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的批判，是其深入剖析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關鍵“病理”入口。這一批判具有鮮明靶向，使他深刻認識到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的二重性，即把資本矛盾傳導至全球和在驅動生產力發展基礎上加速社會革命。批判的價值和意義，始于經濟問題但不止于經濟領域、始于批判但決非停留在批判，而是站在人類解放和制度進階視野上，“由此出發”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內源矛盾及演進趨勢。當今世界變亂交織，受資本邏輯操弄的虛假自由貿易大行其道。這不僅侵蝕全球產供鏈的穩定韌性，而且隱遁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新樣態、折射資本主義制度新困境、透射資本主義演進新趨勢。
一、問題的提出
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深刻批判了19世紀中葉頗具影響的美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階級調和論創始人亨利·查爾斯·凱里（Henry Charles Carey）關于自由貿易的狹隘認知。此前一度被馬克思稱為“北美唯一的有創見的經濟學家”的凱里，卻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定性為永恒“自然規律”及“理性規律”，否認李嘉圖（David Ricardo）所揭示的英國及其他地區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現實矛盾。但是，現實終究會讓他明白：“破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天生的優美與和諧的，歸根到底是貿易。再前進一步，他也許會發現，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禍害就是資本本身。”無論凱里對自由貿易支持與否，但資本邏輯下的貿易活動，遲早會成為資本主義反噬自身的“內爆源”。可見，資本主義自由貿易批判一方面關涉政治經濟學，另一方面映射政治哲學。
事實上，自馬克思生活的時代至今，自由貿易的展開方式及實現程度問題就始終存在，而且愈發復雜化、充斥變量。當前，隨著世界經濟仍處“U形”而非“V形”平臺期，以單邊國家利益為直接訴求的保護主義在全球范圍內明顯抬頭，而作為推動商品或生產要素互聯互通和高效配置的自由貿易，卻受到較為罕見的沖擊挑戰。全球貿易預警組織（GTA）于2022年12月發布的《第30期全球貿易預警報告》顯示，G20成員國政府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普遍制定偏向本國產業的保護性政策，但當屬美國最為典型，2009年制定歧視性干預貿易措施665項，2022年卻躍增到8428項，增長幅度高達1167.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3年4月更新的《世界經濟展望》認為，隨著世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加劇，包括更高貿易壁壘和制裁等在內的國際貿易碎片化風險，正在被提升。中國商務部2023年8月發布的《美國履行世貿組織規則義務情況報告》指出，自2017年以來，美國政府始終奉行“美國優先”政策，對外采取一系列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措施，對各主要貿易伙伴頻頻出手，擾亂全球經貿格局。美國已由多邊貿易體制的重要創立者和主要受益者，退化為單邊主義推動者和保護主義實施者。
此時，就有必要省察一個攸關問題：既然自由貿易及保護主義的周期性泛起，并非什么新現象，但為何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特別是近幾年，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卻異常強烈甚至歇斯底里、超越文明底線地大搞以自身為中心的“脫鉤斷鏈”“平行體系”“小院高墻”？一方面，這恐怕與美國當局的狹隘國家利益觀、時代發展觀相關；但另一方面，從長遠和全局來看，更與以美國為象征的資本主義制度正遭受的經濟失調、政治失靈、社會失能、生態失序等系統性困境有關。同時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讓他們普遍感受到的資本主義制度困境更加具象，進而引發其諸如對外極限施壓式的“戰略焦慮”“制度無奈”。
鑒于此，馬克思在《資本論》《關于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等文獻中關于資本主義自由貿易批判的價值和意義，從來都不局限于貿易問題本身，而是把握資本主義發展和進階趨勢的“病理”入口。這對我們把握百年變局仍在加速演進下的資本主義新動向新特征，具有鏗鏘鮮明的鏡鑒價值，盡管相比于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如今的資本主義時空境遇和貿易形態一直在變，但畢竟變的只是外在樣態、不變的卻是制度內核。
二、“自由貿易”隱遁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新樣態
關于資本主義自由貿易與經濟危機的關系，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寫道：“一旦經濟關系在世界市場上表現為英國式的關系時，凱里就看到了這種經濟關系的矛盾。而僅僅想象和諧的巴師夏，只是在法國的盡頭，并且在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民族分立的組成部分擺脫了國家監督而相互競爭的地方，才開始看到和諧的實現。不過，他的這一最終的和諧本身——同時也是他所有以前想象的和諧的前提——無非又是一個要借助自由貿易的立法來實現的要求。”盡管分別作為保護關稅派和自由貿易派代表的凱里與巴師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在貿易問題上觀點有別，但都屬于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及階級調和論陣營，均試圖否認資本主義貿易所隱含的經濟危機。時至今日，以“自由貿易”之名大行保護主義之實的逆全球化行徑，在一些歐美大國帶動下愈演愈烈。這背后映射的同樣是資本主義繞不開的經濟危機痼疾，只不過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展露出新樣態。
1．“自由貿易”背后的資本主義經濟“脫實向虛”
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率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也是最早廢除以谷物法為代表的保護關稅制度、推行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的歐洲國家。19世紀中期的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盡管充斥著虛假和偽善，但總體上仍是以具有比較優勢的工業能力為前提的。但在資本邏輯浸染的當今境遇下，一些歐美國家采取虛假“自由貿易”的背后，實則映射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脫實向虛”問題。
第一，“自由貿易”背后的結構性問題。
馬克思在《〈資本論〉英文版序言》寫道：“自由貿易已經無計可施了；甚至曼徹斯特對自己這個昔日的經濟福音也發生了懷疑。迅速發展的外國工業，到處直接威脅著英國的生產，不僅在受關稅保護的市場上，而且在中立市場上，甚至在英吉利海峽的此岸都是這樣。生產力按幾何級數增長，而市場最多也只是按算術級數擴大。1825～1867年每十年反復一次的停滯、繁榮、生產過剩和危機的周期，看來確實已經結束，但這只是使我們陷入持續的和慢性的蕭條的絕望泥潭。”英國在廢除保護關稅制度后，仍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產乏力及市場危機。當然，這倒不是自由貿易本身的問題，而是虛假“自由貿易”逃不脫的命門。當今時代，一個值得注意和警惕的現象是：一方面，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大國帶頭奉行保護主義，大搞合縱連橫、黨同伐異的價值觀外交，對任何可能與其構成競爭的國家恣意打壓制裁；但另一方面，卻又“賊喊捉賊”地高擎基于所謂“規則”的自由貿易，對他國進行無理無端圍堵打壓。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悖論性現象，表面看在于“自由貿易”背后的雙重標準，實應歸咎于其經濟發展的內源問題。美國為何動輒對他國進行極限施壓，濫用出口管制條例、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恣意把他國機構和實體列入管制清單？這在根源上，是其自身的經濟結構紊亂失序，試圖“內病外治”、轉移矛盾。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經濟的過度金融化和產業空心化趨勢，并沒有停止，反而愈加嚴重。可以說，它從二戰后長期的自由貿易主要推動者已經退化為顯性阻礙者。這恰恰說明，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存在著難以化解的結構性問題。
第二，“自由貿易”背后的有效生產不足。
馬克思曾一針見血地揭示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核心主張，“由國家把工業等作為大多數人的生活來源加以保護，以免遭受外來的競爭等等”。這不僅透射出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的虛偽特質，也映射出資本主義有效生產的匱乏。當前，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大國表面上言必稱“自由貿易”，實質上則大肆推行保護主義甚至狹隘民族主義。這種“自由貿易”，反映出其國內有效生產不足特別是制造業不振問題。近些年，美國政府一直在極力倡導“美國優先”政策，試圖通過稅收補貼、產業政策甚至地緣手段，來實現制造業回流。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回流，主要指大型跨國公司將制造業投資和生產從海外向國內轉移的一種現象。它們之所以不惜違背市場規律和經貿規則來人為割裂長期形成的產供鏈，正是因為自身的生產業態出了問題、難以有效運轉，而又企圖重構本土化、近岸化、友岸化的價值鏈體系。歸根結底，虛假“自由貿易”的背后，映射出它們自身的有效生產不足，既不能滿足國內市場的多元需求，但又不愿意看到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對其出口規模的增長。
第三，“自由貿易”背后的產業空心化。
自由貿易在應然意義上是一種資源互通有無、調劑余缺的市場方式，屬于合作共贏、互惠互利之舉。當一個國家從基于多邊主義的自由貿易轉向單邊主義的虛假“自由貿易”之時，往往是自身在全球或地區經貿競爭中的地位下行之時。回顧二戰后的國際經貿史，可以發現，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過去長期在產供鏈中處于“執牛耳”的頭部地位，所以它們一度是自由貿易的重要旗手。而在百年變局下的今天，它們普遍轉向了“內顧”的逆全球化邪路。究其根源，并不在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集體崛起所帶來的直接競爭，而在于西方發達經濟體自身普遍存在的產業空心化。自20世紀60～70年代開始，它們為了實現生產資源本地化和環境成本外部化，紛紛向發展中國家搞起了產業梯度轉移，把所謂的低科技含量產業騰挪出去，而把高附加值產業特別是金融業留在本土，這本來也符合產業發展的梯度規律。但長此以往，在逐利最大化的資本邏輯驅使下，以低利潤率制造業為內核的物質生產在國民經濟循環中的地位及比例大大降低，甚至非物質生產的服務性產業明顯超過物質生產部分的比重，導致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嚴重失衡。面對這個源于自身產業結構的尷尬境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并非反躬自省、反求諸己，而是歸咎于全球經貿結構的失衡，甚至叫囂經濟全球化應對此“埋單”。為了急于改變這種局面，它們往往一邊極力譴責他國的所謂不正當競爭，另一邊自身卻大搞損人肥己、以鄰為壑的偽自由貿易。殊不知，產業空心化根源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驅使下的制造業利潤率下降，是產業資本跨部門或跨區域轉移的結果。虛假“自由貿易”背后的產業空心化問題，躍然紙上。
2．“自由貿易”背后的資本主義經濟問題政治化
馬克思恩格斯曾在《神圣家族》中明確反對經貿問題政治化，“貿易并不因貿易特權的取消而被取消，相反，它只有通過自由貿易才獲得真正的實現”。資本主義自由貿易受到資本邏輯的牽引和羈絆，具有試圖把經濟問題政治化的制度慣性。時至今日，“自由貿易”背后的資本主義經濟問題政治化傾向，不但沒有褪色弱化，反而愈加嚴重，只不過時常打著“合理合法”的道義幌子來偽裝。
第一，“自由貿易”背后的資本主義經濟問題意識形態化。
“各民族的聯合和兄弟聯盟，這是目前一切派別，尤其是資產階級自由貿易派的一句口頭禪。的確，現在存在著一種各民族資產階級的兄弟聯盟。這就是壓迫者對付被壓迫者的兄弟聯盟、剝削者對付被剝削者的兄弟聯盟。”馬克思認識到，資本主義自由貿易只是一種“合則用不合則棄”的意識形態工具。歷史發展到今天，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發達國家作為曾經的自由貿易旗手，如今卻大踏步走向自由貿易的對立面，蓄意把正常的經貿紛爭和發展階段差異所致的貿易逆差，進行政治操弄和陣營對抗，恣意意識形態化，進而誤導全球輿論，刻意打造“中國威脅論”的虛假幻象。近年來，美國政府不惜挑起貿易戰、金融戰、信息戰、輿論戰來全方位圍堵中國，大搞所謂的價值觀聯盟對中國極限施壓。事實上，任何敢于直面問題的有識之士不難明白，美國所遭到的發展困境，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壯大并沒有直接關聯，反而與其自身長期依靠美元收割全球“鑄幣稅”的過度金融化息息相關。對此，美國政府及政治精英也并非不明白，只不過是在甩鍋嫁禍給中國，把中國建構成可以背書的“替罪羊”，這是“自由貿易”背后隱遁著的資本主義經濟問題政治化暗影。
第二，“自由貿易”背后的資本主義經濟問題武器化。
馬克思曾在《鴉片貿易史》中直戳資產階級自由貿易派的本質：“任何時候只要我們仔細地研究一下英國的自由貿易的性質，我們大都會發現：它的‘自由’說到底就是壟斷。”時至今日，盡管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的形態載體發生了顯著變化，但這一通過各種手段把經濟問題武器化進而達成壟斷的本質并未改變。全球經貿問題上的諸多亂象，在很大程度上則是由一些西方大國不遵守真正的多邊主義所致。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大國屢次以國家安全為名，嚴控甚至嚴禁一些中國企業特別是諸如華為之類的高科技企業準入其市場，甚至在國際市場上也借助美元霸權和科技壁壘進行長臂管轄。據多家外媒爆料，美國政府已停止向本國企業發放向華為出口產品的供貨許可證，正考慮切斷美國供應商與中國華為公司之間的所有聯系，禁止英特爾和高通等公司向華為提供任何產品。可以說，我們已對這種“極限打法”見怪不怪，美國政府企圖把兩國間正常的產業分工協作進行人為隔斷阻斷，不斷想方設法把符合市場規律和各自資源稟賦的正常經貿往來武器化。這種做法，盡管在短期內的確能夠遏制新興經濟體的相關產業行業發展速度，但也阻礙了全球科技創新進程，最終必將反噬資本主義制度自身。
3．“自由貿易”背后的資本主義經濟競爭優勢弱化
盡管在19世紀中期，“自由貿易成了風行一時的口號”，但當時的英國、法國、德國、美國、俄國，對待自由貿易的真實態度，均是“權宜之計”。它們總是在自身處于產業鏈供應鏈的有利競爭地位時，就高擎自由貿易大旗；反之，則大搞虛假“自由貿易”。當前，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奉行基于自身“規則”的虛假“自由貿易”，表面上察之是由于它們貿易結構和產業政策的調整所致，實質上則是對資本主義經濟競爭優勢弱化的一種保守趨向和消極反應。近年來，作為資本主義強國的美國在國際上到處“退圈”“毀約”“引戰”，這與它自身應有的國際地位和世界形象很不相稱。就拿對中國持續發動并實施的“貿易戰”為例，美國政府粗魯簡單地把美國制造業萎靡不振和就業形勢嚴峻，歸結為中國的貿易順差特別是所謂產業政策的“惡性”競爭。事實上，理解所謂的貿易失衡失序及就業問題，不能簡單地歸因于“中國貿易沖擊”，而是要客觀評估貿易成本和消費生產等不同類因素對貿易和就業的作用差異，還要基于多邊貿易和價值鏈分工宏觀背景，合理考察不同因素對兩國的實際影響。不管美國政府如何尋找說辭、甩鍋推責，但確證的事實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創新力、發展力和持續力等經濟競爭優勢，正下降轉弱，畢竟其在自由貿易問題上急劇轉變所蘊含的“大國不自信”已作出鮮活注腳。
三、“自由貿易”折射資本主義制度新困境
在19世紀中期，谷物法的廢除被資產階級奉為英國經濟史上的劃時代事件。馬克思則反諷道：“自由貿易被宣布為立法的指路明燈！一句話，千年王國出現了。”顯然，資產階級推行“自由貿易”只是假象，旨在通過緩和與工人階級的矛盾進而擺脫資本主義制度的沉疴痼疾。時至今日，“自由貿易”仍是一些資本主義國家自我標榜的道義旗號，但這不僅意味著其對外經濟交往的虛假偽善，而且預示著資本主義制度的新困境。當前，一些西方大國之所以在人類文明已經發展到21世紀的今天，一邊嘴上高喊“自由貿易”而行動上卻逆時代潮流而動、大搞逆全球化行徑，正是因為它自身深陷進退維谷的泥淖之中、無法自拔。
1．“自由貿易”背后的資本主義再工業化困境
19世紀中期以后，“自由貿易”的口號曾風靡歐洲，尤其得到工業資產階級的大力支持，畢竟商品流通相比過去變得越便捷，就越利于利潤達成。顯然，盡管資產階級也深諳“沒有一個大民族能夠沒有自己的工業而生存下去”，但他們無論如何也難以擺脫肇始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工業化矛盾。
第一，資本主義自由貿易背后“去工業化”及“再工業化”悖論。
“耶穌基督是自由貿易，自由貿易是耶穌基督！”，在馬克思那里，這只是自由貿易派的意識形態話語，資本主義國家無論對于自由貿易還是保護關稅制度都并不“虔誠”，二者都是達成目的之手段。當時，一些歐洲國家不但通過虛假“自由貿易”即事實上的保護關稅制度及工業出口補貼來掠奪本國人民，而且“還要用暴力摧毀其附屬鄰國的一切工業，例如英格蘭摧毀了愛爾蘭的毛紡織工場手工業”，旨在永葆“自由貿易”的工業優勢。這說明，虛假“自由貿易”的背后蘊含著資本主義工業能力及歷史限度問題，畢竟如同英國“自由貿易論是建立在英國應當成為農業世界唯一的偉大工業中心這樣一個假設上的”。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從歐洲到美洲的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進入增長“停滯”狀態。這些國家的資本集團考慮到經濟增長乏力及綜合成本上升所致的利潤率下降，就不約而同地開啟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外移至亞非拉國家的大規模“去工業化”進程。這種試圖把核心技術留在本土，把資源能源、勞動力和污染排放置于域外的做法，的確在當時起到了立竿見影效果。但在進入新世紀之后，過度“去工業化”所肇始的實體經濟衰退，卻引爆了美國的“次貸危機”和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為了擺脫危機困擾，西方國家紛紛重拾“再工業化”，盡管成效甚微。可見，無論是“去工業化”還是“再工業化”，都是資本主義制度試圖保障資本逐利的權宜之計。正因為此，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在全球產供鏈上保持長期優勢，總是基于自身的“幫規家法”來推行虛假“自由貿易”，但問題是，貿易只是商品或生產要素流通的管道媒介，“病灶”的根源仍在于自身的工業結構及競爭實力。
第二，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無法化解“再工業化”的痼疾困境。
在馬克思看來，盡管資本邏輯下的“自由貿易擴大了生產力”，但它只是損人肥己的狹隘手段，并不是真正為了實現互聯互通、互通有無、調劑余缺。在百年變局疊加交織諸種不確定難預料的復雜因素下，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大搞虛假“自由貿易”，恣意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和濫用進出口管制條例，企圖在短期內提振實體經濟特別是“撂荒”已久的制造業。這種“再工業化”戰略，盡管看起來雄心壯志、未來可期，但卻是難以實現的迷夢。就美國而言，它長期地去工業化和加速服務業發展政策，破壞了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核心構造，導致工業衰落，后來奧巴馬及特朗普推行“再工業化”也無濟于事。當然，原因并非技術層面，而在于內源性的制度。在美國GDP構成中，金融、保險、證券、信托等虛擬經濟部門所創造的價值占比較高，而隨著資本利潤率下降趨勢的顯現，制造業在國民經濟格局中的比例日趨下行。盡管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國重新認識到實體經濟的基座價值，著手聚焦“再工業化”的國家行動。然而，這些行動仍是口號大于實質，只是應付國內黨爭的需要，并不能真正解決實體經濟振興的本源問題。所以，盡管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大國，為了使自身制造業重振旗鼓、增強所謂“去風險”能力，大搞產業鏈供應鏈聯盟，試圖在操控經貿話語權中重建工業壁壘，但近幾年事實已經證明，這樣做不僅損人不利己，而且根本難以實現。畢竟，任何人為悖逆市場規律和資源稟賦的保護主義做法，都是一時之策而非長久之計。
2．“自由貿易”背后的資本主義再民主化困境
資本主義自由貿易論者的信條是“在一個存在著對抗利益的社會里，人人追逐私利，就會促進公共福利”，馬克思則用1864年愛爾蘭亞麻工業及打麻工廠高發頻發的傷亡事故進行批駁及證偽。而且，當時自由貿易派傾向使用經貿手段來轉移和緩解階級矛盾，對此馬克思直言不諱，“如果說自由貿易在世界各國之間也能促成什么友愛，那么，這種友愛也未必更具有友愛的特色；把世界范圍的剝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愛，這種觀念只有資產階級才想得出來”。虛假“自由貿易”以資本逐利而非人民福祉為中心，這成為資本主義民主困境的重要動因。今天，盡管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的形態、環境、結構及媒介，均生發深刻變化，但其背后所隱匿的資本主義再民主化困境卻依然存在，只不過變得更加復雜難解。
第一，“自由貿易”背后的資本主義再民主化話語。
資本主義自由貿易似乎只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領域，然而其背后則蘊含著幽深的政治問題線索。近年來，基于真正的多邊主義的經貿環境日趨下探惡化。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在經貿問題上只愿索取而罔顧貢獻。它們偏執地認為，新興市場國家是全球化及自由貿易的最大受益者，而自身卻是最大的貢獻者及受害方，因此主張兩大訴求：一是在國際范圍內推動由它們定義的國際關系民主化，拋棄所謂不公平不對等的貿易體系，旨在解構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顯然，推進所謂的國際關系民主化，只是任由它們包裝打扮并恣意使用的國際政治話術。二是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在針對貿易逆差問題上的政黨政治民主化。近些年隨著在國際經貿競爭中的地位轉弱，向來習慣自詡為“燈塔之國”的美國，滋生了不適應感甚至“焦慮癥”，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容易借助經貿問題來相互傾軋、指摘對方政策失利所致的國家利益受損。事實上，盡管美國的經貿問題，是由自身產業結構及金融體系等因素耦合的結果，但其國內的政治陣營就會借機點燃大眾檢視民主體系的“激情”。資本主義民主旨在維護和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和利益，所以每當在對外經貿問題上一旦出現守勢，美國國內政黨及政客就會掀起民主質量的大討論大反思，泛濫成波濤洶涌的民粹主義乃至極端民族主義。
第二，“自由貿易”背后的資本主義再民主化難題。
在馬克思看來，當時英國、法國、德國、美國之間的自由貿易競爭，不僅是經濟利益和資源稟賦的較量比拼，而且是資本主義框架內的民主話語權博弈。當時英國的設想是，憑借工業革命先發優勢和民主治理體系，把其他國家打造成為其工業區服務的“農業區”。如今，一些西方國家在自由貿易問題上的悖論式態度，恰恰映射了資本主義再民主化的困境難題。資本主義民主，說到底是為資產階級利益集團服務的，這種民主具有特定的“定義域”。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現今的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范圍內，所謂自由就是自由貿易、自由買賣。”恩格斯還說：“關于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制度的問題，完全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范圍內兜圈子。”資本主義民主主要由資本邏輯來宰制，雖然資本主義擴張和控制世界的手段有所改變，但其追求資本增殖和利潤最大化的本質并未改變。這意味著，民主的組織形式及實現機制是對資本利益的復刻。可見，資產階級對待自由貿易的態度并不真誠，當自身處在國際競爭優勢地位時，它們就站在道義高度上倡導自由貿易，否則就大搞虛假“自由貿易”。資本主義自由貿易說到底只是資本的自由，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國家，從來都是以“手電筒只照別人而不照自己”的虛偽態度，來雙重標準地看待自由貿易議題，一旦自身的經貿話語權轉弱，就勢必露出強權霸權政治的猙獰面目。無論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還是在它們彼此之間，對待自由貿易的這一矛盾態度始終存在，也恰恰預示著資本主義民主的虛偽本性。
四、“自由貿易”隱含資本主義演進新趨勢
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用凱里和巴師夏關于自由貿易的觀點實例，說明庸俗經濟學家“在古典經濟學家樸素地描繪生產關系的對抗的地方，證明生產關系是和諧的”，闡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的區別，批駁他們罔顧經濟條件和民族環境而鼓吹的階級矛盾調和論，進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對抗性矛盾。“那些自由貿易的信徒認為，只要更有效地運用資本，就可以消除工業資本家和雇傭勞動者之間的對立，他們這種妄想，真是令人難以理解。恰恰相反，這只能使這兩個階級的對立更為顯著”。在當今變亂交織的世界境遇下，資本主義自由貿易正呈現出一些新形勢新特點，這對我們認識和把握資本主義發展演進新趨勢，具有重要價值啟迪和方法論鏡鑒意義。
1．“自由貿易”背后資本主義的機會主義傾向愈發顯性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反諷道：“自由貿易！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保護關稅！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單人牢房！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資本主義自由貿易是資本邏輯在更大時空范圍內鋪陳和延展的通道，蘊含著典型機會主義傾向。如今，這種傾向疊加交織百年變局，呈現得更為顯性。
第一，把“自由貿易”扭曲為遏制他國的話語工具。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商業化的人道”大肆泛濫，而“濫用道德以實現不道德的意圖的偽善方式就是自由貿易體系引以自豪的東西。偽君子叫道：難道我們沒有打倒壟斷的野蠻嗎？難道我們沒有把文明帶往世界上遙遠的地方嗎？難道我們沒有使各民族建立起兄弟般的關系并減少了戰爭次數嗎？”質言之，“自由貿易”只是一種權宜性話術。資本主義向來如此，它是一種以資本邏輯為圭臬的機會主義制度，資本增殖和逐利最大化才是價值導向，至于實行自由貿易還是保護關稅制度，則是由資本利益來裁定。國際金融危機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宣稱秉持基于“規則”的自由貿易，實質上遵循和奉行的只是美式規則，而非從全人類共同價值和世界市場秩序出發的道義規則。近期，為了全方位圍堵打壓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美國脅迫掌握全球高端芯片制造關鍵技術的荷蘭選邊站隊，參與對華遏制。顯然，這種做法已經嚴重褻瀆自由貿易的真諦，是對公平競爭原則的徹底背離和粗暴踐踏，成為影響全球經濟穩定可持續的關鍵風險源。由此可見，在美國零和博弈乃至新冷戰認知中，自由貿易的規則和要義，可以被恣意裁剪和“打扮”，畢竟在其國家意識形態深處，“自由貿易”已經嬗變為“廉價有效”的話語工具。
第二，把“自由貿易”異化成經濟博弈工具。
馬克思曾多次批判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的工具理性，“到底什么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自由發展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近些年，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對待全球經貿問題上，愈發具有隨意性、無理性，站到了自己曾經倡導的自由貿易對立面。每當自身處于全球價值鏈主導地位時，它們就會蓄意曲解自由貿易的原則要義，強勢要求他國完全開放市場以準入；而一旦處于守勢或劣勢時，就“自覺”地對外國產品和企業設置準入壁壘、競爭門檻，既可通過傳統的加征關稅手段，也慣用綠色壁壘和技術規制等隱性方式。說到底，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的話語權，并不是一種對等對稱的經濟交往共識原則，而是一種強權霸權的經濟政治干預。這種把經濟競爭“非經濟化”的做法，恰恰契合了資本邏輯的本性。“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資本的投機性和趨利性，正是虛假“自由貿易”異化并淪為資本主義經濟博弈工具的底層邏輯。
第三，把“自由貿易”蛻變為權宜性國際政治策略。
馬克思說：“如果說自由貿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國如何犧牲別國而致富，那么我們對此不應該感到意外，因為這些先生們同樣不想懂得，在每一個國家內，一個階級是如何犧牲另一個階級而致富的。”資本主義自由貿易具有鮮明的國際政治對壘屬性，契合資本邏輯的內在慣性。例如，美國時常基于虛假“自由貿易”規則，強烈反對別國使用產業政策，然而它自身卻是世界上較早較多運用產業政策的國家。美國產業政策雖然不像東亞產業政策那樣備受矚目，但卻足夠獨特，可稱之為“美國之謎”。當別國為了民族工業發展而適時啟動激勵性產業政策時，它就高喊“自由貿易”；當自身出于競爭需要而實行保護性產業政策時，它就裝聾作啞、“悶聲發大財”。美國已經把“自由貿易”投機用作國際博弈的手段。近年來，它發起的單邊制裁越來越多，長臂越伸越長，為了維護自身霸權，不顧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肆意損害別國利益。有鑒于此，自由貿易已經被一些資本主義大國嚴重泛化及濫用，成為其在國際上橫行霸道、收割私利的國際政治手段，嚴重偏離了互通有無的經貿問題本身。
2．“自由貿易”背后資本主義的利己主義動機愈發膨脹
馬克思直指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的利己主義本質，“自由貿易，如果把廢除國際貿易的限制撇開不說，不外就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及其規律的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發展，而毫不顧及生產當事人，毫不顧及外在于資本發展的規律和條件的各種考慮，不管這些考慮是民族的，人道的或其他什么樣的”。這種貿易只是助力資本意志在更大時空實現的工具。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自由貿易問題上的濃厚利己主義，大有成為資本主義對外交往底色之傾向。
第一，“自由貿易”背后資本主義利己主義的主要表現。
馬克思曾剖析過自由貿易在19世紀中期風靡一時的動因，即廢除以谷物法為代表的保護關稅制度，恰恰契合工業資產階級實現原料進口及工業出口雙重訴求，并非真正為了降低工人和農民的食品成本。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的利己主義本質，可略見一斑。就拿美國而言，它單方面挑起與中國甚至作為其傳統盟友的德國、法國在貿易、金融和科技等諸多領域的紛爭博弈，大搞歧視他國產品、濫用國家安全審查、扭曲市場競爭、使用大量非關稅壁壘、濫用貿易救濟措施的保護主義行為。這些行為的背后，正是典型的利己主義。為何在自由貿易問題上假假惺惺？正是因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始終把一國私利當作第一甚至唯一事項，把單邊發展凌駕于他國的正常發展之上，蓄意建構你死我活、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價值體系。可以講，虛假“自由貿易”背后的狹隘利己主義，是一種短視過度的民族主義，沒有把一國國家利益與站位更高的全球共同利益進行聯動考量，只是武斷地把自己的“利”和“得”單向度地建構在別國“損”和“失”之上。
第二，“自由貿易”背后資本主義利己主義的問題實質。
馬克思曾批判過自由貿易派籠統地脫離生產關系而用交換關系來說明收入高低的片面做法，“像和諧的自由貿易派所做的那樣，把這些比較復雜的形式化為簡單的交換關系，是荒謬的。如果從簡單交換的觀點出發，并且把積累看作單純貨幣（交換價值）的積累，那么，資本的利潤和收入是不可能的”。恩格斯也說：“新的經濟學，即以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為基礎的自由貿易體系，也同樣是偽善、前后不一貫和不道德的。”近年來，美國在自由貿易問題上的出爾反爾、變幻無常，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日趨強化的利己主義態度。無論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拜登當局，盡管二者在國內黨爭上達到難以想象的程度，但是在對外問題上特別是針對打壓中國議題上，卻達成非同尋常的默契和一致。他們嘴上掛著基于“規則”的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但心里和實際做的全是利己主義的“生意”。無論是倡導制造業回流本土、雇美國人、買美國貨，還是推行“美國優先”的霸權霸道政策，暴露出的都是美國虛假的國家信用和道義權威，讓其利己主義本質昭告天下。在“自由貿易”的利己主義問題上，美國并沒有對其傳統盟友諸如歐洲和日本高抬貴手、網開一面，無論是制定遭到歐洲反對的《芯片和科學法案》，還是迫使日本簽訂“廣場協議”，都是最好的佐證和詮釋。當前，盡管全球經濟在失衡失速失控的邊沿徘徊，美國仍頑固堅持精致的經濟利己主義。虛假“自由貿易”背后的利己主義，屢次把自由貿易的規則和秩序打翻，似乎“規則”和“秩序”只是用來規制別人的“鞭子”和“錘子”，而自身應該成為“鞭子”和“錘子”的主人。
3．“自由貿易”背后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路徑愈發分化
馬克思曾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專門剖析了英國租地農場主約·阿巴思諾特（John Arbuthnot）著作《當前糧食價格和農場面積相互關系的研究》倡導自由貿易背后的自由主義根源。“這位租地農場主在其著作《[當前糧食價格和農場面積]相互關系的研究》中代表雙重意義上的自由貿易理論。一方面，自由輸入和輸出。另一方面，‘市場上的充分自由：對商品出售的任何限制，都是貿易的障礙，因而必然提高商品的價格。’同時，資本的這種絕對自由的運動是和它特有的內在規律相一致的，對勞動人口表現得最為殘酷無情，勞動人口只屬于資本的‘非生產費用’項目。只要資本主義生產還沒有為自己造成自由發展的一切條件——其中最主要的條件，是絕對依賴于資本的雇傭工人階級的形成——，資本就調整并干預一切，直到使上述條件完全適合于自己為止”。資本主義自由背后蘊含著受資本邏輯牽引的自由主義傾向。時至今日，盡管虛假“自由貿易”背后的自由主義本質并未改變，但其路徑卻走向分化。
近幾年，資本主義自由貿易愈發成為一種投機策略、傾軋工具和排他性手段，一切都圍繞逐利最大化目標布局和展開。以美國為例，它為何在圍堵打壓中國正常發展壯大上窮兵黷武、不遺余力，一定程度上正是因為新自由主義勢力占了上風，錯誤地把中國視作不能共處的戰略對手，導致無論政治氛圍、經濟政策還是科技戰略、外交策略，一切均以與中國對抗博弈、阻滯中國發展為基調。說穿了，它不能以平常心態正確看待中國的發展進步，主動卷起你死我活的惡性競爭。“自由主義的經濟學竭力用瓦解各民族的辦法使敵對情緒普遍化，使人類變成一群正因為每一個人具有與其他人相同的利益而互相吞噬的兇猛野獸——競爭者不是兇猛野獸又是什么呢？”這正是虛假“自由貿易”下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后果。
總的而言，每當資本主義國家順風順水時，它就以極其嚴苛甚至超越發展階段的“從實力地位出發”態度，要求其他國家完全開放市場、實現所謂的自由流通和自由競爭。相反，每當自身在價值鏈特別是創新鏈上處于守勢地位時，其態度就發生急劇轉變，在大肆要求別國放開市場的同時，而自身卻采取單邊主義做法，遵循所謂的“例外主義”。可見，“自由貿易”的展開，并非基于不同經濟體資源稟賦及競爭優勢的自然呈現，而是資本主義國家狹隘利益的集中彰顯。此時，它淪為了某些特定國家任性使用的“尺子”，這也是當今新自由主義發展演進的新動向新特點。盡管新自由主義在國際金融危機后廣受質疑和批評，但其在西方國家的主流地位并沒有隨之終結。近幾年，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保護主義做法，在國際輿論上很難真正得到支持，它們自身也深諳此理。雖然美國大搞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逆全球化行徑之實，但在明面上，它還依然聲稱自身支持基于“規則”的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在這種“既做壞事又立牌坊”的矛盾心態下，它對新自由主義進行粉飾改裝、擴容升級，愈發把新自由主義主張與全球氣候變化應對、地區國際熱點問題解決、科技發展國際合作、文化交流等勾連起來。它企圖把新自由主義由顯性輸出嬗變為隱性植入，通過所謂不涉政治的經貿方式，在全球各地進行傳導和推行。因此，虛假“自由貿易”加持下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仍在以各種變體變種的隱匿方式在世界各地傳播和滲透，畢竟其披上了助推經濟全球化及多邊主義的“合法合理”之外衣。
五、結語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的批判，只是他深入剖析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機理的入口切口，正如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言：“關于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這一批判具有鮮明問題靶向，使他深刻認識到資本主義自由貿易歷史作用的二重性即把“資本矛盾”傳導至全球的負效應和在驅動生產力發展基礎上“加速革命”的正效能。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自由貿易“正在瓦解迄今為止的各個民族，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先生們，也只有在這種革命意義上我才贊成自由貿易”。恩格斯補充說，這種貿易是“最迅速地使不可避免的社會革命所必需的條件得以造成的經濟培養基——由于這個原因，而且只是由于這個原因，馬克思才宣布贊成自由貿易”。可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的批判，始于經濟問題但又不止于經濟領域、始于批判但決不停留在批判，而是站在人類解放和制度進階視野上，“由此出發”進一步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源矛盾及演進趨勢。這有助于我們“分析把握其出現的各種變化及其本質，深化對資本主義和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深刻復雜變化的規律性認識”。馬克思資本主義自由貿易批判對把握資本主義新動向的當代價值，恰在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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