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梗概
· 一、引子
· 二、計劃還是市場？
· 三、[舊式計劃經濟] 的貧困
· 四、民主計劃經濟與參與式經濟：走向新計劃經濟
· 五、哈耶克的幽魂：作為諧謔曲的尾聲
一、引子
有人說「馬克思主義不是宗教或是教條，而是一種科學」。我基本贊同這句話，卻認為更準確的表達是「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范式」。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元科學」，它不會被一兩個不成功的運用而徹底推翻，而是代表著科學的一種方向。即使說「真理」總是在實驗或是實踐之中被鍛造成型，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卻誠然是有階級性的——馬克思主義總是服務于大多數人、服務于那些最卑賤、最不幸、最一無所有的人，而也正是因此他服務于「進步」。
這樣的話說起來輕巧：太多的人能夠輕而易舉的背出「科學性與革命性的統一」。但是可以說，大多數當代的左翼并沒有領悟到「階級-科學」的辯證統一究竟意味著什么？他們要么然抱著那些依然抱著破碎的雕像贊美個不停，仿佛以為把蘇聯時代或是東歐美化一番，就萬事大吉了；要不然就被九一年的鐘聲嚇破了膽，隨后一片空白的腦中，便只剩下資本主義與異化幾個字、甚至要拿主流經濟學建立什么「社會主義」。這兩種人中，前者背棄了科學、后者背棄了階級，歸根結底，都是賤賣了腦子。
而我為何要把話說得這么狠呢？因為我越是觀察當前中國左翼的紛爭，越是震驚于他們對于這幾十年來提出的眾多「新方案」一無所知。他們不了解「民主計劃經濟學」(democratic planned economics)、也不了解「參與式經濟」(Parecon)，只是整日抱殘守缺、偏行想在蘇聯的故紙堆里、再改開前的經濟數據中，找出社會主義的新道路。不知這是想象力的匱乏、還是機會主義的惡毒！
看到這片平庸而寂然的空間，我深感無力，但有感到必須做些什么?？v然我自知遠非經濟學專家、還是準備用本文以及接下來的數篇文章、談一談現有的那些「新的社會主義方案」、做個「引玉的磚」。說實話，一個需要拋磚引玉的時代是不幸的，但是如果連那個磚都拋不出來，那便更加不幸。
二、計劃還是市場？
那么，何為「計劃經濟」、何為「市場經濟」呢？
經濟體無非是一個「生產」并「分配」資源的過程，所謂生產與分配彼此交織在一起，并非一個流程中的兩個階段，莫不如說是「雅努斯的兩個面孔」。作為馬克思主義者——而非指令經濟中的官僚，我們總是在追求「有效的、滿足需求的生產的最大化」，同時也總在追求「分配盡可能的公平—按勞／需分配」。
事實上，我們之所以要把生產與分配分開，是因為他們是兩個不同的維度：「生產」是一個理性計算的維度、是一個工程學上的優化問題；而「分配」始終是一個政治過程、可以說是一個博弈的問題。
而所謂的計劃與市場，無非是「經濟計算」與「政治博弈」的兩種空間?！赣媱澗帧够蛘摺甘袌觥箍梢赃M行經濟計算；與此同時，這兩個地方也是「生產政治」斗爭的最前線：廠長與工人到計劃局上反映意見，或者在市場上進行心照不宣的博弈，來實現自身力的最大化。并最終反映出整個經濟的分配方案；當然，我們可以說，最理想的狀態自然是「政治博弈的『最優解』」就是「經濟計算的『最優解』」。而「忽視政治維度」，這也便是主流經濟學所給我們描述的那句理想背后的含義：在市場達到一般均衡的時候，市場會達到帕累托最優。
進一步來說，歸根結底「計劃」與「市場」的差異并沒有那么大——如科斯在《企業的本質》所說，市場之中的交易成本依然會導致「企業」這樣的計劃經濟孤島出現；而也如柯奈爾的觀察所示，計劃經濟之中依然存在企業與中央的反復博弈——歸根結底，它們不過是兩種處理信息、讓經濟主體進行博弈的體育場罷了。正如格倫·威爾在《激進市場》一書中提到的：
市場只是政府強制實施的一套規則，盡管它非常復雜，但與計算機算法沒有多大區別。誠然，市場不是某個人獨自發明出來的。然而，市場的規則是很容易理解的，經濟學家不斷地告訴人們去執行它們。試想一下，當一個新的國家被創造出來，其領導人向西方經濟學家詢問，如何才能最好地創造一個經濟體。經濟學家將告訴他們如何建立市場，例如，合同和物權法的規則。（實際上，經濟學家幾十年來一直在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大廳和初創企業的樓層里來回奔波，就是為了做這樣一件事。）難道經濟學家不就是在向領導者提供一種計算機程序，而領導人通過實施它作為一種集中規劃的方式嗎？
因此，當我們在探討計劃還是市場的時候，其實是在探討「哪一種『游戲規則』更加有助于促進公平與效率？」。更為高效，意味著能夠更為充分的調用經濟主體的信息，并進行有效的計算；更為公平，意味著「經濟民主」：即在「經濟運轉的每一個環節」，經濟主體對于經濟的影響力盡可能分散，并保證最終的分配公平。
三、[舊式計劃經濟]的貧困
那么如果依照這兩個標準來看，蘇聯、東歐、北韓等「國家社會主義體制」所代表的「舊式計劃經濟」，可以說沒有達成它的歷史使命：「舊式計劃經濟」并沒有達到充分的效率，也沒有實現真正的經濟公平。
公允的來說，「舊式計劃經濟」是惡劣的歷史環境之下政治妥協的產物。特別以蘇聯為代表的計劃經濟體制——是戰爭動員體制的產物、服務于外部壓力之下的「增長崇拜」、并不可避免的低估了「消費者在經濟系統中的影響力我們與其說「舊式計劃經濟」是經濟體制的版本答案，不如說是一種粗放版本的「發展型國家」模式：20% ～30 ％的經濟積累率與過度投資、經濟增長的政治任務、消費品的被嚴重低估……這一切既造成了「舊式計劃經濟」在「粗放型發展階段」無出其右的經濟增長能力——沒有任何其他經濟體制，可以有這樣的有效增長速度；也造成了其自身內在的瓶頸——一旦城市化基本完成、勞動力就會陷入短缺，造成工資上漲，而消費品供給又嚴重不足，最終造成實質的通貨膨脹。這便是蘇聯七五年以來臭名昭著的經濟停滯(Zastoi)的原因。
而就算是一些「舊式計劃經濟」選擇了經濟改革——強調價格的作用、擴大企業自主權、物質激勵，并且最為重要的：「設定更為合理的增長計劃」——經濟體依然彌漫著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相對稱的危機：永遠無法消除的短缺。所謂「市場經濟是過剩的經濟，而計劃經濟是短缺的經濟。」似乎對于「舊式計劃經濟」始終成立。而這歸根結底源自于企業的「軟預算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倘若社會主義之中的工廠始終大而不能倒、并從不會因為其低效與過度的投資而受到「約束」，那么企業的不可避免的「擴張沖動」與「投資饑渴」就會創造出無窮無盡的投資需求。而這種龐大的需求與低效生產導致的供給不足相結合，不僅會創造出巨大的短缺，更會讓生產型產品的需求被過度表決而讓消費品嚴重不足。畢竟，比起受到「硬預算約束」、因此對消費品需求有限的家庭、那些只受到「軟預算約束」而對投資無盡貪婪的企業成為了經濟之中那唯一在哭的孩子：
與此相反，傳統社會主義企業的預算約束是軟的。如果虧損了，它也不會真正破產，即停止營業。企業總會得到外來幫助:接受追加貸款，減免稅收，獲得補貼，或提高銷售價格，結果它最后總會擺脫財務困境。所以它的需求幾乎不受償付能力的限制。企業作為買者，力圖獲得盡可能多的投入，以便不使短缺成為生產的障礙。同一現象的另一面是，企業作為賣者，面對著無法滿足的需求。這至少是那樣一些企業的狀況，它們的買者本身也是企業，這些企業的需求幾乎是不可滿足的，這種無法滿足的需求把產品從賣方企業中“吸走”。更重要的是，決定計劃的上級也愿意鼓勵企業按最大可能進行生產。其最終結果就是使傳統社會主義企業的生產計劃建立在資源約束的水平上。“在資源約束的水平上"不是指各種資源都得到了充分利用。我們只是說,在現有資源的一定構成下,在現存的“瓶頸”狀態和既定的管理能力和組織下，不可能更多地進行生產?？傊@種有計劃的生產水平通堂低于買者準備接受的水平。（雅諾什·科爾奈 《短缺經濟學》）
因此，我們上述談到的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模型」其實是在描述一種經濟模式之中的「政治過程的不合理」。一言以蔽之：生產者的利益被過度代表、而消費者的利益卻無人問津——企業可以在制定計劃的時候與中央博弈，而消費者能做的，也就只有在面包店門口排隊馬鬧事了。而這種過度代表的背后，便是擁有無盡擴張饑渴的企業與一心追求經濟數據的政府之間的合謀——這種合謀被科爾奈稱之為「父愛主義」(paternalism)。因此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分配上的問題，或者說，這是一種不合理的分配邏輯對于生產過程的干擾。
而在另一方面，舊式計劃經濟的問題，其實也體現在「運算能力的約束」上。這是從經濟的視角，也就是從生產優化的視角來說的問題。不過，這個算不上就是計劃經濟本身的問題——在那個超級計算機沒有誕生的年代，中央計劃局只能用手算投入產出分析表。這種集中運算能力的不足讓許多東歐經濟學家哀嘆：隨著經濟不斷發展需求的復雜化，「計劃經濟」只能轉向「市場經濟」，「別無其他選擇」(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四、民主計劃經濟與參與式經濟：走向新計劃經濟
于是，隨著「舊式計劃經濟」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經濟停滯，蘇聯以及東歐的精英們窮則思變、賤賣了社會主義與十幾個國家中人民的生活，讓他們跌落到比「舊式計劃經濟」更為悲慘的境地，又站在這個他們親手殺死的尸體上大聲地宣布：「別無其他選擇」(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但與此同時，歷史已經悄悄前進了。
今天的社會主義者若想要設計一種計劃經濟，已經有了比1927年的蘇聯好得太多的資源了，那自然也就沒有必要限于那個陳舊的框架之中了。
一言以蔽之，我們今天有了兩個決定性的新要素，讓我們不必再陷入「舊式計劃經濟」之中的分配與生產的陷阱之中：
● 更為強大的計算能力
● 更為民主的經濟方案
就「計算能力」而言，我們與蘇聯時代的差距可以說是巨大的。對此，在《走向新社會主義》的新序言之中，科克肖特就曾感嘆「當下的運算能力」與此書成書的90年代相比已經有了怎樣的進步：
比起現在可用的技術， 我們在書中討論的 25 年前的技術顯得笨拙和過時。現代通信和現代處理器使得建設民主控制論經濟（democratic cybernetic economy）的任務更容易完成了。本書寫作時，想到的都是1990 年的技術。在那時，我們能想到的可以滿足社會主義計劃所需的那種計算能力， 只有美國和日本公司的超級計算機能提供。蘇聯和中國還不能制造這種計算機?，F在情況大不同了。中國的天河二號計算機是全世界最強大的計算機，比我們在書中設想的計算機差不多快10萬倍。實際上，我們當時認為計算勞動價值和平衡計劃所需的計算能力，用現在更加便宜的計算機就能達到了。
不僅僅是純粹的「集中計算能力」，當前互聯網的進步可謂是「讓資本主義成了自己的堀墓人」。這種自帶網絡效應的場域，可以讓即時的「生產計劃投票」與「消費計劃投票」成為可能，而這自然也是蘇聯時代完全無法想象的——那個年代的消費計劃，幾乎完全憑藉中央計劃區的估計。
但更為重要且更為根本的，其實是第二個維度，也就是分配上的「民主的經濟方案」。
我們剛剛談到，「舊式計劃經濟」在分配上的最大問題，其實是「生產端的過大權重」，這種過大的權重，既與中央計劃局對于增長的盲目追求有關，也與工廠自身的軟預算約束有關。事實上，這種問題其實也存在于生產內部—— 也就是企業之中。所謂的「一長制」極大的壓制的有效的工人自治，讓工人的工資過低，以至左翼學者麥克·布洛維在《生產的政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工廠體制》將東歐與蘇聯的工廠體制稱之為「官僚專制主義」。
因此，新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往往會強調「生產上的工人自治」與「對消費者的賦權」。而這兩點都體現在本人要介紹的兩種新型計劃經濟體制之中——科克肖特的「民主計劃經濟」、與漢內爾的「參與式經濟」之中。
科克肖特的「民主計劃經濟」對于工人自治以及直接民主的強調可以說是旗幟鮮明的。在他看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克服「國家社會主義體制」所帶來的「新階級」問題、并且也可以真正有效地調用工人生產之中的真實信息：
各種公共權力的機構， 都是通過由抽簽產生的公民委員會來控制。媒體、公共健康衛生、計劃與市場機構、以及其他各類工業部門都會有他們的陪審團。每一個陪審團都會有一個明確的權限范圍。比如能源工業的委員會常常需要決定能源政策相關的細節，但是同時不能忽視公眾的投票，比如逐步放棄核能的應用。會議的席位并不需要從公民中平均地選出。比如公共健康會議，可以一部分從醫藥工作者當中隨機選出， 另一部分則從普通公民中選出。就如同布萊尼姆曾經說的，原則應該是「所有那些對此問題有正當利益的人都必須有機會參與管理」。
而至于解決所謂的「對消費者的賦權」問題，科克肖特采用的辦法是通過一種「『出清價格』平衡機制」來實現的。一言以蔽之，商品的價值自然等其所需要投入的勞動時長——「勞動時」(作為一種計劃經濟之中的準貨幣）——不過我們卻會允許一種「作為計算機制的消費品市場」存在，并且將一種商品的「供不應求」或「供過于求」視作為消費者對于這一商品的表態。舉例來說，一臺「鈦合金粉紅色冰箱」自然有著明確的價值——「一千二百個勞動時」，但倘若消費者不買賬，那便會允許這種商品的市場價格暫時波動，同時調整生產計劃，降低這種商品的生產。對此，科克肖特說：
我們建議的市場算法與資本主義市場的經濟機制有何關系？我們認為兩者既有相似性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資本主義經濟下， 商品的生產水平是隨著盈利的變化在一段時間內進行調整的， 其中更多的資源流向利潤高于平均水平的行業， 從利潤低于平均水平的行業中流失。在這里我們的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比很明顯也扮演了和利潤相似的角色。我們比較了在各種情況下消費者對每種商品的支付意愿與生產成本（以某種方式來進行測量）。
可以說，這種局部的消費市場是一種對于市場經濟的更高維度的模擬消費者之中分散而多樣化的消費需求，最終在一個類似于市場的部門之中得到了收集，并輸入了最終的預算之中。蘇聯與東歐的舊計劃經濟之下，在面包店門口排長隊來反映自身對于供給不足的不滿的情況消失了。價格依然可以靈活的調整，只不過這種調整最終依然不會讓商品持續的偏離及最終的價值，也就是生產所需要的投入。與此同時，這個局部的市場依然拆解了貨幣的基本職能。
我們都知道貨幣有幾大基本職能：價值尺度——也就是作為衡量使用各個要素之機會成本的標準、交換媒介——也就是用貨幣作為中介來買賣商品、支付手段——也就是用貨幣來完成涉及延期的信用行為，例如借款與金融行為、貯藏手段——也就是儲存私有財產。我們看到在科克蕭特的蘇格蘭模式之中，一種類似于貨幣的事物依然存在，不過顯然已經喪失了資本主義世界之中強大又極具腐蝕性的力量。價值尺度被從貨幣上剔除出來——因為價值尺度是單位勞動時?！附粨Q媒介」依然保留了一部分，讓居民可以在消費市場之中購買商品；不過生產者并不需要貨幣來進行生產規劃，而是在中央計劃局所計算的統一的投入產出結果之下進行生產。支付手段得到了些許保留，允許的消費者積攢儲蓄來購買大物件，不過在清除了金融市場之后，自然也就不存在股票之類的套利行為了。而至于貯藏手段，這基本上完全消失了。居民自然可以保存好自己奶奶留下來的舊照片或者商店里買過來的充電線，也可以積累很多錢來購買大物件，不過一旦商店收到了消費者送過來的勞動券，這些勞動券會被立即銷毀——因為它作為一個計算工具的職能已經完成了。
而面對類似的問題，「參與式計劃經濟」(Parecon，Participatory Economy)的提出者羅賓·漢德爾則采用了一種更為民主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宣言性的小冊子《參式經濟學：一種新的經濟模式》這樣總結這種經濟模式的運轉方式：
「參與型經濟」包括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 自我管理的工作場所和鄰里委員會。在工作場所，決策是以民主方式決定的，每個工人都有一票，工作崗位是平衡的，這樣就不會讓任何人只從事死記硬背和喪失權力的工作，報酬是根據個人的努力或個人犧牲來支付的。社區公民屬于鄰里委員會，可以參與消費和當地公共產品的決策。工人委員會和消費者委員會通過一個由更大的地理單元組成的民主聯合結構聯系在一起，并通過一個去中心化的民主計劃程序(de-centralised democratic planning procedure)來制定經濟的總計劃。
在這里我們會看到，「參與式經濟」采用了同樣的辦法來解決所謂的「工人自治」以及「消費者賦權」的問題，也就是利兩組對應的「生產者協會」與「消費者協會」在中央協調局之下協商，來實現雙方對于經濟表決能力的對應——或者更為具體的說，「經濟民主」(economic democracy)。而依據漢德爾的定義，「經濟民主」是指：
因此，參與型經濟學的支持者認為，經濟民主的定義應該是， 一個人在決策中的發言權與他受決策結果影響的程度成正比。如果你受某項決策的影響比別人大，那么你就比別人有更多的發言權；如果你受影響較小，那么你就比別人有更少的發言權。參與型經濟學的倡導者稱之為自我管理(self-management)。自我管理通過讓人們控制自己的生活，最大限度地實現人類自由。分析和評估我們行動的后果，根據我們的評估選擇其他方案，以及根據這些方案采取行動的能力，是參與型經濟力求滿足的人類重要需求。
具體來說，漢內爾設計了一套精妙絕倫的方案來解決科奈爾提到的惡性循環：地方廠商以及消費者協會向中央瞞報、囤積資金導致最終所謂的「軟預算約束」，最終造成普遍的短缺而加劇廠商與消費者向中央索要資金的欲望。這個辦法可以用下面這張圖表來表示：
簡而言之，每一個生產者團體與消費者團體都要向計劃局上報自己的「生產計劃」或者「消費計劃」。而由于生產與消費過程中的一系列物資的價格需要最終的核算來決定，計劃局會先把這一系列局部計劃匯總并核算出最終所有商品的價格。依據這些價格，我們可以核算出整個社會的總投入與總產出的比，我們把這個比設為一。每一個生產團體，最終生產出的收益以及生產所需要的投入成本。倘若收益比上成本的比值高于社會平均，這自然是值得鼓勵的高效計劃也會得到最終委員會的通過，如果這個比值低于了社會平均，也就意味著生產計劃是低效的，需要重新調整。這就激勵了生產者團體去調整自己的生產計劃——畢竟瞞報一個低效的方案，意味著展示自己的生產效率低于社會平均。經過這樣幾輪調整，大多數的生產者會選擇提供一個更為合理、有利于整個社會的高效的生產方案，而那些依然無法提供滿意方案的生產團體，就會向資本主義的公司一樣自行解散。其中的那些工人可以在其他更為高效的計劃之中重新就業，或者領到一筆基本收入。
而消費者團體也是類似的邏輯，只不過他們需要比較的是自己的勞動投入以及自己的最終享受。
簡而言之，這樣的核算機制徹底解決了克爾奈的「軟預算約束問題」。消費者的意見得到了充分的表達，而生產者團體不在乎同一個頑劣的嬰兒一般可以無限地向中央索要生產物資。這個系統在激勵每一個團體采用更為高效更有利于整個社會之計劃的同時，也給了每一個團體各為充分的民主決定權。這個工廠究竟是生產更多的鞋子、還是更多的投入安全保障措施來提高工人的生產效率，或者轉戰另一個行業去生產挖掘機，這一切都會由民主來決定，并且工廠的利益最大化也完全與社會利益的最大化相符。
以上的介紹當然過于簡略了，這兩個經濟方案整體都是十分精妙的。不過在面對就是計劃經濟的問題，支持他們同樣做出了有力的回應。前者采用的一種借用了市場的「『出清價格』平衡機制」，而后者采用了「消費者委員會在經濟協調局之中的民主在場」。而我認為這兩者完全可以結合起來，后者用于制定年度計劃，而前者用于對于整體安排的靈活調整。與此同時，這兩個方案都已經得到了模擬實驗上的證實?？瓶诵ぬ氐拿裰饔媱澖洕到y，在九十年代的技術情況之，就可以在一周之內制定出全年的生產方案，而今天的計算能力已經提高了二十萬倍甚至更多；至于漢內爾的迭代計劃，根據計算機模擬實驗，平均五到六次的迭代就可以在最終收斂為均衡狀態，而依據現代的計算能力平均一次迭代只需要十幾秒的時間。
由此可見，「新計劃經濟」是可以解決「舊式計劃經濟」所帶有的嚴重問題的，而與之相關的一系列模擬實驗也在證明這些模式的有效性。當然，「舊式計劃經濟」往往還附帶這種政治-經濟問題也就是「新階級陷阱」，這會造成對經濟計劃的扭曲，所謂與「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類似的「計劃失靈」(plan failure)。而這自然不完全是一個所謂經濟學的問題了，那也便是我的下一篇文章，也就是「新民主制度」所要探討的問題。
五、哈耶克的幽魂：作為諧謔曲的尾聲
寫到這里，我突然想到哈耶克的一段話，這是一段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之中對于經濟自由的探討：
人們往往說，沒有經濟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沒有意義的。這當然很對，但在某種意義上，它是和我們的計劃者使用這句話的意思幾乎相反。作為任何其他自由前提的經濟自由，不能是那種社會主義者允諾給我們的、免于經濟勞心的自由，也不可能是只能通過同時解決個人的必需問題和免除個人的選擇權才能獲得的自由;經濟自由必須是我們經濟活動的自由，這種自由，因其具有選擇的權利，不可避免地也帶來與那種權利相聯系的風險和責任。
這段話毫無疑問是很動聽的：「經濟自由」必須與權力、風險與責任為前提，說得漂亮?？梢哉f「舊式計劃經濟」中確實是沒有這種經濟自由的：官僚專制主義的工廠體制之下，工人無法決定自己的生產、只得被廠長的政治權力欺壓。不過我轉念一想，又想到了《我在底層的生活》之中，巴巴拉·艾倫瑞克描述了一段真實的經歷：
到了下午3:00至4:00之間實在沒客人的時候，我終于能坐下來用餐巾紙包銀器，結果我整個人差點癱軟在椅子上。我試著偷喝一杯蛤蜊巧達湯來重振精神，我看過蓋兒和瓊做過許多次，但結果我被斯圖抓到，他咬牙切齒地罵我：“不準吃東西！”雖然餐廳里根本沒有半個客人在，沒有客人會因為看到一名餐廳員工的嘴巴碰到食物，就氣得奪門而出。所以我跟蓋兒說我要辭職了。她給我一個擁抱，然后跟我說，或許她自己也會跟著我跳槽去杰瑞餐廳。
以至于最終，這名專欄作家結束了自己四個月的底層生活體驗之后，不禁憤怒地感慨：
因此，若低薪勞工并非總是以經濟理性的方式行動，亦即不以一個在資本主義式民主中的自由能動者的身份行動，其實是因為他們處在一個既不自由又毫無民主可言的位置。當你進入低薪工作場所（以及許多中低薪工作場所）的時候，你會把公民自由寄放在門口，把美國和所有它應該有的立場拋在身后，然后學著在整個上班時間里把嘴巴閉緊。這種日常例行的投降舉動所造成的效果已經超過薪水和貧窮問題，如果有極大多數的公民把自己醒著的一半時間都花在屈服于獨裁之下（說坦白點就是如此），那么我們實在無法以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自居。
在這種情況下，面對這些在工作場所之中近乎奴工的美國人，哈耶克也許依然會由衷的贊嘆「經濟自由」：這是他們的選擇，他們自愿成為奴隸且承擔了責任。這便是經濟自由的本真——自由的資產階級自由地追求快樂，自由的無產階級自由地去死！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