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桑建泉，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沈文可，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
文章來源：《浙江社會科學》2024年第3期
摘要：
《實踐論》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的典范之作。哲學性質維度，《實踐論》科學闡釋了認識論的核心問題，同時包含著重要的辯證法思想，是辯證法和認識論的統一。哲學內容維度，通過《實踐論》可以概括出“實踐—認識—實踐”的認識總公式，其中“從實踐到認識”是認識活動的首要環節，“從認識到實踐”是認識活動的必由之路，最終實現了“認識和實踐的統一”，從而闡明認識活動的本質規定。哲學形態維度，《實踐論》既承繼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路，也蘊含著實踐唯物主義的理論因子，是辯證唯物主義和實踐唯物主義的統一。在三對關系的能動把握中全面體悟《實踐論》的哲學意蘊，持續增強推進“兩個結合”的方法論自覺，有助于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
關鍵詞：
《實踐論》；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
《實踐論》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的典范之作。毛澤東在凝練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經驗和承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的基礎上，于《實踐論》中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中國化和時代化發展。但在哲學研究層面，隨著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認識的逐步深化，《實踐論》學習和解讀過程中所隱含的一些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亟待學理上的辨析和厘清。主要關涉的問題涉及三個層面：第一，哲學性質維度，《實踐論》是一部認識論著作，還是辯證法著作？第二，哲學內容維度，《實踐論》更強調認識，還是更強調實踐？第三，哲學形態維度，《實踐論》屬于辯證唯物主義，還是實踐唯物主義？上述問題的追問和反思，需要以文本分析為基本方法，從辯證法和認識論、認識和實踐、辯證唯物主義和實踐唯物主義三對關系出發，加以時代性地闡發與回應。
一、《實踐論》的哲學性質：辯證法和認識論的統一
在傳統教科書體系的影響下，我們習慣從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唯物史觀四個方面出發去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框架。因此在理解“兩論”的哲學性質時，人們通常把《實踐論》視為認識論著作，把《矛盾論》視為辯證法著作。如孫正聿先生就曾指出：“通常認為，《實踐論》講的是認識論，《矛盾論》講的是辯證法，二者的論域不同，理論內容不同，解決的問題不同。”劉麗紅博士也指出：“關于‘兩論’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系，學界的基本觀點是《矛盾論》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實踐論》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固然，《實踐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方法，對認識的來源、對象、發展過程、檢驗標準等認識論中的核心問題進行科學闡釋，構建起一套符合中國革命實際需要的認識論體系。但肯認《實踐論》的認識論性質，并不意味著就此否定《實踐論》的辯證法性質。先入為主地把《實踐論》和《矛盾論》分別劃歸為認識論和辯證法的不同范疇，本質上是一種將認識論與辯證法對立起來的二元論做法。繼續囿于這種非此即彼的哲學框架，容易遮蔽《實踐論》的豐富意蘊，窄化對于《實踐論》的性質理解。我們需要跳出固有的理論認識框架，對《實踐論》的哲學性質進行重新思考和分析論證。針對慣常認知中對于“兩論”性質的簡單劃分，最直接的質疑是：難道《實踐論》中沒有辯證法的內容嗎？
（一）《實踐論》闡揚辯證法的實質與核心
深入分析文本可以發現，毛澤東在剖析認識活動時，沒有孤立片面地考察認識的某個方面或某個階段，而是深刻地洞察到了認識與實踐、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直接認識和間接認識、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等多對矛盾，并在認識運動的辯證發展過程中揭示了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關系。如毛澤東在闡釋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時指出，“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這句話既強調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之間的斗爭性、差異性；又闡明感性認識能夠通過實踐轉化為理性認識，二者之間具有同一性。這顯然是運用了對立統一的思維方式對兩種認識的關系加以理解，對辯證法的實質進行了說明和發揮。由此可見，雖然《實踐論》的寫作時間早于《矛盾論》，但這并不意味著毛澤東的對立統一思想直到《矛盾論》才形成。事實上，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就已經充分把握對立統一，并將這一法則靈活地運用到認識論上。《實踐論》中對認識運動各個環節、要素的辯證理解，應用了對立統一的根本規律，闡揚了辯證法的核心。
（二）《實踐論》闡述辯證法的基本觀點
毛澤東認為，認識要經歷一個辯證發展的過程，這不僅表現為認識要實現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從理性認識到革命實踐的兩次飛躍，也表現為認識不斷經歷著從錯誤到正確、從謬誤到真理的變化發展。在分析這一辯證運動時，毛澤東揭示出認識的幾個特性：“許多時候須反復失敗過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達于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指明認識具有反復性；“社會實踐中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是無窮的，人的認識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也是無窮的”，指明認識具有無限性；“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指明認識具有上升性。由此可見，《實踐論》強調認識是一個螺旋上升的發展過程，要經歷多次反復才能得到正確認識。這實際上是在認識論的框架中，深化了辯證法中的聯系觀點和發展觀點，闡明聯系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而且事物發展是前進性和曲折性的統一。
通過上述文本分析可以看到，《實踐論》包含著重要的辯證法思想。這既是一本認識論著作，也是一本重要的辯證法著作，《實踐論》是辯證法和認識論的統一。不僅如此，《實踐論》之所以能夠實現上述統一，根本原因在于，辯證法和認識論在理論層面本就是統一的。列寧在《談談辯證法問題》中提出“辯證法也就是（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實質。在現有的學術研究中，傳統教科書體系式的理解方式逐漸被打破，“辯證法就是認識論”大體上成為了一個共識性的結論。因此在理解《實踐論》的哲學性質時，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實踐論》內蘊著辯證法和認識論的統一。如趙士發、孫天牧認為，“《實踐論》講認識論，也講辯證法，是辯證法的認識論”；孫正聿也指出，《實踐論》“是徹底的認識論的辯證法，也是徹底的辯證法的認識論。離開辯證法，就丟棄了《實踐論》的真實的理論內容和‘活的靈魂’”。
二、《實踐論》的哲學內容：認識和實踐的統一
單從《實踐論》這個標題上看，這本著作的論述重點似乎強調的是“實踐”；但《實踐論》還有一個副標題，即“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那么在內容上，《實踐論》到底強調認識還是強調實踐呢？若過分強調理性認識，容易滑向僵化的教條主義；而若只重視感性實踐，又容易陷入經驗主義的窠臼。在文本的結尾，毛澤東對《實踐論》的全部內容進行總結，最終得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一認識運動總規律，后來也常常被概括為“實踐—認識—實踐”這一認識總公式。由此可見，《實踐論》不是孤立地分析認識或實踐，而是聚焦認識和實踐的關系問題，在認識和實踐的有機互動中把握二者的統一。
（一）從實踐到認識：認識活動的首要環節
在《實踐論》開篇，毛澤東明確指出認識要依賴于各種社會實踐，其中生產活動是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而階級斗爭則給予人的認識發展深刻的影響。實踐不發生、認識就無法產生，認識必須基于實踐，實踐是認識的源泉。我們從實踐活動中不僅可以獲得直接的感覺經驗，還可以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對事物形成理性的概念和判斷，從而將零散的現象抽象和總結成系統的理論，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第一次飛躍”。表面上看，從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是一種認識朝著另一種認識快速躍變的思維過程，但實際上這是一個不斷重復“從實踐到認識”的現實過程。因為只有通過反復的實踐活動，持續性地累積認識所需的各類感性材料，以達到足夠程度的量的積累，才能最終促進這一質變的實現。由此可見，認識的產生、發展都離不開實踐，實踐是認識的來源和基礎，“從實踐到認識”是認識活動中的首要環節。
而關于“實踐是認識的源泉”這一觀點，有學者認為存在兩種含義：“一是強調實踐是認識的唯一對象，二是強調實踐是認識的唯一途徑。前者強調實踐對于認識的基礎作用，后者強調實踐對于認識的中介作用。”毛澤東雖然在文中沒有對“源泉”的含義做出明確區分，但通過以下這段論述“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變革原子的情況”可以大致推斷，毛澤東立足的是后一種觀點。他認為要通過吃梨子去認識梨子、通過做實驗去認識原子，即強調通過實踐這一途徑去認識客觀世界。這背后反映的思想是，將實踐視作連接主客觀的中介和橋梁。
在這一結論的基礎上，我們可能會產生以下疑問：馬克思與毛澤東不同，他在理論體系中把實踐活動作為認識的對象，立足的是前一種觀點，那么這是否就意味著毛澤東背離了馬克思的認識論路線呢？事實上，這兩種觀點并不是完全排斥的。可以看到，在上述兩種含義中，前者“以實踐為對象”強調認識考察的對象是實踐活動本身，后者“以實踐為中介”強調認識考察的對象是通過實踐活動改造著的客觀世界（但絕不是感性直觀的客觀實在）；前者強調過程，后者強調結果。在發生學的意義上，對實踐活動作為對象或是作為中介的結構理解或許是不同的；但若回到真實的感性世界中，由于實踐的客觀過程決定著實踐的現實對象，兩種方式產生的認識結果必然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只要認識建基于實踐，那么所有的認識面向著的是同一個實踐活動著、辯證發展著的現存世界。
（二）從認識到實踐：認識活動的必由之路
從實踐中首先獲得的是感性認識，從感性認識發展到理性認識是認識活動的“第一次飛躍”，繼而從理性認識到革命實踐是認識活動的“第二次飛躍”。但是，理性的認識并不一定是正確的認識，為了能夠科學地指導革命，我們需要確保獲得的認識是真理。基于檢驗認識的真理性、保持理論的先進性和發揮理論的指導性的現實要求，必須從認識回到實踐。
關于如何檢驗一種認識是否為真理，毛澤東認為唯一的路徑是把認識應用到實踐中，通過觀察這一實踐的結果是否達到了預期目的，來判斷這一認識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現實，即是否為真理。簡單言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此同時，獲得真理的過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檢驗一次往往不夠。當實踐的結果證明一些認識不具備、或者只具備部分真理性時，就需要通過反復的實踐來找到其中錯誤的部分并加以糾正，從而達至真正完備的客觀真理。
但真理不是永恒的，從長時間的認識過程看，由于現實世界不斷變革發展，一些認識在某個階段、某種條件下是真理，但當社會階段、現實條件發生變化后便喪失了真理性。這就意味著即使在某個時刻已經達至真理的認識，也永遠不能停止在實踐中自我檢驗的腳步。真理的相對性決定了認識必須不斷地回到實踐中，根據變化著的客觀實際不斷調整，做到因時而變、因勢而變，從而始終保持主觀合于客觀的真理性、理論合于實際的先進性。一旦理論無法跟上時代進步的腳步，那么再先進的理論終有一天也會變成落后的東西，被現實殘酷地拋棄。
此外，獲得真理并不是認識的終極目的，認識還要再次回到實踐中去引領實踐，發揮理論對于改造客觀世界的指導作用。這是因為，一方面，理論必須面向實踐，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第一觀點，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固有的基本品格。在認識的過程中形成科學的理論，并讓理論能動地指導實踐，這是認識活動肩負著的重要使命。再好的理論不經過實踐也是缺乏生命力的，無法真正發揮其意義和價值。另一方面，實踐需要理論引領，缺乏科學理論指導的實踐是盲目的。以《實踐論》的創作為例，面對革命時期中國社會的艱難局勢和境況，毛澤東不是作為科學家、而更多的是作為革命家的身份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其行動的出發點永遠是實踐的需要。當時正是為了糾正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等路線錯誤，毛澤東深入分析了認識和實踐的科學關系，以便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提供正確的思想引領。而廣大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就是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去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
綜上，實踐既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手段，也是認識發展的最終目的。無論是為了檢驗真理、發展真理，還是為了發揮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都意味著認識活動僅僅停留在主觀世界中是不行的，而必須深入到客觀世界之中，“從認識到實踐”是認識活動的必由之路。
（三）認識和實踐的統一：認識活動的本質規定
毛澤東在《實踐論》的結尾提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這段論述總結了認識發展過程的總規律，也強調了認識和實踐的統一關系。作為認識活動的本質規定，認識和實踐的辯證統一是貫穿《實踐論》的思想主線，也是貫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理路。馬克思主義哲學區別于其他哲學的關鍵之一正在于此。深入把握認識和實踐的統一對于唯物辯證法生成的重要意義，充分理解認識和實踐的統一是具體的、歷史的統一，才能真正切入認識活動的本質規定，從而明晰《實踐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意蘊。
首先，認識和實踐的統一是唯物論和辯證法相統一的關鍵所在。區別于唯心主義、機械唯物主義等，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實現了唯物論和辯證法和成功結合。《實踐論》作為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重要著作，以認識和實踐相統一為重要基點完成了這一結合。
關于唯物論，《實踐論》從第一段到第五段著重闡述了認識對實踐的依賴關系，強調“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這成為了認識和實踐相統一的起點。那么，什么是實踐呢？如果把實踐理解為一種純粹的理論活動，或是費爾巴哈意義上那種卑污猶太人的牟利活動，那么這仍然不是徹底的唯物主義。在《實踐論》中，毛澤東明確指出社會實踐的形式是多樣的，除了物質生產這一最基本的實踐活動外，階級斗爭、政治生活、科學研究等也都屬于實踐，社會實踐發生在社會實際生活的各個領域之中。由此可見，毛澤東不僅強調實踐對認識的決定性作用，而且是在“感性、社會性活動”的意義上去理解實踐，這與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提出的實踐概念是相似的。針對“思維和存在的關系”這一哲學基本問題，毛澤東顯然采取了從實踐到認識的基本理路，在認識和實踐的統一中破除了唯心主義的神秘色彩，建構起從物質到意識、從存在到思維的唯物主義認識論路線。
關于辯證法，《實踐論》從第六段開始到結尾都在闡述認識發展的辯證運動過程，其中主要強調了三個方面：第一，認識要經歷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從直接經驗到間接經驗的運動過程；第二，認識要經歷“從謬誤、到真理、再到謬誤、再到真理”的無限發展過程；第三，認識還一直經歷著“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往復運動。由此可見，認識的運動變化呈現為一個辯證發展的過程。而認識之所以會不斷地深化和發展，關鍵的一點在于認識所依賴的實踐是辯證發展的，認識的辯證法實際上是實踐的辯證法。認識和實踐的統一，不僅是認識論體現為辯證法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是認識論作為辯證法得以形成的根本基底。
概言之，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本質上是實踐論的認識論，也是實踐論的辯證法。只有實現了認識和實踐的統一，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統一才得以可能。厘清認識和實踐的辯證統一關系，是揚棄唯心主義、機械唯物主義的根本所在，也是推動辯證唯物主義歷史性出場的關鍵匙鑰。
其次，認識和實踐的統一是具體的、歷史的統一。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構建了一個完備的認識論系統，其中提出的“實踐是認識的來源”“實踐是認識的動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認識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等一系列觀點都說明了認識和實踐的辯證統一關系。需要著重說明的是，這種“統一性”描述的不是一種簡單直觀的靜態關系，而是對一個現實發展過程的能動刻畫。以“實踐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為例，毛澤東闡釋這一原理不是單純為了說明判斷認識真理性的客觀依據是什么，更是為了強調認識不斷地貼近真理、成為真理、發展真理這一現實運動過程。具體來說，我們不僅要檢驗某種認識是不是真理，還要當實踐證明某種認識錯誤時，及時地調整認識、繼續實踐，直到在實踐中得到理想的結果、找到客觀的真理；當現實世界向前推移，實踐證明過往的某種真理性認識已不再適用時，主觀認識就需要跟著客觀現實及時轉變，在新的發展階段上找到新的真理。由此可見，實踐并不是對認識的正確與否進行終極宣判，而是要作為能動的“檢驗標準”，持續推動著認識的發展和前進。正如毛澤東所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
在《實踐論》構建的整個認識論體系中，無論從哪個角度出發闡釋認識和實踐的統一關系，無論強調實踐對認識而言是來源、是動力、或是檢驗標準，我們都必須看到，所有的認識論原理都不是一個靜態的結論，其背后反映著的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一辯證運動過程。認識和實踐要在具體的條件下、在歷史的嬗變中，不斷地相互作用并實現統一。因此，這種統一并不是一般意義上那種抽象的、僵化的統一，而是現實進程中具體的、歷史的統一。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綜上，作為認識活動的本質規定，認識和實踐的統一是唯物論和辯證法相統一的關鍵所在。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指導下，必須看到這種統一不是空洞的、靜止的統一，而是在認識與實踐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建構出來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三、《實踐論》的哲學形態：辯證唯物主義和實踐唯物主義的統一
關于《實踐論》所屬的哲學形態，毛澤東在著作的結尾指出“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可見他將《實踐論》明確界定為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但隨著《實踐論》在學術層面的研究深入以及“實踐唯物主義”討論的興起，部分學者開始用“實踐唯物主義”來標定《實踐論》。例如羅朝遠指出，“《實踐論》是作為實踐唯物主義辯證法的認識論”，這顯然與毛澤東的界定不同。那么在哲學形態上，《實踐論》究竟屬于辯證唯物主義還是實踐唯物主義呢？這應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中的一個重要學理問題。其關涉到，當我們研判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理論親緣性時，認為毛澤東更接近恩格斯，延續其采用的“現代唯物主義本質上都是辯證的”這一辯證性路線；還是更靠近馬克思，發掘其提出的“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這一實踐性進路。
（一）《實踐論》承繼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路
“辯證唯物主義”這一概念最早由狄慈根提出，而最先用這一提法來指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是普列漢諾夫。從理論內涵上看，“辯證唯物主義”與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多次提出的“唯物辯證法”大致是相同的，即“用物質的辯證運動解釋整個世界的科學世界觀”。在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中，主要包含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等部分，重點探討物質與意識、認識與實踐、認識的真理性等問題。回到文本可以看到，《實踐論》立足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框架展開分析，承繼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路。
一方面，《實踐論》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立場。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堅持唯物主義的根本要求，強調人的認識依賴于具有客觀物質性的實踐活動，明確突出實踐的第一性。同時毛澤東堅持用辯證發展的眼光考察認識運動，強調認識發展的過程性，將認識的辯證運動過程概括為從實踐到認識、再從認識到實踐的多次循環往復，能動地揭示了認識論中蘊含的辯證法。總體上看，毛澤東在原則高度上始終堅持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的有機統一，反對唯心主義和機械唯物主義的哲學立場。他通過《實踐論》有力地批判了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思潮，為后續“實事求是”這一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路線的確立奠定了堅實的哲學基礎。
另一方面，《實踐論》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毛澤東以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為核心論題，在《實踐論》中對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相關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提出“實踐是認識的來源和基礎”“實踐是認識發展的動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改造主觀世界與改造客觀世界相統一”等觀點，這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原理的正確把握和闡發。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中，其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部分仍常常引用《實踐論》中的相關論述，愈加印證《實踐論》科學地繼承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原理。
除此之外，毛澤東還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及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在具體語境下對傳統蘇聯哲學教科書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進行詮釋和豐富，例如將認識的辯證運動過程創造性地概括為“兩個飛躍”、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十六字口訣形象地說明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過程等。
由此可見，《實踐論》不僅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立場，闡發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還立足中國實際，構建起具有中國特色的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豐富和發展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從而為不同階段的革命實踐提供有力的理論指導。
（二）《實踐論》蘊含實踐唯物主義的理論因子
關于“實踐唯物主義”這一概念，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兩本著作中作出了明確的說明，而這些思想在毛澤東的《實踐論》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繼承和發展。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認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與之相似，毛澤東在《實踐論》中突出強調了人的社會性、實踐第一性，體現了實踐唯物主義將人的社會實踐作為根本出發點這一本質要求。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提出：“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與之對應，毛澤東結合具體的革命形勢和任務，多次在《實踐論》中強調用理論指導革命的實踐要求，提出“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的任務，發揚了實踐唯物主義中“改變世界”的實踐旨趣。
此外，實踐唯物主義的思想不僅僅停留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也經歷了一個中國化時代化的過程，中國學界對實踐唯物主義的內涵、地位等展開了激烈討論。從現實基礎來看，國內對于實踐唯物主義的廣泛討論，產生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哲學層面的理論需要。但實踐唯物主義能夠在中國的場域中順利誕生，離不開《實踐論》提供的思想養料。肖前曾指出，“中國的實踐唯物主義研究和討論，是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開始的。實際上，它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根本標準’大討論的深化和展開。”這里講述的歷史事實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國內教條主義盛行，理論和實踐嚴重脫節，因而興起了關于真理問題標準的大討論。在明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后，學界開始對傳統的教科書體系進行反思，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唯物主義”等一系列新觀點。由此可見，真理標準大討論是開啟實踐唯物主義研究的現實緣起，而“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這一論斷在《實踐論》中明確提出，對社會實踐的準確認識與突出強調是《實踐論》的重要理論貢獻。肖前曾說，在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唯物主義”的過程中，毛澤東在《實踐論》中的觀點給予了他直接的啟發。概言之，實踐唯物主義思潮在中國的興起與《實踐論》緊密相關，《實踐論》蘊藏著實踐唯物主義的豐富因子。實踐唯物主義之所以會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落地生根、枝繁葉茂，實際上在《實踐論》中埋下了理論萌發的種子。
綜上，《實踐論》既承繼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路，也蘊含著實踐唯物主義的理論因子，辯證唯物主義與實踐唯物主義的有機統一內蘊于《實踐論》之中。毛澤東既揚棄舊唯物主義的機械性，繼承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反杜林論》等著作中提出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同時也對馬克思發動的哲學革命有所洞察，發揚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思想，對舊唯物主義中感性直觀的這一缺陷進行超越。而毛澤東之所以能成功完成上述理論突破，關鍵來自于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科學認知和整全把握。事實上，辯證唯物主義和實踐唯物主義不是完全分離的兩種哲學形態，而是在不同層面上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合理范式，彼此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內在聯系。正如楊耕先生指出的那樣，“‘實踐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不是三個不同的‘主義’，而是同一個‘主義’，即馬克思新唯物主義的三個不同稱謂，是從三個不同維度反映了同一個世界觀”。在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質的基礎上，爭論“《實踐論》究竟屬于辯證唯物主義還是實踐唯物主義”無疑是一個偽命題。我們必須摒棄用一元化視角界定《實踐論》所屬哲學形態的錯誤做法，而應采取綜合寬闊的學術眼光，在辯證唯物主義、實踐唯物主義的不同視域下探究《實踐論》蘊含著的豐富哲學面向。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以《實踐論》為重要標志的毛澤東哲學“是介于辯證唯物主義和實踐唯物主義之間的哲學理論，將毛澤東哲學看作單一的辯證唯物主義或單一的實踐唯物主義是不符合實際的”。
結語
《實踐論》是一部蘊含高度理論智慧和實踐智慧的經典著作。全面理解和把握《實踐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意蘊時，將辯證法和認識論、認識和實踐、辯證唯物主義和實踐唯物主義這三對關系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便于能動地把握內蘊于《實踐論》的三重統一：在哲學性質維度，《實踐論》是辯證法和認識論的統一；在哲學內容維度，《實踐論》是認識和實踐的統一；在哲學形態維度，《實踐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實踐唯物主義的統一。與此同時，三個方面還具有緊密的內在邏輯關聯。即認識和實踐的統一是最根本的基石，只有在認識和實踐相統一的基礎上，辯證法和認識論才能有機地融為一體，辯證唯物主義和實踐唯物主義才能真正變成一種“主義”。
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的代表性成果，《實踐論》是立足中國實踐解答中國問題的典范，其深入淺出地將哲學原理加以現實化闡釋、將實踐經驗進行理論化總結，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進行了極富創造力的詮釋和發揮。重新體悟《實踐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意蘊，能夠更加清晰地看到：毛澤東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而且也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維度上作出了重要的理論探索，特別是通過科學地分析認識規律、靈活地運用經驗材料、自覺地融入傳統智慧，事實上已在哲學研究層面率先開辟出“兩個結合”的方法論范式。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諸多命題和觀點進行了豐富和創新，體現出“兩個結合”的方法論自覺，在創新機理上與《實踐論》存在諸多共通之處。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和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應以深度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為基本前提，將深刻洞察中國具體實際、厚重積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必要條件，且持續增強推進“兩個結合”的方法論自覺，從而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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