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城鄉一體化”的關鍵是與城市企業國有制相聯系的鄉村生產資料集體化；其要義不僅在于產品的分享，而在于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共享。至于勞動者的個人收入的增加，只要不轉化為支配別人的生產資料，在馬克思主義語境中是合理存在的。
《共產黨宣言》說得明白：
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公共財產，這并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這里所改變的只是財產的社會性質。它將失掉它的階級性質。
雇傭勞動的平均價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資，即工人為維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數額。因此，雇傭工人靠自己的勞動所占有的東西，只夠勉強維持他的生命的再生產。我們決不打算消滅這種供直接生命再生產用的勞動產品的個人占有，這種占有并不會留下任何剩余的東西使人們有可能支配別人的勞動 。我們要消滅的只是這種占有的可憐的性質，在這種占有下，工人僅僅為增殖資本而生活，只有在統治階級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時候才能生活。[1]
也就是說，《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消滅私有制”，主要是在生產領域；在消費領域并不是要“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也不是要消滅收入差距，只要這個差距“不會留下任何剩余的東西使人們有可能支配別人的勞動”，即轉化為資本性（即剝削性）投資，那么，這個差距就處于合理區間。社會主義消費資料存在的目的肯定不是僅僅為使勞動者“只夠勉強維持他的生命的再生產”，而是為了人民在動態平衡的方式中走向共同富裕。
因此，中國革命和改革的方向不集中于馬克思所說的表現為個人收入的消費領域的“個人所有制” ——當年蔣介石就是從這個領域妖魔化共產主義學說的，說它是“共產共妻”的運動——而集中于生產資料所有制領域，目的不是反對個人的收入的增加，而在于防止超出個人消費收入部分轉化為“可能支配別人勞動”的資本；在保證乃至鞏固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范圍內的收入差距，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可以接受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利于社會主義發展的“自然過程的必然”條件。
縮小收入差距的政策的目的不在于收入大小本身，而在于使“這種占有并不會留下任何剩余的東西使人們有可能支配別人的勞動”，即縮小乃至最終消滅超出個人消費部分的個人收入轉為可以產生剝削的資本的社會條件。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即將結稿時，嚴肅地提出“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思想。他寫道：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以個人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私有制轉化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的生產經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化為公有制比較起來，自然是一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前者是少數掠奪者剝奪人民群眾，后者是人民群眾剝奪少數掠奪者。[2]
要知道，從古以來，農村沒有公有制，就會有各式“李自成”；近現代以來，城市沒有公有制，就會有各式“二七大罷工”[3]。因此，社會主義改革的目的是：農村改革不能改出“李自成”，城市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罷工”；更不能將社會主義改革的人民主體，改為改革的客體。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提出“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毛澤東晚年反復提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其初心都是為了防止人民再陷入“僅僅為增殖資本而活著”的窘地，消除“李自成”“二七大罷工”產生的社會條件。
注釋：
[1]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頁。
[2]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832頁。
[3] “二七大罷工”：1923年2月7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京漢鐵路工人為爭取成立總工會的自由和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利，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舉行了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這次大罷工，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推向了頂峰，在中國革命史和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二七大罷工，又稱京漢鐵路大罷工，是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中規模最大、最有影響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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