不言而喻的；它使一大批傳統商業企業工人淪為失業或半失業者，同時又把一大批數字商業和產業工人推入過度勞動的深淵，彰顯出資本主義獨特的失業與過勞死并存的悖論性存在；它依靠壟斷價格獲得了巨額壟斷利潤，由此造成并不斷加深所謂的“數字鴻溝”。在國內表現為少數平臺資本家與其他階層收入差距的拉大，在國際社會則表現為掌控數字技術和數字平臺的少數資本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財富差距的拉大。另一方面，數字技術使得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加之數字平臺企業的商業性質，它不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卻分割或轉移價值和剩余價值，由此造成社會資本一般利潤率的不斷下降，即使依靠外延式利潤的獲取，也難以擺脫社會平均利潤的“長期衰退”或“停滯”狀態。這兩個方面都預示著數字資本主義的消亡。就前一方面而言，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束縛自由競爭同時卻預告了資本的解體和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解體”。因為，“包含在資本本性里面的東西，只有通過競爭才作為外在的必然性現實地表現出來，而競爭無非是許多資本把資本的內在規定互相強加給對方并強加給自己”。這表明，沒有自由競爭，就沒有資本主義；取消自由競爭，就意味著取消資本主義。就后一方面而言，也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工人和高踞于他們之上的人們之間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鴻溝”的加深，“這就是工人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將給工人帶來的十分美妙的前景和非常令人羨慕的結果”；而帶給資本家的則是：一旦到了“人不再從事那種可以讓物來替人從事的勞動”的時候，“資本的歷史使命就完成了”。依賴勞動者的購買力卻又竭力限制其購買力，依賴一般勞動的耗費卻又在不斷消除這種勞動的耗費，一如依賴自由競爭卻又在想方設法排斥自由競爭。正是這種種資本所特有的悖論性矛盾，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送上歷史的斷頭臺。當然，雖然說資本崩潰和消亡是一種必然趨勢，但其過程的長短將取決于資本主義經濟矛盾激化的程度和人類對這種矛盾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可承受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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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丹·席勒：《信息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擴張》，翟秀鳳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2]牛變秀、王峰明：《價值存在和運動的辯證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3]魏旭：《數字資本主義下的價值生產、度量與分配》，《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2期。
[4]余斌：《“數字勞動”與“數字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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