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澤東始終重視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早在中央蘇區時期就提出“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明確要以財經工作為“主要議程”，重點關注黨對工業、農業、商業的領導。在內容上，毛澤東總結了黨領導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著重提出要從政治、思想、組織上實現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具體來說，政治上，要制定和貫徹執行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確保經濟工作的正確方向；思想上，提出創造新的理論，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和政策教育，學會領導經濟工作；組織上，健全黨領導經濟工作的組織體系，以又紅又專原則建設精通政治和經濟的黨員干部隊伍。毛澤東關于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必須毫不動搖地把經濟建設作為黨領導一切的中心，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按照客觀規律領導經濟工作。
關鍵詞：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 經濟工作 黨的全面領導
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經濟工作始終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要內容。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領導根據地建設過程中，毛澤東就開始注意經濟工作，不斷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新中國成立后，他推動各級黨委以財經工作為“主要議程”，加強經濟戰線的領導力量以恢復發展國民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圍繞黨領導經濟工作有關問題，毛澤東深刻總結經驗教訓，提出一系列重要觀點，取得了獨創性的理論成果。毛澤東關于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思想，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黨領導經濟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而當前學界研究的重點在毛澤東經濟思想，總體上更為宏觀。研究毛澤東關于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思想，特別是總結他對黨領導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不僅可以彌補學界研究的不足，探究共產黨執政規律，而且對于新時代新征程上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一、毛澤東關于黨領導經濟工作思想的發展歷程
早在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就開始重視經濟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他推動全黨把工作重心轉向財經工作，多次批評并糾正財經部門脫離黨的領導的傾向，確保了黨對經濟工作的統一領導。基于毛澤東對黨領導經濟工作重要性的認識，特別是對糾正忽視和弱化黨領導經濟工作傾向的考察，可以從宏觀脈絡上呈現各時期毛澤東關于黨領導經濟工作思想的發展歷程。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充分地注意經濟工作的領導”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的領導重心在革命戰爭上，但針對20世紀30年代初和40年代初黨內存在的忽視經濟工作及面臨的經濟困難等問題，毛澤東一度集中關注經濟，采取一系列舉措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為奪取全國政權后黨領導經濟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準備和寶貴經驗。
青年時代的毛澤東目睹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中國人民的貧苦生活，對底層百姓充滿同情之心。他在1919年7月發表的《〈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明確提出，世界上“吃飯問題最大”。而要解決“吃飯問題”，必須建立中國共產黨，由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實現上層建筑的根本變革，從而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創造條件。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黨并不只是領導武裝斗爭，還要領導經濟建設，發展生產力，關心和解決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以保障軍隊供給，并激發人民群眾投身革命的熱情。身處根據地建設一線的毛澤東，較早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20世紀30年代初，受國民黨封鎖影響，加之推行臨時中央一些“左”的經濟政策，使得中央革命根據地本就薄弱的經濟局面進一步惡化，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受到嚴重影響，軍政等方面的物資補給受到極大困擾。1933年3月，為克服困難，毛澤東簽發命令，要求迅速轉變忽視經濟的狀況，強調經濟發展是改善群眾生活、增強戰爭實力的極重要條件。4月發布訓令，強調發展蘇區的國民經濟有第一等重要意義。8月，臨時中央政府兩次召開經濟建設大會，動員部署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8月12日，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首篇專門關于經濟工作的報告，嚴厲批評當時普遍存在的認為戰爭忙沒有工夫做經濟建設等錯誤認識，強調為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必須注意經濟工作”，進行經濟建設。
全民族抗戰時期，為克服陜甘寧邊區經濟困難，1940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要把經濟建設當作黨“整個工作的中心”。一段時期內，中共中央政治局或書記處會議幾乎每次都討論財經問題。為解決財政困難，他于1942年12月作了題為《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再次批評不重視經濟工作的錯誤認識，指出離開經濟工作談“革命”不過是“革自己的命”，各級主要負責同志必須“充分地注意經濟工作的領導”。此后，毛澤東還提出生產力向上發展是最根本的，經濟工作“決定一切”。隨著解放戰爭的順利推進，1948年5月，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晉綏分局電中，要求分局應把工業生產放在領導工作的重要位置。正是由于加強了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工農業生產得以發展，廣大群眾的革命熱情大大提高，為革命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堅實基礎。
（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把財政經濟工作作為“主要議程”
毛澤東早就預見性地提出，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的重心要放在經濟工作上。1933年，他強調，戰爭結束后應“以經濟建設為一切任務的中心”。抗日戰爭時期，在同武器裝備先進的日軍交戰中，毛澤東進一步認識到中國之所以被欺負，主要在于技術、工業的落后，明確指出“發展經濟”是中國在戰后最急需的，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將給中國帶來“堅實的工業。1949年3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他要求接管城市后要“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7月，他把“恢復和發展一切有益的工業和農業生產”作為克服困難的三項重要工作之一。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毛澤東把注意力轉移到經濟戰線上，推動全黨把財政經濟工作作為“主要議程”，平抑物價、統一財經，領導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新中國成立之初，財政、經濟形勢非常嚴峻，面臨工廠倒閉、失業增加、農業減產、物價飛漲等問題。為此，毛澤東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討論財經工作，要求各地把主要精力放在財經工作上，中央局主要負責同志必須親自抓。1949年12月4日，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指出，中央和中央局已把財政經濟工作列為“主要議程”，應“認真研究財政經濟問題”。12月5日，他以中央軍委主席名義發布指示，要求人民解放軍同時成為國防軍和生產軍，協同加速經濟建設。12月18日，毛澤東復電中南局負責人，要求“集中力量領導全區經濟工作”。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在訪問蘇聯期間，他特別留意考察蘇聯經濟建設經驗，參觀蘇聯工廠，并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讓中國可以放手進行經濟建設。2月27日，毛澤東訪問蘇聯回國途中視察時，強調“要集中精力恢復經濟”。
1950年4月12日，毛澤東在主持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時強調：“以后要注意經濟”。6月，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召開，以研究財政經濟工作為主要議題。毛澤東主持全會并提交書面報告，部署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目標任務，這標志著經濟建設開始成為黨的工作重心。1952年，毛澤東雖然在緊張地領導開展“三反”“五反”運動，但對于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這個中心任務一直沒有忘記，多次提醒各地經濟生活必須維持正常進行。“五反”運動結束后，又立即調整工商業，使經濟得到發展。1953年起，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啟動，毛澤東更加注意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針對當時一些人士普遍不看好中共能領導好經濟甚至斷言共產黨在財經上要得零分的偏見，他很不以為然，提出要讓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一定能夠領導好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強調今后必須把注意力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三）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
1956年起，考慮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生產關系變革的任務勝利實現，經濟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再次成為毛澤東的工作重點和關注焦點，明確要向科學進軍，進行技術革命，改變我國經濟上的落后狀況。
1956年9月，黨的八大召開前后，毛澤東又強調需要證明“黨能夠領導經濟建設”，明確提出現在的任務是“解放生產力，保護生產力”。黨的八大政治報告以毛澤東此前發表的《論十大關系》為綱，重點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作出部署。根據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實際，黨的八大作出決議，在國內主要矛盾的判斷上出現重大轉變，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主要矛盾是先進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盡快從落后農業國變為先進工業國成為黨的主要任務。
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就如何從根本上建成社會主義這一命題，毛澤東明確提出必須是“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這樣才能為社會主義制度提供“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為確保這一條件不落空，1958年1月，他把地方黨委必須領導經濟建設的要求寫進《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明確縣以上黨委要抓社會主義建設，具體包括工業、手工業、農業、交通運輸、財政金融等。1958年起，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他又提出黨的工作重點要放到技術革命上，以“生產為中心”來帶動其他工作。
1961年12月，為糾正“大躍進”以來的失誤，毛澤東在談到第二年的工作時，提出工農商等各方面都要“走上軌道”，強調“黨是領導一切的”。1962年1月，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黨是領導一切的”，并十分明確地指出“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1963年12月，毛澤東在聽取科學技術規劃匯報后指出，必須打好科學技術這一仗，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要以解放生產力為目的。1964年9月，他在離開武昌前說，要由領導小組來實現對經濟的統一領導。直到晚年，毛澤東都始終強調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二、毛澤東關于黨領導經濟工作思想的主要內容
對于黨如何領導經濟工作，毛澤東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著重從政治、思想、組織上實現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闡明了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基本方式。
（一）“從政治上來領導”：制定和執行符合實際的路線方針政策，確保經濟工作的正確方向
黨對經濟工作的政治領導，就是以調查研究為基礎，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正確制定和貫徹執行黨關于經濟工作的路線方針政策，以政治統帥經濟，糾正執行過程中“左”的或右的錯誤傾向。
從具體實際出發，在調查研究基礎上制定黨關于經濟工作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這是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基本前提。1934年，毛澤東領導制定符合蘇區實際的經濟政策，明確其中心是發展農業、工業、對外貿易和合作社，擺在第一位的是農業生產；國民經濟由國營、合作社和私人三部分組成，應同時并進。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是從發展國民經濟出發，以增加財政收入，財政支出應貫徹節省的方針等等。1942年，為克服經濟困難，他號召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并在認真調查研究、征詢各方面人士意見和大量閱讀有關經濟學著作的基礎上，明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經工作總方針，要求主要負責同志必須調查研究經濟工作和制訂經濟工作計劃。
1949年4月，毛澤東根據中國國情進一步確定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城市經濟工作政策。這一政策還被作為新中國過渡時期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寫進《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抗美援朝后，根據國民經濟正在恢復的實際，他提出“邊抗、邊穩、邊建”的任務。1951年2月又根據朝鮮戰局趨于穩定的實際提出經濟中長期戰略，即“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方針。經過一年多的醞釀和調查研究，1953年12月，黨中央最終確定了“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1956年4月，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
在經歷“大躍進”后，毛澤東深刻認識到，在總路線指導下各方面要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方針政策，才能將其作為教材去教育干部，以獲得統一的認識和行動，減少錯誤的出現。而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的形成須經歷一個過程，需要深入總結成功經驗、汲取失敗教訓，才能發現客觀規律，并在群眾實踐的檢驗中不斷深化認識。如何制定一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必須從群眾中來，領導干部躬身實踐、開展調查研究，既不能走過場，也不能滿足于聽報告和看材料。要在實踐中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進而掌握規律、制定正確的政策。1961年，在毛澤東的推動下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堅持群眾路線，陸續制定了具體的方針政策，推動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和鞏固。
充分發揚民主，廣泛征求意見。真理來自群眾，黨的領導要從人民群眾中集中正確的意見。黨的方針政策必須充分征求意見，符合群眾的意愿，在實踐中行得通才行。毛澤東從民主和集中關系的角度，強調沒有民主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容許少數人保留意見，讓群眾講話，特別要注意個別人的反對意見，做到多謀善斷。他還用“加工工廠”來形容領導機關，強調要“制造出好的成品”，必須有“數量上充分的和質量上適當的原料”，這是基本的前提和保證。
在貫徹執行黨關于經濟工作的路線方針政策過程中，必須加強指導和檢查，及時糾正錯誤偏向。毛澤東十分關注黨在領導經濟工作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政策執行重在落細落實，尤其注意糾正執行中“左”的或右的偏向。
抗日戰爭時期，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偏差問題，明確統一戰線的路線是又聯合又斗爭，勞動政策力避過左，土地政策應實行部分的減租減息，同時應規定農民有交租交息之義務，經濟政策是盡量發展工農業生產與商業，發展經濟的路線要反對“陳舊的保守的觀點”和“空洞的不切實際的大計劃”。解放戰爭時期，明確有關具體經濟政策，圍繞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總目標，糾正群眾工作中侵犯中農利益、過分打擊富農等偏向，糾正絕對平均主義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等錯誤觀點和宣傳內容。
新中國成立初期，對于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中出現的錯誤傾向予以糾正。1950年4月，針對全國統戰會議工商組發言記錄稿中有關擠垮私營資本等“左”傾思想，毛澤東強調民族資產階級不是斗爭的主要對象，在發展國營經濟的同時還要利用私人資本，不要壟斷一切等。6月，針對經濟社會改組引起的各方面關系比較緊張等情況，他強調不能四面出擊，不要把關系搞得太緊張，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和緩和，集中力量進攻另一方面。在領導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他批評急躁冒進的“左”傾錯誤和所謂“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右傾錯誤。在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中，他提出要戒“左”戒右，反右防“左”，抓緊領導。
針對違反經濟規律的錯誤偏向，毛澤東明確提出壓縮空氣、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留點余地，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按照經濟辦法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經營管理商業。同時按照價值法則、等價交換的客觀規律辦事，落實基本核算單位，允許農民種自留地、發展私人喂養。在中國一窮二白的條件下，毛澤東提出，“沒有一百多年”就無法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和趕上并超過世界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正確處理政治和經濟的關系。一方面，堅持政治第一，以政治統帥經濟，“從政治上來領導”，防止業務部門迷失方向、專而不紅，形成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和較快建設現代工農業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防止紅而不專，堅持各方去辦，由政府部門執行黨的主張，經過黨員在機關企事業單位中同非黨員接觸、商量、研究方才去辦。要會算政治賬，也要算經濟賬，這二者是統一的。把對生產力發展是否有幫助作為檢驗黨的政策好壞的重要標準，把“發展生產，促進生產，對生產有利”作為各方面政策的出發點和著眼點。
（二）“思想領導不能放松”：創造新的理論，學會領導經濟工作
“思想領導的問題”非常重要。堅持“思想領導不能放松”，做到獨立思考，努力創造新的理論，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和政策教育，努力學習政治經濟學，切實掌握客觀規律。
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中國經濟問題，形成符合中國實際和客觀規律的科學認識。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逐步形成了關于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闡明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構成、土地政策、總目標和三大經濟綱領等內容，勾畫了新中國經濟建設藍圖。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從1956年起，鑒于蘇共二十大暴露出的蘇聯模式弊端，他進一步強調，獨立思考是最重要的，要第二次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努力“創造新的理論”。但是，這種結合并不容易，往往要在經歷失誤、獲得經驗教訓后才能實現。探索中形成的獨創性理論成果主要有：注意綜合平衡，處理好經濟領域的各種關系，如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中央和地方，積累和消費等；社會主義社會可分為不發達的和比較發達的兩個階段；走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厲行節約，勤儉建國等。
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眾的政治水平，把黨的正確主張轉化為群眾的自覺行動。針對忽視思想政治工作的偏向，毛澤東用“生命線”來形容思想政治工作對于經濟工作的極端重要性，認為它是完成經濟工作的保證。思想政治工作不是某個部門的責任，全黨、各個部門都要加強并負起責任，各級黨委特別是省、自治區、直轄市第一書記都要抓。既要學習專業，還要學習政治，在政策制定后進行系統的政策教育，經常、反復地講，使“干部真正學懂政策”，并“把政策交給群眾”，否則就會脫離政策而盲目行動。毛澤東不僅帶頭寫文章、作報告，同有關領導談話，準確解釋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明確形勢任務，還多次談及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具體方法，要求改進思想政治教育。
努力學會經濟工作。延安時期，為克服根據地經濟困難，毛澤東多次提出要學會辦經濟，明確指出如果樣樣能干唯獨對經濟無能就是“無用之人”，甚至非常迫切地提出在兩三年內完全學會經濟工作。新中國成立前夕，他提出要用極大努力學會管理和建設城市。1953年后，他強調各級領導一定要熟悉經濟工作，學習科學技術，鉆進去成為內行，成為精通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專家。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提出要邊建設邊學習，懂得科學和經濟發展規律，帶頭并推動各級領導干部讀書，學習政治經濟學，結合具體實踐逐步加深認識，并下一番苦功調查研究，把規律弄清楚，以更好地領導經濟建設。
（三）“組織上完全鞏固”：健全黨領導經濟工作的組織體系，以又紅又專原則建設精通政治和經濟的黨員干部隊伍
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最終要靠黨的組織體系和黨員干部來執行，這需要建立健全黨領導經濟工作的組織體系，完善請示報告制度，加強黨員干部隊伍建設，以“組織上完全鞏固”提供有力保證。
健全黨領導經濟工作的組織機構，加強黨對經濟部門的集中統一領導。早在中央蘇區時期，為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毛澤東就從健全領導機構著手，在各級政府設立專門的國民經濟部。1939年1月，根據中央書記處決定，中央財政經濟部成立（1943年3月被精簡撤銷，在書記處下設經建材料組）。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為統一各根據地的財經，1948年6月，中央財政經濟部再次成立，1949年7月與華北財經委員會合并成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簡稱“中財委”。1949年11月，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決定在中央人民政府內組織黨委會和建立黨組，下設財政經濟委員會分黨委、分黨組，以保證執行黨中央的有關決定。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1952年6月，毛澤東提出要參考蘇聯的經驗，加強中央機構。此后，按照毛澤東的建議，黨中央從各地抽調大批干部，加強中央有關部門特別是經濟管理部門的力量。1953年，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撤銷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干事會，由黨中央直接領導政府各部門黨組，并明確國家計劃、財經等工作具體負責人并由其直接向中央負責；加強財經部門黨的政治、組織工作，在超地域性的交通運輸部門和流動性大的建筑工程單位建立政治工作機構，并在其他財經部門設立政治副職。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強調調動地方和干部群眾積極性的同時，毛澤東多次糾正財經部門存在的分散主義傾向，提出只能有一個“核心”和“‘政治設計院’”，由中央和各級黨委決定工農業、財貿或交通運輸工作的路線方針政策。1957年1月，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成立，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領導全國經濟工作。1958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成立中央財經小組，明確大政方針在政治局，決定權在黨中央。為糾正“大躍進”中權力下放過多造成的混亂，1959年，毛澤東再次強調統一領導的問題，提出要適當收回下放的權力。考慮到1958年成立的中央財經小組在實踐中只發揮咨詢機構的作用，1962年，中共中央決定重新設立財經小組，以加強對國民經濟的統一領導。
完善請示報告制度，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過程領導。1948年1月，毛澤東為黨中央起草建立報告制度的黨內指示，明確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每兩個月向中央作一次包括經濟、土地改革等活動的綜合報告，具體涵蓋經濟活動的動態、問題及其解決方法。3月，他又在為黨中央起草的對報告制度的補充規定中，明確各中央局、分局向下級發出的有關經濟、財政等項的政策策略和下級向中央局、分局作的重要報告，均須同時發給中央一份。新中國成立后，為強化統一領導，1953年，中共中央決定加強請示報告制度，明確政府一切主要的方針政策須經黨中央討論決定。5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議明確中央的電報、文件必須經由主席看過方能發出，再次強調要遵守一切主要的方針政策須經“黨中央的討論和決定或批準”的原則。
堅持德才兼備、又紅又專，建設精通政治和經濟的黨員干部隊伍。早在1933年，毛澤東等在發布的訓令中，強調國民經濟部的人員必須是“政治上工作上最強的干部”。20世紀40年代初，他提出干部要學習經營經濟事業的經驗，各級主要負責同志要負責配備經濟工作的干部。為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必須反對不關心經濟而只會做抽象“革命工作”的空頭“革命家”，反對紅而不專、不懂得實際的空頭政治家，把政治和經濟結合起來。培養和造就自己的技術干部隊伍，充分發揮專家、科學家、知識分子的作用，中央委員會中應該有工程師和科學家，團結和爭取知識分子為革命和建設服務。教育和訓練干部，把政策一定要搞清楚，懂得經濟發展規律。
三、毛澤東關于黨領導經濟工作思想的現實啟示
在領導經濟建設的歷史進程中，毛澤東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形成了一系列獨創性的理論成果，深化了對黨領導中國經濟的規律性認識，這對新時代新征程上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具有重要啟示。
（一）毫不動搖地把經濟建設作為黨領導一切的中心
歷史實踐證明，毛澤東在不同階段多次提出的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等主張是完全正確的。應該說，毛澤東十分重視經濟工作，明確提出進行一切可能和必須的經濟建設等。1962年9月，他強調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不能讓階級斗爭干擾工作。改革開放以來，黨深刻吸取這一經驗教訓，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歷史性決策，并始終圍繞這一中心工作推進其他各項工作，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歷史反復證明了在全國執政條件下，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必須在黨的領導工作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這決定著上層建筑和其他各項工作。正如習近平指出的，“經濟工作是中心工作”，“抓住了中心工作這個‘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開”。新時代新征程上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必須不為任何因素所干擾，充分認識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必須毫不動搖地把經濟建設作為黨領導一切的中心，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和解決當代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要求，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一心一意謀發展，牢牢抓住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
（二）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
毛澤東強調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是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的有機統一，這三者缺一不可。其中政治領導是主要的，思想領導是基礎，組織領導是保證，并以黨的領導制度為保障，發揮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保落實的作用，進而實現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新時代新征程上堅持和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必須堅持和完善黨領導經濟工作的體制機制，做到“兩個維護”，擁護“兩個確立”。堅持經濟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經濟工作的決策部署，加強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把握宏觀經濟大勢和經濟工作的正確方向。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以新發展理念引領高質量發展，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好經濟領域重大工作的頂層設計、總體布局、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善于用中長期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集中力量辦大事，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團結和凝聚各方力量攻堅克難，同時加強檢查和指導，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使經濟建設朝著正確的方向和目標前進。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政府與市場、發展和安全、活力與秩序、效率與公平、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等重大關系，以辯證思維看待新征程上的機遇挑戰，堅持底線思維，發揚斗爭精神，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經濟金融風險，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自信自立、守正創新，從實際出發，善于總結經驗教訓，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推進黨領導經濟工作的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和制度創新，形成自己的理論，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建構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不斷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的科學化法治化專業化水平，培養選拔政治強、懂經濟、會管理的干部充實各級領導班子，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理經濟，使各級領導干部成為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行家里手。
（三）按照客觀規律領導經濟工作
歷史經驗表明，經濟建設也是科學，要服從真理，符合客觀發展的規律，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而違背客觀規律，不符合實際，就要受挫折、失敗和懲罰。對于黨領導經濟建設中的困難，毛澤東是有預計的，認為這“是比較新的事情”，“希望建設中所犯的錯誤，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那么多、時間那么長”。在經歷了“大躍進”后，他進一步意識到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之中，認識規律有一個過程，必須實事求是，深入調查研究，經過從實踐到認識、再從認識到實踐的幾次反復，注重分析“歷史發展過程”，以此研究發現和掌握經濟規律，逐步克服盲目性。應該說，黨在領導經濟工作的實踐探索中，初步形成了一些規律性認識，只是由于當時社會和歷史條件的局限，沒有完全掌握和充分運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基本規律，也沒有完全遵循經濟規律。新時代新征程上黨領導經濟工作，必須堅持實事求是，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面臨的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提煉和總結黨領導當代中國經濟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深化對復雜嚴峻挑戰下做好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按照客觀經濟規律領導經濟，提高駕馭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和水平，增強領導經濟工作的前瞻性、戰略性和創造性，提高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能力和水平。在當前條件下，最重要的就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經濟思想，將其作為新征程上黨領導經濟建設、推動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的科學指引。
綜上，毛澤東關于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思想，總結了黨領導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回答了黨為什么要領導經濟工作、黨如何領導經濟工作等基本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理論同黨領導經濟工作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新時代新征程上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必須堅持守正創新，堅持和繼承毛澤東關于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思想，同時立足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具體實際，根據新形勢新情況推進理論創新，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為推進高質量發展提供政治保證，進而把黨的領導這個最大制度優勢轉化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治理效能，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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