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對東方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認識和實踐出發(fā)，指出改革開放后對市場經濟的探索，是基于毛澤東改造小生產，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為前提，對社會主義商品生產思想和實踐的延伸。批評了庸俗經濟學觀念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強調中國已形成了空前強大的雇傭勞動階級，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實踐的主力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要放到雇傭勞動階級中去檢驗，以保持理論創(chuàng)新的科學性。文章討論了在人工智能時代解決畢業(yè)生就業(yè)問題的措施。
我國每年應屆畢業(yè)生有一千多萬，在可預見的未來，隨著人工智能產業(yè)如火如荼，畢業(yè)即失業(yè)的現象只能加劇。怎樣認識和解決這個問題？
馬克思晚年，以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思想，探索了東方國家不重復資本主義苦難的可能性。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西歐革命有假設性誤判，但通過恩格斯論述的“合力論”，捍衛(wèi)了辯證的唯物史觀，指出生產力的根本作用是通過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而體現的本質規(guī)律，指導了列寧的十月革命和毛澤東的農民主力軍的革命，指導了斯大林的蘇聯(lián)前期和毛澤東中國對農業(yè)國的改造和跨越。
作為資本主義頑疾之一，畢業(yè)即失業(yè)，在歐美由來已久。在中國，解放后的方法是有飯大家吃，兩個人的飯三個人吃，或者下放農村，“土法上馬”，對西方經濟學“經濟原則”反其道行之，卻做得卓有成效。斯大林蘇聯(lián)和中國改開前，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有效破解了市場經濟的盲目生產和大規(guī)模失業(yè)，人口和壽命增長在人類史罕見。八十年代后，對存在的瑕疵認識為“大鍋飯，養(yǎng)懶漢”、全員勞動生產率低下，限制人的自由發(fā)展等，成為四十年的改革對象。
一，毛澤東改造中國、改造小生產的宏偉路徑
中國作為人類商品、貨幣發(fā)源地之一，依托的是內陸農耕自然經濟的發(fā)展，自商鞅變法以來，形成歷代重農抑商傳統(tǒng)。解放后人口猛增的溫飽壓力，不得不長期依然以糧為綱，這就使得農村多數人的集體經濟積極性，和重農抑商傳統(tǒng)重合，潛在地通過革命遺留的戰(zhàn)時共產主義的慣性，通過對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尾巴”的絕對排斥，以及干部孽生的官僚主義專制體現出來。
毛澤東縝密研究占總人口90%的農村集體經濟，同時又在基層群眾創(chuàng)新中，總結出社隊企業(yè)、生產責任制、私有經濟自留地等經驗，探索中國特色的農業(yè)國產業(yè)升級，工業(yè)化之路。在這個征程中，毛澤東遇到小生產觀念的巨大阻力，首先反映在向集體經濟和從農業(yè)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發(fā)展上。毛澤東依據農民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主力軍的實踐，批評了《共產黨宣言》對農民二重性敘述“蹩腳一點”（《毛澤東年譜》1959.12.17），肯定了同是農業(yè)國蘇俄的列寧、斯大林的準確表述。
毛澤東把斯大林統(tǒng)得過死，把商品局限在消費品、企業(yè)和個人易附庸于政府和單位官僚主義的傾向作為借鑒，嚴格糾正剝奪農民，提出尊重價值規(guī)律，計劃第一，價格第二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總結提出限制而不是廢除資產階級法權的宏大思想；用三者利益統(tǒng)一，調動基層積極性和經濟活力，建設不斷調整人與人關系的工農業(yè)公有制和生產方式，這就構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意識形態(tài)及其經濟基礎。
毛澤東以主要反映在黨內思想領域的階級斗爭，以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指導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思想，實際上是東方國家改造小生產，吸收西方文明，實現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歷史宏偉路徑，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分別晚年思想的具體化，也是人口大國人人有飯吃的共同富裕之路，對中、俄和第三世界有方向性指導意義。“中國這個國家，離開農民你休想干出什么事情來。得罪了小資產階級可不得了，永世不得翻身，因為他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毛澤東年譜》1961.5.21）
二，毛澤東晚年思想的邏輯延伸
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人對市場經濟的探索，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深入。在改革實踐中，企業(yè)和勞動者個人在流通環(huán)節(jié)取得商品生產主體地位，進入新時代后，在生產環(huán)節(jié)以勞動為主體，統(tǒng)御資本和公有資本形式的探索深入；從絕對的市場經濟到市場有效，政府有為，維護了全國一盤棋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大一統(tǒng)。社會主義商品生產，推動了社會分工和對信用的運用，促進了生產要素流動，在高度關注具體勞動在生產社會財富所體現的生產力效率中，也關注生產關系對抽象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的維護，限制價值規(guī)律從商品占有向生產資料占有的轉化作用，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限制但不破除最大的資產階級法權私有產權，形成一條正確路線，這是毛澤東晚年思想的邏輯延伸。
因此，前三十年和改革開放后，并不是簡單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而是社會主義的深化。這一點，凡是客觀嚴肅的思考者，承認它是不困難的。
“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論，是以公有制排斥資本雇傭勞動為前提的，但是改為照搬西方GDP為前提，以利潤、工資和地租作為社會總收入基礎，取代社會總勞動，在企業(yè)和個人取得市場主體地位的同時，也合乎邏輯地復歸了雇傭制和私有化，從而成為悖論。這個悖論以對謂項“根本矛盾”否定判斷的周延性，為無條件引入社會主義對立元素做了背書，解除了對現代資本主義陌生的全黨的警惕性，以中性市場經濟的觀念，復制現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畢業(yè)即失業(yè)就是反映之一。
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無條件接軌和完全排斥，作為兩種極端，都受到毛澤東的分析批評，前者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思想方法是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后者不能辯證對待包括私有經濟成分的資產階級法權，“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是教條主義。這些都是小生產觀念或小資產階級視野狹隘的表現。
三、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是庸俗經濟學的前鋒
1975年4月23日，毛澤東批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于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同日《毛澤東年譜》）
在當時反對兩種傾向中有哪些特點和側重？根據原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張執(zhí)一1980年10月28日在一次會議上回憶，五屆三次人大會議之前要召開民主協(xié)商會，在為華國鋒準備這次會議發(fā)言稿的會上，在解釋毛主席提出的“三年解決”時，“華國鋒同志親自說過：這個‘今年解決不了明年，明年解決不了后年’，不是講粉碎‘四人幫’的事，而是指批判經驗主義”。
毛澤東去世后，根據傳達，三年解決“四人幫”是毛主席的遺愿。今天看《毛澤東年譜》，經當事人回憶，雖然在編輯中刪除了數十萬字之多，但仍然可以看出，毛澤東最主要的遺愿，是九大、十大和去世前反復強調的“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而經驗主義，正是毛澤東去世后危害性最大的思想傾向。正如列寧批評的，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差別“微不足道”，實用主義“僅宣揚經驗；認為實踐是唯一的標準”，（《列寧選集》2，234注），經驗主義的“實事求是”主導了真理標準討論和批判“兩個凡是”，為后續(xù)的庸俗經濟學的改頭換面開通了道路。
放棄理論指導的經驗主義、實用主義，用國際間社會發(fā)展的不同水平認識社資差異，以靜止、絕對的“社會主義沒有搞清楚”為名，武斷否定對社會主義不同階段的具體、相對的認識，否定前三十年，以“摸著石頭過河”的盲目實踐，對于服從“三位一體”的GDP和由此產生的中性生產力、中性市場經濟、所有制中性、競爭中性、資本中性、信用中性、中性的全要素生產率等，放棄二重性分析，這就使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觀念作為永久法則，搖身變?yōu)轳R克思主義改革理論，和黨的靈活政策、策略混為一體。
“國民經濟翻番”的GDP尺度，正如《資本論》對“三位一體”的批判，達到了把使用價值即財富和勞動價值“不能通約的關系”聯(lián)系在一起，也就“正好達到了資產階級觀念上的‘合理’了”（《馬恩文集》7，926）。用資產階級的觀念，實用主義地作為改革開放的動員，順應并放縱小資產階級和權力經商從商品占有向生產資料占有的要求，這就虛化了馬克思主義指導，逐步地完全放縱了大規(guī)模私有化為主的資產階級法權。
以糾正計劃經濟歧視服務業(yè)為名，把發(fā)展社會化大生產、抗拒國外壟斷資本所需要的“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信用公司等等）”（《馬恩全集》25，456），放縱為脫離制造業(yè)的金融資本，如吳曉暉式的權力金融，互聯(lián)網金融P2P、金融衍生品等虛擬資本畸形發(fā)展；操縱本來屬于消費資料部類的公共服務業(yè)從福利化轉向商品化、產業(yè)化甚至金融化；在資本市場推動下，既有把級差地租轉入國家資本后，改善財政，擴展城鎮(zhèn)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的積極一面，也以房地產業(yè)的畸形發(fā)展窒息制造業(yè)，混亂再生產比例，普遍制造債務經濟，挾持國有銀行和宏觀經濟。
在私人資本集中和壟斷中，向西方出賣有損民族的包括數據的各類資源，建立離岸家庭信托基金，向海外虛假投資，轉移資產，在這個過程中，西化派服從、配合世界金融資本的強勢，主張無條件資本項目可兌換交易，迷信市場化，實質性配合美元潮汐收割，為資本外逃和外資抄底創(chuàng)造寬松條件，形成買辦中堅。這些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必然走向買辦大資產階級的歷史宿命。它們傾向于放縱人民幣貶值，把通貨膨脹作為發(fā)展經濟的默認條件，與二戰(zhàn)前后的蘇聯(lián)，六七十年代的中國主要物價穩(wěn)中有降形成鮮明對比。
所有這些，反映了農業(yè)大國小資產階級可以向腐朽資本主義演變的完整的壽命周期。它不是對“卡夫丁峽谷”的跨越，而是資本主義補課。這是對毛澤東有條件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另起爐灶。
四、中國雇傭勞動階級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中壯大
在左翼隊伍中，一些學者嚴肅批判庸俗經濟學原則，對馬克思主義原理解惑授業(yè)，在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即現代修正主義、西方經濟學、哲學的撥亂反正上取得重要成就，發(fā)揮了中堅作用。但在“晚年錯誤”的思想禁錮中，誤解毛澤東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思想，或將其僅僅解讀為批判等級制，特權的極左，甚至像批評學生一樣批評毛澤東不懂得資產階級上升階段的平等主張，提出按勞分配無需限制；或否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必要性，誤解、類比為杜林、蒲魯東用價值規(guī)律克服價值規(guī)律產生的資本主義弊病；或脫離歷史條件，求全責備缺少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手段，看不到西方封鎖鐵幕崩潰后，四三方案對資本主義的利用才剛剛開始；或絕對排斥利用資本和資本形式等。
這些都是認識過程中的岐見，只要聯(lián)系實際，不難克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是結合中國革命建設實踐，對《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理論深思熟慮的結果，本身也是毛澤東本人對于保護或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兩種傾向開展批評和自我否定的結果。看不到這一點，對于把庸俗經濟學喬裝打扮為改革理論的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思想根源、思維方式，就不容易產生警惕，不自覺接受“資本中性”等一系列“中性論”的折中主義，從而容忍與時俱進包裝下的資本主義永恒經濟原則，在和西化派的斗爭中節(jié)節(jié)敗退。這種現象與毛澤東去世后盛行的權力真理觀有關，也和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有關；從整體看，其背后也是農業(yè)國強大的小資產階級傳統(tǒng)因素，令干部隊伍對現代資本主義缺乏感性認識，失去辯證能力有關。
在工人階級隊伍方面，舊中國工業(yè)弱小，解放前夕民族工業(yè)僅雇傭164萬人，（劉日新：新中國經濟建設簡史，33），僅為1966年第二產業(yè)人數2600萬（國家統(tǒng)計局）的6%，文革期間的工人階級主要是建國后在蘇聯(lián)援建和中國土法上馬的工業(yè)中誕生的，其前身主要不是和資產階級同時產生的破產農民，在特定條件下，不完全具有十月革命時期無產階級的組織紀律性，在文革中出現派性分裂，在喪失主人翁地位的私有化改革中缺乏通鋼工人那樣的反抗性，這是中國工人階級在完善小生產改造的時代洪流中，脫離黨的正確領導出現的支流。
改革開放后以后，工人階級探索了公有制的新形式。特別是在反對美國制裁的斗爭中，技術創(chuàng)新和生產關系創(chuàng)新經受了考驗。勞動主體利用資本的形式做自己的資本家，使自己的勞動增殖的合作生產，是集體經濟在商品經濟深入階段的演變，是逆私有化的再改革。“公有資本”是對資本利用和轉化中的一種過渡形式和界面，例如國家資本主義；但不能作為社會主義的邏輯，因為不能成為實質上撼動、虛化工人階級領導地位的理由。這些又是正確認識了在社、資生產方式中，本質區(qū)別并不在勞動力模擬商品的流通領域，而在生產環(huán)節(jié)：是合作勞動，還是雇傭勞動的結果。正如“不能不承認價值規(guī)律在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毛澤東年譜》，7，322）的警覺，離開生產資料占有談市場決定要素貢獻和分配，用企業(yè)和勞動者雙向自由選擇的平等性，掩蓋私有資本占有剩余勞動的不公平，作為指導思想，完全是混入到黨內的資產階級觀點。
按國家統(tǒng)計局可查詢就業(yè)數據，2019年城鎮(zhèn)國有、集體企業(yè)和單位就業(yè)占比17%，內外資私企50%，混合型企業(yè)26%。在我國工業(yè)化上升到門類齊全的強大制造業(yè)同時，幾乎和民族資產階級同時產生的新生雇傭勞動大軍，已逐步遠離農民工父輩的土地生產資料，或城市前輩遺留的住房等福蔭，更加接近雇傭無產階級，在生活壓力下，排斥婚姻生育，已經影響到人口出生率。與此同時，今天中國形成了以工程師隊伍為主干，包括由代表雇傭勞動階級利益的企業(yè)管理者引領的龐大的產業(yè)工人隊伍，這支隊伍的階級意識和民族振興融為一體，擁抱兩彈一星傳統(tǒng)，可以以最廣闊的胸懷團結愛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同于大多數前輩，他們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弊病與變革有效性的認定，來自于親身經歷。這支隊伍文化科技技能平均程度之高，組織紀律性之強，生產效率之快，學習創(chuàng)新能力之充沛，對生產成本控制之系統(tǒng)化，歷史空前、世界獨有。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學社會主義發(fā)展所取得的最大成就。而每年進入雇傭勞動大軍的應屆畢業(yè)生，就成為寶貴的新鮮血液。
五、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要放到雇傭勞動階級中檢驗
習近平指出，“我們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深入探索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規(guī)律，不斷回答實踐遇到的嶄新課題，以理論創(chuàng)新引領實踐創(chuàng)新。”完成這一偉大任務，首先要緊密依靠雇傭勞動階級，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chuàng)新成果放到雇傭勞動階級中去檢驗，只有這樣，才能保持理論創(chuàng)新的科學性。正如一百多年前，列寧號召青年在掌握人類知識總和中學習馬克思：
“凡是人類思想所建樹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運動中檢驗過，重新加以探討，加以批判……”。（《列寧選集》4，284）
恩格斯批評了“自命不凡”者“往往以為，一切東西對工人來說都是足夠好的。他們竟不知道，馬克思認為自己的最好的東西對工人來說也還不夠好……”（《馬恩文集》10，588）
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是這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是這樣。
六、在新質生產力中解決失業(yè)問題
認清了歷史、現狀以及雇傭勞動階級的社會政治地位，就可以理解習近平指出的，新質生產力的基本內涵是勞動，為全要素生產率的衡量賦予了靈魂，與舊的中性生產力劃出了界限。就可以在人工智能起飛背景下正確總結應屆畢業(yè)生就業(yè)的不同方法。
1， 按價值規(guī)律，重視對復雜勞動的社會必要勞動的補償。歐美為了讓勞動者的專業(yè)知識、包括技術專利納為資本附庸，早已形成吸引人才的強有力補償機制。中國對中外人才的爭取，往往需要突破小生產論資排輩頑習，才會承認復雜勞動有較多的社會必要勞動和競爭風險成本，特別是取得自主奮斗勞動、參與共享剩余勞動的前景，就能超越歐美人才機制，取得爭奪人才角力主動。重視人才的市場價值，既是高端應屆生人盡其才、珍惜教育資源的必要條件，也是國企吸收民企機制，防止企業(yè)競爭力流失，解決體制性創(chuàng)新卡點的必要條件。
2， 以反映社會必要勞動為前提，限制簡單勞動的加班時間，“有飯大家吃”，和補償復雜勞動是含義相同的。其原因在于，復雜勞動相當數倍于簡單勞動，但是，“不管生產力發(fā)生了什么變化，同一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馬恩文集》5，59）反對平均主義的先富是勞動成就激勵的結果，不是生產資料占有的差異，實用主義縱容庸俗經濟學長期混亂這個觀點。全社會激勵復雜勞動和限制簡單勞動時間并舉，限制勞動力市場價格下限，給予勞動者基本的有尊嚴的生活報酬，對失業(yè)者開展再就業(yè)培訓機制成為產業(yè)調整的首要內容，這些是限制勞動力價格上的資產階級法權，也是政府有為的空間。
3， 企業(yè)的安置就業(yè)責任。對于國企，既然認識到國企存在完全競爭型、公益型等分類管理，就不能把人均產值、“抓大放小”當做禁錮。人均產值作為使用價值的計量，不能和勞動價值通約。要發(fā)揮公益企業(yè)在解決失業(yè)率上的骨干功能。應當從計劃經濟時期的“土洋并舉，大小并舉，有飯大家吃”取得借鑒，樹立企業(yè)社會責任。對于私企不愿做，社會又需要的項目，落實十九屆四中全會要求的“國有資本加大對公益性企業(yè)的投入”。
4， 企業(yè)辦社會，是勞動者的福利，資本的負擔，是剩余價值回饋價值創(chuàng)造者。在私企是老板用工人創(chuàng)造的價值請工人的客，在國企，是“有折有扣”（《哥達綱領批判》），承擔完社會義務以后，給勞動者的實物報酬。這種報酬，符合十八大以來關于增加初次分配精神，沒有必要延續(xù)國企私有化中對勞動者的錙銖必較。企業(yè)福利和公共服務崗位作為增加就業(yè)的重要方面，減少勞動者的市場風險，同樣屬于人工智能時代生產的廣度和深度，有助于從根本上改善消費心理。
5， 新時代以來的村官和助農干部制度，是加強農村振興和鄉(xiāng)鎮(zhèn)社區(qū)治理的重要舉措，是老知青出身的領導在新時代采取的重要國策，是毛澤東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存在的問題“容當統(tǒng)籌解決”的延續(xù)。應創(chuàng)造更多應屆畢業(yè)生專業(yè)對口、深入基層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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