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饑荒、農奴斗爭......到了中世紀晚期，封建經濟注定要面臨一場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積累危機。封建經濟不能自我再生產，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可能從中演變出來，因為自給自足和新的高工資制度允許“人民擁有財富”卻“排除了資本主義財富的可能性”。正是為了應對這場危機，歐洲統治階級發動了一場持續了3個世紀的全球攻勢——“資本主義原始積累”。
“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在原始積累的過程中，武力是主要的杠桿和經濟力量，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歐洲統治階級占有的財富和受其指揮的工人數量有一個巨大的飛躍，換句話說，原始積累包括勞動力物化的巨大積累。因此，資本主義需要勞動力的再生產以應對階級斗爭所帶來的勞動力危機，也就是說，婦女的社會地位隨著資本主義的出現發生了一定變化，這主要由尋找新的勞動力來源以及新的勞動力管理和分工形式所決定的。我們將看到，資本主義如何在這一時期建立新的父權秩序（意識形態），以服務其生產力發展與資本積累的目的的。
土地私有化：生產與再生產的分離
我們知道，圈地運動的直接動因來自于英國的養羊業，而在15世紀中葉，由于呢絨產品需求猛增，羊毛價格上漲，推動了養羊業的發展。因此，農村中小地主采取各種手段侵占公地，掠奪農民土地從事養羊業。這是對土地公有制的現代式反叛，自然會受到農民與保守派的激烈反對。然而對于“現代化者”來說，圈地提高了農業效率，雖然也造成了混亂，但這些混亂會被農業生產力的顯著提高充分補償。窮人掌握了土地，生產就會停滯，而富人接管了土地，則使土地得以休息。當然，這種觀點對不對，是另外的問題。
但是，私有制終究成為了主流，個人勞動合同取代了集體勞動合同，農業中的勞動合作也就徹底消亡了。而土地私有化的同時也就意味著貨幣關系開始主導經濟生活以及拜物教的入侵：只有為市場服務的生產被定義為創造價值的活動。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下，生產與再生產是統一的，而當雇傭勞動出現后，生產與再生產實現了分離，這些活動成為不同社會關系的載體，并且在性別方面對人進行區隔。同時，這也就意味著婦女的再生產活動從經濟角度來看就是“無價值的”，再生產勞動被神秘化為一種自然使命，并被貼上“婦女勞動”的標簽。我們將看到，這種歷史性的轉變在之后的19世紀隨著全職家庭主婦的產生而達到頂峰，它們重新定義了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和與男性的關系，由此產生的性別分工不僅將婦女固定在再生產勞動上，而且增加了她們對男性的依賴，這使得國家和資本家可以利用男性工資作為控制婦女勞動的一種手段。
這一觀點也可以放在婦女地位有一定提升的今天：女性擺脫了家庭的禁錮，獲得了自由身份，但這種自由身份與男性擺脫奴隸狀態一樣，需要適應基于生產的“自由市場”大他者，以自由戀愛結婚為基礎的近代家庭也是基于再生產的“自由市場”而形成的，“自由單身者”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并將其作為勞動力進行商品化，他們只需要變賣自己的勞動力就能經營與維持自己的家庭。因此，生產與再生產的分離并沒有隨著女權運動而改變，因為其并沒有觸碰到資本主義經濟基礎這一層面。在以前，資本主義控制男性的工資就可以控制勞動力再生產，在現在，資本主義控制所有人的工資就可以控制勞動力再生產，總之，資本主義得以利用工資和市場作為無償勞動即勞動力再生產的積累手段。
女性氣質與對婦女的規訓
資本積累需要勞動力，而17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人口與經濟危機迫使統治階級給出針對人口的政治策略，這些策略便是人口政策與“生命權力”體制的最初元素。在17世紀下半葉，所有國家都流行著一種近乎狂熱的增加人口的愿望，隨之而來的是一種關于人的新概念，把人想象成只是國家的原材料，國家對性行為、生育與家庭生活的監督干預也同時產生。
對婦女生育權的控制自然會激起女性的反抗，而資本主義發展需要勞動力，因此國家不得不采取監管和強制的手段以擴大或減少勞動力。古典經濟學認為資本主義發展與人口數量無關，因為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資本所剝削的勞動力相對于不變資本而言不斷減少，從而決定了剩余人口的產生。但是，古典經濟學家沒有看到，這種機制只有當生育是一個純粹的生物過程或對經濟變化自動作出反應的活動時，以及資本和國家不需要擔心婦女反對生育的情況下才能成立。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經濟決定論”，即認為人口增加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但是生產力發展需要生產關系作為制度條件，從而促成盧卡奇意義上的兩種目的論活動。
因此，為了生產力的發展與統治階級占有剩余的增加，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性別分工，而這個性別分工自身也需要完成再生產，換句話說，需要一個意識形態來重新定義性別關系——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
我們看到，在那一時期的文學和文化上開始對婦女進行“妖魔化”：婦女被指責為不可理喻、虛榮、野蠻、浪費。
“凱德，我們兩人是天造地設的一雙佳偶，我真喜歡你，你是這樣的美麗，你除了我之外，不能嫁給別人，因為我是天生下來要把你降伏的，我要把你從一個野性的凱德變成一個柔順聽話的賢妻良母。”——莎士比亞《馴悍記》
婦女被妖魔化的同時作為反題，也就出現了一種新的女性模式，即理想的婦女和妻子——被動、順從、節儉、少言寡語、永遠忙于工作、貞潔。婦女現在被描繪成被動的無性生命，比男人更順從、更有道德感，“女神”出現了，女子“母性本能”的力量應該被看作一種真正的神賜。
當然，還有關于生育的意識形態：近代的性道德將“性”帶入“家庭”之中，人們為了生殖而建立起家庭，這在?？履抢锉闶菍⒓彝?ldquo;性化”的過程。資產階級一夫一妻制小家庭的理想藍圖建立在前工業的基礎上是矛盾的，女性逃離了作為生產者的宿命，但被要求主要擔任再生產者的角色。
這樣，意識形態與規訓制度也像勞動關系那樣表現出了生產力，或者說適應和促進了生產力。
底層男性的倒錯
賢妻良母的意識形態不僅僅是針對女性，更是在塑造底層男性的認知。因此，這種建構出來的性別關系的運行機制便是這樣的：男性想象在符號系統之內獲得一個符號系統之外的超越性，因而把女性投射為真正的性化主體，女性則察覺到內在于自己的不一致性，因而在對男性的“菲勒斯嫉妒”下把男性當成真正的性化主體，從而努力融合進男性秩序當中，不然雙方的象征性秩序都會崩塌。
因此，底層男性并不是天然地阻止底層女性生產“美與精致”，而是大他者自上而下“命令”底層男性不得不“性倒錯”，而大他者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這樣的性別意識形態所保障的性別分工作為一種生產方式，表現出了生產力，即生產力的提高與剩余的增加，而這反過來也保證了這一生產方式變遷的不可逆性。所以，資本主義框架要從抽象層面現實化一定通過男權主義來架設。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以生存下去。”——馬克思 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是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是充滿了血與火的，但毫無疑問，資本主義發展處置了小規模的財產，以任何其他經濟制度都無法比擬的程度提高了勞動生產力，從而為人類從匱乏中解放出來創造了物質條件?；蛘哒f，保證社會存在的不可逆轉性/歷史性的就是生產力，生產方式的整體的、不可逆轉的變遷要以生產力進步為前提，并以此帶來相對剩余勞動的提高。
總之，新的勞動性別分工的發展迫使婦女的勞動和婦女的生育功能從屬于勞動力的再生產，無產階級身體的機械化以及將婦女的身體變成生育新工人的機器，作為“作為關系的生產力”推動了資本的積累。同樣在消費主義的今天，如何通過消費表達自己的個性，利用消費符號建構出獨特的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滿足自我實現需求，這種消費主義女權主義的新形式也因為其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與資產階級剩余的占有而被資本主義框架所接受。不幸的是，很多在歷史上激進的左翼政治要求搖身一變變成了資本主義積累的結構性因素。
因此，女權主義的任務就不僅僅是作為父權制或資本主義的反題（因為資本主義以及都處在危機之中，這種反題反而被框架吸納，成為評判標準的政治正確），而是更進一步，思考一種注定失?。ㄒ驗樗槐豢蚣芩邮埽┑軐⑴f力量為我所用、到處兼容的努力。
參考：
盧卡奇《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
費代里奇《塔列班與女巫：婦女、身體與原始積累》
上野千鶴子《父權制與資本主義》
孟捷《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姜守明：芻議都鐸時代的圈地運動
劉司墨：論齊澤克性化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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