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5年，為擺脫大蕭條的影響，國民黨政府進行法幣改革，加強了經濟統制權。20世紀40年代國民黨戰時經濟政策，如募捐公債、漲發紙幣、專賣制度等，可視為其遺續。重新審視聞一多40年代的政治轉向，會發現經濟危機下施行的政策影響了聞一多對政局、階級與主義的看法。一方面，公債發放、田賦征實等借國家之名推行的經濟政策，使聞一多剝離國家、民族與戰爭等名義外殼，強調民族主義的外源性與現代性；另一方面，惡性通貨膨脹使其經濟收支與大眾貼合，產生了與魯迅相暗合的奴隸體認。聞一多后期對民主、自由與國家的認知轉向，均可放在經濟危機下資本獨占壟斷、自由經濟體制失效、國際貿易管制等背景下進行新的審視。
關鍵詞：西南聯大；法幣改革；奴隸；民族主義；國家主義
1944年，聞一多雜文中開始出現一個詞語：“囤積居奇”。《從宗教論中西風格》中提及：“因為聰明所以會鼠竊狗偷——營私舞弊，囤積居奇。”1“人生如果僅是吃飯睡覺，寒暄應酬，或囤積居奇，營私舞弊，那許用不著宗教。”2在文中，這一詞語用來批判缺乏生之意志的虛偽、利己、萎靡的中國風格，屬于五四國民性批判傳統的延續。如果剝離掉這一層意思，則會發現聞一多針對現實經濟的指向性——國民黨專賣制度與擴張性貨幣政策導致的通貨膨脹。事實上，閱讀聞一多的多篇雜文，會發現他政治的批判意識，往往是從經濟層面的體認出發的，他曾這樣隱晦地表達過對中共抗日根據地的贊揚：“半個民主的中國不也在抗戰嗎？而且抗得更多，人民卻不餓飯。（還不要忘記那本是中國最貧瘠的區域之一。）”3同樣地，在重新考量五四時期時，經濟也成為一個重要的衡量方式：“五四時代，因帝國主義退出，中國民族工業得以暫時繁榮，一般說來，人民的生活是走上坡路的。今天的情形，不用說，和那時正相反。”4
以上論述大多來自一篇名為《五四運動的歷史法則》的文章，在這篇文章里，聞一多極力想要證明的核心是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下降并不應當歸于抗戰本身，而是政治腐化的結果，其矛頭直指國民黨當局。眾所周知，聞一多此前對蔣介石有過期許，1937年秋與家人議論時，還認為抗戰要靠蔣介石；《八年的回憶和感想》還談及：“抗戰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那時還不甚顯著，人們對蔣委員長的崇拜與信任，幾乎是沒有限度的。”5直到20世紀40年代期望的泡沫破滅后，才逐漸認識到掩埋在戰爭之下的腐化因子：“政治腐化的責任……是不能推在抗戰身上的”6，“原來抗戰在我們這大后方，是被人利用了，當作少數人吸血的工具利用了。”7就此，他發掘出了一對穩定的三角關系：封建、帝國與人民。其中，蔣介石替換了袁世凱，成為保育毒菌、腐化滋生的源頭代表。
對于這一經典的轉變問題，研究者們有過不少到位的分析，如雷頤認為聞一多的政治轉向既源于“對社會現實的了解、生活的貧困化及統治者的專制腐敗”，又受到羅隆基、吳晗與華崗三人的影響；8鄭會欣在日記與書信的生活細節與數據中，發現了包括聞一多在內的“知識分子生活貧困化對他們日后的政治抉擇所產生的影響”9。以上分析雖切中要害，但對于聞一多經濟生活的剖析，大多止步于通貨膨脹導致的貧困生活本身，而未能做更深一步的思想延伸。如果從經濟視角出發進行觀照，可以發現聞一多生活中的諸多“經濟景象”猶如草蛇灰線，雖時隱時現，但卻完整貫穿了他關鍵的轉折時期，而這種切膚、鮮活的經濟生活，背后又牽連出整個戰時經濟體制的諸多舉措，以及整個知識分子群體從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向紅色政權的靠攏。
01
救國公債與聞一多對民族主義的警惕
1937年11月1日，聞一多在給妻子高孝貞的信件中提及了“救國公債”：“薪水本可以領到七成，合得實數二百八十元，但九、十兩月扣救國公債四十元，所以只能得二百四十元。”101937年后，國民政府非債總收入遠遠趕不上龐大的財政總支出，孔祥熙等財政官員一致決定通過發行公債的方式進行平衡，包括救國公債、賑濟公債、建設公債、軍需公債等。聞一多信中提及的救國公債，指的是在1937年9月1日以法幣作為幣種發行的用來充實救國費用的公債。由于當時抗戰剛發生不久，正是動員人民購買救國公債的好時機：“宋鑒于當時全國人民的意志激昂，認為民氣可用，決定發行救國公債五億元，以供應戰時財政。”11這一筆公債的發行以“勸募委員會”公開勸募與地方派募的方式進行，兩種類型均伴有一定的政治壓力。聞一多在10月22日抵達長沙，并在同日給妻子的信中表示“九月份薪金可發七成”12，未提及救國公債一事，直到幾日后才告知又扣了四十元，且是直接“扣除”而非“認購”，可見其多半是在被動情況下進行的。
在聞一多其他文章與書信中，對于公債類型與派放方式未有記載。但從國民黨公債發行數額與政策看，從自由認購到勸派并重，再到強制攤派，強制性力度越來越大。從清華大學的校史資料也可看出，公債大多是以自上而下“自動認購”的方式進行的：1941年7月16日“本校教職員以一個月月薪10%購買戰時公債”13。1944年7月5日“梅主席報告：教育部為奉院令發動公教人員自動認購公債以為人民表率，仰遵照訓令”14。10%的克扣對需要函請增加生活與薪津的教授們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支出。如此，便不難理解聞一多所說的大后方被當作少數人吸血的工具利用的言論了。早在愛國公債發行之初，正值淞滬會戰期間，國民對于抗戰情緒高漲。1937年9月，救國公債勸募總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副標題為“把一顆赤心貢獻國家，國強然后財產有保障”15，為五萬萬元救國公債的募集鋪路。
此后多次公債發放、田賦征實、征購、征借等，大多也是在愛國抗戰的號召下進行的。然而，在侵華日軍發動“一號戰役”后，西南聯大四年級學生曾對美報批評時聞進行翻譯，發現此次戰敗的關鍵不在于軍費是否充足、實力是否懸殊，“軍長師長之剝削士兵；士兵餓死，病死無人過問；通信報告，嘖有煩言。輾轉傳述，群表不滿。人心浮動，此亦一因”16。聞一多曾在步行來滇時目睹過不少傷兵，湘桂大潰敗17后又在昆明街頭見到了更多的傷兵，對國民政府軍事策略信心全無，后期頻頻有要革命、到農村上山打游擊的言論出現18。他在1944年8月出席在第五軍軍部召開的“目前形勢與中國反攻問題”座談會時還講道：“以前我們看一切都可悲觀，還希望也許在戰略上有點辦法。今天在這里聽見各位長官的話，才知道戰略上也很有問題。我只差要在街上號淘大哭。”19“被利用了”的欺騙感，成為理解聞一多在民族主義認知上發生轉型、進行省思的入口之一。赴美留學期間，聞一多便對民族主義感興趣，眾所周知，他曾組織發起國家主義社團“大江會”，倡導“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持有的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態度。但到了抗戰時期，聞一多對民族主義的政治性很關注，并且尤為強調要警惕家族主義對民族主義的侵害：“家族主義本身的好壞，我們不談，它妨礙民族主義的發展是事實。”20在論及聞一多的政治轉向時，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發表常被視為一個轉折點或直接誘因，而聞一多《從宗教論中西風格》就充滿對蔣介石頗具回應感的批判。如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寫道：“他們號召青年，相率鄙棄我民族固有道德，甚至以禮義廉恥為頑固，孝悌忠信為腐朽，狂瀾潰溢，幾乎不可挽救。”21而聞一多則在《從宗教論中西風格》中針鋒相對地批判道：“你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和你古圣先賢的什么哲學只令人作嘔，我都看透了！”22
《中國之命運》建立了一種文化、民族與政治的共謀邏輯，用民族的自為與自信掩蓋了建立政治道統的目的。在《中國之命運》發表后的1943—1944年，聞一多對復古的批判尤甚，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然被人忽略的部分在于，與之幾乎同步開展的，還有對民族主義的重新審視。與《中國之命運》向內的復古性針鋒相對，聞一多屢屢強調民族主義的外源性與現代性：“正因我們要民族主義，才不應該復古。老實說，民族主義是西洋的產物，我們的所謂‘古’里，并沒有這東西。”23這種“西洋產物”視角，延續的是單一民族國家邏輯，胡人、蒙古人、滿人都成為與漢人相對立的“異族”。這曾給之前的研究者帶來不小的誤解，江弱水曾在《帝國的鏗鏘：從吉卜林到聞一多》中將聞一多與吉卜林并列，把聞一多的思想視為“華夏中心主義”與“中華至上論”24，這與吉卜林作為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和狂熱的“帝國主義歌手”相一致。然而也要意識到，具體到20世紀40年代，聞一多種種有關華夏、漢人的“本民族的優越性”論調，并非自主自覺的中心論，而更像是對抗某一由政治權力牽引的復古潮流的反作用力。
從20世紀20年代樸素情感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到有意與政治性相對抗的“非家族主義”的民族主義，聞一多在切膚可感的生活里，完成了一次對民族主義的省思。從公債這一民國財政繞不開的政策出發，可以逐一把散落了的碎片拼湊起來，還原出歸于歷史的轉變現場：要警惕以國家、民族之名進行募捐與統治的手段，愛國的落點不應是國家本身，“假如國家不能替人民謀一點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義，老實說，國家有時候是特權階級用以鞏固并擴大他們的特權的機構。”25正如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指出的，“在民族主義、主權和公民權之間可能存在著一系列的聯系和張力，它們的發展方向取決于理念導引的路徑。”26這種導引受到很多因素影響，如國家遭遇入侵危機，民族主義情緒可能發生一個排外的轉折；此外，統治群體的特意引導、扶植和操縱，也會將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工具，以支持一小部分人的利益。
02
惡性通貨膨脹與聞一多“好一點奴隸論”
從抗戰開始，聞一多在經濟方面日益緊縮。1937年12月寄給高孝貞的信件說：“但我仍舊是那一句話‘用錢要力求撙節’。我并非空說，我戒煙便是以身作則。”27隨著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聞一多一家在經濟上日覺困窘。1939年在晉寧縣居住時，面粉開始自磨自篩，紙煙也改為用旱煙葉子自制的卷煙。1940年6月曾因物價上漲，休假研究費用不足申請補助；同年，“物價暴漲不已，先生每月薪金不足全家十天半月開支，月月靠向學校透支或向友人借債解燃眉之急，生活進入了最艱難的階段。為了糊口，家中除必不可少的衣被外，幾乎分批寄賣一盡”28。然而，經歷后期惡性經濟膨脹后，聞一多認為1939年9月到1940年8月晉寧居住時期物價起伏還不算大：“那年我正休假，在晉寧縣住了一年，所以校內的情形不大清楚……教授的生活在那時因為物價還沒有很顯著的變化，并沒有大變動。”29
那么什么時候教授的生活開始有顯著的變化呢？綜合聞一多敘述與昆明大學教授實際薪資，1942年似乎是一個分界點，1942—1945年購買力下降尤甚。聞一多曾自述在1942年“時在斷炊之威脅中度日，乃開始在中學兼課，猶復不敷”30。據當時西南聯大經濟學教授楊西孟公布的統計數字，可以發現從1937年到1942年下半年，教授薪金實值急驟下降到10.6元，僅相當于戰前的3%，這一趨勢大概維持到1945年。311941年11月，蔡維藩等54人提議召開教授大會共商解決生計辦法，發表聯合聲明稱：“今典質已盡，而物價仍有加無已，生活程度較戰前已增加二十余倍。”32薪資經歷七折八扣后，到手部分更少，教授們在生活體驗上的困窘恐怕比數字的呈現更甚。
1942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教授們的實際薪資在10元左右徘徊，是聞一多所說的“物價很顯著變化”的最低谷時期。這可以在許多事件中得到驗證：1942年12月25日午，浦江清與聞一多等人在金碧路南豐西餐館，餐食連同筵席捐、小費、紙煙，花費高達五百元，33相當于教授薪津約數的近4成。1944年1月18日，《新華日報》刊登署名吳青的短訊《昆明二三事》，其中有“聞一多教授訂潤例作金石”34的描述，這一事件曾被頻頻提及，用來說明昆明物價之高與先生謀生之難。據說由于西南地區象牙的質地很硬，刻起來十分辛苦，吳晗曾回憶：“刻第一個牙章的時候，費了一整天，右手食指被磨爛，幾次灰心、絕望，還是咬著牙干下去。居然刻成了。”35在經濟困難時期，這種自定“潤格”標準的方式，在西南聯大教授中并不少見。
前文開頭提及的“囤積居奇”，也是通貨膨脹下的產物，而且與國民政府實施的專賣制度相關聯。1941年國民黨發布《國民政府財政部實施專賣共同原則》，提出“宜按該專賣物品之產銷情形分別階段施行一部專賣”36；同年，孔祥熙等人關于專賣籌辦的提案通過，主張“先從鹽、糖、煙、酒、茶葉、火柴等消費品試辦”37；1942年，國民黨設立各專賣局和各類專賣公司，主要針對鹽、糖、煙、火柴四種物品進行統制管理。從實施邏輯上看，專賣制度在特殊時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然而，不少貨品卻流入黑市，借機高價出售，當時在重慶，人們稱專賣局為與黑市場關聯的“轉賣局”，由此可見其風氣。除鹽、糖、煙、火柴外，居民日用消費品如米、面、紡織品等也都面臨囤積居奇的狀況。因此不少西南聯大教授在制定稿酬時，直接將米作為衡量單位。1945年3月10日，《云南晚報》刊登的《米價在狂漲中，教授聯名訂定稿酬，千字斗米不馬虎》曾記載，聞一多與王贛愚、伍啟元、朱自清、吳之椿、吳晗等29位教授因物價飛漲聯名訂定稿酬，為“文稿每千字以斗米之值計”，“報紙星期論文每篇以二斗米之價值計”，“每次演講以二斗米之值計（演講稿之發表須另依文稿付酬）”，“稿酬先惠，定時取稿演講報酬亦須先惠，米價以惠酬時昆中米之市價為準”。38
從一系列通貨膨脹的現象出發，知識分子關注到金融關系背后的政權體系。如吳晗所言：1942年以后，“薪資收入偽法幣數字逐月增加，幣值卻逐天減少，生活越發過不去了……對蔣介石政權由不滿發展到痛恨了，講歷史一抓到題目就指桑罵槐，也開始參加一些政治性的社會活動了，走出書房，進入社會了。”39通貨膨脹的原因，與吳晗在此處提及的“法幣”密不可分。眾所周知，中國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采用的都是銀本位制度。當時市面上的主要貨幣是龍洋、袁頭、孫頭等銀元，以及秘魯、墨西哥、英國、美國等外國銀元，還有各類規格不一的銀角子等。1935年，為讓中國經濟擺脫大蕭條的全球性影響，國民黨政府采取法幣改革統一了幣制。這一舉措使中國擺脫了對世界銀價漲跌的依賴，但也埋下了通貨膨脹的隱患。從1937年開始，國民黨政府法幣發行數額呈指數型上揚，1939年同比增長87%，1942年同比增長127.8%，1945年甚至高達444.5%。40通貨膨脹政策有一定合理語境，而國民政府的經濟把控政策卻脫離了韁繩，通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將法幣作為供給軍費、填補赤字的手段。早在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中，國民黨便提出“供應軍費，收買物資，使用多量法幣，則籌碼之流通，自無不足之慮”41的策略，通貨膨脹的苗頭已經顯露；再加上大部分富饒的東南地區成為淪陷區，國民政府的稅收受到嚴重影響，僅1939年的財政收入就較戰前降低了63%42。為彌補財政赤字，國民政府實施各項金融戰時統制政策，將相對獨立的金融系統納入權力系統，財政與銀行逐漸合流，法幣發行逐漸由經濟發行轉向財政發行。這也就意味著，貨幣體系逐漸脫離市場運作與國際匯率，而從屬于政府需要成為“出納工具”。
與吳晗一樣，聞一多的轉變也與法幣引發的通貨膨脹相關。他曾在1944年的七·七時事座談會上反問云大校長熊慶來：“現在，不用說什么研究條件了，連起碼的人的生活都沒有保障。請問，怎么能夠再做那自命清高，脫離實際的研究？”43他還在1946年2月22日的信中再次表達了類似的看法：“抗戰以來，由于個人生活壓迫及一般社會政治上可恥之現象，使我恍然大悟，欲獨善其身者終不足以善其身。兩年以來，書本生活完全拋棄，專心從事政治活運[動]（此政治當然不指做官，而實即革命）。”44他還將對田間詩歌的贊揚說成“近二十年來鉆進舊圈子以后的徹底的反感”45。這種切膚的生活體驗除了帶給聞一多專心從事政治活動的轉變外，還使其重新審視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并在社會階級與社會發展階段的研究中逐漸向大眾靠攏。20世紀40年代，聞一多在《什么是儒家》（1945年）、《戰后的文藝道路》（寫作日期不詳，原載1947年9月出版的《文匯叢刊》第4輯）與《屈原問題——敬質孫次舟先生》（1944年）等文章里，開始頻繁提及一個詞語——奴隸，并把包括自己在內的學院派稱為“更好一點的奴隸”：
我們大學的學院式的看法太近視，我們在當過更好一點的奴隸以后，對過去已經看得太多，從來不去想別的，過去我們騎在人家頸上，不懂希望及展望將來的前途，書愈讀的多，就像耗子一樣只是躲，不敢想，沒有靈魂，為這個社會所限制住，為知識所誤，從來不想到將來。46
抗戰前后對比強烈的經濟生活，為理解“好一點奴隸論”提供了認知底色。抗戰之前，大學教授的薪水“比國府委員只差200元，卻比各省廳長的薪金高出100至200元不等”47。青島大學學生曾在黑板上寫詩諷刺聞一多，其中一句話便是“一月洋鈿四百多”48。據陳明遠統計的重慶大學教師及一般職員和產業工人薪資對比，大學教師在抗戰前薪資收入比產業工人和一般職員多10倍不止，兩者差距逐年縮小，到1944年甚至已落后于一般職員水平。49與重慶相比，昆明大后方屬赤貧地帶，薪資的下降情況更加嚴重，1941年上半年教授平均月薪相當于戰前27元，與碼頭搬運工持平。從優渥的經濟環境滑入貧苦生活，聞一多體會到了知識分子“騎在人家頸上”的恥感——自己其實與普羅大眾一樣，是自由人階級社會的奴隸，只不過以前優渥的經濟環境打造了不問世事的信息繭房，用知識研究封閉了進入街頭的可能。問題不僅僅在于走下樓梯、走出書房、走向十字街頭，還在于聞一多如何在經濟階層的打破后，在與普羅大眾相近似的收支狀態下，生成新的世界觀、新的階級與自由觀念。
聞一多以奴隸之名將知識分子與人民大眾相聯系，不僅為了消弭兩者身份的差異性，更希望為包括自己在內的被奴役者尋求真正的解放出口。在聞一多看來，社會發展階段可分為奴隸社會、自由人階級社會（封建社會）與主人社會，而奴隸解放是貫穿整個歷史發展的主線，且解放潮流延續至今，法西斯的統治便是壓迫奴隸的一種方式。奴隸是一個融合了復雜情感的概念，代表的是一種非自由的生存狀態，離真正的獨立與解放仍有很大距離。他與魯迅一樣，反對一切形式的奴役形態，鼓勵敢于起義的奴隸，因此對屈原這樣“孤高激烈的奴隸”所代表的反抗性表示贊賞，稱他是“一個文化奴隸（孫先生叫他作‘文學弄臣’）要變作一個政治家，到頭雖然失敗，畢竟也算翻了一次身，這是文化發展的迂回性的另一方面。”50值得注意的是，和魯迅一樣，聞一多也有意識地區分奴隸與奴才，奴才與主子依附，對待被壓迫者多是惡毒：“主子的淫威和奴才的惡毒——暴發戶與破落戶雙重勢力的結合，壓得人民半死不活。”51對魯迅進行重新正名后，聞一多的思想方向也在接近人民大眾（即奴隸）的過程中與魯迅漸漸趨同。
那么，什么才是真的解放呢？怎樣才能成為奴隸的對立面，也就是真的主人？聞一多在《戰后的文藝道路》中給出了答案：“我們由作奴隸的身分而往上爬……要切實的往下看，要將在上面的推翻了，大家才能在地上站得穩。”52而在這篇文章的提綱（手稿）中，第三個“主人階段”標題下特別注明是“社會主義社會”53，可見其在思想轉變的過渡階段，對于未來社會形態的展望與選擇已有了明確方向。與此同時，聞一多的話語體系也跟隨新世界觀的建立發生變化，文章論述邏輯與用詞逐漸向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靠攏，比如《什么是儒家》采用了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的“階級”“奴隸社會”“生產關系”等，《戰后的文藝道路》也提及“新的世界觀”，也就是“最根本決定社會之發展的是階級”，并強調被統治階級文學以及人民立場文學。
03
經濟危機與聞一多的激進轉向
余英時曾將聞一多稱為激進一派，認為他在抗戰末期，思想有了180度的大轉彎，是20世紀40年代以來思想激進化的代表54。與民盟溫和派或中間派相比，聞一多關于民主、自由與國家認知的思想轉向顯然更為急遽，而以上思想轉向，均可在民國經濟危機與全球經濟體制變化的大背景中尋得原因。
民主是貫穿聞一多前后期的主線，但民主概念在前后階段存在著明顯差異：大江會時期倡導的“厲行自由民主之體制，擁護人權”55，到了20世紀40年代變為堅持人民本位的民主立場，并加入了經濟均等化的新成分。事實上，民主的政治與經濟分野問題，在40年代已成為集束涌現的現象。彼時，由于計劃經濟成效顯著，知識分子紛紛將蘇聯“人人豐衣足食，決沒有英美資本家擁資百萬而失業者得不到面包的現象”56視為“經濟民主”，并產生了“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曠日持久的論爭。民盟的態度是“拿蘇聯的經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57，創造一個全新的民主社會。但聞一多并不贊同這一雜糅的做法，他批判持有此觀點的潘光旦流于一種“缺乏主觀的改造的認識”58的敷衍態度。更為明顯的是，他開始在讀書筆記、演講回答中，展露一種經濟核心論/決定論的看法：
所以談思想而不涉及政治，談政治而不提到階級的經濟基礎，都是有意的或無意的躲閃問題，而不是真正的在解決問題。59
他們（知識青年——引者注）既有知識這就證明他們起碼是中產階級，因為有錢，才能讀書。但他們又是青年，那便是說，他們尚未成年，經濟權是操在他們父母手里 ，而不是在他們自己手里，所以他們雖屬于中產階級，而在財產所有權上 ，又像是無產者。這種特殊的情形，使得他們的意識平常易接近無產階級，或廣大的工農大眾。所以知識青年們成了民主運動的先鋒 ，是因為他們特殊的經濟基礎的因素 ，而不是敏感不敏感的問題。60
這意味著，聞一多已跳出了五四“自由經濟”衍生而來的民主概念，而帶上了某種經濟與階級分析視野：“現在和‘五四’時代不一樣了。現在，我們國家的情況，也和當時大不相同了，我們要求的民主，也不是過去那樣的民主了。”61“現在的民主”不一樣之處，正在于與經濟民主相貼合的那一部分——均等化的物質保障與分配。譬如，他已注意到分配制度的平等，認為土地和主權都應屬于人民62，顯示出一種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樸素認知。1921年，聞一多曾對“赤色的世界”頗為警惕，將“社會的平等便也包括知識的平等”視為“瘋癲”；63但到后來，這一身份的區隔化消失了，轉變為知識分子“和受苦難人在一起”64的階級平等。
聞一多這一均等化思想轉向，很明顯受到了20世紀40年代民國經濟危機下資本壟斷與階級分化的刺激。除上文提及的通貨膨脹、專賣制度外，國民政府的資本獨占傾向在戰后進一步加劇：本來可用作戰后救濟基金的敵偽物資被納入國營資本，導致國內各地生產境遇更加艱難；與此同時，金融資本集中，并與官僚政治合流。在戰后重建階段，最先得到救濟的并非災民，而是銀行與金店，這引起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的不滿：“在政府以為社會救濟，乃事理之當然，但按之實際，此等款項徒增財閥奸商之利潤。就昆明而論，首蒙救濟者，為銀行金店，此輩皆以往囤積居奇，操縱金融之人。”65經濟之外，聞一多還在1945年一篇題為《戰后的文化——官僚壟斷與知識分子壟斷》的手稿提綱中，著重思考文化層面的壟斷狀態，其中兩條尤為值得注意，一是人民是“物質基礎的創造者”，二是人民是“上層文化的直接創造者”，66不論是經濟還是文化，人民都需要成為打破獨占壟斷的歷史主體。而由于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掛鉤，少數人的經濟特權必然要體現到政治過程中去。這也就意味著，聞一多對均等化的追求并不是一種填補或借用，其目的也并非止步于經濟本身，這正是后人屢屢將其稱為激進化的原因所在——與民盟其他同仁不同，聞一多警惕的正是財富獨占與集中下的權力聚合這一政治性結果。
此外，聞一多的思想轉向也代表了全球經濟資本獨占集中危機下對個人自由的一種修正與反撥。五四語境下的自由、民主，較少考慮經濟因素，對于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只取其概念進行思想與精神變革，這種借鑒發生于資本主義尚未遇到周期性危機的時代，是自由經濟下個體經濟單位不受國家限制，而依自由意志進行活動的社會化呈現。而到了20世紀40年代，聞一多的手稿大綱常常將平等與自由視為一對并列關系，如將“經濟民主”與“平等”掛鉤，而將“政治民主”與“自由”掛鉤；67認為莊子的《逍遙游》是“無所為——自由，發展個性”，而《齊物論》是“無所有——平等，人的尊嚴”。68這其實是在五四以個體性對抗群體本位的、偏于思想與社會解放的意志自由中，注入了經濟層面的平等化因子。
用平等修正自由，在大蕭條到二戰期間是普遍的全球性現象。經濟學家伍啟元曾在《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中講道：“近數十年的經濟歷史，其主要的課題是糾正十九世紀所謂‘經濟自由’的缺點”69，擊中了議論的要害。受經濟危機影響，整個西方民主體制，開始著重應對自由經濟導致的資本集中與階級分化問題，強調社會公平與社會福利。當時，羅斯福提出的“不虞匱乏自由”（Freedom From Want）曾給予知識分子以強烈的共鳴與啟發，這在有關經濟危機的文章中屢屢可見。一個普遍共識流行開來，即溫飽問題的解決是實現個人自由、政治民主的首要條件，一個國家只有在人民享有經濟溫飽與社會安全的前提下，在保障民眾教育、工作、休息等權利的基礎上，才算有了可以談論民主與自由的前提。平等被放在了自由之先，被作為民主的原則性問題——如若沒有平等，自由也成了虛幻之物。這也是聞一多屢屢強調“人民的經濟生活”“人民賴以生存的物資”70的根源所在。
在自由、民主問題外，經濟危機導致的國家與國際問題，使包括聞一多在內的知識分子擺脫了國家主義的烏托邦影子，開始思考國家與世界、國家與權力間的關系。譬如，1946年1月，在聞一多與潘光旦、費孝通、吳晗聯名發表的《致馬歇爾特使書》中，特別指出了一項“外匯管理政策的流弊”，認為“中國的貨幣價值不合理的提高，使掌握外匯的權力可以上下其手控制國際貿易，甚至國際往來”71。所謂外匯管制政策，指的是為保護本國經濟利益而對外匯進出實行的限制性措施，嚴格的外匯管制會禁止黃金交易和黃金輸出，以限制匯率波動與資本外逃。這種方法使用過于極端，會導致國際經濟流動滯緩，形成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與國家主義。國內知識分子早在20世紀30年代便對蘇聯、日本、德國與意大利的國家主義觀念進行反思，而經濟國家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也因此被視為阻礙經濟貿易與和平的偏狹概念。20世紀40年代，當中國在戰后逐漸擺脫殖民威脅，以一個主權國家出現在國際舞臺上時，制定合理的外匯政策也成為更好地促進國際關系與貿易的必要考量，這也是《致馬歇爾特使書》將美國所期許的“自由貿易”與“世界經濟繁榮”作為游說原因之一。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國際合作中，聞一多顯然對于早期大江會時期“不愿侈談世界大同”72的態度有了變化。世界性問題回到其考量視野，這也可視為對國家主義的另一層面的剝離。在具體實現路徑上，聞一多秉持的則是民族主義-大同主義兩個階段——“我們現在除了民族主義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因為這是到大同主義必經之路）”73。1945年2月，聞一多讀過《新民主主義論》后，還向何善周表達了“世界大同”之為“最高綱領”的理想74，考慮到這段話的閱讀背景，“世界大同”有了更確定的社會形態，再也不是此前不愿“侈談”世界性問題的階段了。
此外，由于外匯市場本身的殖民地性，以及與特權階級、官僚政治結合緊密的投機行為，“只有權力所核準的人，才能用少數的國幣購買大宗外匯。這是等于叫人民來津貼特權階級的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75這又將視點重新拉回到過于集中的國家政治權力，以及由政治體制連帶產生的特權階級等問題上來。20世紀20年代，聞一多曾用國家主義對抗赤色俄共，痛責“我們頭腦都太熱了，若能少任血性，多用考慮，便不致有這種毛病”76，基于的是反殖民主義視角，辨清的是他者與自我，判斷標準來自組成國家的疆域與主權。此時，國家更像是一個相對模糊、處于高地與遠方的概念，因此其對國家之為自我的意識尤為強烈，有一種強烈的排他性與無條件的維護感。而到了20世紀40年代，尤其是抗戰結束后，國家主義不再是一個“‘烏托邦’的影子”77，而是首先反映到人民的溫飽與否方面——“老百姓要爭的首先是吃和喝”78。
概言之，20世紀三四十年代，經濟危機貫穿了整個歷史發展進程，并連接起政治、軍事與國際關系，組合成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活形態。聞一多是40年代知識分子轉向的標志性代表，他身上同時凝結了知識分子真誠的自我反省與透徹的社會認知。從切身的經濟生活，到對獨占壟斷、經濟特權的反思，乃至于對民主、自由、國家的思想轉向，背后都隱藏著一條民國乃至世界經濟危機的暗線。事實上，作為一個時代轉向的標本，聞一多的選擇本身即代表了彼時反對獨裁統治、追求群體利益與國際合作的歷史性切面。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五四新文學與晚明之關系研究”（編號：22BZW137）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域外魯迅傳播和研究文獻的搜集、整理與研究（1909—2019）”（編號：20&ZD339）子課題“東亞魯迅傳播和研究文獻的搜集、整理與研究（1909—2019）”的階段性成果]
1 聞一多：《從宗教論中西風格》，《聞一多全集（2）文藝評論 · 散文雜文》，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頁。
2 同上，第364頁。
3 聞一多：《五四運動的歷史法則》，《聞一多全集（2）文藝評論 · 散文雜文》，第405—406頁。
4 同上，第4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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