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符號消費階層比附取向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摘　　要

　　隨著信息技術、網絡技術、大數據技術、云計算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等的發展，網絡符號消費已經成為社會消費的主要形態之一，并呈現出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向。客觀地看，網絡符號消費的未來發展呈現出社會階層比附的取向。為了回應這一消費現象和社會現實以及解決由此而產生的系列社會問題，需要對其進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并探求其可能的超越路徑。這就需要對網絡符號消費階層比附取向的弊端進行技術解蔽與實踐糾治，以調節收入分配為前提，在提高管理水平和能力的基礎上推進資本投資以及網絡符號消費的正向化發展，同時引導人們的消費心理和消費行為回歸理性、回歸日常生活。

　　隨著信息技術、網絡技術、大數據技術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等的發展，符號消費已經從物理空間延伸到了網絡空間，有學者將其稱為網絡符號消費，主要指“在網絡空間中，消費者為了滿足其在社會化過程中所產生的某種心理需求而對商品符號價值進行消費的行為”。從理論研究角度來看，關于網絡符號消費的研究，主要是在鮑德里亞消費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鮑德里亞認為，人們消費的不是物品，而是附著在物品上的某種符號，即所謂的“符號消費”。這之后的相關研究，都或多或少受其符號消費理論的影響。當前，網絡符號消費的社會景觀已然形成，并逐漸成為社會消費的主要形態之一，學界關于符號消費的研究也逐漸發展為網絡符號消費的研究。通過CiteSpace可視化分析研究發現，網絡符號消費研究已經成為當前及今后一個重要的學術生長點和趨勢，并日益呈現出跨學科跨領域的趨勢，研究內容也主要集中于理論、文化和價值三個面向。國外網絡符號消費研究涉及諸多理論，側重從符號價值、消費主義等角度進行分析，國內消費社會的研究大多側重理論，以評介當代西方的消費社會理論為主。國內外的研究總體集中于對現狀的理論分析，批判當下符號消費泛濫，大多為符號拜物教、消費主客體顛倒的哲學反思、消費異化等主題，即便是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進行研究的學者，其政治經濟學批判也偏向于經濟角度，如符號拜物教、消費異化等，而從社會階層這一角度研究網絡符號消費的成果雖有一定數量，但較之其他主題數量依舊過少，且大部分社會階層的討論集中于階層平等、階層與收入關系、階層的炫耀性消費等某一方面，綜合政治經濟文化全方位的討論較少。由此，本文試圖從社會階層比附切入，對網絡符號消費進行分析，本文所謂的網絡符號消費階層比附，主要指在網絡空間中，較低階層的群體在消費行為、消費心理和消費品位等方面，跨越自身實際向高階層群體看齊，并通過符號消費向外界傳遞身份地位、個性品位、財力聲望等具有辨別性的信息，試圖以此期望獲得社會認同的價值觀念以及消費心理、消費動機與消費行為。本文試圖厘清：既然網絡符號消費不可逆轉，那么我們該如何看待其可能的社會階層比附趨向？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角度出發，與馬克思所說的階級對立相反，消費社會中的階層有時候反而體現出平等表象，對此，應該如何實現從馬克思所關注的兩極對立到網絡符號消費階層比附的轉變？進一步，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下，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其理論與實踐的局限性進而對其進行超越？

　　一

　　網絡符號消費的社會階層比附取向

　　消費行為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直接相關。傳統的經濟理論普遍認為，消費主要指向的是商品的使用價值，注重的是商品本身對于滿足個人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礎性作用。但是，隨著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們逐漸走進商品相對過剩的豐裕時代，消費也進入了新的階段，各類琳瑯滿目的商品極大地刺激了人們潛在的消費欲望，人們很多時候總是處在一種“欲購情結”（buying mood）之中，不斷地提出五花八門的需求，消費逐步變得個性化和多樣化。這本身構成了現代消費社會中社會關系再生產的條件，同時消費上的差異也直接顯示了人們生活方式與生活質量的差異。如此的差異能夠進一步形成人們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差異，如社會階層、發展機會、勞動力再生產，等等。社會階層所呈現的差異是其中最顯著的一個。

　　社會階層是一種基于經濟差別的實存的社會群體，不同生活經歷與生活方式的社會成員形成不同階層集團， 這些階層集團通過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將自身與其他階層區分開來。正是由于這些區分，社會分化才被延續下去。社會階層的形成與社會成員的社會行為緊密相關，消費行為就是其中重要的行為之一。事實上，消費行為本身就是一個階層劃分的過程，即不同的社會階層消費不同的商品，擁有不同的消費習慣，并由此形成了各個社會階層間的經濟分界線。富人階層在財富增長時，通常會增加對于具有特殊符號價值商品的消費，并將這些消費行為視作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征，以區別于他人。如果說富人階層消費的部分目的是追求與眾不同，那么平民階層與貧困階層的消費則更多的是為了滿足生存需要。但是，不管是何種社會階層，也不管其消費行為目的如何，通過消費行為所展示出來的差異，都可以將消費主體對應地納入不同的社會階層之中。所以，消費行為在滿足生存需求的同時，也是重要的社會階層劃分手段。

　　一般而言，社會轉型往往伴隨著社會流動，而消費通常被認為是在此過程中獲得社會認同最直接的方式。隨著科技和生產力的發展，人們的物質需要從基本生活需求向高級奢侈品的享受轉移，精神需要也從生存轉向諸如愛情、歸屬感、自尊和自我實現等社會化的高層次需求，而符號消費承負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散的重要環節。符號化是物品成為消費物品的前提，商品通過廣告、大眾媒體等的展示，將社會所有能夠吸引消費者的各種文化意義附著于商品之上，這使得商品不再僅僅是單純的、具體的物品，而是通過商品“所指”與“能指”的價值符號劃分階層的標志或者標準。這樣，符號價值就通過弱化其使用價值而成為社會地位與身份認同的新媒介：“借助于物，每個人以及每個群體都在某種序列中找尋他/她的位置，同時根據個人的發展努力地擠入這一序列之中。通過物，一個分層的社會出現了，并且如同大眾媒介一樣，物似乎在對每個人說話(不再存在任何具有某種等級的物)。它試圖將每個人放置到某個特定的位置上。”也就是說，在網絡符號消費中，消費者個體在建構自身的同時也在建構與社會、他人的關系。商品以符號的形式分成不同類別，消費不同商品的大眾則自動被歸類，新的社會關系正在形成。更確切地說，是復雜的階層形式被轉化為簡單的因消費差異而形成的新團體。消費創造了一種新的等級次序，高層次需求不再是上層階級的特權，下層階級同樣可以享有。

　　在這樣的背景下，消費者追求的不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背后帶來的一定的關系序列中的地位。“消費的功能就是要在一個被分層的社會中糾正那些社會不公正。”一定程度上，這造成了社會階層比附，形成了一種社會“平等”的表象，似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消費同樣的商品——工人也可以在咖啡廳喝下午茶，可以和老板使用同款手機、駕駛同款汽車，甚至于他們的孩子也能在同一學校享受同等教育，等等。然而，這種單純通過符號消費躋身上層社會的表象是脆弱的。這是因為，僅僅是通過金錢的花費讓個體在某一偶然事件上表現為自身同上流階層一致，即我們通常在生活中所說的“擁有同款”，這是一種表征意義上的“平等”。這是個體通過對物品的超出實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浪費，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錢財力和社會地位，以及這種地位所帶來的榮耀、聲望的行為。不含炫耀性的物品被看作不符合身份而被消費者拒絕購買。人不顧商品本身的功能，僅僅試圖通過購買符號價值來確證自我身份的高貴與獨特。此時，人被符號化了，同時也被符號的幻象所操控，不僅很容易迷失在各類符號之中，而且也很容易致使整個社會的運轉都處在符號的操縱之下，形成消費社會獨有的“符號拜物教”。而且，社會越是繁榮發展，社會的生產與消費就越發依賴符號價值，由此網絡符號消費就越體現出一種關系建構，而這必然會導致符號泛濫，也就是說，“被消費的東西，永遠不是物品，而是關系本身……自我消費的是關系的理念”。換言之，消費成為一種交流體系，成為人的價值展示，成為個人社會地位的無形標記。正如凡勃倫所認為的那樣，部分社會成員的炫耀性消費就是為了爭奪社會地位，并以此來標識他們與其他社會成員的殊異之優勢。或者說，他們消費的不僅僅是商品，更是一種階層的認同，即個體從一個社會階層向另一個社會階層邁進所能得到的社會認同。然而，雖然每個人都擁有消費的權利，但是卻并不意味著他們擁有與之匹配的消費能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奢侈品的消費。為了維持來之不易的社會地位，個體不斷進行超出能力范圍的階層比附，大量的資金被投入，但由于這一行為本身就是低層次向高層次進行的社會比附，經濟基礎本身是不同的，為階層比附花費的金錢自然也不是簡單的個位數金額，而高額的金錢只會讓個體過度透支消費能力，形成惡性的“財富競賽”，迷失在消費帶來的炫耀性快感中，在其中不斷消耗自我，最終“像事物一樣死去”。

　　與此同時，網絡符號消費也間接地促進了炫耀性階層比附理念的流行。當前，人們所消費的商品，不僅具有傳統的物質形態意義上的使用價值，而且還具有文化意義上的符號價值。當“物”成為符號的時候，消費者買到的不再僅僅是商品的使用價值，還有商品被賦予的符號價值。此時，消費者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同時還是個人理念的踐履者以及商品的塑造者、設計者。此時，符號消費成為區分不同群體以及不同群體之間溝通的一種重要表征。特別是那些所謂的“上層階級”，更是以空前的熱情投入到對商品符號價值消費的大潮中。他們不僅引領了整個社會的消費潮流，而且刺激了人們進行時尚化的符號消費，這是上層階層在“控制著時尚和品位，使世界成為他的舞臺”。與早期符號消費者習慣于被動接受商品的符號價值不同，新生代的符號消費者已經形成主動追求的理念。他們想方設法顯示自身的財富，以實現“夸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引起他人的羨慕和嫉妒，從而獲得自豪感和榮譽感。人們試圖通過符號消費獲得拯救。因為，不同階層所使用的物品確實存在差別，由此人們也意識到只有通過改變自身擁有的物品才能獲得地位上的改變，而正是在這一心理的驅使下，當某一個人極其需要上流階層認同的時候，他們往往就會有“表演”表面光鮮亮麗奢侈生活的沖動，而在沒有辦法改變現狀的情形下（莫泊桑在小說《項鏈》里所描寫的故事就是這樣的情形），他們就會選擇“上層階級的消費”，認為只要消費的價格足夠昂貴，購買的物品足夠“上流”，就自然而然成為上流人士，社會比附通過消費即可達成。這是一種網絡符號消費主義的新型意識形態，以此服務于自身的符號運作邏輯。

　　然而，作為一種被異化了的消費意識，階層比附式的消費極易導致個體精神迷失，使得網絡符號消費產生情感戲謔化、意識庸俗化、產品虛幻化、消費話語擴散化以及消費精神畸形化等不良后果。對此，商家或者資本操控者卻不管不顧。既然通過網絡符號消費可以達成階層比附，那么“我欲望、我消費、故我在”的口號就會被大肆渲染，商家會不停地通過各種形式來制造欲求、推銷商品、助燃欲望，最大限度地鼓勵人們去消費盡可能多、盡可能昂貴的商品，向消費者灌輸“人的地位=物的價格”的錯誤理念，而這卻使得人成了“單一的消費動物”。由此，人們沉醉于網絡符號消費帶來的階層比附幻想，忘卻了自己消費的只是一個幻想而不是產品——因為，人們此時消費的不是物品，而是一種等級次序中符號地位。此時，說話的不再是人而是物，由此主客體在此處發生顛倒，人的本質由是被誤解為物。換而言之，“人的物品性越強，他在今日就越具有社會性”。這就是為什么在網絡符號消費的社會里，人們往往越是消費就越無法獲得真正的階層認同，就越會感覺到精神空虛、生命虛無。而這恰恰就是現代人的危機，其本質就是現代人的精神空虛和生存焦慮疊加的危機。

　　綜上可見，網絡技術、信息技術、大數據技術以及智能技術等的快速發展與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特征相疊加的綜合效應，催生并進而導致了網絡符號消費的快速崛起。作為當代重要的經濟與文化的載體，網絡符號消費不得不受到各種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碰撞，而在彼此的碰撞交錯中，社會階層比附成為一種顯著且普遍的特征。既然網絡符號消費的社會階層比附已經存在，那么其對社會將產生何種影響、未來是否會日益擴大，以及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些現象，則需要對其進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

　　二

　　網絡符號消費階層比附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

　　上文從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角度考察了網絡符號消費階層比附取向及其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如果說鮑德里亞以最終資本主義與人類世界死亡的前景暗示了其對符號政治經濟學的悲觀，那么經典馬克思主義關于消費的論述、符號消費的理論流變以及西方關于“消費社會”的批判，則是當下我們思考網絡符號消費的邏輯起點與歸宿。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消費與生產不可分離，二者之間的關系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一般意義上，消費是生產的動力，同樣消費也受到生產力的限制。在20世紀20年代前，生產只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基本物質生活需求，而人們所消費的也僅僅是商品的使用價值。然而，隨著科技和生產力的發展，商品不再短缺，人們生活從匱乏到溫飽再到過剩。此時，如果不擴大需求，產品將無法賣出，經濟會發生停滯，由此便產生了生產所蘊藏的無限潛能與消費不足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說，如果資本主義的生產鏈發生斷裂，商品無法完成“驚險的跳躍”，那么資本家就無法盈利。

　　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商品生產者找到了運用電視、廣告等大眾媒介宣傳商品的文化意義來刺激消費的方法，其目的在于刺激人們的消費欲望以及擴大社會的消費需求，并以此來促進生產再循環。為此，20世紀60年代，丹尼爾·貝爾提出了后工業社會的概念，認為知識型勞動成為剩余價值的主要來源。資本家借助大眾媒介，充分調動消費者關注商品的價值、觀念、理想等文化意義，并使商品同這種文化意義融合，使商品成為能夠吸引消費者注意力的、承載抽象文化的象征符號。由此，人類開始進入一個為符號價值服務的政治經濟學時代，社會也從傳統的以生產為中心開始逐步轉向以消費為中心。

　　時至今日，消費已經成為社會的重心，我們無可選擇地生活在一個消費社會里。而網絡符號消費發展至今，已從種子長成花苞。“今天，在我們的周圍，存在著一種由不斷增長的物、服務和物質財富所構成的驚人的消費和豐盛現象。它構成了人類自然環境中的一種根本變化。”因此，從商品生產相對匱乏的社會到商品過剩的“豐裕社會”，從物質生產到文化生產，網絡符號消費始終可以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其進行理性考察和批判。

　　事實上，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商品交換中物的社會性象征意義，但是馬克思所討論的物的象征意義，不是符號價值而是價值符號，“價值符號直接地只是價格的符號，因而是金的符號，它間接地才是商品價值的符號”。當人們還無法徹底理解這一關系時，他們就必然將商品關系神秘化，逐次產生了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以及資本拜物教。當然，在馬克思所處的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的本質是一種歷史形成的客觀的社會經濟關系，但是到了以消費為中心的社會，商品的本質就被一種符號編碼的象征關系所掩蓋。由此，“在一個商品主導的社會中，語言獲得了自足的存在，能指鏈失去了和所指的關系，商品拜物教向符號拜物教轉變”。符號拜物教之所以出現，原因在于主體陷入對商品符號所暗示或者所代表的社會意義的狂熱追求中。對此，我們需要清楚地認識到，符號價值雖然是通過人為賦予商品的象征意義而創造出來刺激消費，但是對于商品這一意義賦予的目的仍舊是為了滿足人們某種需要，不論這種需要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毋庸置疑的是，它確實能夠滿足人的某一方面的需求，在此種意義上，符號價值“并非跳出了商品的二因素，而是其本身就存在于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這兩種對立的價值中”，并沒有超越馬克思的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在消費（包括符號消費以及網絡符號消費）社會里所盛行的符號價值的概念，只不過是在馬克思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基礎上又提出的一個新的概念而已。但是，不可否認，正是符號價值使得生產和消費達成了統一——“在符號運作之下，以及在物的意義性價值這里，生產與消費、物質與意義、現實性與符號性在社會價值系統內部均實現了統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符號價值又是與馬克思的使用價值不相同的。就網絡符號消費而言，符號的交換價值比使用價值更重要。在馬克思看來，一般情況下，不同使用價值的商品可以依據各自的價值量進行等價交換，但是在網絡符號消費中，顯然這一觀點已經被突破。例如，一般情況下，一件衣服的價位無論如何也不能超過一部智能手機，但是在網絡符號消費下，一件衣服的價格甚至可以高達數十萬元，遠超一件衣服的正常價格。這多少有點讓人匪夷所思。對此，我們認為，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資本家（或者商家）通過極大地增大符號價值在可變資本中的比例以獲取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進而謀求暴利。但這并未違背馬克思的價值規律，它只是一種極端表現而已。根據價值規律，商品的價值售賣總有天花板，因而，當它的自然屬性所具有的價值已無法繼續為資本創造更高利潤的時候，就只能另尋出路：為人們創造新的需求，不管這一新的需求是真實需求還是虛假需求，一切只為能夠將所生產的商品售賣出去以實現價值，而且一切都奔向一個目標——獲得超額利潤。這樣所創造出的“虛假需求”不僅增加了消費，而且由此消費又引發了新的生產動力，兩者互相成就。實際上，生產原本只是單純意義上的物質生產活動，但隨著需求的不斷增加，消費又生產出人們對新產品的需求，生產不再是剩余資本的投入，反而是消費成了新的投資。任何一種消費都會促進社會再生產，更不用說盈利巨大的網絡符號消費了。網絡符號消費越多，消費資料就要不斷再生產，由此而形成資本家網絡符號消費的循環。而支撐這種循環運行的，是其背后資本主義強大的生產力。為此，資本主義極力把“享樂消費和階層認同消費”強行引入現代社會，而正是通過不斷增加消費來抹滅過往的階級特權，所有的社會階層都卷入到這場符號消費主義的運動中來。

　　商品從使用價值到符號價值社會意義的宣揚，為網絡符號消費的階層比附提供了基礎。一般而言，符號價值的形成是符號消費等級系統構建的前提。網絡符號消費成了轉嫁資本主義社會階層矛盾的一種新手段。一切價值都被量化成數字，以供個體辨別自身與其他階層的差距。伴隨著社會傳統等級制度的崩塌，人們在社會結構中失去了明確的身份認證，而資本主義私有制使得人們將自身依照物的價值進行階層區分，對于馬克思主義而言，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它不是生而存在，亦不會一成不變，會隨著生產的發展與歷史階段的變化而變化。在階級社會中，階級對立明顯。貴族階層奢靡享樂、肆意揮霍，平民階層則屈于一角、掙扎度日，絲毫不敢有越界的想法，涇渭分明的雙方看似在各自的領域互不干涉、一片祥和，但隱藏在背后的階級對立矛盾卻越積越深。這推動著苦難階層為尋求“自由”而前進。于是，他們開始試圖反抗，試圖通過抗爭取得權利，“妄想”跨入上層階級。尤其是隨著近代資產階級的出現，這類天定的階層被一點點溶解，“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雖然等級的、固定的東西消散了，但這一階層的形式仍然存留于人們心中，它需要以另一種方式呈現出來。因為總是不斷有人試圖向上發展，這是因為一旦處于上層甚至是頂端，就會獲得豐富的資源、良好的社會發展機遇、享受他人享受不到的光環。但能夠通往上層社會的途徑都太過漫長與艱辛，如果依靠學識的話，前期成本過高，家庭背景難以改變，這就使得大多數人向上無門。

　　在資本主義社會，解決這一現象的途徑就是：通過物獲得成功。資本主義將敏感、尖銳的階級問題以另一種方式轉化在消費的差異上。事實上，這種轉變與西方生產模式的轉變密不可分，而其結果是資本市場的擴大。由此，資本意志從重視生產轉向重視消費，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不再滿足于單純的商品生產，開始謀求生產理念的變革以擴大消費范圍與領域。這種以消費主義為核心的生產模式，使“消費”對社會的引導和主宰得到加強。由此，符號消費從豐裕社會中生長出來，它不僅改變了人與物的關系，而且也改變了人與人的關系。自此，“人們就進入了一個全面的編碼價值生產交換系統中”。人們彼此按照物的符號編碼而進行劃分和定位，并依據不同的消費層次、能力和水平將人群劃分為不同的等級。這改變了過去只有特權階級才可以享受到奢侈生活、高級料理以及豪宅華服等的森嚴等級制度。也就是說，在消費社會里，過往特權階級擁有的物品可以為所有人所享受，無論是什么人，只要付錢即可獲得自己想要的商品。甚而至于，在符號消費以及網絡符號消費社會里，資本家借助大眾媒介，雇傭知識勞工，對商品進行包裝宣傳，創造性地為商品賦予個性，將商品分門別類地劃分為不同階層不同等級，引誘消費者為了彰顯身份地位而去消費它們。換而言之，社會賦予商品社會階層認同的功能，使物成為社會階層比附的標志。此時，消費成為社會地位的延伸，人為了改變社會地位而進行財富攀比，通過揮霍和浪費來炫耀財富，消費的社會功能變成了提高個體的社會地位，達成階層比附，維持個體想要的高層次的經濟與文化地位。

　　然而，這種網絡符號消費下的階層平等可能卻只是一種假象。比起行為，人的心理需求更容易受到影響，網絡符號消費借助“跨越階層”這一噱頭將自己包裝為整個社會的普遍價值觀，把符號當作“現存社會的詭辯的粉飾”，發瘋地迫使人們去占有、去消費、去競爭，在無意識中追崇網絡符號消費。然而，人們追求的卻是一種被人為地嵌入到人的社會屬性當中的抽象的符號意義與符號價值。由此，這一意義和價值逐漸演變為識別人們社會差異的重要因素。人們發現，幾乎絕大多數的商品都被暗中標明了所屬的階層，而此種“區分與名譽的顯現正是價值體系的基礎，同時也是社會等級制度的整合的基礎”。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正是通過消費構建起來，資本家試圖將“消費主要與符號而不是與商品本身相聯系”，制造出各種“虛假需求”，讓人們自覺“匱乏”，并“鼓勵個人消費越來越多的商品，并從越來越多的商品中進行選擇”。這樣，各階層之間原本的消費界限消失了，不再有固定的消費行為，階層和消費之間的位置發生了顛倒。每一個人都試圖通過擁有物在流動的社會中留存固定位置，并試圖進入新的等級序列。恰如“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The Great Gatsby Curve）所揭示的那樣，經濟不平等越是加劇，社會流動性就越會降低，這同時表明，社會階層將日趨結構化，但階層之間的屏障并非消費可以輕易打破的。

　　來自外部的強制性的物的消費已經不再可怕，因為這尚且能被個體意識到，而核心的精神誘導才更為糟糕。為了得到認同就必須不斷地否定現在的擁有，形成對新需求的無限欲求，金錢被這一符號黑洞吸收，投入、吸收、再投入，如此循環往復。換而言之，人是通過一種未來的方式來保持當下的存在。符號消費成了一種顯示財力與權力的攀比游戲。想要進入上層社會嗎？那就開始更多的消費！雖然，今天的經濟市場對所有人都平等地開放，人人都有購買任何物品的權利，人們可以根據自身的情況決定是否購買，這是呈現出的現實平等；但是，這個社會卻是在用“自由、民主”營造一種相對平等的幻想，通過革命未實現的自由，轉為在物的消費以及社會階層標志方面的平等。但事實是人人都能購買得起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里實際上存在著極大的社會分化與階層不平等。能否購買得起確實僅僅是消費能力的問題，而能否真正欣賞、能否真正使用物卻受到教育水平、家庭背景等各類復雜因素的影響。階層優越的人，即便不消費也能獲得對應的社會地位與服務。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較低階層的消費總是落后于較高階層的。物品率先在高階層普及，當有更新穎的產品后，原先的物品淪為普通品后，低階層才有機會享用。這是因為，“需求的一系列等級，與物和財富的等級一樣，根據一種絕對的原則……在社會上首先是有選擇性的：需求和滿足會向下滲透”。即便是商品也遵循著自上而下的原則。如果低階層使用和高階層同款的商品，高階層會認為其在越位，會存在階層歧視。在物的消費面前人人平等，但掩藏在物的背后的等級則沒有絲毫平等可言。不同的符號對應著不同的社會階層，總有部分物品代表了低階層無法企及的社會高度。因此，必然會存有階層歧視。事實上，僅僅通過消費并不能獲得高階層的認同，通過符號消費獲得階層比附的認同通道是極其狹窄的。

　　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階級或階層劃分的根本標準是經濟基礎，而并非抽象的意識認同。階層特權的存在就說明一定存在某種程度的匱乏，沒有匱乏的階層特權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人人都能平等地享有一切，那就無所謂社會階層，無所謂等級劃分了，社會也自然進化到更高階段了。由此，消費（包括符號消費以及網絡符號消費）雖然為平等提供了可能，但同時又創造了其他的不平等。如果人們能夠在差異中發現這不是對某一物的真正需要，而是為了獲得階層比附而進行的炫耀性消費，那么網絡符號消費主義的幻想也自然被打破了。

　　除此之外，網絡符號消費還帶動了技術的革新，推動了創新發展，為生產不斷注入活力。換而言之，在流通領域，由于網絡技術、智能技術以及大數據技術等的發展可以極大地壓縮人們信息不對稱的成本以及極大地縮短商品的流通時間，所以網絡符號消費也就極大地提升了資本的有機構成；在消費領域，網絡符號消費通過人為賦予商品象征性的符號意義來極大地增加商品的附加值，從而使資本獲得超額利潤。然而，人們消費的目的不再是為了購買商品的使用價值，而是為了購買商品中“符號和差異”的價值，這揭示了在現代消費社會中，物只有成為彰顯差異的符號才能完成它最終成為消費品的使命。在這一理念的驅動下，網絡符號消費急劇增加，網絡符號消費越多，生產就會越繁榮，其所創造的剩余價值（或者，通俗意義上的利潤）就會越多，而整個資本的循環周期也會越快，最終資本積累才會越多。由此看來，符號消費/網絡符號消費可以說是生產社會的“帝國主義階段”， 當生產邏輯不足以支撐社會的發展，資本主義便需要新的邏輯來進行彌補——這便是消費邏輯。需要強調的是，消費對生產的取代并不表明人們徹底走出了生產時代，也不代表人性的解放，它只是資本主義統治政策的變動罷了。

　　上文是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對網絡符號消費，尤其是對網絡符號消費的階層比附現象進行的分析和批判。分析和批判的目的，不僅在于我們要對網絡符號消費的社會現象和社會現實有一個準確的認知和清醒而理性的判斷，更重要的在于要尋找對其進行超越的可能路徑。畢竟，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任務，不僅僅在于認識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

　　三

　　網絡符號消費階層比附取向可能的超越路向

　　上文表明，作為當下消費社會最為重要的形態之一，網絡符號消費的典型癥候在于它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尤其是社會階層比附取向的問題。事實上，在這一方面，今天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把符號價值的象征意義發揮到了極致。但是，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角度來看，由于消費是由生產決定的，因而消費是無法自主地建構出社會階級的。網絡符號消費也并非階級對立的真正消除，其不僅“沒有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反而更深層次上加劇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社會、資源、人口等的矛盾，構成了嚴重的社會危機”。而如果一個國家或民族否定基礎性的物質生產，而將某種象征性的關系作為存在的基礎，那么它就“必將走向現實中的生存危機”。為此，我們認為，要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網絡符號消費的消極影響，就需要對網絡符號消費的弊端進行技術解蔽與實踐糾治，以調節收入分配為前提，在提高管理水平和能力的基礎上推進資本投資以及網絡符號消費的正向化發展。

　　首先，要盡可能地調節收入分配不公，這是解決網絡符號消費困境的前提。“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對此，羅爾斯提出，制度正義是正義的基本內涵，“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為此，需要更加關注制度主義來解決網絡符號消費的困境。具體而言，應遵循兩條基本原則：

　　其一是平等原則。一般而言，“社會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決定由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之劃分的方式”。在當下，我們倡導平等的原則，不僅包括制度，還涵括價值。這里，“平等”并非絕對平等，而是一種相對的平等。其實，消費與支出的差異已經導致了財富累積的差異。簡單的手段并無法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我們要秉持良好的心態合理看待已有的差距；另一方面，又要通過制度安排（包括稅收等）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有效提高貧困人口的消費能力，調節收入分配，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向擴大，從而從經濟源頭上遏制畸形的網絡符號消費行為。

　　其二是差別原則。在現實社會中，每個人都擁有不同的先天的自然稟賦和后天的社會機遇，這類因素極大地影響到個體的收入，也必然導致了富裕階層與普通階層的分化。制度正義并不是要劫富濟貧，但是消費差異所反映出來的現實是，窮人在實踐中受到了歧視，而富人得到了照顧。正因為如此，“差別原則”就顯得極為重要。既然不平等總是存在，那么我們就需要盡可能地把不平等控制在一個合理范圍內。在提供機會均等的前提下，優先考慮和關注那些先天自然稟賦較差的人，并盡量為這類弱勢群體提供更多的幫助。“差別原則”的基本底線就是要保證“最少受惠者”維持生存所需的基本要求。一旦人的基本生存都無法被滿足，那么人就會失去尊嚴和底線。為此，在保障利益之后，需要提高思想認知，提倡“最少受惠者”要根據個體的真實需要進行消費，不提倡他們超出自身消費能力去進行跨階層的奢靡性符號消費。“最少受惠者”如果能夠獲得足夠的社會資源、尊嚴和地位，那么自然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理性的認知，此時，雖然炫耀和階層差別無法根除，但不會再是主流。人們只有進入自我定義而不是被定義的階段，從“炫耀性消費”走向“非炫耀性消費”，才能注重人之為人價值的本源意義，開始向個人情感回歸。如果物質消費的繁榮不能與精神世界的豐富相伴，個體尤其是普通階層就易于演化出物欲橫流的消費主義意識，從而消解整個社會的價值理念。

　　其次，要引導網絡技術、信息技術、大數據技術、云計算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合理賦能，推進網絡符號消費正向化發展，促使其為社會公共福祉服務。從本質上來看，網絡符號消費這一現象是網絡技術、智能技術以及大數據技術等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當網絡符號消費/符號消費成為社會階層區分標志的時候，一定程度上，它必然會導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異化。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角度來說，如果“價值的第一個形式是使用價值，是反映個人對自然的關系的日常用品”，那么，“價值的第二個形式是與使用價值并存的交換價值，是個人支配他人的使用價值的權力，是個人的社會關系”。簡言之，生產交換價值的勞動有一個特征，即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表現為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而“只有在一個使用價值作為交換價值同別的使用價值發生關系時，不同個人的勞動才作為相同的一般的勞動相互發生關系”。換而言之，“如果交換價值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這種說法正確的話，那么必須補充說：它是隱蔽在物的外殼之下的關系”。由此，馬克思揭示了商品的秘密在于人們自己的社會關系必然通過物與物的關系展示出來。就此而言，網絡符號消費是能夠構建社會關系認同的媒介，同時也是表達社會關系認同的形式。在網絡符號消費過程中，將符號化與人類的思維認知能力相關聯是網絡符號消費表達社會認同的一個核心問題。

　　符號化是以人類與生俱來的認知偏好作為支撐的。在當下社會，這種認知偏好就體現為對網絡符號消費無辨識的崇拜。既然如此，通過合理的機制來引導網絡技術、信息技術、大數據技術、云計算技術、智能技術等合理賦能以及理性符號化，發揚媒介的公共精神，促使網絡媒介在信息傳播時實現價值的正向化導向，并進而改進人們的消費行為將十分重要。本文將這個過程稱之為“正向符號化”。馬克思認為，消費的本質是滿足人的需要，但“消費需求的滿足只是人的全面發展中的一個環節，而不是最終目的”。如果能夠將符號消費進行正向化引導，而不是大肆渲染商品的符號價值，那么理性的符號化就可以做到糾偏消費異化，并進一步糾偏消費者的錯誤消費認知和意識，讓消費者厘清消費與階層的關系，認識到通過物獲得的身份認同只是曇花一現，進而遏制消費者“消費越多，社會階層比附越高”的非理性消費理念。也就是說，技術的合理賦能以及符號的正向化引導，可以讓消費者認識到某類商品的正當價值，并回歸低調、理性的消費生活，同時又有利于保護自然資源。商家一旦發現商品售賣的數量無法達到預期以及投入與回報不成比例的時候，那么就自然會放棄該類商品的生產，減少對背后生產所需的自然資源的掠奪。就此而言，我們認為，作為新經濟形態的符號經濟應該以正向符號化為核心理念，讓符號經濟增進社會福祉。無論是生產還是其他產業的轉型，都應該秉承正向符號化的理念，通過符號化正確引導人們的消費行為，從而真正實現社會成員美好生活的愿景。人們的消費應該是出于自己的真實情感和生活需要，而不是為了迎合社會環境和社會交往的某種虛幻的需要。

　　最后，要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引導資本投資向上向善。不容否認，對資本而言，剩余價值的攫取始終是其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目標。在資本邏輯的運行框架下，網絡符號消費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最大程度喚醒大眾的消費欲求，并輔以知識生產，讓大眾的思維也被消費主義的幻想滲透。不管是商家還是大眾媒介，在利益的驅使下，始終秉持的是“唯利是圖”的工具理性，通過不斷地為商品制造符號價值，竭盡所能地為自己獲利，但是其所導致的社會后果卻是網絡符號消費的戲謔化、泛娛樂化、庸俗化，最終使得網絡符號消費主義大肆流行。正是基于對這一社會后果的擔憂，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引導資本投資向上向善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般而言，在沒有外部約束的情況下，資本擴張是無序的，此時需要外部力量的干預，其中最有效的干預就是來源于政府的行政管理，需要借用政府這只“有形的手”加強對市場、大眾媒介等的價值引領，糾正資本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偏向，合理引導資本流向。具體而言，借助主流意識形態對資本邏輯的價值理性進行引導，同時輔以信息技術手段規訓大眾媒介、大數據、云計算等工具理性，有步驟地加以引導，促使網絡符號消費為公共利益服務，并阻斷網絡符號消費主義的野蠻滋長。

　　當然，除了上述路徑外，還有其他許多可能的解決路徑。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擇其要者而述之。總而言之，我們當前必須要重視這樣一個事實，即：網絡符號消費已經或者正在引誘并支配大眾沉迷于購物欲而不能自拔。消費者盡管自己也知道這種購買欲望和購物情結是不理性、不節制的，但是以網絡符號消費主義為核心理念的消費行為卻仍然能夠成為普遍的生活方式，并逐漸衍生為一種不良的消費習慣和社會現象，那么這一問題就不僅僅只是經濟問題了，很可能會演化為社會問題乃至政治問題。事實上，以消費為標準劃分的社會階層之間的界限，不僅是極其明顯而且有不斷加深的趨勢。各個階層間的消費行為所顯示出來的巨大差異，不僅體現在衣食住行，還體現在工作、教育、社會資源上。社會階層的消費差異大于收入差異，這是一個違背消費經濟學基本常識的現象。然而，從實踐角度來看，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消費，最大的不同在于傳統消費注重使用價值，而現代社會的消費則更關注符號價值。符號價值由于通過符號而顯示出其與別種商品的不同，因而其潛在地僭越了傳統社會的消費觀念而“當仁不讓”地成為某種社會地位的象征，加之信息技術、網絡技術、大數據技術以及智能技術等的加速發展，不僅導致網絡符號消費在社會消費活動中蔓延，而且使得人們的消費心理以及消費意識也隨之發生了改變。潮水般的商品在我們生活中涌現，不僅迷亂了我們的雙眼，而且也迷醉了我們的心靈。既然我們已經活在一個被創造的符號價值的意義世界里，那么學會看透事物的本質就顯得尤為重要。如何做到不被符號擺布，不因別人創造的符號價值而陷入盲目消費，就考驗著現代人的智識和意志力。為此，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要看清網絡符號消費的本質并將網絡符號消費拉到綠色健康的消費軌道上來。我們需要理性思考，不盲目追求未經審視的人生目標，在賦予自己可達的人生意義基礎上回歸理性消費、回歸正常生活。

　　結　語

　　當然，網絡符號消費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反映出所處社會的經濟基礎、文化模式以及價值體系。如果理性而客觀地看，那么我們會發現，“生產社會”是社會的相對低級階段，消費者重視“物”的使用價值，而當社會發展到更高一階時，消費者就不再局限于物質、功能，更需要精神消費、符號價值。也就是說，一旦人們的消費超出了純粹的物質需要范疇，轉化為以符號為媒介的消費行為，并提升為一種改變人的內在精神世界的活動，就意味著人的生存方式的躍遷和人性范式的變革，同時也是人的本質力量的變遷。因此，一定程度上而言，這應該是社會進步的標志。正如卡西爾所說，“我們應當把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來取代把人定義為理性的動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指明人的獨特之處，也才能理解對人開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然而，另一方面，我們會發現，它也意味著人的本質的消耗。事實上，當我們陶醉于琳瑯滿目商品景觀中的時候，當我們享受美感、品位、奢侈等商品帶來愉悅的時候，當我們氣宇軒昂、躊躇滿志地迷戀于商品符號象征意義所帶來的地位、身份、尊重乃至尊嚴等感覺的時候，誰又能理性地拒斥網絡符號消費呢？然而，這不是消費的全部，也不是生活的全部。當然，這也不全是網絡符號消費惹的錯，還可能是因為人們無法遏止的欲望和貪婪。一旦人們被光怪陸離的廣告遮蔽了雙眼，被消費符號洗腦，以符號代替人的價值，甚至希望通過消費符號的象征性賦予自己新的地位和更高的身份，那么他們就會很容易地沉淪于消費烏托邦的美好幻想之中，躲進自我虛擬保護的幻境之中，并以娛樂至死的價值觀念來逃避生活，此時，包圍我們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的就不再是人而是物，不再是真情實感而是虛榮乃至虛無——生活再沒有了理想信念，有的只是幻想與妄念。就此而言，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指導實踐，而實踐的最高境界在于對網絡符號消費局限性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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