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是列寧關于俄國民主革命理論的核心，但它一經提出就受到孟什維克代表人物馬爾托夫等人的誤解和抨擊。為此，列寧撰寫了《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斗爭目標》等一系列重要篇章，通過梳理歷史、澄清概念、駁斥托洛茨基的相關批評等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概念和內涵進行澄明。在這一過程中，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理論也不斷發展而走向成熟。列寧這一理論具有多重意義：它充分認識到農民的革命作用，因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主體理論；它在革命轉折期這一特殊時刻所起的澄清誤識、堅定方向的作用，彰顯出特定的歷史意義。這一理論不僅指導了俄國革命并在俄國革命的實踐中得到了檢驗，而且對中國革命具有啟示意義。
［關鍵詞］列寧 “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馬爾托夫 俄國革命
馬克思主義研究
“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是列寧關于俄國民主革命理論的核心，但它一經提出就受到孟什維克代表人物馬爾托夫等人的誤解和抨擊。從1905年4月初步提出這一概念，到1909年3—4月發表《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斗爭目標》，列寧通過撰寫一系列重要篇章捍衛并發展了這一理論。在俄國革命進入曲折期的特殊歷史節點上，這一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它是對前一階段俄國革命的深化、總結，發展了列寧的革命思想；另一方面，它同這一時期的錯誤思潮進行堅決斗爭，堅定了俄國革命的正確道路，為革命的勝利作出重要鋪墊。筆者將重點剖析列寧通過對馬爾托夫等人錯誤觀點的批判而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作出的澄明，并揭示其理論、歷史與實踐意義。
一、列寧“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思想的提出
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與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一起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但由于沙皇俄國在政治經濟上的相對落后，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一切矛盾的焦點，俄國工人運動風起云涌。1905年革命爆發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分歧從組織問題轉移到革命道路問題上來。雖然兩派都認為1905年革命或即將到來的推翻沙皇專制的革命屬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關于革命主體特別是無產階級的地位和作用，二者的認識卻截然不同。二者分歧的核心在于：工人階級是作為這場革命的領導者領導農民一起推動民主革命的勝利，還是作為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支持者支持后者取得勝利？前者是布爾什維克的觀點，孟什維克支持后者。托洛茨基后來回顧這一過程時談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后的國家政權將“轉到什么社會力量手里呢？孟什維克回答說：資產階級民主派。布爾什維克回答說：無產階級和農民”。雖然托洛茨基與這兩派的觀點皆不同，并受到列寧的批評，但他對兩派在革命道路問題上分歧的概括言簡意賅。
列寧在寫于1905年6—7月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批判了孟什維克的觀點：“無產階級要在和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作斗爭時不致被束縛住手腳，就應當有充分的覺悟和足夠的力量把農民提高到自覺革命的程度，領導農民舉行進攻，從而獨立實行徹底的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不難發現，列寧并非一概排斥資產階級民主派，而是要與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作斗爭。之所以存在這個區別，主要是由于資產階級民主派這個概念本身并不明確。正如列寧后來指出的：“農民和自由派都可以歸到‘資產階級民主派’這一科學概念里去，但是無產階級對待這兩種‘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必然要有本質的差別。”而孟什維克卻忽視了這種區別，將自由派資產階級視為事實上的革命主導力量，這就是為什么普列漢諾夫雖然表面上承認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扮演主要角色，但卻反對同資產階級民主派進行斗爭。他在1905年的《論我們對待自由資產階級反對沙皇制度斗爭的策略》中寫道：“事實上，向我們提出責難的同志們同我們一樣認為俄國現在所面臨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革命，而是資產階級革命。不過我們勸無產階級（它注定要在這次資產階級革命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及時地關心使唯一能參加斗爭的所有那些資產階級分子都參加這個正在進行的斗爭。”而這樣做的后果必然會導致無產階級尾隨在資產階級之后，失去對革命的主導權。
列寧初步提出“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是在1905年4月的《社會民主黨和臨時革命政府》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中。他寫道：“如果我們所要求的不僅僅是專制制度的讓步，而是真正推翻它，那么我們就必須用臨時革命政府取代沙皇政府，這個臨時革命政府一方面要在真正普遍、直接、平等和無記名投票的選舉制基礎上召開立憲會議，另一方面又要能使選舉實際上完全自由地進行。試問，社會民主工黨可否參加這樣的臨時革命政府呢？”孟什維克否認這一點，認為社會民主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掌握政權就意味著要實現社會主義變革，而俄國目前還處在民主革命階段。列寧認為這是把社會民主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混為一談，在民主革命階段，無產階級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恰恰是要推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變革，為社會主義革命準備條件。還有一種反對觀點認為：“同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一道參加臨時政府，這無異于推崇資產階級制度，無異于推崇保存監獄和警察、失業和貧困、私有制和賣淫。”這種觀點有一種逾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沖動，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激進主義，列寧認為，首先要爭得資產階級政治自由，這樣做的目的是更廣泛、更方便地反對一切資產階級制度，社會民主黨所應參加的這個臨時革命政府，實際上就是無產階級和以農民為主體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權，因而可以簡稱為“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在隨后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列寧更加明確地論述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粉碎專制制度的反抗”。他同時指出了這一概念的歷史局限性及其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民主’專政這個口號表明現在這個革命的歷史的局限性，表明在新制度的基地上為爭取工人階級完全擺脫任何壓迫和任何剝削而進行新斗爭的必然性。換句話說，當民主派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再上升一步的時候，當不僅革命成為事實，而且革命的完全勝利也成為事實的時候，我們就會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政的口號，即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來‘調換’（也許是在將來的新的馬爾丁諾夫們的恐怖的號叫聲中）民主專政的口號。”在這一文本中，列寧不僅批判了孟什維克的路線，也批評了主張立即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為社會主義革命奪取政權”的觀點，即托洛茨基的觀點。托洛茨基既不同意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府，也反對無產階級和農民掌握政權，認為“革命勝利后只能把政權交給能依靠城市的武裝人民即無產階級民兵的政黨手里。……工人政府一開始就面臨下列任務：使自己的力量和西歐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力量聯合起來。只有在這條道路上，它的暫時的革命統治才會變成社會主義專政的序幕”。
但在現實中，上述各派關于革命道路的設想并未實現。1905年12月，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遭到沙皇政府的鎮壓，沙皇尼古拉二世為緩和政治危機，同意召集國家杜馬，并賦予其一定權力。但杜馬的權力實際上受到很大限制，而且不同階層的選舉權是不平等的，例如地主擁有高于農民、工人的選票權重。在第一、二屆杜馬相繼被解散的背景下，列寧進一步發展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理論：“第二屆杜馬的被解散和1907年的六三政變，是我國革命史上的轉折點，是我國革命發展中的一個特定時期或曲折時期的開端”，“我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第一個戰役（1905—1907年）不容置辯地證明了我國資產階級的極端動搖性和反革命性，證明我國無產階級能夠成為勝利的革命的領袖，證明民主派農民群眾能夠幫助無產階級取得這個革命的勝利”。
因此，進一步明確革命方向和斗爭目標就成為迫切需要提上議程的問題。然而，孟什維克的領袖馬爾托夫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發表的《爭取什么？》一文在這一問題上制造了大量的迷霧，如果不及時澄清，將對俄國革命產生嚴重干擾。為此，列寧在《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斗爭目標》中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作了更為具體、明確的澄明。
二、列寧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澄明
列寧通過梳理歷史、澄清概念、駁斥托洛茨基的相關批評等方式，對馬爾托夫的觀點進行駁斥，從而有效澄明了其“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理論。
（一）梳理歷史
列寧首先梳理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歷史緣起。這一概念由布爾什維克于1905年4月提出，但當時并沒有被納入會議決議，布爾什維克也沒有就此與孟什維克發生爭論。當時兩派分歧的焦點是是否參加臨時政府的問題；1905年4—5月，只有布爾什維克參加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和只有孟什維克參加的黨的工作者第一次全俄代表會議同時召開，分別形成了兩派的決議及其在這一點上的分歧。由于前文所述的原因，孟什維克反對加入臨時政府，認為“社會民主黨不應當抱有奪取政權或在臨時政府中分掌政權的目標，而應當始終做一個持極端革命反對派態度的政黨”；而布爾什維克則主張參加臨時政府，但要始終保持社會民主黨這個爭取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政黨的獨立性。此外，布爾什維克還強調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支持農民的革命運動，但要肅清其中摻雜的種種反動成分，提高農民的革命自覺性，徹底實現農民的民主主義要求。在1906年4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之前，兩派分別制定了決議草案，其分歧由是否參加臨時政府轉移到無產階級的地位這一更具根本性的問題上。布爾什維克認為無產階級要“引導農民前進”，而孟什維克則認為無產階級要“做資產階級革命的推動者”。就像列寧總結的：“兩個派別自己把分歧歸結為這樣的對立：是做‘引導’農民‘前進’的革命‘領袖’和‘領導者’呢，還是做‘支持’資產階級民主派某些措施的‘革命推動者’。”
在革命第一階段，布爾什維克原則上堅持了自身的主張，但孟什維克在策略上則自相矛盾。由于受到1905年10—12月革命經驗的影響，它們部分承認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無產階級要想很好地完成資產階級革命推動者的任務，就只有經過這樣的途徑，即自己先組織起來，通過自己的斗爭吸引愈來愈多的城市資產階級階層和農民階層參加革命斗爭，使他們的要求民主化，推動他們組織起來，從而為革命的勝利創造條件”。如果再讀一讀普列漢諾夫寫于1905年的《論我們對待自由資產階級反對沙皇制度斗爭的策略》就會發現，列寧所指出的這種矛盾絕非偶然的。普列漢諾夫既承認無產階級“注定要在這次資產階級革命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又希望“使唯一能參加斗爭的所有那些資產階級分子都參加這個正在進行的斗爭”。那么，哪個階級起主導作用呢？另外一重矛盾表現為，孟什維克是反對參加臨時政府的，卻在決議草案中寫道：“在國內革命普遍高漲的條件下，社會民主黨應當到處促進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建立，喚起其他革命民主派分子也來建立這種機關，協助所有這些機關聯合為共同的、非黨的人民革命斗爭組織”。這個充滿矛盾的決議草案只能理解為在革命形勢的沖擊下，“孟什維克已經完全亂了套，向布爾什維克交出了陣地”，列寧因此總結道：“現代俄國的勝利的革命不能是別的，只能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二）澄清概念
馬爾托夫在“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中的“和”字上做文章，認為這個用法與布爾什維克會議決議中的提法相矛盾。列寧指出，這“就是用無謂地摳字眼的辦法來掩蓋問題的實質”。他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的說法是：“無產階級應當把農民群眾‘聯合’到自己方面來；1906年布爾什維克的決議草案的說法是：無產階級應當‘引導’農民群眾；倫敦代表大會的決議的說法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共同行動’，‘爭取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些說法均體現的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誠如馬爾托夫所說，布爾什維克反對過“無產階級依靠農民奪取政權”的說法，但這絕不意味著反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只是因為“依靠”這個詞在俄文表達上不是很恰當，“通常都是弱者依靠強者”，但從原則上來說，這個說法也沒有什么不可以。列寧繼而指出，“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有三層含義：“（1）承認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領袖作用；（2）承認斗爭的目標是無產階級在其他革命階級的幫助下奪取政權；（3）在這些‘幫助者’中間，農民占據首要的、甚至獨一無二的地位”。所以，要反對這個觀點就應從這三個論點出發，而不應從字面出發發表那些只能徒增混亂的議論。
此外，馬爾托夫認為考茨基和列寧都否認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列寧指出這是根本違背事實的，真正搞混問題的是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的第一個錯誤是“把革命的‘一般性質’即它的社會經濟內容同革命動力問題混為一談了”，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并不等于革命的動力是資產階級；他的第二個錯誤是“把農民在我國革命中的作用問題同一般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作用混為一談了”。而考茨基區分了這兩點，一方面承認俄國革命就其社會經濟內容來說屬于資產階級革命，另一方面劃清了自由派資產階級民主派和農民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界限——盡管兩者都可以歸入資產階級民主派范疇，但農民資產階級民主派才是工人階級的主要同盟和依靠對象。
（三）駁斥托洛茨基的相關批評
馬爾托夫與托洛茨基關于革命的觀點并不一致，但由于托洛茨基從另一個角度反對過列寧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口號，所以馬爾托夫借用托洛茨基的相關論點來攻擊列寧。正如列寧指出的：“馬爾托夫同志迫使托洛茨基參加了他所安排的第三者的爭論，即一切非當事人的爭論。”列寧見招拆招，拆解了托洛茨基這方面的三個論點。
第一，托洛茨基在《總結與展望》中認為：無產階級和農民聯合的前提是“必須有一個現有的資產階級政黨對農民有支配影響或者農民自己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獨立政黨，但是我們已經盡力證明，這兩種情況都是不可能的”。列寧就此指出：“無論從一般理論觀點看來，或者從俄國革命的經驗看來，這都是錯誤的。階級的‘聯合’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強大政黨以至一切政黨的存在為前提的。否則就是把階級問題和政黨問題混淆起來。上述兩個階級的‘聯合’決不是以某個現存資產階級政黨掌握農民為前提，也決不是以農民建立強大的獨立政黨為前提！”列寧進一步指出，從俄國革命的經驗中也可以看到，無產階級和農民曾以各種形式“聯合”了上百次。而在托洛茨基看來，似乎只存在政黨之間的聯合。與之相反，列寧認為階級之間不僅可以聯合，而且還可以采取多種形式。
第二，托洛茨基認為，革命階級專政的“整個問題都在于：誰來決定政府政策的內容，誰構成政府中穩固的多數”，而列寧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并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所以他表示反對。托洛茨基主張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并不排斥農民的支持，但必須體現工人階級在其中的多數地位。馬爾托夫援引了托洛茨基的這一論點來反對列寧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在列寧看來，“革命階級專政的問題，無論如何不能歸結為在這個或那個革命政府中占‘多數’的問題”。也就是說，問題的關鍵不是工人代表還是農民代表在“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中占多數，而是二者能否在民主革命的目標導向下聯合行動。而且在革命發展過程中，政權的形式往往是未定型的，不能“把‘政府’這一概念完全歸結為完成的和定型的現象，而忘記完成的和定型的東西是來源于未完成的和未定型的東西”。
第三，列寧指出：“馬爾托夫同志引用的托洛茨基的第三點意見是最錯誤的，而他卻認為是‘正確的’，這個意見是：‘哪怕它〈農民〉這樣做的〈‘擁護工人民主制度’〉的時候，自覺性并不比往常擁護資產階級制度時更高。’”在列寧看來，馬爾托夫與托洛茨基均低估了農民的革命作用，在1905年底的革命高潮中，農民的覺悟就有過顯著提高。孟什維克和托洛茨基雖然從兩個截然不同的方向批評列寧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但其共同點在于都忽視了農民的革命作用。也正因為這個原因，馬爾托夫可以“援引”托洛茨基來批判列寧。
三、列寧“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思想的重大意義
“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是列寧革命思想的重要內核，在駁斥馬爾托夫的過程中，列寧對這個概念作了細致的論述和深入的辯護。如果不是馬爾托夫對這個概念的批評，忙于革命的列寧或許不會專門撰寫剖析這個概念的作品。列寧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第一，列寧對這一思想的辯護和闡發正值1905—1907年革命第一階段告一段落的轉折點，這使得“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理論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在這個特殊的時刻，特別需要總結經驗、制定目標，正如列寧在《沿著老路走去！》中所說的：“對俄國革命，即對革命頭三年如何估計的問題，已經提到日程上了。不弄清我國各政黨的階級本性，不分析各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利益和相互關系，在確定無產階級的最近任務和策略方面是寸步難行的”。列寧對以馬爾托夫為代表的錯誤思潮的批判，起到了澄清誤識、堅定方向的作用，這為后來的革命勝利作了理論準備。
列寧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思想經受住了實踐的檢驗。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專制政府，俄國出現了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一個是資產階級政府；另一個是“盡管還很軟弱、還處于萌芽狀態、但畢竟確實存在而且在日益成長的政府，即工兵代表蘇維埃。這另一個政府的階級成分是什么呢？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穿了軍裝的農民）”，這符合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設想。同時，列寧還致力于把民主革命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
第二，列寧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思想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主體理論。馬克思、恩格斯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背景，其革命理論是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在對相對落后的國家如德國的考察中，他們談到了工人與農民的聯合。馬克思在1856年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指出：“德國的全部問題將取決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種再版的農民戰爭來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恩格斯在1870年為《德國農民戰爭》所作的第二版序言中更是對“小農”作了細致的劃分：一種是“封建的農民，他們還必須為自己的主人服勞役”；一種是“佃農”，指封建地主制經濟下租種地主土地的農民；“還有的農民是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進行經營。他們大都承受著抵押借款造成的沉重壓力，因而就像佃農依附地主那樣依附高利貸者”；此外就是農村中人數最多的階級——“農業短工”。恩格斯認為，只有工人階級才能解救前面三類“小農”，而最后一類“農業短工”是城市工業工人“人數最多的天然同盟者”。可見，馬克思、恩格斯只是初步提出了工農聯盟的思想，而列寧則發展了這一理論，工農聯盟成為列寧革命思想中的重要內容和突出特點。與此同時，囿于實踐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對工農聯盟的論述并不詳實，是列寧明確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這一概念，并制定了從這一概念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發展至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策略，后者在俄國革命中付諸實踐，并被檢驗是正確的。這是對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重大貢獻。
第三，列寧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思想對中國革命具有啟示意義。近代中國與革命前的俄國相似，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所以，中國革命必須發揮農民的力量。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工農聯盟是統一戰線的基礎。如果對照列寧“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內涵，那么不難發現兩者在實質上是一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實際的基礎上對列寧這一思想的發展。此外，中國共產黨革命理論和實踐進一步發展了列寧關于“階級聯合”的思想，新民主主義革命動力包括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并且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既相聯合又相斗爭的方針。這在托洛茨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但與列寧“階級聯合”應當采取各種形式的論斷在原則上是一致的。
總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是列寧關于俄國民主革命理論的核心。通過梳理歷史、澄清概念、駁斥托洛茨基的相關批評，列寧有力回擊了馬爾托夫等人的抨擊，捍衛、解析和發展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思想，使這一理論更加成熟，成為透視列寧革命思想的重要窗口。它肯定了農民的革命作用，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主體理論；它形成和發展于俄國革命進入轉折期的關鍵節點，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它不僅在俄國革命實踐中得到了運用和檢驗，而且對于中國的革命道路來說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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