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農業國實現現代化，要過兩個坎：一個是原始資本積累的坎，一個是創新的坎。原始積累是打基礎，創新是上水平;一個講歷史，一個說現實。我們可圍繞這兩個問題，談談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一、公有制保證了我國完成原始積累
從二戰結束到現在，在人口過億的傳統農業大國中，只有中國實現了工業化，有人認為這是改革開放后發展市場經濟的結果。但是，其他傳統農業大國一直都在搞市場經濟，也有多種類型，像完全靠市場調節的菲律賓模式，通過借債發展工業的南美模式，采取貿易保護的印度模式等等，可他們都沒有完成工業化，還是困難重重。為什么我們一搞市場經濟，發展就快了呢?這里一定有原因。
應該看到，我們在開始搞市場經濟時，已經建成完整工業體系，特別是最費力最費錢的重工業體系。主要表現：一是，我們不僅能生產飛機、汽車、火車、萬噸輪船、重型機床，而且在很多領域已能提供成套工業裝備;二是，培養了幾千萬產業工人和大批科研人員;三是，完成了“兩彈一星”、核潛艇等高科技軍事裝備研制;四是，我們僅用十幾年，就還清所有外債，做到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所有這些成績，我們總共僅用短短20多年，這是奇跡呀!用經濟學語言表述，就是我們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這就是我們與其他傳統農業大國最大的不同。
但是，一般情況下，傳統農業社會沒有資本，即使有一點工商資本，也不可能形成工業化積累。如果認為菲律賓在市場經濟下，資本能自動向重工業和高技術產業集聚，是很不現實的。而如果農業國借債搞工業，就必須按市場價格付利息，加上自己剛剛起步，無法與老工業國競爭，依靠剛建成的工業無法還債，因而幾乎所有借債國都有嚴重債務危機。
那么，我們的原始資本是從哪里來的呢?首先，我們不可能走西方的路，他們的工業化往往與對外殖民化同時進行，通過掠奪，在工業化初期已有一定積累。按2000年美元可比價格換算，美國在工業化初期的1870年，人均年收入已達到740美元，日本在1895年已達到475美元，而我國在工業化初期的1952年，只有61美元。在這種情況下，走西方的路，是走不通的，我們只能通過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來凝聚力量，在農業社會內部找出路，進行艱難困苦的自我原始積累。積累的具體方式，可用四個“統”字來概括，即農業上“統購統銷”和工業上“統收統支”。農業統購統銷，就是國家低價收購農產品，以獲取農業提供的原始資本，當時叫價格剪刀差;工業統收統支，就是把企業利潤、折舊、大修理基金等經濟剩余都收到國家手里，并嚴格控制企業支出，從而獲取企業提供的原始資本。我們正是依靠這樣的原始積累方式，從農業社會內部，獲取了最初的建設資金，開始工業化建設。
很明顯，在私有制條件下，我們不可能完成這樣艱巨的任務。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公有制，從而為原始積累和加快建設提供根本制度保證，這是其他農業大國所不具備的。
先看農業。雖然我們黨一直倡導合作化，但合作化大發展是在1953年統購統銷之后。統購統銷后，我們遇到兩個問題：一是在低價格下的情況下，如何把農產品從一億多小農戶手中收上來;二是在低價收購時，如何保證農民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當時中央認為，如果能建成一二百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依靠集體的力量，就可基本解決這些問題。所以，我們加快了集體化進程。
再看工商業。我們黨在1952年時還認為，要用10-1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實際上，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這是因為我們又遇到兩個問題：一是，1953年我國開始“一五”大規模工業建設，但僅靠農業和少量國營企業積累，遠不能滿足工業化對原始資本的需求;二是，國營企業經濟剩余全部上繳了，這與私營企業把利潤留給自己形成鮮明反差。因此，國家通過贖買政策，將私營企業轉為國營或公私合營，使國家掌握了經營權，從而把這些企業也納入國家統收統支之下，為國家原始資本積累創造了條件。
應該說，我們的原始積累，是用老百姓眼前的消費利益換取工業發展的長遠利益;是以放慢老企業自主發展為代價，換取工業體系全面建設。它對于我國工業化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同時也帶有明顯的階段性色彩，不可能一直搞下去。在工業體系基本建成后，需要進行改革，需要發展市場經濟，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
黨中央把改革前這段歷史定位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這一重要論斷，一下點明了改革前后的本質聯系和傳承關系。
二、公有制經濟起著創新發展的基礎作用
發展中國家要邁過創新這道坎，不僅受教育、科學水平的限制，而且本來是推動經濟外延增長的市場經濟，也會對內涵創新產生不利影響。例如，最先進的航空發動機技術，是發達國家企業經過不斷投資、研發、銷售盈利的循環，才達到現在的技術水平，這符合市場經濟和商業規律。反觀我們的技術，則落后很多代，投資研發后，技術雖有進步，但產品仍然落后，沒有利潤。要使產品達到先進水平，就要不斷重復這種沒有盈利的循環，研發投資很大，這并不符合市場經濟和商業原則，這就是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的優勢。國家通過規劃、指導、組織、減免稅、補貼、參股、貸款等方式，降低了企業創新成本。國家這種經濟行為，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一種公有經濟活動，對整體創新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
在微觀企業創新上，我們也看到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地位。為便于觀察和分析，我們可把創新分為理論創新和技術創新。理論創新主要由國家管理的科研機構、大學等來進行，當然也有大型國企參與，諸如可控核聚變等理論研究和試驗。這些姑且不論，我們在這里重點分析一下與企業密切相關的技術創新問題。技術創新可分為應用技術創新與基礎技術創新。像根據市場應用前景，利用已有的互聯網基礎技術，開發出的網上社交、購物、打車等應用，就屬于應用技術創新;而依托理論創新形成的新技術、新算法、新材料、新方法等，如5G通訊技術，就屬于基礎技術創新，它的意義更大更重要。
然而，許多企業，包括一些大型民營企業的創新，還多集中于應用技術創新上，基礎技術創新特別是重大基礎技術創新的數量和比例還不大。這是因為，基礎技術創新難度極大，資本投入風險太高。現在，倒是某些中小型民營科技企業有一定基礎技術創新，觀察發現，它們多是科研人員或從海外回國人員辦的企業，很多人有相關研究經歷，有基礎和經驗。但隨著某項基礎技術創新工作結束，他們則較少繼續從事新的基礎技術創新，而更多轉向應用技術創新。
現在，公有制企業，以及一些具有公有特征的企業，正在成為基礎技術創新，特別是重大基礎技術創新的中堅力量。由于國有企業更能集中資源，所以在持續進行基礎技術創新上表現出了明顯優勢，像完成了第四代核電站技術、超高壓輸電技術、超級計算機、北斗衛星、先進航空發動機等重大基礎技術創新，這些都是關系國計民生、安邦定國的技術。
作為民營企業的華為公司，它99%的股權歸工會所有，帶有明顯公有特征。這種產權關系，對企業創新影響重大。現在，貨幣資本的效能在下降，創造性勞動地位迅速提升。因此，在企業創新活動中，特別是重大基礎技術創新上，人力資本投入相當大。而華為的產權制度，一方面，保證了每年幾百億分紅資金，又回流到生產者手里，減少了創新投入的人力資本，降低了風險;另一方面，剩余價值再轉化為勞動者收入改變了雇傭關系，提高了激勵效率。這就是華為在美西方聯合打壓下，仍能完成一大批重大基礎技術創新的所有權原因。
創新決定發展的未來。公有經濟在創新中的基礎性和決定性作用，充分反映出公有制主體地位的不可動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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