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國家當前正在推進的教育改革和“雙減”政策，無疑得到了社會各界廣泛關注，我們青年學生作為受教育的主體，自然也很關心這件國家大事。其實對于我們青年人而言，學習與接受教育并非完全等同，而學習和教育也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學習問題，是個人的問題；教育問題，卻是一個社會問題，在階級社會中尤其表現為一個階級問題。社會主義的教育，應該是為人民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青少年的全面發展服務。乘著教育改革政策的東風，我們應該認真思考一下，過去所謂“應試教育”究竟有沒有做到那三個服務，而社會主義的教育改革又應該堅持什么方向呢？
這些問題是很嚴肅的問題，我們并不指望只靠著三言兩語就能把它們弄清楚，但我們希望這篇文章能幫助大家有一個更為清晰的認識。
我們都曉得，在階級社會里“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定是隸屬于這個階級的。”[i]舊的藝術、哲學是這樣，舊的教育理念也是這樣。近代教育理念作為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自然也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用它來指導的教育，既反映著那個時代的特征，也必然代表著資產階級的利益，為資本主義服務。
這樣的教育，實質上是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預科班。成績至上，智育第一，師道尊嚴，不可侵犯；學校有著嚴格的規章制度，上課作息如同在工廠里一樣……資產階級的教育制度作為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它無時無刻不在規訓著青年，使他們接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在資本主義時代，學校這一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其他諸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占主導地位，因為它真真切切地影響著這個社會的未來——青年們。
那么，資產階級的學校在灌輸一種什么樣的意識形態呢？這種意識形態是這個時代的人們對社會實際的想象性認識，阻礙人們對社會產生真正科學的認識，從而維護著資產階級的千年王國。這種意識形態通過把人喚問為主體，使人們誤認為自己在這個社會中享受著自由平等，而如同皈依宗教一樣拜服于現存社會制度“光偉正”的幻影之下。這種意識形態宣揚剝削有理，造反無理，使資產階級能夠心安理得地剝削無產階級，使無產階級能夠心安理得地承受資產階級的剝削，從而保障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除了教育制度，政府、傳媒、宗教、文娛產業乃至家庭，都作為諸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員而向社會成員灌輸著這樣的意識形態。人們被這種意識形態統治著，成為資本主義的馴服奴隸——這甚至還包括資本家，因為他們也不過是人格化的資本；資產階級國家賴之以穩，資本主義制度賴之以存。
馬克思主義的出現是人類思想史上一次壯麗的日出。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ii]這是革命的邏輯。而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領域的一場革命，它破除了人們對社會的想象性認識，形成了比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更加科學的認識。它是無產階級的理論武器，為無產階級反對壓迫爭取解放的階級斗爭服務；它第一次宣告了造反有理剝削無理的革命真理，指導著無產階級為解放全人類而打破舊世界，開創新世界。也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在上個世紀席卷全球的革命浪潮中，我們奪取了政權，完成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走上了向無階級的共產主義前進的道路。似乎我們可以揮別資產階級的舊意識形態，而前途是一片坦途，我們只要把生產力水平搞上去，把經濟建設好就行了。
這是不正確的。如果機械地看待社會發展，只盯著生產力的孤立個體而不顧社會各方面的有機聯系，那這便是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主義，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的唯生產力論，我們就又回到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泥潭里。要發展生產力，不重視其主體即勞動者是絕對不行的；而新質生產力沒有新質生產關系為依托，那也是鏡花水月。毛澤東同志認為，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后，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上不會有太大的變動，但是“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卻是不能不是不斷變革的”。[iii]這些都與人的因素有關。所以，“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剝削者需要改造，勞動者也要改造”[iv]，這關系到我們究竟是向共產主義前進還是向資本主義后退的問題。
有一種意識形態認為，社會主義只是一種政治思潮和以此為藍圖構建的一種新型國家制度；這種觀點和前文機械地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的觀點常常進行理論與實踐上的互動，而它也和前文觀點一樣，是資產階級的膚淺認識。照這種思路，我們便退回到盧梭和他的《社會契約論》上了：人們可以自由選擇其所服從的國家制度，社會主義也是選項之一，而國家本身則在“自由的人民國家”這種馬克思早已批判過的謊言[v]中永存，不會為社會主義的發展而消滅。不，社會主義不是那樣的。在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體系中，社會主義除了指代一種變革社會的科學理論以外，它的意義還是人類由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一個歷史時期。作為一個過渡時期，它就不能不兼有兩個時代的特征，前面所講的那種意識形態，它畢竟還是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現實即社會主義社會里存留有資本主義因素的問題的。這樣的社會不可能是平穩發展的，因為這仍是有著尖銳的矛盾對立的——正如列寧所言，社會主義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vi]。不過“大風大浪不可怕。人類社會就是從大風大浪中發展起來的。”[vii]歷史從不是線性的，一帆風順的，人類社會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也不是一條單行線，而是雙行線，更為貼切的比喻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沒有列寧所說的“在大量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的最持久，最頑強，最難得的英勇精神”[viii]，沒有在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各領域的繼續地、不斷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就沒辦法把社會向著共產主義的方向推進，甚至還會向后倒退，人民就要遭殃——蘇東劇變就是實例。[ix]
這是為什么呢？我們鋪展開來談一談。一個社會的發展總是建構于其社會生產之上的，也便與這個社會的生產方式息息相關；而“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中的生產和再生產”[x]，也就是說，社會發展“歸根到底”取決于社會經濟結構的矛盾運動，即生產方式的生產與再生產上。于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二重性，也便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尤其是生產關系中的生產與再生產中體現，后者亦將決定這個社會的前進與倒退。為什么我們在這里強調生產關系呢？那是因為，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生產關系之所謂反作用是能對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起決定性作用的，我國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下的工業化成就便是很典型的例子。而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又由誰來保障呢？當我們考察了過往的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情況之后，我們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由這個社會的上層建筑，主要是由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來保障的。而這個意識形態的生產與再生產有靠什么呢？靠我們前文所提到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我們都曉得，馬克思早在1859年便提出了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問題：“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xi]——是“或慢或快”而不是“同時”！已死之人的思想總還活活地抓住未死之人的頭腦，過去的舊上層建筑也總在新社會中與新的社會現實相互斗爭、相互影響。“不斗爭就不能進步”[xii]，掃帚不到，灰塵不走，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如果我們不主動地與舊上層建筑決裂，主動地與之斗爭，那種舊社會的因素將會不斷阻礙我們前進，甚至讓我們不由自主地倒退。因為我們剛剛提到，社會主義社會是資本主義因素與共產主義因素殊死搏斗的階段，在這一時期的生產關系再生產也是這樣；而由于舊的上層建筑還在，也就必然會產生有復舊傾向的一些生產關系，放任其野蠻生產，這些生產關系就會繼續增殖，再資本主義化就會實現——蘇聯不就是這樣的嗎？舊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這里起了很大作用。[xiii]
必須要徹底改革這些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徹底的改革可以說是無濟于事的。正如列寧所言，舊社會的死尸——這些舊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等——仍“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并且毒害我們”[xiv]，這靠的是其所產生的舊意識形態。在這些最重要的一環與在資本主義社會時一樣，就是教育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因為“它手中掌握著未來，即一代代的青年”[xv]。如果給青年灌輸的還是成績至上，智育第一，師道尊嚴，不可侵犯那一套，怎么指望他們將來建設的是共產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東西呢？這便是毛澤東同志所講的：“如果我們不注意要求自己的子女，他們也可能變質，搞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與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xvi]教育不是套框框，而是要教育青年為人民服務，為共產主義建設服務。拿本本框框來套學生的思想，怎么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呢？這些都要改。
那么，要怎么改呢？這便又回到我們剛開始那個問題了：社會主義的教育改革應該堅持什么方向呢？可以這么講，除了開頭提到的那三個服務的大方向外，我們不可謂不是兩眼一抹黑。我們只有在革命實踐中積累經驗，一步一步來。不能用下政令的方式來運動群眾，這是在定框框，限制群眾的革命實踐，其消極影響與當年的“反右指標”一樣惡劣——“美名其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xvii]。我們要大搞群眾運動，搞阿爾都塞所謂“群眾的意識形態革命”[xviii]，讓群眾在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敢于批判，敢于創新。學生是教育的對象，是這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主要組成部分，因而要有主人翁意識，“學校的校長、教員是為學生服務的，不是學生為校長、教員服務的”[xix]。我們應當積極地投入到社會主義教育改革中去，在偉大的革命斗爭中“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進行斗爭而自我成長”[xx]。
毛澤東同志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對這一方面做了理論與實踐的偉大貢獻，這些貢獻是毛澤東思想光輝的一頁。毛澤東同志十分關心我們青年的成長，早在1953年6月30日就對青年團的工作作出指示：“新中國要為青年們著想，要關懷青年一代的成長。”他也對我們青年給予厚望，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會見中國留學生和實習生時動情地說到：“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到底是你們的。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世界是屬于你們的，中國的前途是屬于你們的。”也正是因為這種關懷與期望，他非常關注教育革命的問題，作出了許多具有深刻理論與實踐價值的指示，毛澤東同志在1964年2月13日召開的春節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便是其中之一。這些講話的精神曾指導了我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教育革命實踐。
毛澤東同志關于教育革命的理論要點有：
1、社會主義的教育必須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要同生產勞動相結合，要使受教育者在德智體美勞多方面共同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又紅又專的勞動者。
2、社會主義的教育應當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應當培養他們成為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非修正主義者，應當培養他們全心全意地為中國與世界人民服務，應當培養他們善于團結絕大多數人而為革命工作，應當培養他們踐行民主集中制原則并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還應當培養他們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并富于自我批判精神、勇于改正錯誤。階級斗爭是他們的一項主課，而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里成長的。
3、社會主義的教育應注重理論教育與實踐教育的結合，提倡自主學習和敢于批判敢于創新的反潮流精神。要使青年在生產斗爭、階級斗爭、科學實驗這三大革命實踐中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改造自己的世界觀，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半工半讀，勤工儉學，從社會中學習知識，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把自己學到的知識回饋給社會。
4、社會主義的教育要為青年的發展服務。教育必須要革命。在教育革命中，要堅持工人階級的領導，讓工農兵革命群眾管理學校。必須減少學生的學業負擔，根據青年自身特點，改進講授方法，變革考試形式，縮短學制，徹底改革教材，在實踐中進行教學，兼顧青年學習休息兩方面。學生是教育革命的主力軍，要鼓勵學生參與教育革命、允許學生造反，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改變師生等級關系而力求教學相長，從而推動群眾意識形態革命。
5、社會主義的教育要使收教育者成為又紅又專全面發展的社會勞動者，而不應使他們脫離生產勞動，當脫產知識分子或干部“老爺”。要使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以本業為主，兼學別樣，促進全面發展，打破舊分工。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群眾中選拔學生，學習技術后再回到生產實踐中去。社會上還要有非正規的學習班做補充。
這是我們對毛澤東同志教育革命思想的五點總結，這一思想在今天看來也很有教益。在社會主義教育革命的偉大實踐中，我們將會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對群眾意識形態革命的認識，不再有過去的所謂“應試教育”下做題機器的奴隸相，不再在內卷中耗費生命，不再成為“小鎮做題家”這種“智育第一”的受害者，沒有人會再嘲諷我們“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太年輕，太單純，有時還很幼稚），因為我們將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翁，紅彤彤的世界由我們開創！
石肅文
2024年4月24日
[i]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年）。
[ii]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966年5月16日）》。
[iii] 參見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與批注（1959年12月10日—1960年2月9日）。
[iv] 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v] 參見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4月—5月初）。
[vi] 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
[vii]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viii] 列寧：《偉大的創舉》（1919年6月28日）。
[ix] 我們為什么要把事情講得那么嚴重呢？太樂觀乃至忽視很多問題，難免會跌個大跟頭，磕掉幾顆牙的，我們不想跌跤，也不想磕掉幾顆牙，那就必須要考慮到并防止這種最糟的情況。
[x] 恩格斯：《致約·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
[xi]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年1月），著重標記是筆者加的。
[xii] 毛澤東于1975年12月31日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女兒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維時的講話。
[xiii] 在面對社會這樣一個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有機整體時，我們難免會對其復雜性感到束手無策，而這也是所謂“后現代主義”這一意識形態形成的原因。然而，做研究就必須老實，隨意的抽象化與圖譜化雖然便于理解，但也會形成非科學的想象性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承認這一事物矛盾運動的復雜性看似麻煩，可將其作為一個不斷變化著的矛盾卻更能貼近實際情況。我們在剛開始時提到了教育問題，但那是資本主義教育；現在我們在社會發展問題上兜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了意識形態和教育問題，然而此時我們所研究的便是另一種即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了。我希望這么安排文章能幫助大家理解，倘是能達到此目的，大家又不嫌啰嗦，那便謝天謝地。
[xiv] 列寧：《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莫斯科蘇維埃和工會聯席會議文獻》（1918年6月4日）。
[xv] 阿爾都塞《論再生產》（1969—1970年）。
[xvi] 毛澤東：談《觸詟說趙太后》（1967年4月），轉引自江青：《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12日）。
[xvii] 毛澤東在1966年7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的講話。
[xviii] 阿爾都塞：《論文化大革命》（1966年11—12月）。
[xix] 毛澤東在1965年8月8日接見幾內亞教育代表團時的講話。
[xx] 阿爾都塞：《論文化大革命》（1966年1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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