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對近代自由主義應得正義批判入手，馬克思對正義的運思以現實正義和高階正義雙層結構同時展開，他以現實正義解釋和揭示正義理論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歷史性，又以高階正義實現對現實正義的批判，歷經三次視角轉換：從思辨理性向現實視角的轉換，從普適永恒向歷史過程視角的轉換，從“物質所得”向“人的自我實現”視角的轉換。馬克思正義觀指涉自由、權利、人的全面解放等多重價值，“人的自我實現”是其對正義的終極理解。馬克思在轉向對正義的現實性、歷史性理解的過程中，并沒有失去理想性和超越性的維度，也沒有失去其批判和建構功能，恰恰相反，正是這種三重向度的交疊融合和有機統一，強化了馬克思正義理論的科學性基礎和批判性力量。這對當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正義問題，新時代實現共同富裕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具有深刻啟示。
馬克思看到西方正義理論凸顯一個明顯的矛盾，即個人應得與實際獲益的不平等之間難以內在統一，這個核心矛盾具體表現為人生而平等與實際不平等、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的沖突。他在全面深入批判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過程中歷史地生成自己的正義觀，批判的不是“正義一般”，而是以理想社會的高階正義對以市民社會為基礎、以私有財產和私有制為前提的低階自由主義正義的批判，實現正義的歷史超越，指涉自由、權利、人的全面解放等多重規范性價值，這就決定馬克思的正義理論不是單向度的價值原則，同時涉及現在與未來，是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統一。
一、從理性思辨向現實視角的轉換
從時間脈絡上看，在《博士論文》和《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對正義這樣一種觀念和理想是保持接受、推崇而不是批判、拒斥的態度。其時，馬克思認為，人之為人在于理性、普遍自由、自我意識和精神性存在，人因其精神性存在而貴為萬物之靈，也是法之為法的依據。這是文藝復興時期之后成長、興盛起來的觀點，也是馬克思當時的價值取向。但在寫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之時，開始形成一種現實主義的哲學立場，并嘗試站在這種立場上審視法權和正義問題；而到了《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后，馬克思則轉向以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對正義進行批判、拒斥和解構，這一時期也是其正義思想從隱晦到明晰的時期。
在標示公平正義觀轉型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這一文本中，馬克思否定了那種以權利或正義作為最高行為準則的傳統哲學，他已經隱約覺察到正義理念與社會現實的直接沖突，現實的法和國家總是代表特殊階級和少數群體的利益，也就是說，法和國家的最終目的不是廣大民眾而是私人利益，他開始認識到，“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證明這一點的卻正好是非理性的現實性的矛盾”。事實上，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已經覺察到了這種正義成為現實的不可能，或者說意識到社會現實以強者的利益對抗著他的正義理念。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之后，馬克思“只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他開始拒斥理論思辨、回到現實。在此意義上，歷史唯物主義的產生可以看作是批判自由主義的產物，馬克思由此開啟了對自由主義正義觀的批判。
在對“正義”的探索上，洛克較早從自然權利（正義）的角度，論述了私有財產權的起源。在《政府論》中，洛克首先論述了自然狀態和戰爭狀態，接著他重點闡述了人們如何能將“上帝給予人類為人類共有的東西”中的一部分變成自己的財產，而不必經過其他人的明確的協議。洛克認為，財產權實際起源于“每個人對他的人身享有一種所有權”，這種“自我所有權”衍生出他“對自己的所從事的勞動和他的雙手所進行的工作”的正當性，進一步延伸至他的勞動產品，“使它成為他的財產”。麥克弗森指認，正是洛克“一個人的勞動是他自己的財產”的主張，使其“整個財產權理論就成了對不平等財產的自然權利和無限個人據有的自然權利的正當化論證”，“并以此為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了一種積極的道德基礎”。
馬克思對自由主義正義的批判建立在對應得的資源、權利和私有財產批判基礎上，并在這個批判中完成了對經驗哲學和思辨哲學的超越，走向了歷史唯物主義。他并沒有直接采取某種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而是肯定它合理性的一面。馬克思批判了自由主義帶有時代局限性的抽象個人權利，但是，這些批評并不表明權利和自由本身是消極的東西。其實，馬克思在思想意識深處，高度認可自由和基本權利，只是相較于生產方式而言，權利和自由不具有基礎性作用而已。應得正義強調“給每個人以應得”的權利、資源和私有財產，而實際只是“給平等者以平等，給不平等者以不平等”，應得者之所以應得，在于應得者具有享有此種權利的特殊身份與資源，具有特殊的應得關系，甚至權利本身就是應得之物。此種正義在實質層面涉及個體發展資源的公正獲得和私有財產的占有，具體為對個體權利的肯定和落實。馬克思逐漸認識到，只對自由主義權利和私有財產進行批判是遠遠不夠的，因為自由主義的應得只是作為一種特權存在，對特權的批判只是說明其存在的不合理性，并沒有揭示出不合理的內在原因和產生機制。馬克思回到人的本身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來，也正是有了這樣的轉變，馬克思對正義觀的闡釋才更為深刻、徹底和全面。
揭示特定生產關系下現實的人的異化，是馬克思進行正義批判的重要途徑，回到現實就是回到特定生產關系中的人上來。歷史唯物主義指出，人是社會性的存在，是“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全面揭示了“資本由于無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勞動……因此對待工人就像對待單純的生產資料那樣”，工人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就像無生命的勞動工具一樣，流水線上工人身體作為資本的附屬物，重復操作一個簡單機械的動作，身體完全處于被奴役狀態。也就是說，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不是作為獨立、自由的個體出現，相反，表現為獨立和自由本質的喪失。“工人并不占有他自己勞動的產品，這個產品對他來說表現為他人的財產。”工人生產的財富與他本身所擁有量成反比，財富生產得越多，生產規模越大，他就越貧窮。勞動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活勞動與對象化勞動對立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現實的人的異化和人的自由本質的喪失。“人作為私人進行活動，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為工具，并成為異己力量的玩物”，“每個人都同樣被看成那種獨立自在的單子”，工人無法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勞動時間甚至是身體本身，更無生產資料可言。工人試圖爭奪屬于自己的權利，但權利卻是建立在私有財產和人的異化基礎之上。馬克思確實抓住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產品分配關系的實質。從根本上講，應得正義“要說明的只是在私有財產不平等的前提下為什么不平等的分配是公平的”。如此說來，這種正義理論追求的平等只能是政治權力的平等和形式上的平等，平等訴求止步于不平等私有財產的事實。
馬克思試圖通過人的異化和異化勞動來確立勞動者對勞動產品的所有關系。在他看來，只有確立“個人所有權”，才能進一步揭示自由主義應得正義理論的虛假性。這種“個人所有權”不限于勞動者和勞動產品，還包括勞動時間。剝奪工人勞動時間無異于剝奪工人勞動力的所有權，因為這種權利是正當的屬于工人自己的東西。“個人所有權”原則的確立，表明工人是自己勞動時間的正當所有者，工人有權力決定如何使用自己的勞動時間。馬克思把自主支配勞動時間作為工人基本權利的一部分，還原了資本家獲得“相對剩余價值”和“超額剩余價值”的真相和本來面目。如何通過現實的平等達到社會正義的目標，是馬克思一直思考的，也是他一直致力推進的。因此，他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對經濟問題的研究，目的不是為了解決經濟領域的不平等問題，也不是為了說明經濟過程，而是通過考察國民經濟學，揭示人的異化和政治上的不平等，達到對資本主義異化本質和非正義性質的理解，目的是實現實質平等。
在馬克思的視界中，正義是生產方式的產物，有特定的歷史意涵，其形式和內容要從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中去尋找。可以說，這是對自由主義正義觀從認識到決裂的過程，也是一個尋找觀念批判和制度批判的歷史過程。馬克思認為，正義既是事實判斷也是價值判斷，而這種判斷的基礎是物質生產和生產方式，這就賦予了正義的實踐品質。自由主義的應得正義理念把人類生活的本質設定為政治生活，馬克思認為這種認識不得要領，沒有切入社會的根本性問題。馬克思更加重視人類的生產方式，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他第一次以哲學的形態指出異化勞動是連接人的異化和私有財產的紐帶，這標志著馬克思對自由主義正義觀批判的初步完成。私有財產一經形成，就與異化勞動互為結果、相互強化，而自由、平等和正義僅通過自身無法解決這一現實問題，人的異化和勞動的異化本身就指向自由主義正義的非正義性，這樣一來，問題就落在私有財產這一異化勞動結果的揚棄上。馬克思批判分配正義，因為他看到生產決定分配的正義本質。他用社會生產過程的考察取代正義的抽象辯談，揭露了自由主義正義的市民社會基礎，及其建立在私有財產和人的異化基礎上的事實。堅持從社會生產出發來理解正義，認為只有生產方式才具有決定性意義，才能實實在在地解決具體的社會非正義問題，這是馬克思思考正義問題嶄新的、基本的邏輯線索。在這一問題上，馬克思沒有局限于政治哲學的視域對相關正義理論進行政治批判，而是從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入手，通過“生產方式”和“異化勞動”這兩個在資本主義生產領域內最重要的概念，闡釋資本主義運行機制和內在矛盾根由，切實把握正義是特定生產方式的產物這一本質，進而揭示古典正義、自由主義正義到社會主義正義發展的一般路向和深層邏輯。
現實性是馬克思正義觀區別于其他一切正義觀最鮮明的特質。而理解這種正義批判的現實性，就必須理解他的批判出發點：私有財產或私有制。“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馬克思最終把這一歷史任務交付給共產主義，認為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最終從根本上完成私有制的消滅和私有財產的揚棄。
二、從普適永恒向歷史過程視角的轉換
在18、19世紀，理性、正義具有裁斷一切的權威，成為這一時代革命階級吹得最為響亮的理論號角，包括魏特林在內的德國共產主義者和英法社會主義者都相信，“社會主義是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表現”。休謨也以“人的利己心”來定義正義，把正義界定為超歷史的價值原則。自由主義試圖為人類尋找一個穩固的、牢靠的基礎，并以此為基礎構建永恒的正義的社會制度，從而一勞永逸地使人類社會進入“千年王國”及“永久和平”。
馬克思拒絕把正義作為抽象的永恒規范和衡量社會是否合理的規范性標準。其正義觀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現實正義和理想正義雙層結構同時展開，他以高階正義實現對現實正義的批判，又以現實正義解釋和揭示正義理論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歷史性。縱觀正義理論的歷史演變，從柏拉圖的城邦正義到亞當·斯密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正義，再到馬克思共產主義的社會正義，這些正義形式和內容的變化體現了正義原則的歷史連續性。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的歷史觀初步形成，作為一種永恒正義或正義一般落入歷史唯物主義批判之中。在這一歷史時期，馬克思對正義的批判，實質上是其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問題中的展開。在《資本論》等著作中，馬克思對分配正義的批判，主要也是針對一些倫理學家和經濟學家把商品生產看作永恒的觀念，以及把資本主義經濟生產看作“永恒的自然規律”。
物質生產的發展和社會歷史的變遷決定了正義內容的演變。馬克思不是抽象地為正義辯護，他認為生產方式對正義具有決定性作用，而把握這種決定性作用就必須在正義與物質生產的內在關聯中來理解，而自由主義的失誤之處就在于離開現實的人和物質生產從抽象的人性空談正義，忽視了正義是一個實踐性和歷史性的范疇。正如一切社會生產都是“個人在一定社會形式中并借助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一樣，馬克思正是“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正義作為一種價值觀要求從屬于社會經濟的發展，但社會進步的真正基礎不是正義和道德而是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定歷史階段的正義觀為特定社會經濟狀況所規定，也就是說，正義作為一種價值觀念無非是作為歷史性產物對物質生產的反映，正如自由主義正義是市民社會的產物一樣。在馬克思看來，說明正義是一個歷史范疇，本身就是對自然正義或永恒正義的最佳和最有力的批判。
馬克思清楚地認識到，國家、法和正義在現實中實質上是一些人支配另一些人的工具，常常是以共同利益之名體現支配社會生產的強者利益。在此意義上，在奴隸社會，體現奴隸主利益就是合乎正義的；在封建社會，正義就是要體現封建貴族利益。同樣，在資本主義社會，合乎正義的一定是合乎資產階級利益的。一個在物質生產領域居于統治地位的階級必然在制度和價值觀層面實行它的全面統治，“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歷史地看，就不難理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那段長期以來一直飽受爭議的話：“這個內容，只要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相一致，就是正義的；只要與生產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義的”。伍德曾以此揣測馬克思對正義批判的基本立場，即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是正義的，或者說剝削是正義的。胡薩米認為，在馬克思那里，正義只是歷史性地被看待，本身并不是一個受歡迎的概念，因此對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批判武器并非正義，或者說是一個缺乏批判力的原則，否則馬克思為何使用生產方式這一概念而又使正義從屬于生產方式批判資本主義呢？其實，原因就在于他們沒有看到馬克思正義批判的雙重邏輯，即現實正義邏輯和超越性正義邏輯。馬克思將正義原則置于社會生產之中，述說其現實性和歷史真實性；又站在高位階超越性正義上對應得正義進行批判，實現正義的超越。把正義與變化著的生產方式相聯系，這是馬克思正義批判鮮明歷史性的突出表現，這種歷史性是正義理論從低階向高階的躍遷，是螺旋式上升，并非為正義確定永恒不變的性質，因為是生產方式決定了正義的形式和內容，而不是相反。按照馬克思的歷史原則，這一判斷恰恰肯定自由主義正義在市民社會歷史范圍的合理性和政治解放性。當然，作為歷史性的正義原則，雖各不相同但也不是毫不相干的，從城邦正義、應得正義到共產主義正義，這一正義原則的社會演變歷程表現出了正義原則的歷史連續性和差異性。
“馬克思正義理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他總是用高階正義原則說明和批判低階正義原則。”馬克思站在“人類社會”的高度批判市民社會的應得正義，首先是實現理想社會內容上的超越，其次才是共產主義正義對應得正義的超越。從應得正義到“貢獻”原則的按勞分配，再到“需求”原則的按需分配，同樣說明了正義理論的歷史繼承和發展。依據“貢獻”原則的按勞分配，實際上是針對應得正義這種形式正義下的“不勞而獲”提出的；而按需分配，則是針對按勞分配提出的。馬克思對“貢獻”原則的批評與肯定，并不矛盾，兩者都追求分配上的平等主義，在精神追求上有相同之處。馬克思認為：“活動上，勞動上的差別不會引起在占有和消費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權。”按照馬克思的真實想法，“貢獻”原則在“按需分配”尚無法實現的歷史條件下，是在現有生產方式基礎上唯一公平的分配，也是最能體現平等精神的唯一公平標準。可見，馬克思關于分配正義的隱在思想和邏輯起點就是對“貢獻”原則的批評和完全地、不切實際地對徹底的平等主義的追求。事實上，這一批評和追求恰恰是建立在對正義之現實基礎的歷史主義理解之上的。
馬克思建構其理論的方法是歷史主義的，具有“歷史的限度”。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正義問題不可能解決而只能“消亡”，隨著社會向新的生產方式的轉變，需要正義的主觀和客觀環境都不復存在，正義問題自然“消亡”不復存在。
三、從“物質所得”向“人的自我實現”視角的轉換
“人的自我實現”是馬克思正義觀的要旨，本質上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換言之，就是“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馬克思站在市民社會之外，在人類社會的視野內看清正義的本質，其最終理論目的是以“人的解放”和“人的自我實現”獲得自由全面發展。對其正義思想的理解必須超越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物質所得”意義上的正義，而這種超越則集中體現為“人的自我實現”，絕不是“以物統治人”。正義演變的歷史過程以及“個人所有權”的探討，在客觀上承載著“人的自我實現”的精神意蘊。在此意義上，理想正義（高階正義）是對現實正義（低階正義）的繼承、發展和超越，本身也構成對“個人所有權”的批判和提升。
馬克思在批判私有財產的語境下思考正義問題，這離不開他對應得正義的審思。古典正義追求的最終目標是德性的完善，而自由主義正義則把世俗利益作為最終追求，在根本上關注的是私有財產和私有制。羅爾斯正是看到了所有權和私有財產對正義實現造成的困境，他試圖把私有財產“驅逐出”基本權利的行列，為調節社會財富提供了可能，并將其設定在正義原則之下，做出避免利己主義的努力。他說：“一個局限于自己利益的觀點的人。他的最終目標只和他自己聯系：他的財富和地位，他的快樂和社會聲望等。”馬克思、羅爾斯關于私有財產權的主張，實質上還沒有真正克服自由主義的局限，依然是站在自由主義的抽象權利立場上的。羅爾斯為私有財產設置了藩籬，試圖通過劃界捍衛人的基本平等、自由。但馬克思認為，只要人們無法告別私有制生產方式，在此基礎上衍生出的私有財產就必然把力量延伸至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文化領域甚至道德領域。如馬克思所言：“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總是試圖在權利領域和財富領域之間平衡并找到劃界的辦法，但總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平等和經濟效率之間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馬克思正是看到了私有財產下應得正義的窘境，認為只有從現實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沖突中，尋找突破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路徑。他一開始就超越分配正義的基本理論框架，要求一種分配結果上的實質平等，走向一種更高級的正義標準，這樣談論“人的自我實現”和“自由而全面發展”才具有實質性意義。
“人的自我實現”作為馬克思最高層級的正義表達，展示的是其正義思想超越性的一面，體現在對自由主義正義關于“應得”的超越。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進一步指出，異化勞動就是脫離人的需要、不能滿足人的需要且失去勞動本質意義的勞動。在馬克思那里，勞動在本質上可以滿足兩種需要，一是物質需要，二是人的自我實現的需要。馬克思批判應得正義，正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下應得正義的分配方式無法滿足人的物質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是一種決定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配制度在觀念層面的反映。人要用一種全面的方式即多樣化的實踐活動來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質，“正像人的本質規定和活動是多種多樣的一樣，人的現實也是多種多樣的”。共產主義并不是要消滅人們的占有，恰恰相反，它要消滅的是這種占有的片面性和私狹性，是要實現所有人都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質，即“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
馬克思正義觀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其表達與人的本性連接在一起，他通過生產勞動、社會存在物和精神屬性三個方面全面把握人的本質屬性。對馬克思來說，共產主義是一種超越正義的理想，而這種超越卻又離不開對人的本質和特性的科學把握。在“物質所得”語境下的正義是對抗的平衡，而共產主義是對抗的消除。在資本主義社會，“物質所得”的實現是以犧牲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實現自身利益，而在共產主義社會則不再以犧牲他人的利益為條件，“物質所得”已不構成人的最現實的需要。馬克思指出，工人“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精神遭摧殘”。勞動的異化使工人喪失了對自己勞動成果的所有權，重要的是工人對自己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力也失去擁有的權利。馬克思關注的不僅是物質的獲得，還包括人的幸福感、自由、平等等多重價值。
超越性正義是相對于應得正義而言的一種內在全面、精神品格的超越，但二者依然存在“公約數”和內在的聯系，超越性正義內含關于應得正義的理解，不能片面地把超越正義理解成脫離現實物質利益的，就像馬克思在轉向對正義的現實性、歷史性理解的過程中，并沒有失去理想性和超越性的維度一樣，事實上沒有應得正義作為一種歷史性前提和基礎，超越性正義就會脫離現實而走向一種價值關懷。在馬克思看來，“有意識的自由自覺的生命活動”必定與其追求的“利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說：“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只不過，這種利益不是外在化的貨幣利益，而是擯棄了剝削和奴役屬性的人類的利益。“人的自我實現”作為一種高階正義，并未消解低階正義，而是對其進行了提升和轉化，這是建立在生產方式改變基礎之上的歷史性提升和轉化，被打上了深刻的歷史烙印。馬克思指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里“每個人的自由”是基礎，二者的關系是互為前提和基礎的，不能割裂開來。
盡管馬克思不認為正義在社會發展中可以起到基礎性或根本動力的作用，但不能因此低估馬克思正義觀的社會解釋和批判功能，并且這一社會解釋和批判功能對經濟社會良性發展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學界對馬克思正義觀的解讀也是呈現多種樣態，各說其是。在當代中國正義話語和正義理論建構的過程中，我們應當強化馬克思正義觀的話語表達，馬克思正義觀不能僅僅充當批判者的角色，事實上闡釋馬克思正義觀的意義也遠不止如此，必須立足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和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方式，“建構一種能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以其為基礎的全部社會生活提供合理性辯護的正義理論”。
四、馬克思正義觀的當代啟示
從根本上說，沒有對馬克思正義觀內涵、本質及其特征的深刻把握，就無法發揮其對社會發展闡釋、批判和現實觀照的作用。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核心價值之一。21世紀初，我國學者對當時較為嚴重的貧富差距等現實問題和社會分配等重大理論問題“集體失語”，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們一度認為正義是馬克思拒斥和批判的對象，而不是訴求的對象，后經諸多研究者的不斷努力，學界才逐漸認可馬克思正義觀的諸多思想。
第一，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啟示。馬克思正義思想包含了公平正義的價值訴求、和諧相處的基本原則以及共同發展的終極理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公平正義是我們的共同理想”。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公平正義的人類共同體，核心價值是互惠共贏、共同發展。而資本主義“利己必損人”的全球邏輯，則是對全球化秩序的否定。
首先，人類命運共同體以自由平等觀念為前提。在現代正義話語中，沒有自由平等就沒有正義。無論個人還是作為“聯合體”的國家在交往和互動中都應尊重文化、經濟等差異而成為獨立自由的主體。在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和剝削使得無產階級不可能獲得自由和平等的地位；同樣，在資本邏輯統治的國際秩序中，對大部分國家而言，獲得自由平等的地位則成為奢望。中華民族長期遭受侵略和欺凌的歷史，堅定了我們維護和平的決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就是要推動構建公平正義的新型國際關系。其次，人類命運共同體要求以人為本。由資本邏輯主導的全球化進程充斥著對財富、利潤的追逐，導致“人的異化”和“商品拜物教”，作為馬克思主義重要組成內容的人道主義被漠視，人性被壓制。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正是對以人為本理念的踐行，強調共同體成員之間的平等互助和尊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要彰顯以人為本理念，凸顯公平正義主題。最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求和平發展，實現不同國家之間的合作共贏。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充滿戰爭、侵略和掠奪，西方發達國家認為大國崛起必然伴隨戰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昭示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堅定信心，體現為“共生共贏”的世界秩序觀。其中，“和為貴”“和為美”等和諧思想與馬克思正義思想高度契合，彰顯了獨特的價值維度和合作共贏的價值訴求。
第二，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公平正義的啟示。我國目前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在實際運行中，允許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發生部分轉移，市場經濟體制還帶有某些資本主義特征，貧富差距現象難以消除，這是市場經濟的前提和重要特征。一般條件下，我們在分配領域討論公平分配問題，而馬克思、恩格斯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正義問題，“是從現實本身推導出現實”，從造成不平等的現實條件入手，而不是從不平等現象入手。
問題是，如何協調不同經濟主體間的利益關系，并證明私營業主利潤收入的合法性？羅爾斯認為，按勞分配原則可能導致不平等后果，因為人的自然稟賦已先天決定了這種不平等，他主張用差別原則來消除這種不平等。羅爾斯在解讀馬克思正義理論時指出，資本、地租和勞動是“各自都應該根據其貢獻而對社會總產品分享相應的份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一觀點為不同利益主體的合理訴求和差異性正義的存在提供了理論依據。另外，利用社會資本或私人資本促進社會公共福利，先要處理好社會資本和公共資本的辯證關系，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要合理限制公共領域中社會資本的規模和形式，明確劃定范圍；還要發揮其對社會財富積累的積極作用，降低負面影響，縮小并逐漸消除貧富差距，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第三，對新時代實現共同富裕的啟示。“人的解放”和“人的自我實現”是馬克思對正義的終極追求和理想。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和鮮明的價值底色，是對工業文明為表征、資本邏輯為主導的西方式現代化的全面超越。追求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之義。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堅持公平正義的根本原則和價值取向，在此基礎上推進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涉及效率與公平、市場與政府、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等多重問題，涵蓋起點公平、過程公平與結果公平范疇。首先，共同富裕是在普遍富裕的基礎上承認富裕程度存在差別。共同富裕的目標要求提供相對公平的福祉，但是社會發展的不均衡性、社會成員的素質能力差別、區域資源稟賦的不同均會導致發展惠及程度不一致。只有承認這種事實上的差別，才能激發人民追求更加富裕生活的動力。其次，共同富裕是從部分到整體的逐步富裕。共同富裕作為遠景目標、國家意志和執政理念，在不同歷史時期側重點各有不同，在推進過程中需要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一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允許先富帶后富、幫后富，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前提下有序推進。最后，共同富裕是從低層次到高層次的過程富裕，是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逐漸改善生活、縮小差距的過程，體現出階段性和層次性的特征。共同富裕絕不是單純地反映效率與公平的分配問題，而是涉及生產、交換、消費、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問題，是人的全面發展問題。因此，推進共同富裕，要更加注重智力、人格、理想、信念、公平、正義等方面，最終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馬克思正義理論不僅體現為一種價值關懷，而且具有觀照現實的實踐品質。馬克思正義運思的三次視角轉換，并沒有失去理想性和超越性的維度，也沒有失去其批判和建構功能，而是強化了馬克思正義理論的科學性基礎和批判性力量，最終指向“人的自我實現”。這種規范正義反映和見證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當代的變革，盡管有些內容展現的仍然是“烏托邦”式的圖景。作為一種未來正義，蘊含著激發人前行的無限潛能，也啟示我們如何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如何實現市場經濟條件的社會公平正義等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但也必須看到，基于社會主義運動和無產階級利益的馬克思正義觀，仍然是相對的、歷史的，因為無產階級本身也只是歷史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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