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學三段毛主席有關的語錄：
毛主席說：“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于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青年運動的方向》1939.5.4）
“知識分子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斗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并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些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采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才能克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
“為了充分適應新社會的需要，為了同工人農民團結一致，知識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地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現在多數知識分子還不能說已經完成了這個轉變。我們希望我國的知識分子繼續前進，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地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地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五.知識分子問題”）
一、世界上幾種類型的知識分子
（一）一般知識分子自覺走向革命，大致有兩條路徑：
1. 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通過研究哲學科學，追求真理，同時參加和領導工人的革命活動，成為無產階級的理論家和無產階級革命者，如馬克思、恩格斯。
2. 在經濟落后的國家：從愛國主義者轉化成馬克思主義者，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如列寧、毛澤東、魯迅、方志敏等。中國第一代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大都是從愛國主義走向共產主義。錢學森、郭永懷等是從科學救國走向共產主義。
（二）革命隊伍中一些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改造客觀世界的長期過程中，并沒有能徹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往往在歷史不同階段的考驗中半途而廢，有的走向了革命的反面。如：張國燾、陳公博、陳伯達......，都沒有能善始善終。
（三）投機的人生哲學，沒有一定的做人之規，只追求個人名利，有名就追，有利就上。如吳敬璉、何祚庥、胡錫進......。
（四）沒落階級的殉葬品，崇拜西方，叛國、忘祖，如莫言、方方......。
我們今天只講值得我們學習的榜樣。
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就產生了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這既是社會的進步，也是它進步還不夠，而產生的局限。于是社會上就有了知識分子這個特殊的階層。
毛主席說：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是以自己的知識為一定的階級服務，他就屬于這一個階級。1949年全國解放，在知識分子中掀起了一個思想改造的高潮。1956年經濟戰線三大改造完成，剝削制度在我們國家基本消滅。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時，把自己改造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這一時期的客觀環境對于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應該是十分有利的。
改革開放后，私有制的發展，多種分配制度的產生。對知識分子來說，情況就要復雜多了，是一次新的考驗。思想改造出現反復，對于動搖分子是必然的。在這種考驗面前就出現了李銳、吳敬璉、何祚庥、胡錫進這種類型的知識分子；還有莫言、方方這樣的反動文人。但是，更有錢學森、鄧力群這樣堅定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在考驗中，成為我們學習的榜樣。
事實證明，越是掌握客觀科學規律的愛國高級知識分子，越是更容易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改造成無產階級革命者。
在舊中國知識分子主要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愛國的知識分子，把國家和人民的出路和前途與自己的命運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在不斷尋找中國國家出路的過程中，找到了蘇聯十月革命勝利之路，他們就成為了自覺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就是我們第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就是這樣的人。事實證明：在舊中國真正的愛國者，在追求國家前途和真理的過程中，必然會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他們發現：“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似乎是一條規律。一個知識分子，如果把國家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在改造世界的實踐中最后，必然走上共產主義的道路。即使學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也是一樣。
我們以錢學森為例：錢學森是1911年，即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是20世紀的“10后”。在國立交通大學畢業后，1936年9月（25歲），轉入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航空系，在世界著名力學大師馮·卡門（von Karman）教授指導下，從事航空工程理論和應用力學的學習研究，先后獲航空工程碩士學位，航空、數學博士學位。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在美國已經很有成就了。1938年7月至1955年8月（27歲—44歲），錢學森先后任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航空系助教、講師、副教授，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副教授、教授，加州理工學院航空系教授和噴氣推進中心主任等職，從事空氣動力學、固體力學和火箭、導彈等領域的研究。
錢學森說：“我的事業在中國，我的成就在中國，我的歸宿在中國。”
“在美國期間，有人好幾次問我存了保險金沒有，我說一塊美元也不存。因為我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國住一輩子。”
“我在美國前三四年是學習，后十幾年是工作，所有這一切都在做準備，為了回到祖國后能為人民做點事。因為我是中國人。”
他在回國的關口，被美國扣留。當時美國的海軍次長金貝兒說：“不能放走錢學森，他能抵得上五個師！”
直到1955年，由于抗美援朝的勝利以及黨和周總理的努力，他才得以擺脫美國的控制回到祖國的懷抱。
他在五年被扣留的期間，寫作并出版了一本書：《工程控制論》。當他拿著這本書去向他的老師告別時，他的老師馮·卡門說：“你在學術上已經超過我了。” 這是錢學森第一次感到特別激動。錢學森感到：“老師是當時力學界最大的權威。他承認了我，我的愿望實現了。我有了服務祖國的能力了。”
錢學森回到祖國，他的工作受周總理和聶帥直接領導。這期間他學習了毛主席的《矛盾論》。他感到自己在科學研究中悟到的真理，毛主席早就寫成論文了。在1959年他的入黨申請被批準，接到通知，這是他一生的第二次激動，一夜未睡著覺。他覺得自己終于成為了無產階級的一份子了。從此，“同志”是他認為的最高、最驕傲的稱呼。
60年代，他過著節衣縮食的生活，卻把他父親錢均夫的遺產和他出版《工程控制論》的稿費一部分交了黨費，一部分捐助西部治沙。
他的第三次激動是他的名字與雷鋒、史來賀、王進喜、焦裕祿并列在一起成為優秀黨員。他覺得這是黨和人民給他的最高榮譽，他以與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齊名感到最大的光榮。
改革開放后，美國曾表示要請他去美國，給他雙院士學位，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從他的一生，可以看到他一貫的階級立場是多么的鮮明而堅定啊！
錢學森就是我們知識分子學習的最好的榜樣！
在高級知識分子中的唯一一個烈士郭永懷。他是20世紀的00后，出生于1909年。1941年，郭永懷赴當時國際上著名的空氣動力學研究中心――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研究可壓縮流體力學，和錢學森一起成為世界氣體力學大師馮·卡門的弟子。郭永懷在錢學森的召喚下，于1956年回國，1961年入黨。
1968年10月3日，郭永懷又一次來到試驗基地，為中國第一顆導彈熱核武器的發射以及從事試驗前的準備工作。
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整整待了兩個多月的郭永懷，在試驗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線索，他要急著趕回北京匯報。1968年12月5日凌晨，郭永懷搭乘的飛機失事，當人們從機身殘骸中尋找到郭永懷時，吃驚地發現他的遺體同警衛員緊緊抱在一起。燒焦的兩具遺體被分開后，裝著絕密文件的公文包竟完好無損。事實告訴我們，在生死關頭，郭永懷烈士首先想到的是黨交給自己的任務？他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向黨匯報的核試驗材料！這就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在生死考驗面前的表現。
1968年12月25日，中央授予他烈士稱號，是對他黨性的最高肯定。同日，中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驗獲得了成功！
錢學森和郭永懷是高級知識分子中典型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二、無產階級革命英雄的思想是怎樣形成的
無論是方志敏、江姐，還是董存瑞、黃繼光，他們能夠在生死考驗面前，表現出無產階級的英雄氣概，都是與他們平時的階級覺悟和集體主義思想品格分不開的。
方志敏烈士，在敵人的屠刀面前，寫出了《可愛的中國》《清貧》等，一系列著作，托人把這些文字交給魯迅，向黨和人民表達了他對人民的赤膽忠心。他是多么的機智勇敢、文武雙全的共產主義優秀戰士啊！
江姐，看到城頭上掛著的自己愛人的頭顱，她能強忍悲痛，鎮定地去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在監獄中、在酷刑面前她不低頭，她英勇地領導戰友們繡紅旗，迎接全國的解放，視死如歸。像這樣的同志，在革命中犧牲了多少，這是多么的可惜啊！但是沒有他們的奮斗，就不會有今天的勝利。我們要取得新的勝利，就只有學習他們這種徹底為人民的犧牲精神。
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都是在革命的日常生活中培養起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剛參加革命的時候，往往一事當前，習慣性地，就先想到自己。想要改掉這一習慣，就是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還真不容易。
譬如見到一個人落水了，如果你是一個游泳健將。可以有三種態度。
1. 不加思考，就跳下水去救人了。事后問他，他說沒有想過，本能地就這么做了。這就是一個老工人或者一個革命軍人的思維；
2. 還有一種人，看到這種情況，要經過一番思想斗爭，最后他還是跳下去救人了；
3. 還有第三種人，他認為事不關己，也就是心安理得地、自私自利地見死不救。
如果第三種人，意識到自己不對，想要把自己改造成為第一種人。這是需要有一個過程的，這個過程也許還很長。從不想關心別人，到想要關心別人；從經過思想斗爭去救人，再到逐步達到不加思考、習慣性地做好事、救人，像雷鋒一樣。這就是世界觀的根本轉變。
行動上的這些變化，從思想上檢查起來，就是從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個人主義，轉變到無產階級的階級觀念和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的立場上來的過程。
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不是資產階級的“利他主義”。毛主席說：“唯物主義者并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但是反對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反對那種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實際上抱著最自私、最短視的功利主義的偽善者。世界上沒有什么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里，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
關于毛主席的這段話，我們應該怎么理解呢？就以董存瑞和黃繼光的犧牲來看。他們就是堅持無產階級革命功利主義的典范。首先他們堅持的是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把革命集體的利益和革命任務的完成，看得高于一切。他們當時的任務都是為減少戰斗中的傷亡，掃清道路。當看到沖鋒號已經吹響，戰友們即將沖鋒，而敵人的機關槍還在掃射，眼看自己的同志就要犧牲在敵人的槍口下，這時他們就只有以犧牲自己，來換取支援、鼓勵和保障同志們順利完成進攻的任務。他們認為，為此而犧牲是值得的。他們的英勇行為，就是革命功利主義的典型表現。
三、無產階級集體主義思想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在改造世界中的成與敗、優與劣
有兩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說明兩種不同思想指導下的不同后果。
1976年7月28日唐山8級地震時的開灤煤礦，井下萬名礦工安全撤離、領導走在最后的感人故事，與1994年新疆克拉瑪依禮堂火災，領導們不顧全局，只顧自己逃命，致使大量中小學生來不及撤離而居然有一百多兒童被大人踩踏而死的事故的對比，來說明在危急的時候，兩種不同思想指導下的兩種絕然不同的后果。
“1994年12月8日。這一天，克拉瑪依市教育局為歡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教委的“兩基”（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評估驗收團的25位官員，組織了全市7所中學、8所小學的學生、教師及有關領導共796人，在當地的友誼館劇場舉行專場文藝演出活動。
這個友誼館劇場是1958年建的，1991年維修和裝修過，他們不顧安全，使用了很多易燃物、燃燒后有毒煙的化纖。禮堂有十個安全門，只開了一個，窗戶也裝了防盜網，而且沒有管理禮堂的工作人員值班。在演到第二個節目時，幕布就被照明燈點燃著火。這時有人喊：“學生先別動，讓領導先走。”然后領導就走動了，全場就亂成了一團。
最終，經統計，這場大火共導致750人中50%人遇難。外地來的領導，因對環境不熟，27人非死即傷。當地干部個個無恙，只一人有點小傷。死亡者其中300多人為中小學生。此外，還造成130人受傷住院。
經醫生鑒定表明，死因除了燒傷、窒息之外，還有近百名孩子是被踩踏身亡，孩子的尸體上有成人的鞋印。
事故的處理，一些領導和有關人員是坐了班房。但是這么多可愛的孩子，這個城市整整一代人就沒有了。非常令人痛心。
從禮堂示意圖看，著火點在前臺，而逃生門在最后。如果有人組織，有序撤退，是可以安全逃生的。至少不會死一半人，特別是兒童，更不會產生踩踏兒童的事故。如果他們的領導中有人還記得毛主席在《為人民服務》中的這段話：“我們的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何況這么多領導和老師，面對的是幾百個他們的學生和兒童，他們是有責任的。那么著火的現場，還會這么混亂嗎？！死傷還會這么嚴重嗎？
我們再來看看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的開灤煤礦。報道的文章是這么說的：
“1976年7月28日 3點42分53.8秒是被中國歷史永遠記住的時刻。
在唐山地下深12公里的地方，相當于400顆廣島原子彈的能量，在瞬間釋放。
之后發生的事情大家可想而知。
但是你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就在里氏7.8級大地震發生時，有一萬多人卻在距離震源最近的大地深處。
他們就是一萬多開灤礦工！
此時面對著殘垣斷壁，一片廢墟，這上萬人的生死大營救將如何進行?”
“大地震發生時的開灤煤礦有六個礦井，共有一萬多人在井下作業，包括礦工與機關干部。
檔案顯示，
唐山礦井下一千六百多人全部獲救，無人傷亡；
呂家坨礦井下一千零六人，全部獲救，無人傷亡；
范各莊礦井下一千二百多人，全部獲救，無人傷亡；
趙各莊礦井下三百多人，除了兩人遇難外，其余全部獲救；
馬家溝礦有四人遇難，其余獲救；
唐家莊礦有一人遇難，其余獲救。
這些礦井，最深的地方距離地面八百八十二米。
更令人驚喜的是，在地震發生后的十五天，重新下井尋找生命的羅履常再次救下了從井下爬上來的陳樹海等五人。
至此，整個唐山大地震中開灤煤礦一萬多名工人，只有七人遇難，其余全部生還。”
文章還告訴我們這樣的奇跡是怎么創造出來的？
“一是硬環境的可靠性，二是軟環境的科學性。
資料顯示，為了保證礦工安全，開灤煤礦在地震之前已經完成了投入七百萬元的巨額資金來建設煤礦，這些巨額資金全都用到了安全生產的刀刃上。
而在軟環境這一塊，當時實施的是鞍鋼憲法，就是‘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
兩參一改三結合就是：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而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干部參加勞動”這個原則，檔案顯示，在一萬多人員當中，其中有三四百人是干部，更有不少的機關干部。”
“在地震發生之際，井下的領導干部當機立斷，馬上成立臨時黨支部，做好思想工作，鼓勵礦工們：‘要看到光明，增強勇氣，在撤離過程中，一定要遵守紀律，團結互助，服從指揮！’
臨時黨支部要求各礦井的礦工們按照‘婦女員工→新工人→老工人’排列順序，‘先工人→后黨員’，‘先群眾→后干部→領導干部最后撒’的順序，沿著有走向風井口標記的巷道撤離。”
兩種世界觀，在生死考驗面前，兩種不同的對待的態度，產生的兩種絕然相反的結果。這就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指導下的干部與無產階級集體主義思想指導下的干部領導下。工作面貌的差距，可以說是十萬八千里啊！
這就是歷史前進和倒退最典型的對比。如果在正常的情況下，時代是在前進的。1994年的新疆克拉瑪依石油城做得應該比1976年的開灤煤礦更好，才合符邏輯。但事實令人痛心！
四、21世紀新一代青年的歷史使命
我們青年都是國家的棟梁！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客觀規律，就是需要全社會集體的、社會的、大家團結一致共同努力，才能順利發展。我們的思想就需要與之相適應才是合理的。
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恰恰與人類社會發展的要求格格不入。所以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們的實際思想和生活，必然與社會的客觀要求相互矛盾，人們的心情自然不會舒暢。一些人的抑郁、自殺，就有這方面的原因。毛澤東時代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思想主導著社會，就不會產生這種情況，大家心態都很健康、心情愉快、樂觀，困難再難，也難不倒我們。
在階級社會，人們又是生活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之中，出身是不能由自己選擇的；但是在我們有了一定的獨立思考的能力之后，我們就可以選擇一條最好的、最科學和合理的人生之路，做一個對人類歷史的發展、進步起促進作用的人；一個改造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人。這條路就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之路。
世界上本來是沒有這條路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中國的毛澤東等同志開辟出來的。他們既然開辟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新路，而且已經有了這么偉大的成就。今天我們看到猶太壟斷資本主義的累累罪行，世界上許多民族還在受苦。像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難，我們是感同身受的。我們這21世紀新的一代青年，為什么不能繼承他們的遺志，把共產主義之路繼續走下去呢？
我們一旦下定決心，在選定道路之后，就要像我們的前人一樣，不論在什么艱難困苦之中，無論在革命的高潮或低潮，都要堅定地、勇敢地，堅持毫不動搖地走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做一個有始有終的人，革命到底的人。不要做像何祚庥、胡錫進那樣的半途而廢的墻頭草。
做一個頂天立地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自覺遵守革命的紀律，服從革命的根本利益，維護革命的團結大局，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堅持與階級敵人不屈的斗爭，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團結崗位上一切可以團結的革命同志為此而奮斗，就是我們光榮的歷史任務！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魯迅的這句話，就是我們的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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