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正義？如果按照自由主義的觀點，正義分為理想的應然狀態與現實的實然狀態，而應然正義并不是人的主觀設計，而是客觀存在的，是我們永遠的追求。
“當我們盡心竭力，正義仍然遙遙無期，我們也依然心存盼望。我們一時會感到灰心，但我們永遠不會絕望，因為正義即使眼不能見，但卻從來沒有離開。正義在前方，是我們永遠前行的方向。”——羅翔《圓圈正義》
不難發現，這實際上是西方哲學自古以來的倫理學傳統：追求一個普遍的、絕對的、永恒的正義理念。正如德里達所指出的那樣，西方形而上學都沒有逃脫這樣一種古希臘哲學范式，即認為事物的存在是直接通過其在場來構建的，而忽視了不在場和差異在事物構建其同一性時的作用。那么，作為超越性的“邏各斯”也是直接存在的，正義也來自于那個最高理念“善”。
也正是如此，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形而上學秩序也只能由形而上學家即精英來把握，讓主體受制于僵死的體系之下。雖然不同于世俗化的意識形態，形而上學的構造更加復雜且精妙，但最終要達成的目的卻是一致的——為人們的認識劃定界限，以忽視其背景性秩序內在分裂的核心。
我們將看到，即使“現代自由主義哲學”擺脫了神秘主義的桎梏，也從一種神學轉到了另一種神學而已，即人本主義。
預定前提的正義
“善的定義是純粹形式的。它簡單地表明一個人的善由他根據審慎的合理性而樂于從最高級的計劃中選擇的那項合理生活計劃所決定。”——羅爾斯《正義論》
在前面我們對安那其資本主義的評述中，我們講到：從格勞修斯到費希特，近代的思想家幾乎都是借自然法之名來建構各自的思想體系。在他們看來，自然法不但是統御包括此岸在內的宇宙秩序的永恒法則，而且還是不證自明的理性的指令。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尋求一種建立了客觀價值判斷標準的倫理學，以捍衛個人理性的尊嚴。“過去怎么做不一定現在就應該怎么做，除非過去的做法正好符合道德要求。他承認重視這種自由主義的歷史理論、強調應然優于實然，實質上是進行一種‘永久的革命’。”
而自由主義者的自然法觀念的核心則是人的財產權利，私有財產權先于一切上層建筑，這也正是為什么諾齊克會反對羅爾斯的方案，他認為“從一個正義的狀態中以正義的步驟產生出的任何東西，它本身便是正義的”，富人的財產完全是合法且正義獲得的，他們就完全有權擁有，而且在法律上沒有義務分享自己的合法所得。
這種觀點在羅爾斯那里是先驗的，而這種完備性的道德學說無視了它們成立的前提，即它們實際上是通過利用公民們的“共同實踐理性原則”，從公共的和共享的作為一公平合作系統的社會理念和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理念中開出了正義的原則。但是羅爾斯的問題就在于他不夠羅爾斯，他還是在尋求一個所謂“人們世代相傳的公平之社會合作系統”，個人則擁有與此社會合作理念相匹配的道德能力，即正義感的能力和善觀念的能力。
在這里，羅爾斯依舊是柏拉圖主義者。他擺出了“正義兩原則”，這一原則來源于他的思想實驗“無知之幕”：假定人們要制定社會契約以便他們參與社會合作，但是他們處于“無知之幕”下，因此，他們對自己的社會地位、社會現實、自然稟賦、性格和理想追求都一無所知。他們被還原成了康德式的“理性、自由且平等的存在者”，在這種狀態下選擇的正義原則就是對我們現實社會有效的正義原則。羅爾斯主張在無知之幕下理性人的選擇是采納最大最小值原則，即保證最壞的結果最好。因此我們發現，羅爾斯和諾齊克不過是“一丘之貉”，依舊在預設一個善的方向與正義的標準，以及保障它們的制度，這一制度絕對公平且不容置疑。
“通過把自然狀態看作無法的狀態，并且否認在國家之前和國家之外存在一種原初的法權狀態，自然法的兩個基本原理——在社會之前存在的自然權利的人權理論以及對作為存在于國家之外的法權狀態的普遍共和國的向往——歸于破產。”——黑格爾《法哲學原理》
通過對自由主義正義概念的討論，我們發現：公平正義等價值是作為既定生產方式的不可避免的結果而形成的，并與該生產方式相適應；同時，在既定的生產方式中，個別當事人行為的正義性應該立足于該生產方式整體的再生產來判定。
“生產當事人之間進行的交易的正義性在于：這種交易是從生產關系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這種經濟交易作為當事人的意志行為，作為他們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為可以由國家強加給立約雙方的契約，表現在法律形式上，這些法律形式作為單純的形式，是不能決定這個內容本身的。這些形式只是表示這個內容。”——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
所以，正義事實上是對現存生產方式中人的選擇和行為的辯護，是對現存生產關系的辯護。但是，這就將剩余價值理論還原為一種實證主義的理論，資本占有剩余價值也就成為一個和價值判斷全然無關的事實性命題。因此，一些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沒有正義理論：在馬克思那里，正義只是一個法權概念，而馬克思社會思想的原創性就在于他拒絕這種政治的或法權的觀念，“因此，馬克思所發出的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號召，不是也不可能是建立在‘資本主義是不正義的’這種斷言的基礎上”。
“馬克思了解古代奴隸主，中世紀封建主等等的歷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們的歷史正當性，承認他們在一定限度的歷史時期內是人類發展的杠桿；因而馬克思也承認剝削，即占有他人勞動產品的暫時的歷史正當性。”——恩格斯《法學家的社會主義》
將歷史唯物主義僅僅看作是實證科學便喪失了其政治性色彩，將生產力概念指涉為純粹的事實而不包含任何價值屬性，也就認為生產力標準是完全價值中立的，進而就成為了唯生產力論——以促進資本的價值增值來衡量生產力發展，那么犧牲生產者以發展生產力也是符合生產力標準的，進而也是符合正義的。
因此，我們要說的是，雖然我們拒斥自由主義者的形而上學正義概念，但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者要放棄價值判斷以投身于實用主義的懷抱，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基于科學的現實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價值判斷，并指向一個帶有價值立場的終極目標。
共產社會絕非烏托邦
“馬克思低估了人的感情的復雜性，他沒有充分認識到人的本性有其自身的需要和規律，它們與決定歷史進程的經濟狀況處于不斷的相互作用中。”——弗洛姆《健全的社會》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認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而資本主義社會因為其拜物教限制了人們的自由，因此是非正義的。這一正義概念搖身一變，成為了“超越歷史的”正義概念，這一原則并不隸屬于特定生產方式的、相對的正義概念，而是用來評判歷史上各種不同生產方式的一般性原則。它體現為群眾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覺悟”或“道德感”，但是，它訴諸的卻是抽象的“類本質”，從而還是一種形而上學/“德意志意識形態”。人本主義者會認為歷史不僅取決于經濟狀況，文化因素也會影響社會的經濟基礎。他們認為馬克思“沒有充分看清根植于人的本性和人的生存環境，并且是人的發展的最大推動力的感情和奮斗精神”。他們將群眾的覺悟與斗爭放在了經濟事實之外，群眾的道德訴求無法從經濟理論上得到呼應，從而在面對社會公平問題上似乎除了失語以外并無其他選擇，這也是為什么人本主義最后成為了一種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而喪失其革命性。
因此，這種正義概念必須“世俗化”，即使之轉化為以生產力發展為前提、并根植于經濟斗爭和特定制度型式的相對價值范疇。只有在勞動的客觀條件與主觀條件相統一的基礎上，才可能真正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
“‘按能力計報酬’這個以我們目前的制度為基礎的不正確的原理應當——因為這個原理是僅就狹義的消費而言——變為‘按需分配’這樣一個原理，換句話說：活動上，勞動上的差別不會引起在占有和消費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權。”——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按勞分配因為默認勞動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包含了不平等，但是，按需分配同樣可能包含著不平等，比如盡管付出了相同的勞動，卻未必取得與之匹配的產品或收入。因此，問題就不在于實現絕對意義上的平等，問題在于在諸多可能的標準中究竟采納何種標準來衡量平等，以及為什么要把這個標準放在首位。這個標準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人的自我實現即對自由的需要。
按需分配當然要以生產力發展為前提，生產力發展是豐裕的必要條件。但就我們前面所說，將生產力指認為不包含價值屬性的客體會陷入唯生產力論，所以生產力應該被視為一種關系，生產力標準也并非純然是一個脫離社會關系的范疇，而是和某些隸屬于“類”的價值相關聯。這也正是為什么，我們要將生產力看作是兩種目的論活動——物質的富足（人對自然的占有）與更重要的相對剩余勞動的提高。
當然，所謂豐裕是以特定的需要概念為前提的。一種對共產社會的質疑便是：如果個人的需要是毫無節制的，那就不可能存在豐裕。因此，豐裕的實現必定要有一個合理界定需要的標準，這種標準可以是建構的，也可以是自發形成的。需求彈性不僅隨著經濟增長的每一階段趨近于零和負值，而且主要商品的需求也表現出同樣趨勢。今天在發達國家，對主食的人均消費，不論是在絕對量還是在國家貨幣并支中的比重都在明顯地下降，對水果、蔬菜以及必要的家具等的消費也在下降。因此，當某一產品的需求的邊際彈性大約為零或在零以下，這時該產品可以說是豐裕的，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對該產品實行按需分配，較之正在下降的商品價格，不如按需分配可以降低產品的分配成本。
或者說，我們需要區分需要與欲望：需要是一種自然事實，而欲望則是需要這一自然事實經由文化編碼后的產物。在資本主義社會，人的地位需要對勞動力和勞動產品的支配能力反映出來，所以人們需要商品的價值而非使用價值來證明自己的社會地位。在當今發達國家的生產能力遠超消費能力的時代，供需的不平衡威脅到了社會再生產。所以為了消耗過剩產能，消費主義意識形態應運而生。同時，在今天這個全面返歸身體的時代，性的經驗完全被動物身體占領而不斷地剝去了人性的成分。當身體被話語壓縮成了性，并和性等同起來時，性便從文化和政治上解放了出來。今天，性既不屬于公共政治領域，也不屬于公共道德領域，而只屬于自我技術的領域。性可以被算計了，身體作為性的載體出現，在性目光的審視之下獲得自己的定義和等級。從此，沒有健康的身體，只有性感的身體。因此，有人會去節食，追求外在性的美學意義上的性感。總之，我們發現人的生活習慣是社會塑造的產物，它在歷史上會展現出不同的形式。在今天醫療和保健條件發達的情況下，人們早已不再追求暴飲暴食而去追求其他審美意義。
因此，我們說朝向自我實現的共產主義社會絕非烏托邦，而是對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更好的社會形態。正如齊澤克所說：“共產主義不是必然要發生，但一旦我們選擇了它，我們就會看到，它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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