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瑪麗娜·普倫圖利斯（Marina Prentoulis）在2021年出版的《歐洲的左翼民粹主義：從杰里米·科爾賓到我們能黨的教訓》一書，試圖從拉克勞、墨菲的理論立場出發為左翼民粹主義辯護，將其視為西方左翼未來的發展方向。但Eddie Doveton撰寫的這篇書評指出，左翼民粹主義不過是社會民主主義（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當代變種——只不過是以后馬克思主義、后現代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語言呈現，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胡同：“與20世紀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自由主義一樣，它只能屈膝于資本的要求。這一事實在激進左翼聯盟和我們能黨的執政歷史中已經表現得非常明顯。”
來源：Left Voice網站
翻譯：趙丁琪
左翼民粹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它“試圖將自己置身于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改良主義（現已幾乎消亡）和革命左派之間”。但這種嘗試是失敗的，因為它仍然不過是舊的改良主義策略的化身。因此，左翼民粹主義的歷史軌跡和政治實踐很可能會導致與過去一百年來改良主義政治相似的失敗和災難。普倫圖利斯在書中重點介紹了三個案例研究——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西班牙的“我們能黨”和英國的科爾賓運動。每一個案例都旨在從有利的角度展示左翼民粹主義。然而，她的例子實際上是在警告人們，當受左翼民粹主義影響的政黨上臺執政時，等待工人階級的將是什么。
對于圍繞這三個“左翼民粹主義”運動興起的事件，普倫圖利斯以觀察報告的方式進行寫作，給人一種旁觀者的感覺。這種文體旨在支持左翼民粹主義意識形態所詮釋的社會觀：即社會是無定形的流動的。這為普倫圖利斯的左翼民粹主義解釋提供了“政治邏輯”。
什么是左翼民粹主義？
要全面考察民粹主義以及普倫圖利斯的導師埃內斯托·拉克勞（Ernesto Laclau）和尚塔爾·穆夫（Chantal Mouffe）的政治理論，需要比本文更多的細節。但一個簡短的概述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普倫圖利斯是如何進行分析的。
拉克勞和墨菲的左翼民粹主義理論回應了20世紀70年代末西方民主國家出現的社會和經濟危機及動蕩。然而，拉克勞并沒有過分關注這種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普遍危機。相反，拉克勞關注的是這場危機的政治結果。拉克勞將民粹主義視為一種“政治實踐”，在這種實踐中，政治身份被創造出來。隨著拉克勞理論的發展，他的社會政治概念逐漸脫離了對危機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考慮。拉克勞的進一步討論完全是在脫離社會和經濟基礎的政治場域中進行的。在此框架下，拉克勞將民粹主義的發展視為民眾對“主流意識形態”和統治階級的對抗性回應。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民粹主義表達了對統治集團霸權統治的“斷裂”。民粹主義為對抗發出了聲音，而對抗的方向可以是左翼的，也可以是右翼的：因此，它可以是進步的（左翼民粹主義），也可以是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的（右翼民粹主義）。在《論民粹主義的理性》（倫敦：Verso 出版社，2005 年）一書中，拉克勞談到了民粹主義的斷裂是如何挑戰現狀并為政治變革提供契機的。
拉克勞和墨菲的左翼民粹主義的擁護者會爭辯說，左翼民粹主義并不是一種意識形態——正如我在上文所斷言的那樣。他們會說，它只是一種“政治邏輯”。左翼民粹主義只是一種策略、一種政治行為方式。左翼民粹主義試圖解釋社會，但否認自己在解釋社會。在使用“政治邏輯”這一概念時，左翼民粹主義的支持者否認它是一種意識形態建構，而是以對社會特征和性質的某種理解來構建其論點。根據韋氏詞典，這種“政治邏輯”與意識形態沒有區別，后者被定義為“個人、群體或文化特有的思維方式或內容；構成社會政治綱領的綜合主張、理論和目標；特別是關于人類生活或文化的系統性概念”。
左翼民粹主義者很少談及社會階級的特征；事實上，他們否認社會階級的重要性，將其歸為幾個一般社會學類別之一。但忽視階級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建構。相反，該理論關注的是個人，他們被組合在一起形成“人民”的分析范疇。這是為了取代馬克思的社會階級范疇。但正如后現代主義的方式一樣，建構的“人民”并不是一個永久的社會固定物；它是流動的；它來了，它走了。承認這種短暫性，就意味著左翼民粹主義并不代表對社會的特定意識形態理解。
普倫圖利斯認為，階級被歸入了一個更廣泛的范疇。她寫道：“民粹主義摒棄了‘階級分析’。民粹主義使左派考慮階級之外的其他身份認同，而不是將身份置于由與生產資料的關系決定的特定位置，這一論點是有道理的”。普倫圖利斯的分析乃至墨菲的分析的問題在于，它是以對馬克思社會分析的錯誤批判為前提的。僅僅幾行之后，我們就被告知，“民粹主義讓我們重新思考當代的斗爭，尤其是在工人階級的定義更加寬泛的背景下，工人階級采取了新的形式，扮演了新的角色，超越了白人、男性、產業工人的范疇”。但馬克思對階級的分析并不是普倫圖利斯所說的狹隘的社會學描述。事實上，墨菲和普倫圖利斯對階級定義的理解，說明了他們對社會的分析只停留在社會的表層，或經驗層面。
普倫圖利斯似乎犯了一些現代評論家常犯的錯誤，即把工人階級歸結為體力勞動者，或者如她在上述句子中所說的那樣，歸結為“男性體力勞動者”。這種人為縮小工人階級范圍的做法使普倫圖利斯得以開始談論“人民”，將其視為一個比“純粹的”工人階級范圍更廣的范疇。但這不是馬克思對社會階級的理解。在馬克思看來，工人階級的定義是所有需要以雇傭勞動的方式謀生的人，所有不擁有生產資料的人。這個工人階級可以是工廠工人、護士、公務員或教師。這個工人階級在多大程度上組織工會，或不組織工會，或參加政治運動，這都是因人而異的，但他們仍然是工人階級。通過縮小工人階級的范圍，普倫圖利斯（與墨菲和拉克勞一樣）可以通過自己的定義，創造出必須占據左翼民粹主義空間的“人民”。
普倫圖利斯討論希臘廣場運動的發展時對此進行了說明。普倫圖利斯認為，“這不是一場工人階級運動——工人階級運動通常是由工人階級代理人組織的，例如希臘的希臘共產黨或西班牙的國際聯盟”。普倫圖利斯用相當長的篇幅來論證希臘共產黨與新興草根運動的疏遠。這意味著傳統的“工人階級”組織根本不符合要求。他們不了解新運動的動力，根據墨菲和普朗圖利斯的說法，新運動是一種超越狹隘階級限制的社會力量。但這是一種虛假的否定。首先，希臘希臘共產黨以其宗派行為而聞名，如果說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它代表了共產國際舊斯大林主義政黨僵化的政治方法。因此，這不是“工人階級政治”的合理例子。其次，更重要的是，普倫圖利斯試圖用左翼民粹主義將廣場運動重新貼上“人民”的標簽，以證明這一理論的合理性。但廣場運動的興起并不是因為希臘或西班牙社會突然變得“去階級化了”，而是因為傳統上代表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已經失敗，因而自發產生的。廣場運動是工人階級的運動（按照馬克思的定義），盡管很大程度上是無組織的，正是因為工人階級的傳統政黨已經蛻化成建制政黨。
廣場運動不是無階級的原子化集合，而是一場工人階級運動。這是一場處于孕育期的運動，是一個再創造的時刻，就像我們以前在工人階級斗爭史中發現的那樣，舊的斗爭方式和手段被拋棄了，新斗爭形式正逐漸形成。抗議或占領活動中有沒有工會旗幟并不能改變抗議者的階級出身。墨菲和普倫圖利斯希望將這場運動歸類為匿名“人民”的集會，并從“政治邏輯 ”的角度來評價這場運動。通過將分析局限于這種“邏輯”，他們只從潛在的改革方案——即局限于議會選舉的方案——的角度來考慮變革。因此，這是一種改良和/或反改良的意識形態。
廣場運動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影響工人階級的矛盾和危機。這場運動反映了馬克思所說的 “自在階級”，“自在階級”的定義是“與生產資料有著共同關系的一類人，他們可以在資本主義關系的范圍內活動”。現階段的運動是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中的現實困難和問題的回應。它還沒有成為——也不可能達到——馬克思的另一個范疇，即“自為階級”的階段。“自為階級”是指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積極追求自己的利益，并形成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
左翼民粹主義只關注“政治”，只從政治本身來理解政治，因此，它就會像水上的軟木塞一樣，從一個波峰晃到另一個波峰。相反，“政治”實際上表達的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馬克思在后來的著作中證實了這一點：
“經濟條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變成工人。資本的統治為這批人創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關系。所以，這批人對資本說來已經形成一個階級，但還不是自為的階級。在斗爭（我們僅僅談到它的某些階段）中，這批人逐漸團結起來，形成一個自為的階級。他們所維護的利益變成階級的利益。而階級同階級的斗爭就是政治斗爭”。
左翼民粹主義不再將工人階級視為社會和經濟變革的主體，而只關注“政治”的表現，并從中尋找機會將左翼民粹主義構建為霸權運動。因此，它將政治本身視為社會結構的整體。馬克思關于政治不過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表現的理解被排除在外。于是，對左翼民粹主義的分析就變成了對“我們所看到的就是它的本來面目”的一連串審視。
這與馬克思對社會的分析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馬克思的分析中，資本主義浸透并塑造了整個社會的社會關系。因此，“階級斗爭”和商品生產的本質（產生于資本主義）可以在社會的各個層面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這種表達的一個方面就是“政治”。馬克思認為，“政治 ”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實體而存在，相反，政治被視為社會大舞臺上階級對立的反映，是由資本本身的性質所塑造的社會關系的反映。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由社會關系的總和構成。這不僅僅體現在直接的人與人關系中，也不僅僅體現在“經濟”的本質中，而是體現在我們的語言、意識形態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中。正如貝爾泰爾·奧爾曼（Bertell Ollman）在談到《資本論》時所說，“馬克思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資本概念，在這種概念中，我們通常認為與資本外部相關的因素被視為單一結構中的共同要素。”因此，政治、社會運動以及諸如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和我們能黨（Podemos）等政黨的發展并不僅僅是拉克勞和墨菲所說的“結構化現實”，而是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體系中的結構化現實。因此，它們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表現形式。這將包括資本主義的所有矛盾，包括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現實。
相比之下，拉克勞使用經驗政治意義上的“連接”一詞來表示他的主題，而使用“還原”一詞作為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回應。這一點在拉克勞理論的第一次迭代中表達得最為清楚，他說：“有必要得出結論，階級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層面上存在于一個連接而非還原的過程中。”。后來，拉克勞在《霸權與社會主義戰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一書中將“連接”這一概念重新表述為一種“政治邏輯”：走向激進民主政治（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在該著作中，他最初提出的民粹主義主張被進一步闡釋為一種普遍的后馬克思主義政治，在這種政治中，拉克勞完全剔除了工人階級，幾乎沒有將其與社會轉型中的任何重要角色聯系起來。這使得拉克勞和墨菲可以宣稱：
我們認為，要想在確立社會對立方面取得進展，就必須分析多種多樣且經常相互矛盾的立場，并摒棄完全統一和同質的主體的想法，如經典話語中的“工人階級”。尋找“真正的”工人階級及其界限是一個虛假的問題，因此缺乏任何理論或政治意義。
在普倫圖利斯的書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完全成熟的關于政治和社會變革的另類意識形態。
基于經驗觀察的敘述和研究方法
普倫圖利斯這本書的主題雖然以左翼民粹主義為框架，但卻是歐洲人所熟知的新改良主義。作者的三個案例研究——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西班牙的我們能黨和英國的科爾賓運動，都是新改良主義運動，通常被視為左翼民粹主義的表現形式。因此，它們為左翼民粹主義概念和政治軌跡的可行性提供了案例研究。
普倫圖利斯處理案例研究的方法與拉克勞和墨菲如出一轍，他們希望避免所謂的“過度決定”；這體現在普倫圖利斯認為她所描述的政治事件沒有特定或一致的“決定因素”。她的方法告訴我們發生了什么，以及不同政治人物或政黨的行動（盡管所呈現的本身就是經過選擇和過濾的數據）。這些事件都是作為獨特的、特殊的，作為其所處的社會的創造物而呈現的。激進左翼聯盟面臨的問題是激進左翼聯盟和希臘政治格局中所特有的；我們能黨面臨的問題來自西班牙的政治；同樣，科爾賓運動的問題與英國和工黨政治的特殊性有關。當然，所有這些都有其道理，即在一定的分析層面上，所有事物都顯示出差異——每一粒沙子都是獨一無二的。但關鍵的是，她的分析并沒有超越這一點，因為作者否認“宏大敘事”，所以她忽略了任何普遍性的原因或因素。實際上，這意味著忽視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和階級社會的理解。這并不是說，在普倫圖利斯的書中沒有為我們提供某種形式的“宏大敘事”。我們看到了，但她的敘事本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詮釋，符合后結構主義和后馬克思主義對社會的邏輯。在這種理論邏輯中，社會表現為一種流動性，無邊界的事件不斷演變、產生和消亡。正是在這種流動性中，普倫圖利斯猜想可以創造出一種進步的“人民”，或者更確切地說，用她的話說，可以產生出一種“政治邏輯”。
這一切聽起來都非常溫和而充滿活力，但左翼民粹主義在討論實際事件和過程時，本質上是一種舊的經驗主義哲學，一種所見即所得的世界觀。在這種世界觀中，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所得到的，任何直接的日常經驗之下的現實都是被否定的。與傳統經驗主義唯一不同的是，這種“所見即所得”被置于可變的“結構化現實”之中；它們是某種“我們能夠觸及”的東西。正如拉克勞所言，“重要的是確定話語序列，社會力量或運動通過這些話語序列進行整體政治表演”。
這種“實踐的經驗主義”是構成后馬克思主義理論組成部分的庸俗理想主義的直接結果，左翼民粹主義就是從這種理想主義中汲取其政治邏輯的，無論是阿爾都塞對非歷史的“意識形態”的建構，還是墨菲對集體意志或“人民”的主張。這些概念被建構為“主體自身”，并以某種神秘的方式從社會中產生。也就是說，上述“意識形態”或“人民”的建構并不涉及具體的唯物主義或歷史理性。因此，在沒有唯物主義因果關系和解釋的情況下，這些事件都是按其表面現象“原樣”處理的。
普倫圖利斯和其他左翼民粹主義者可能會反對我的斷言——即他們的理論中除了眼前的事件之外沒有其他東西。當然，左翼民粹主義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著更廣泛的跨階層分析。然而，這卻忘記了后結構主義和后馬克思主義的矛盾邏輯，它為“宏大敘事”提供了工具，卻否認了“宏大敘事”。既然不可能有“宏大敘事”，那么就只能按照事件的表象進行解釋，我們最終會陷入類似于傳統經驗主義的境地。
結論
我們不應懷疑左翼民粹主義者真正的進步意圖：他們確實渴望一個更加自由和開明的社會。他們也真誠地將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視為傳統社會主義的現代替代品，以及抵御右翼民粹主義的進步防線。然而，不幸的是，這種解決危機的辦法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奏效。左翼民粹主義已經并將繼續走上與之前的左翼改良主義相似的道路。然而，歷史上左翼改良主義的意識形態保留了與工人階級的聯系（有時這也是一種約束），而左翼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卻沒有這樣的約束。因此，左翼民粹主義不僅走的是左翼改良主義的反改良道路，而且我們還看到了它對于仇外心理和民族主義的迎合。從“大眾階級”的角度重建工人階級，“就事論事”地看待政治，導致了對資本主義所有意識形態“垃圾”的遷就。因此，我們看到墨菲實際上在為讓·呂克·梅朗雄（Jean Luc Mélenchon）提供建議，而后者在法國接受了反穆斯林議程的內容。在德國，我們發現薩赫拉·瓦根克內希特（Sahra Wagenknecht）在左翼黨（Die Linke）內部呼吁更多的民粹主義議程，并主張限制難民人數，還評論說如果尋求庇護者一旦犯罪，就應當失去被庇護權。
這與馬克思形成了鮮明對比，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不僅僅是一個被剝削階級，而且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階級。因此，他們的自由必須同時也是所有人的自由。他認為，一個社會的經濟和政治都是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表現形式。因此政治事件不僅僅是政治行為者賦予其色彩和實質的任意環境的結果；相反，這些行為者不僅在特定的舞臺上表演，而且還在階級斗爭的劇場中表演，這種劇場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塑造，并反過來塑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那么，普倫圖利斯為我們展示了什么呢？歐洲的左翼民粹主義是對2008年后歐洲發展起來的新改良主義的政治考察。她在三個國家對此進行了研究：希臘、西班牙和英國。該書的思想立場、研究方法和敘述方式都緊緊追隨墨菲（Mouffe）和拉克勞（Laclau）的理論思想。因此，書中對左翼民粹主義的闡述是后馬克思主義乃至后結構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是“新 ”形勢下“政治斗爭的新方式”。
然而，這不過是新瓶裝舊酒。左翼民粹主義不過是社會民主改良主義意識形態的翻版，并不一定屬于左翼。事實上，由于缺乏與工人階級的有機聯系——這種聯系往往會制約傳統社會民主的政策——導致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對國際銀行業、壟斷性跨國公司的支持以及對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攻擊。
普倫圖利斯在書中回顧了左翼民粹主義的歷史，并強調了這些最初的表現形式并未達到預期目標，她希望將這一結果僅僅描述為失誤和不幸情況的結果，而不是反駁她的論點。她的主要基本論點是，墨菲和拉克勞對左翼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洞察，在評估我們所處的時代時仍具有先知性和洞察力。激進左翼聯盟、我們能黨和科爾賓運動的問題在于左翼民粹主義發展仍然不充分，而現有的左翼民粹主義運動又受到了舊的等級制左翼政治的持續影響。這破壞了左翼民粹主義的穩定，削弱了其影響力。普倫圖利斯認為，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更純粹左翼民粹主義的成功版本。但既沒有邏輯、證據，也沒有意識形態的一致性來支持這一論斷。相反，左翼民粹主義不過是社會民主改良主義的翻版，它將不可避免地把我們帶上類似的悲劇之路。
然而，圍繞我們可以稱之為“民粹主義”的現象，還有一些重要的分析領域。這篇評論并不是說民粹主義這一范疇不是研究政治進程的有用概念工具。相反，這篇評論試圖對左翼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建構提出批評，這種建構源自拉克勞和墨菲，而普倫圖利斯則復制了這一建構。就其核心而言，左翼民粹主義不僅是一種分析工具，也是解釋當代世界的另一種方式：簡而言之，是一種意識形態框架。這種框架本質上可以歸類為社會自由主義的一種形式，并使用了后現代的語言。但與20世紀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自由主義一樣，它只能屈膝于資本的要求。這一事實在激進左翼聯盟和我們能黨的執政歷史中已經表現得非常明顯。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