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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和世界的關鍵是社會主義大國的典范作用。經濟市場化、自由化既削弱了敵人，也在蠶食國家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政治基礎。穩健的做法是，明確自己的意識形態，清楚地了解并告訴人民，我們想做什么，正在做什么。

　　讀“找回列寧主義”兼議解放思想

　　——歷史與政治（二）

　　前文談到，姚中秋（秋風）教授提出“找回列寧主義”，這是一個頗有意味的說法。考慮到馬列主義被確立為思想領域的指導地位，用“找回”這樣的表達是不尋常的。接下來，作者合理地強調列寧主義已被實踐所證實【1】，這樣的論說風格是我熟悉并贊賞的，但也許因為稀缺，它也引發一些聯想。

　　一方面，盡管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理論界似乎并不習慣將此用于審視左翼經典，后者實際上被視為不可觸碰但可回避的“特權”真理。我們需要鼓勵并推動以科學精神進行學術和思想研究，由此可避免兩個極端：要么在教條主義框框里兜圈子，要么沉溺于經驗主義和特殊主義敘述。這兩方面本質上都是反理論、反理性的，前者主要表現為虛假的理性，在其一般性上，可以推展至整個啟蒙理性。例如，啟蒙的右翼——自由主義，盡管它具有多種論證方式，演進主義、唯理論、唯制度論、唯意志主義等等，但近觀結果，不過是淪為新教條乃至最野蠻的教條。如我們新近看到的，以民主旗號策動曾經的戰友和同胞的兄弟民族自相殘殺。即使站在民主政治立場上這場戰爭也是沒有勝算、毫無意義的，它表現得更像是獵物到手前的生物性。故我們不能不將此視為歷史終結的明確警示。

　　另一方面，由于列寧早逝以及眾所周知的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對于列寧思想的各自表述，所謂的被實踐檢驗過的列寧主義極大程度上可以稱為斯大林思想。這里需要強調，我們所看到的政治實踐必定也是思想的實踐，而這樣的與實踐緊密相關的思想與之前的理論文本——即使實踐者口頭上也認可乃至大肆宣揚——可能存在很大的距離。這涉及到理論本身的復雜性以及解讀者的主觀意圖。有時，一套理論甚至可能被構造成既不可證實也不可證偽，以至于能夠被任意解讀。因此，按照中國古老的智慧，我們應以其行斷其言。

　　從古老智慧已成為常識的角度看，包括東方在內的學術和思想界已明顯陷入理論權威崇拜以及西方詆毀斯大林輿論運動的雙重陷阱。前者可以通過弘揚科學理性加以克服，對于后者我認為需要喚起左翼人的羞恥心。在人類歷史上，從沒有像過去和現在這樣如此無視事實，低估甚至否定改變人類歷史的偉大締造者。尤其值得注意，斯大林創造性地提出并成功領導構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一歷史性成就源于對理論教條的突破。毛澤東同樣通過反對教條主義開啟了社會主義革命道路。重要的是，這兩大政治實踐都被證明具有普遍意義，因而也應獲得理論價值。然而理論界始終陷于教條主義與特殊主義、經驗主義的兩極搖擺，拒絕或逃避從寶貴的歷史經驗提煉符合實際也更具普遍意義的思想理論。

　　斯大林留下遺訓，要求解決社會主義理論問題。我們無法責怪斯大林未能親自完成這個任務，除了人所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他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最激烈、最殘酷的政治斗爭和衛國戰爭中，他不得不借助于前人的權威和影響力以贏得勝利。斯大林一語成讖：蘇聯的崩潰不是因為它難以為繼，其根源本質上是理論危機。什么是社會主義？它的目的和使命是什么？社會主義（國家）是否必然以及必須實現經濟趕超？它與民主的關系以及民主（制度）的規定性是什么？對這些基本問題人們普遍都陷入思想混亂或模糊狀態。他們亦困惑于社會主義的理論上的現代性甚至后現代主義與實踐上的傳統性的矛盾沖突。

　　顯然，這些問題對理性構成嚴重挑戰。蘇聯就此倒下了，人們對進步主義及其理性表象深信不疑。中國則依靠自身經驗主義文化傳統涉過險灘，但問題被留置了，危機并未從根本上得到化解。理性的問題最終只能依靠理性去解決，經驗主義思維能暫時繞過暗礁、陷阱，但它無法提供科學預警，最終恐難以抵抗突然而至的驚濤駭浪。這里，一個有趣的現象值得關注和思考。社會主義國家領導權的傳承往往成為巨大的牽扯，這大大限制了領導人和領導集體的精力以及思想空間。由此導致社會主義理論問題不能得到深入研究和解決，導師迷信成為政治正確。朝鮮則提供了相反的例子，金正日總書記的主體哲學在反對教條主義和經典理論權威迷信方面走得最遠且取得突破，而它的政治更接近傳統形態。這表明，政治傳承的高效率和可靠性間接地推動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的健全與創新。

　　經驗主義文化體自然傾向保守，和平演變的可能較小，而經由社會動蕩而導致顏色革命的機會較大。一旦管理當局和精英集團不能統一思想、統一意志就容易崩盤。觀察和研究表明，自由民主意識及體制極具欺騙性和資本易操縱性，傳統政治一旦被顛覆，政治形態即被鎖定，故可以稱之為“民主陷阱”。沒有堅定統一的信念難保萬無一失。這里，明確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理論是決定性因素。我們已經意識到國家意識形態對于保持社會活力和各階層的凝聚力的重要性，但囿于自身文化特性，對于意識形態的普世要求認識嚴重不足。事實上，后者不僅有助于在風云詭譎國際環境中區分敵友，擴大朋友圈，孤立敵人，更重要的，它能賦予人們偉大情懷和使命感，在廣大世界產生超越自我、超越國界族別的巨大的能量。當然，這里又遇到前面提及的舊教條與新經驗兩極對立、彼此相互排斥導致莫衷一是的問題。顯然，舊理論不能解決或不適于應對當下情勢。我們強調的是新時代經驗基礎上的一般性理論。

　　很自然，從特殊經驗到一般理論的抽象過程與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緊密相關。最近湖南省委開展解放思想大討論，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筆者以為，根據事情的內在邏輯，眾多輿論對此表現出普遍的誤解。不必諱言，改開以來，解放思想幾乎總是與更多自由化進程聯系在一起。因此，這次討論自然讓親西方人士感到興奮，正統左派則憂心忡忡。網絡輿論大咖司馬南也表達了質疑：解放思想與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是什么關系？【2】筆者認為，當今國際形勢對抗性矛盾昭然若揭，要么獨立要么被奴役。在此背景下，用解放思想推動“投降”，即使是某些人的一廂情愿也顯得極為荒謬與不可信。此外，中國市場經濟已趨向規范成熟，但諸多亂象以違法違紀和利用制度漏洞中飽私囊，民眾則背負代價甚至傾家蕩產。在這樣的環境和背景下，以解放思想促發展也顯得畫蛇添足、徒增風險。因此，這些解釋都不合理。正如上面所解析，中國亟需理論變革與創新。故，此時提解放思想不是放棄社會主義，恰恰相反，它應該旨在打破舊教條舊理論的桎梏與掣肘，厘清并建構作為普遍觀念的新時代社會主義。正因為現存理論不夠完善，社會上下呈現相當程度的思想混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就成為統一廣大干部群眾思想和意志的必要條件，不僅如此，基于社會主義百年歷史經驗的充分積淀，咄咄逼人的危機警迅，只要充分解放思想，執政黨和人民就一定能創造務實穩健、輝煌偉大的新社會主義理念。

　　一些左翼朋友可能認為，堅持舊理論舊教條就守住社會主義的安全閥，但現實不像表面看起來的那么簡單。蘇聯的崩潰一方面是執政黨未能發展一套類似中國的政治主導型社會主義理論以適應變革的需要，另一方面，與傳統政治思維相反，左翼經典理論容易導向政治改革（黨內反對派、民主、民族自決等等），我們不妨稱之為廣義上的托洛茨基化。例如，可以參考列寧去世前，在格魯吉亞共產黨民族主義傾向問題上他與托洛茨基共同反對斯大林的中央集中領導的政策。【3】今天的俄共只是形式上接受了市場社會主義的思想（甚至寧愿將它與過渡性的新經濟政策相提并論），卻依然不愿走出舊的意識形態和理論導師的影子。這種矛盾在選舉政治中被凸顯，這是它即使面對有利形勢依然舉步維艱的重要原因。

　　從單維度左右分化對立的理論邏輯看，左翼經典意識形態構成社會主義的安全閥和定海神針。但是，真實世界的政治要復雜得多，它是多維度和動態的，故單維度分析常常無效，嚴格地說，脫離實際的政治經濟激進化主張和運動，效果甚至可能相反，即正確或有效的思想和策略難以達成。這也是斯大林堅決地與托-季聯盟等反對派進行斗爭的政治學理由。基于政治的審慎原則，社會主義主體政治需要統一思想和意志。對左翼而言，有必要認清共同利益和敵友關系，策略上保持團結的自覺意識，理論上加強反思，破除迷信與教條。以個人認識體會來說，過去一直未能理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因為我相信數學和科學是接受理性真理的。然而，如果我們換個角度，不再陷入繁瑣哲學的糾纏，而從政治哲學出發，這個問題就明朗了。社會學研究無法建立清晰概念為基礎的形式化系統，無法避免主觀性干擾，因此除了極少數直接滿足形式邏輯的理論學說，社會理論必須接受歷史和實踐的檢驗，且需要按照接近科學而非玄學的標準實施。其次，在社會領域，經驗性思維（它總是包含一些簡單、可靠的邏輯推理）優于理論思維，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很好的證明。但這不等于說不需要理論。相反，經驗主義實踐被自己的成就階段性終結乃是自然規律，這意味著中國改革以來所依賴的方法論也到達了實踐頂峰。如果不將成功的經驗上升為普遍的理論，這一成就也難有持久的生命力。因為政治是競爭和對抗性存在，缺乏理論理性指導的經驗主義實踐很難具有競爭力。

　　牛頓曾說他是站著巨人的肩上，從這句話我們得到科學的啟示。社會主義需要應對新形勢、新問題，因此后來者應站在偉大導師和領袖的肩上，而非埋身于歷史的影子下。為抵抗國際壟斷集團來勢兇猛的進攻，筆者提出“開放社會主義體系”【4】，主張左翼內部擱置爭議。只有當當今世界最強大最危險的且拒絕向人民妥協的勢力被關進籠子里，社會主義才能在融通的氛圍中決定自己的未來，其具體形態很可能也是開放的。為了更為準確地梳理社會主義思想及其歷史，對偉大前人做出某種區分是重要的。我們可以把社會主義歷史巨人分為兩類，左邊是理論家，馬、恩、列，右邊是實踐政治領袖斯大林、毛澤東等等。

　　對于實踐政治領袖來說，他們的成功依賴敏銳的政治嗅覺、結合當時當地情勢和經驗的政治常識，他們本身就是反對教條主義的典范，他們總是從實際事務出發，自然地，也以身體力行方式傳達他們最重要的思想。斯大林對毛澤東說過一句名言，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5】這樣的言語并非客套和辯護，而是體現實踐政治的思想精髓。因此，這些領袖是社會主義者學習的楷模，他們的實踐哲學內在地支持當代社會主義改革創新，面對新挑戰去迎接勝利。這里需要指出，當今輿論實際上深受托洛茨基主義者、修正主義叛徒和西方勢力的影響，國內人士熱衷夸大斯大林與毛澤東的分歧，貶低和誹謗斯大林，這種歷史研究往往鸚鵡學舌，明顯缺乏哲學理解。例如，我們看到劉小楓教授提出“國父論”，引起學術界軒然大波。事實上，他沒有把視野落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上，而是簡單地選擇國族主義立場，因而是從他自己的政治哲學的后退。這也導致他對斯大林的負面評價。他洋洋灑灑地敘述那些“歷史”，引用那些只言片語，卻并未達到真正的抽象思維高度。【6】他輕松地將普遍主義（也就同時悄悄把社會主義）踢出局，但這樣的理路又如何解釋我們國家的敵人始終高舉普世旗幟呢？為何沒有因此而感覺孤立與乏力呢？很明顯，國族主義、貶低和否定斯大林與疏遠、解構直至否定社會主義總是神秘地聯系在一起。最近司馬南清明節著文，又把王明路線與斯大林硬扯在一起，無視當時共產國際前后領導人兩任領導分別深深卷入反斯大林敵對和分離運動。我在評論中指出這個問題以及西方洗腦運動的影響。結果卻被奇怪地刪除了。【7】我相信這不是司馬南本人的意思，但卻折射出當下言論環境對真理討論相當不利。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湖南省的解放思想大行動需要在全國推展開并設立更好的平臺，否則很難逾越目前的困難格局。

　　鑒于西方和東方世界排山倒海一般的公開或隱晦的誹謗浪潮，有必要為斯大林進行公正客觀的辯護。基本事實是，斯大林是一個真誠、無私和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很明顯，他不是站在格魯吉亞、俄羅斯等狹隘的民族立場。理解這一點，可以更好地解釋那些常常故意夸大的爭議。個人之間、集體或國家之間有分歧是自然的，而西方刻意離間中蘇關系是公開的秘密。那么中國的學術研究和輿論應如何處理這些信息？這里顯然有一個立場問題，國族主義者、虛無主義利益論者眼里自然看到沙文主義，而社會主義者則有更為合理解釋。當下流行的以國族主義立場和分析框架研究社會主義運動，本身就是荒謬和膚淺的。顯然，我們這里談的是學術研究必須遵循的基本規范和邏輯問題。

　　因此我們應從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角度理解斯大林的作為。例如，常常用來詬病斯大林的例子是他曾建議中共謹慎考慮解放中國大陸全境。事后看這無疑是一個錯判。但斯大林同樣建議盡快宣布建國并被接受。今天公允地理解，這些建議都是基于國際戰略整體考慮，避免美國軍事干預。當時的情況是，1946年底，美國最堅決反共的共和黨近二十年來第一次控制參眾兩院，政治形勢迫使爭取連任的杜魯門不斷加大反共力度。后來，麥卡錫指責羅斯福、馬歇爾和民主黨政府出賣了國民黨政權。另一方面，直至1949年8月蘇聯的第一顆原子彈實驗成功，努力建立核平衡是蘇聯的首要目標。種種情況表明，美國軍事干預中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除了美國對軍事形勢的研判，蔣介石的民族主義傾向，中國民主革命性質（進一步可以參考五十年代關于社會主義改造的黨內爭論），乃至蘇聯的不干預立場本身，這些復雜因素決定了美國當時的中國政策及后來的結果。實際上，眾多資料顯示，十月革命對西方大國及其統治者來說至少是有所預期的，但斯大林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橫空出世并成長壯大出乎他們的意料，因為后者超出了世界革命理論范疇。同樣，中國革命的全面勝利是一大政治奇跡，它反映了西方統治集團低估了中國人民。如果考慮到今日中國的強勢狀況，他們也許一直為當年的決策而感到后悔。

　　任何政治軍事選擇都具有不確定性和風險。應該依據事情的內在邏輯理據和整體事實綜合判斷，而不能從事后和局部觀點得出所謂的正確和必然。斯大林總是從社會主義事業大局出發，表現出領袖的公正、大度。此外正如我們前面所指出，應從哲學角度認識和理解革命領袖，由此，我們能得出結論，斯大林與毛澤東是思想高度接近的：從實際出發，依據常識和經驗而非教條分析和判斷，不愧為人類政治史的偉大人物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領袖。與明里暗里試圖割裂兩位領袖的流行輿論和研究相反，沒有斯大林締造和領導的蘇聯，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難以想象的，毛澤東是斯大林真正的接班人。

　　只要我們透過現象看本質，就能發現這兩個偉人的共通性。當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毛澤東在1956年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反對其他同志附和赫魯曉夫的觀點，他認為赫魯曉夫揭了蓋子，捅了婁子。而揭了蓋子有利于反對教條主義。這是個值得深思的觀點，抽離具體現象深入本質，毛主席實際上是贊揚斯大林，因為不把經典理論當作教條正是他們各自取得輝煌成就的法寶。【8】筆者認為，深入客觀地審視歷史，我們能看到斯大林所處的政治環境有多么惡劣，黨內敵對勢力如此強大，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在重大問題上判斷都是正確的。所謂的個人崇拜完全是表象，事實是他像基洛夫、日丹諾夫一樣，始終處于危險中。赫魯曉夫等領導班子用自己的背叛行為揭露了自身的虛偽和不可信。實際上，個人崇拜一方面是民眾發自內心的擁戴。在政治斗爭中，這種支持遠不如陰謀集團的戰斗效力，搞個人崇拜也是陰謀的一部分。這就是我們看到的歷史悲劇，至今它依然在上演。對斯大林的污蔑、偏見和錯覺持續在社會主義陣營發酵。對此，我們需要徹底撥亂反正。

　　在中國問題上，斯大林表現出領袖的心懷坦蕩，他尊重和信任毛主席。一個很少被討論但十分引人注目的事件是，高崗向蘇聯專家反映他對黨內事務的看法，斯大林很快就將這份報告轉給毛主席。【9】斯大林贊賞高崗是眾所周知的，他曾對毛主席說“我們現在有了一位真正的國際主義者。”【10】不得不承認，這些事情以中國國情來說是比較敏感的，尤其涉及可能“里通外國”的疑問和指控。【11】它間接表明國人對斯大林的看法也與我黨歷史問題相聯系。

　　鑒于上述討論的復雜性，我們這里不得不返回一般性理論以便仔細理解和解釋具體問題。我們有必要以開放的觀點審視從斯大林開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它的一脈相承的重要特點是大政治，其含義就是鄧小平經常表達的思想：重要的是政權在社會主義者手里。【12】我們可以進行一般性的理解，即真實世界的或實踐的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種以人民為主體或以民為本的傳統主義政治。經濟組織形式則是次要的、多元的。社會主義主要以這種政治主導的制度形態與以經濟主導的現代形式化體系即壟斷資本控制的民主體制相對立。與此相適應，新社會主義用“超階級分析”深化、升級經典階級分析理論。認為新時代世界主要是國際壟斷資本與各國人民之間的矛盾。這一觀點與中國共產黨黨章中有關新歷史條件下階級斗爭的表述是吻合的。

　　因此，在開放社會主義理論分析中，中國的開放模式乃至阿拉伯社會主義與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和朝鮮等，區別不大。它們均堅持傳統政治路線，并以反對教條主義凸顯其與左翼經典理論的差異。這種體系，一旦政治權威垮塌，社會體制崩潰只是時間問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古典政治哲學與現代思想產生了緊張，前者認為分散責任制更容易偏離理性。這樣奇特的以現代化名義反現代性的過程已經跨過百年，到了必須上升到理性層面的關鍵時刻。

　　理論分析表明，即使中國從完全的集體主義模式轉型為市場社會主義，但這種轉型并未改變社會主義屬性。盡管這也是官方政治認知，但一些微妙變化是值得注意的：即國族主義取代國際主義成了主流思想意識。然而我們需要意識到，國際主義是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邏輯衍生，放棄國際主義和普世主義意味著潛移默化地動搖社會主義的根本。因此，國際主義依然是我們的主體思想，決不能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取而代之，并以這種本身就片面、狹隘的觀念追溯歷史問題。

　　因此，無論從當時的政治背景還是今天中國的政治本質，都一致地要求以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為主要價值基礎去研判歷史。這種國際主義也包括社會主義聯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統一的最高意志以確保集體利益和共同行動的效率。未來，為抵抗國際壟斷集團的全球征服運動，一個新的社會主義聯盟或準聯盟必然產生，中心國家及其政治領袖依然將傾向于貫徹這一自然原理。否則，一個沒有團結和效率的政治和政治聯合體，即使它是正義的，也難免失敗的命運。這也是政治現實主義的邏輯。當然這樣的宏觀策略很可能與國家主權原則產生某些摩擦，因此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加以理解和把握，站在任何一面而否定另一方面都是錯誤的。如此，我們能得出公允的結論：高崗向蘇聯專家乃至斯大林本人談論個人的看法，這個行為盡管在當時特定環境、特定條件以及具體方式上可能不是合適的，但原則上說它并非是不可諒解的錯誤。

　　另一方面，事實上已經被創制出來新型社會主義潛在地要求發展團結和統一戰線策略，毋庸諱言，在新時代，中國代替蘇聯處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核心和領導地位。中國應責無旁貸地承擔歷史責任。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破除理論和思想禁區。進一步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共同體內部團結。筆者認為，一個關鍵點和表率工作就是徹底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公正評價高崗、林彪等杰出領導人，恢復其政治名譽。他們都是與毛主席出生入死的戰友，是毛主席最親密的愛將，也是無須爭議的、堅定的社會主義者。恢復他們的名譽就是對偉人真正的尊重。領導人之間曾經出現的分歧和爭論既有歷史原因，也極可能存在誤會或情緒化行為。毛主席本人是有清楚表示的。【13】當時的政治結論反映的是歷史特殊條件下的特定認識和態度，不應妨礙后人進行客觀評價，特別是從社會主義事業大局出發做出合理的改變。

　　執政黨應成為社會的表率，促進國家在社會主義旗幟下實現大和解、大團結。面對未來可見的疾風驟雨，政治穩定是重中之重。對社會主義和領袖的忠誠無疑是第一品質，某些時候甚至應是唯一考核標準。尤其是中國歷史上太多經驗教訓，大一統傳統社會，官僚普遍缺乏忠誠度，一旦遭遇外部壓力往往很容易分崩離析，因此，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實際上是抵抗自由秩序全球征服運動的唯一可靠旗幟。如果讓那些擁有最好的忠誠品質和社會主義價值觀的人，因為個性等方面的缺點而遭受持久的委屈冤枉，這將成為糟糕的示范，對政治和社會穩定極為不利。

　　我們較多地討論了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及領袖，概括其共同特征為以人民為主體的政治主導型，指導思想是以政治常識、經驗和自主創新為基礎的實踐哲學。經典理論給出了方向，具體實踐依靠探索。在斯大林、毛澤東、金正日和中國改革領導人身上都展示出反對教條主義的思想。由此凸顯理論和實踐的差異。但人們似乎較少意識到理論本身具有強大的乃至無限的延展性——正因為如此它需要嚴格的規約，故而在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問題上常常采取非科學理性和輕率的態度。即是說，理論錯誤對實踐的潛在傷害性被大大低估了。對此，毛主席深有體會，錯誤的理論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很明顯，這就是他見到斯大林情不自禁申訴的心態。對斯大林而言，一方面，理論教條差點埋葬新生的蘇維埃，是斯大林用行動阻止了托洛茨基世界革命軍事冒險，其后提出“在一個國家首先建立社會主義”并親自締造了蘇聯。另一方面，面對中國革命實踐的新情況新條件，斯大林也不是神，他需要時間從舊理論走出來，重新學習和認識。可見理論的錯誤產生的巨大影響和干擾。

　　哥德爾定理實際上提示了一種認知常識，一個理論內部無矛盾性與完備性或人們常說的開放性不可兼得。這表明，理論需要有明晰的論點，不能無限度擴大理論解釋（多樣性）。一套理論如果陳述A，又陳述非A，看似它解釋了一切，實際上已經失去了科學性。理論允許有例外，但要有詳細解釋說明。前面我們曾論證，社會理論幾乎不存在唯理性真理，它需要以類似實證科學方式進行檢驗。科學實驗要求在一定條件可重復，社會科學做不到，但依然需要給出檢驗條件。例如，什么樣的社會化生產水平（可以用城市化率表征）下，無產階級革命將發生？無限發展的技術條件（通常由統治集團掌控）與由個人的有限理性和生存欲望集成的集體意志、革命行動是否是沖突或競爭關系？競爭有無極限即技術發展反向遏制革命的可能性？

　　如果一個總結過去和當時經驗的社會理論未能得到后來者驗證，那么這一理論就具有歷史意義和歷史貢獻。對于未來實踐它可提供參考價值，但不能將此視為信條。這是從科學性立場的認識，作為主觀立場則另當別論，人們有權保留自己的理想并為之努力。當一種社會理論與人類經驗和常識距離越大，人們就越需要保持謹慎。對有著重要影響的社會理論的盲目崇拜實際上是將整個人類命運置于無謂的風險中。

　　由于人們習慣于輕率地給某人或人群套上理論框框，忽視理論的系統性或廣延性，導致后續分析、判斷的錯誤成為學術和理論研究普遍性現象。在李偉的這篇文章中，作者做了相當深入分析，【14】但在關鍵問題上以斯大林一句話把一個充滿創造性的偉人套牢了。斯大林說過他是列寧的學生和列寧主義者，但依據政治家一句話而不是一個人整體的行為和言論作結論，這無疑是教條主義。在我看，與外界的惡意攻擊和普遍印象相反，斯大林這樣的表述及諸多實際證據都表明，他身處極為惡劣的黨內敵對環境，他不得不借助前人的權威鞏固自己的地位。另一篇文章提出反駁，武斷地將所謂的錯誤以及蘇聯的失敗歸咎于斯大林模式或斯大林主義【15】，同樣機械地理解偉人的實踐哲學，將中國改革實踐歸結于列寧主義。這是教條主義框框內部的矛和盾的故事，這樣的研究不會有正確的結論。

　　筆者認為斯大林在借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基礎上開創了社會主義的實踐思想，重視政治常識和實際經驗，以政治為主導，經濟為政治服務。這一傳統區別于經典理論而延續至今。經典理論主要圍繞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展開，強調物質主義歷史觀和階級分析、階級斗爭，核心是共產主義和世界革命。它為社會主義革命作出歷史性貢獻，值得當代人借鑒并發揮。例如筆者認為當下主流排斥傳統階級分析而片面強調國家、民族的關系是錯誤的，發展經典理論，用“超階級分析”更符合當代世界的實際狀況，即以政治控制力、資本所有者妥協與合作的意愿等實際因素而非簡單地以資本歸屬判定政治取向。以教條主義方式理解和運用經典理論或隱晦地擱置、排斥它都是錯誤的。總體上，我們更應強調理論來源于實踐，必須把社會主義實踐尤其是百年來的經驗教訓總結乃至抽象成適合新時代的社會主義理論，以指導當代人們的行動。

　　最后筆者對姚中秋教授的文章提出兩點補充意見。第一，正如前面所強調的，理論總是體系化的。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與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論顯然與階級斗爭理論分不開或協同并進的。那么對于當代社會主義，我們就需要相應做出變化。人們普遍意識到國際壟斷集團是美國的實際統治者，因此，美國人民與世界人民本質上都是帝國主義的被壓迫者，盡管實際斗爭和對抗是復雜的，但本質關系是存在的。即是說，新時代社會主義與“超階級分析”需要聯系起來，否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難以承擔解放的角色，甚至反過來可能成為國際壟斷集團的戰略工具。

　　第二，關于發展型社會主義理論，隱含一個亟待厘清的重要問題。它涉及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和目的。經典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矛盾必然導致社會主義革命，新的社會化生產模式也必然超越資本主義舊經濟。問題是，壟斷形成后，西方國家壟斷集團實際上成為經濟“計劃”組織者，某些方面它還有自己的優勢，如避免了官僚主義問題。這個問題很有當代意義，經濟政治文化等全面壟斷和福利體系形成，新經濟如互聯網經濟都是以高度壟斷方式創立和運行，很大程度上化解和有效壓制了社會矛盾。常識在此依然是重要的，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們的理論要么服從常識要么需要解釋差異的原因。資本主義以追求經濟效率和資本增值為自己的原動力。在壟斷資本主義體系下，經濟發展的核心因素技術和經濟精英可能將長期獲得激勵并依附于大資本。而社會主義無論它怎么變革，其本質始終應是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社會主義經濟能否超越壟斷資本主義不僅在實然性構成疑問，在應然性也是問題。一味追求經濟可能導致對社會主義政治的反噬，這實際上是蘇聯崩潰的社會心理原因，即過高的期許帶來自我否定。其次，與經典理論對資本主義分析不同，發展型社會主義實際上幾乎必然構成經濟超越“一國論”，導致政治和文化上疏遠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民族國家。換句話說，無法建立政治文化統一性將導致政治失效。

　　我認為新時代社會主義可以定位于追隨、跟跑經濟類型的社會主義，這樣既能發揮后發國家低成本優勢，又能與社會主義價值和目的相統一。別人的東西合適的就拿來，不合適可以根據國情修改后應用。讓壟斷資本間接為社會主義服務。比如，互聯網，其性質內在地具有壟斷性，國有或國有混合經營是最佳形式，否則，建立在國家通訊基礎設施之上的這些經濟巨鱷反而可能成為社會主義的對手。林毅夫教授在談到計劃經濟時，提出了富有啟發的觀點。【16】他認為計劃本質上是一種經濟手段，以幫助后發國家實現特點的經濟目標。這實際上從經濟學角度印證了筆者的政治分析：中國改革開放與蘇聯的經濟追趕異曲同工，都通過有計劃的安排最大限度發揮后發優勢，快速實現低成本發展和戰略目標。事實上，如果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普遍舉起新型社會主義大旗，鞏固社會主義政治前提下，共同推動經濟跟跑型發展，那么西方經濟體系也很難支撐下去。這里的關鍵是社會主義大國的典范作用。經濟市場化、自由化既削弱了敵人，也在蠶食國家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政治基礎。穩健的做法是，明確自己的意識形態，清楚地了解并告訴人民，我們想做什么，正在做什么。

　　【1】姚中秋｜找回列寧主義：作為能動的解放與發展的總體性理論

　　https://mp.weixin.qq.com/s/ju_JWotatKI6blXjGOxA0w

　　【2】司馬南：湖南解放思想大討論，老胡明察明言其說不一

　　https://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24-02-28/347586.html

　　【3】莫希·萊文《列寧的最后斗爭》第五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oshe-lewin-1967/05.htm

　　【4】褚毅平：新時代政治論綱：社會主義傳統轉向的思考

　　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sichao/2023/12/483987.html

　　【5】楊健：斯大林送給毛主席的金句出處是哪兒？

　　https://wenhui.whb.cn/third/baidu/201905/10/261679.html

　　【6】劉小楓：國家間廝殺如此慘烈，還要講“世界公民”嗎

　　https://www.guancha.cn/LiuXiaoFeng/2018_12_08_48259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