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政府的”多元論
“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因素，那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恩格斯《給約·布洛赫的回信》
唯生產力論只看到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卻忘了人的社會性，他們把生產力從一個有機的社會歷史形態中剝離出來，卻無視了具體的生產關系。很明顯，唯生產力論將生產力視作一種客體，一種要素，那么如何解釋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過程呢？因此，生產力絕不是對生產方式的所有構成因素的羅列，而是要將生產力視作一種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優先于社會實存，生產會自己劃分它的環節，在生產過程中社會關系和生產關系被生產出來。
那么，歷史制度變遷不能完全從生產力的變化中推演出來，那么難道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格式塔結構嗎？答案是否定的，一種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整體歷史決定論同樣也在預設歷史的目的。如果社會只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交替進步，那么革命是否只是時機成熟時的按部就班？那我們又如何解釋為什么一戰后許多歐洲國家都試圖進行革命，但最終只在俄國獲得了成功？
“認為勞動人民‘過早’奪取政權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謬的，它是機械地看待社會發展，它是假定階級斗爭最后勝利的時機是在階級斗爭之外、離開階級斗爭決定的。”——羅莎·盧森堡《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
而當馬克思主義者擺脫了還原論的思想禁錮后，他們也只能以滑向多元論為代價才能避免這種危險。矛盾的發展從來是不平衡的，這總會表現為一種矛盾的過度決定，或者不足以決定的形式。經濟因素絕非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這樣會無視其他具有同樣重要作用的因素。但是，承認其他因素具有與生產力類似的首要性，其結果將有滑向韋伯式理論的危險，即承認所有類型的社會權力在歷史變遷中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把社會看作多重交疊和交錯的權力網絡，這為我們提供了進入這一問題的最佳途徑，即在社會中最終什么是‘第一性的’或‘決定性的’。對社會、它們的結構和它們的歷史作總體說明，最好依據這四者的相互關系，即我所謂的社會權力的四個來源：意識形態的、經濟的、軍事的和政治的關系。”——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
“無限多樣的局部因素”總起來導致某一特定歷史結果的發生，也就是說，各種原因在現實世界是客觀存在的，但我們選擇強調哪一種則取決于我們自己的主觀目標。這種多元論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政治手段而非一種歷史科學，我們在毛那里看到他對多種矛盾的強調，也是為了其政治戰略所服務的戰術：革命的源頭不能直接地從一個經濟事實或者某一個經濟發展水平里面去找，而是要從整個社會的結構、矛盾中去找，而矛盾不是一成不變的，是要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偽裝、轉移、轉化，我們最終找到主要矛盾。而這種戰術本身“去政治化”上升到了戰略層面，便會腐化為小布爾喬亞的實用主義哲學或者是無政府主義：通過普遍的“去中心化”，讓小布爾喬亞意識形態占據了“普遍性”。問題就在于，此時中心化是不可能的，那“去中心化”又是如何談起的呢？
那么，馬克思主義作為歷史科學，必須重新回到生產力概念。
作為目的論的生產方式
在《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概念》中，巴里巴爾區分了兩重關系——所有權關系、現實的或物質的占有關系。資本家占有剩余勞動，這是所有權關系；而“當他（勞動者）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對自然物實行個人占有時，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后來他成為被支配者”，這是人對自然的占有的“勞動過程”，此時沒有資本家出現，只有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而只有在這種關系中，生產力才能體現出來，因此生產力是一種生產關系：勞動者與生產資料一方面通過所有權關系相互聯系，另一方面也在人對自然的占有中聯系起來，即在勞動過程中形成的協作和分工關系，這種勞動關系必須在所有權關系的形式中表現出來。
“生產關系內這兩方面的對立統一關系，這種一般和特殊的關系，內容和形式的關系，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生產關系的兩重性。”——張聞天《關于生產關系的兩重性問題》
但是在這里并不是強調勞動關系的獨立性而忽視了勞動關系作為中介的地位，不然這與我們之前提到的“貨幣形式與內容”、“國家形式與內容”等結構功能主義同路了，而沒有看到在勞動關系中也有可能包含著反映特定所有關系即特定社會權力的內容，從而得出“表現生產力的生產關系一般（即勞動關系） 不但不能消滅，而且還要繼續保存和發展下去，不過要在另一種所有關系......中表現出來”的結論。
同樣，某些所有關系也可以像勞動關系那樣表現生產力，或者說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的功能。
“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自然的解放一定同時呈現為知識的解放，客體性永遠是被建構的。社會本身是人類實踐的場域，社會實踐如何，人類社會便被建構為如何的形象。而實踐/勞動作為經濟領域的最后的、無法再予分割的要素，乃是基于目的論設定。“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更高明”，因為建筑師的勞動過程已經在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變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換句話說，根據意識而產生的目的論設定在本體論上必須先于物質的實現，同時目的論設定只有通過現實化才能成為真正的目的論活動。
分工所引起的間接的、往往擁有極其復雜的中介環節的實踐設定，同樣具有目的論因果特征，只不過這一目的論設定不再指向自然對象而指向他人，即對直接勞動者的指揮與監督。這種目的論活動的動因，也就歸功于對剩余的占有，只有某種被壟斷的合法化的暴力即國家才能確保并擴大對剩余的占有。
“文明時代鞏固并加強了所有這些已經發生的各次分工......此外它又加上了一個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決定意義的重要分工：它創造了一個不再從事生產而只從事產品交換的階級——商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那么，生產關系實際上就是促成兩種目的論活動的制度條件，生產關系的作用不僅在于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在于增加統治階級獲取的剩余。
社會存在的不可逆性
“在構成了某種生產方式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特定統一體中，是生產關系在現有生產力的基礎上并在它規定的客觀限度內起決定作用。”——阿爾都塞《論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優先性》
阿爾都塞認為生產關系對于生產力具有優先性，生產力的每個階段必須在現存生產關系留給它的空間內發揮出其全部的潛能，直到產生矛盾/不適合，不再有足夠的空間去容納新的內容，在這里，生產關系起到的是限制生產力發展程度的作用。但是，這種將生產關系在特定條件下的決定性作用與生產關系之于生產力的反作用等同起來，實際上就默認了生產關系只有一種功能，即必須適合生產力的發展為前提的，這樣一來，那些割裂了剩余的增長和生產力發展之間的相互聯系的“榨取型關系”就可能長期居于主導地位，即通過純粹的剝削實現剩余的增長。
我們可以從齊澤克對阿爾都塞的批判中看到：根據/“形式的基礎”，即直接的對“真實本質”的指涉，沒有增加任何新的東西，只是在同義反復。而“真實的基礎”，則是對這個形式的基礎增加一種空洞的、幻想的實證內容。“完整的基礎”則是對兩者的統一，但“完整的基礎”這個提法并未提供新的東西，而只是在真實的基礎與被奠基之物的關系中理解基礎。
“簡言之，我們只能通過在基礎和被奠基之物的關系的整個網絡的細致分析中回到‘為什么是此環節而非彼環節’的問題，它解釋了為什么是恰恰是網絡中的這一要素承擔了基礎作用。所達到的走向下一步的步驟就是基礎的最終模式，完整的基礎。”——齊澤克《延遲的否定》
因此，具體的偶然性反過來使得必然性被回溯建構起來，經濟基礎得以成為決定因素而不是其他因素。例如，亞當·斯密將商品視為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這從“事后”進行思考的——在商品順利地與其他商品實現了交換之后的事情。人們使他們的勞動產品彼此當作價值發生關系，不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物只是同等的人類勞動的物化，而是在交換中使他們的各種產品作為價值彼此相等。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們這樣做了——即齊澤克所說的“拜物教即社會現實”。回到我們討論的主題上來就是：一元決定論只是對歷史發展進程的一種“事后”的總結和概括，即“事后的超定辯證法”。
在蘇聯，雖然革命后徹底改變了舊的剩余占有關系，卻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生產力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勞動關系，使之全面超越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已經達到的水平。列寧承認十月革命只是一場政治革命，但布爾什維克要做的是通過政治革命為先導，建立新的生產關系，但很明顯蘇聯并沒有做到，最后迎來了蘇聯體制的最終失敗。因此，導致某一系統最初發生變化的原因，并不必然等于這一系統在整體上發生變化的原因，而只有后一種原因才會帶來系統的“不可逆轉性”。而保證社會存在的不可逆轉性/歷史性的就是生產力，生產方式的整體的、不可逆轉的變遷要以生產力進步為前提，在盧卡奇那里還包括必要勞動的永恒遞減與社會存在的自然限制永恒退卻。
因此，這種生產方式的變遷要滿足這一目標——使相對剩余勞動的比重在根本上得到提高，而這受生產力的影響。換句話說，推動生產方式改變的直接原因可能和生產力的發展無關（階級斗爭、國家間的戰爭等因素），但一種生產方式要在整體上實現不可逆的改變即完成它自己的再生產，必須以生產力的發展為最終條件，并以此帶來相對剩余勞動的提高（提高工人的利益）。
對于唯生產力論者來說，他們將生產力視為一種客體，一種效率指標，因此他們追求的實際上是絕對剩余生產的提高而不是相對剩余生產的提高，這實際上是訴諸殘酷剝削手段的榨取型生產關系，而其生產的提高也與生產力發展全然無關，還容易引發和加劇階級沖突，從而為制度危機鋪就了道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說生產方式的變革要以生產力的提高為目標，或者說，真正地讓發展成果與人民共享。
參考：
馬克思《資本論》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盧卡奇《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
阿爾都塞《讀<資本論>》
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
里格比《馬克思主義與歷史學》
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
齊澤克《延遲的否定》
齊澤克《視差之見》
孟捷《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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