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崇溫，1930年7月生，2024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江蘇省無錫市人，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顧問，北京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學術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1991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52年畢業于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曾任人民法院審判員、人民檢察院檢察員。1956年考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博士研究生，留所后，先后從事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現代西方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民主社會主義、鄧小平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研究。主要著作有《西方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民主社會主義評析》《法蘭克福學派述評》《結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存在主義哲學》《卡繆的荒謬哲學》《當代社會主義的若干問題——國際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世紀之交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當代外國主要思潮流派的社會主義觀》《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全球問題和“人類困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等20余種，發表學術論文400余篇；主編有《國外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研究叢書》（42種）《當代資本主義研究叢書》（已出23種）等。曾獲中共中央宣傳部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三次），首屆、第二屆、第三屆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獎，一部專著入選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第二屆“三個一百”原創圖書出版工程，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屆優秀科研成果獎等。徐崇溫先生在西方馬克思主義領域發揮開創性、奠基性作用，在學術界享有崇高聲譽。謹以此文紀念徐崇溫先生。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首先開始于把社會主義置于現實的基礎上,就是說,開始于由把社會主義看作是某個天才頭腦、理性和正義的偶然發現,變成把它看作是資本主義矛盾運動發展的必然產物;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經驗說明,能不能用科學的態度去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的興衰存亡。因此,對于一切矢志于為社會主義而奮斗的人們來說,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正確解決如何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的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不承認、不正視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是不行的
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不承認、不正視當代資本主義發生了新變化的，當首推斯大林。他在1952年發表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經濟影響在經濟方面的最重要的結果,應當認為是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的瓦解。這個情況決定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進一步加深",其表現是“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美、英、法)奪取世界資源的范圍,將不會擴大而會縮小;世界銷售市場的條件對于這些國將會惡化,而這些國家的企業開工不足的現象將會增大"。據此,斯大林認為列寧在1916年春提出的“資本主義雖然腐朽,但‘整個說來,資本主義比以前發展得更迅速無比’的論點”,斯大林本人在二戰以前提出的“關于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市場相對穩定的論點”都“已經失效”。”①
斯大林提出的這個觀點,在當時就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事實是,盡管除美國以外的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二戰中飽受戰爭蹂躪、遭到了嚴重破壞,但在戰后,其經濟卻得到了迅速恢復,并為生產的迅速增長打下了基礎。在戰爭結束三年以后的1948年,除戰敗的德、意兩國之外,其他西歐國家的經濟都已恢復到乃至超過了戰前1938年的水平;到1950年,整個西歐已完全恢復到戰前的水平。以西歐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為例，如以1938年為100，法國1948年為100、1950年為121，英國1948年為106、1950年為114,意大利1948年為92、1950年為104,只有德國1948年為45、1950年為64;再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指數為例,英、法兩國的工業生產在I948年都已超過了戰前水平,意大利也恢復到了戰前水平,德、日兩國的恢復雖然慢一些，但進入50年代以后也都得到了恢復，如以1948年為100，西德1936年為150、1954年達282,日本1938年為228、1954年達281。
然而，斯大林的這個觀點,不僅不符合當時的客觀事實,而且由于他的觀點是建立在因為兩個陣營的存在而出現、并在此期間始終存在的他所謂“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生產的瓦解”的基礎上面的,這就把他不承認、不正視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觀點,發展成一種不論客觀現實發生什么變化都始終僵滯不變的思維定式。這種僵化的思維定式使人們看不到在發展進程中資本主義不僅具有其根本性質不變的一面,又還有其生產力不斷發展以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某些環節適應于形勢的變化而改變的一面。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過:“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② 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就是資本本義適應形勢的變化而不斷地進行自我調節的歷史,當代資本主義由于受信息革命、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化等因素的影響,更處于自我更新、調節、發展的大變革時期。二戰以后的歷史發展說明,半個多世紀以來,西方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的生存和發展,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某些環節以及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運行和管理機制作了不少的自我調節、改良和改善，甚至借鑒社會主義的一些做法,以緩解資本主義私有制對發展生產力的羈絆和制約，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新的空間,從而使得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面生產力不僅能夠被容納,而且還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同時,資本主義統治下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也能得到相當程度的緩和。
斯大林的不承認、不正視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思維定式,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實際出發、與時俱進的思維方式是截然相反的。例如,隨著在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股份公司、托拉斯這些新的社會化形式的出現,恩格斯迅速在其對資本主義特征的界定中作出相應的反映說:“由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經不再是私人生產,而是由許多人聯合負責的生產。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僅沒有了私人生產,而且也沒有了無計劃性。”③
斯大林這種僵化的思維定式,還是有礙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正確認識和斗爭實踐的。日本共產黨在1985年的第17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資本主義不僅不會自動崩潰,退出歷史舞臺,而且將用一切手段延長其生命,它還具有必要的活力。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總危機”理論帶有片面性,在內容上包含著許多不明確之處。“總危機”理論片面強調資本主義危機,助長那種經濟危機會自動轉化為革命危機的片面看法,而輕視統治階級擺脫危機的對策和應變能力,過分依靠形勢,忽視主觀的努力，因而不能正確地認識形勢和進行實踐,容易產生左傾冒險主義或失敗主義等錯誤。
至于斯大林所謂“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的瓦解”和有“兩個平行的也是互相對立的世界市場”的觀點，在實踐中只能導致割斷社會主義國家與世界資本主義的聯系,使社會主義國家把自己封閉起來,從而使之在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科技、經濟方面的差距越拉越大,其結果直接招致了蘇聯在經濟上的不斷滑坡。
二、把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說成是資本主義在性質上的根本改變,是有害的
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把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極力夸大為資本主義已經從根本上改變性質,抹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原則界限,最終導致蘇東劇變解體的,是戈爾巴喬夫。
在1989年11月發表的《社會主義思想與革命性變革》一文中,戈爾巴喬夫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自我發展的可能性估計不足”,“沒有推測出兩種社會制度在龐大的國家集團中長期共存",“促進資本主義的自我完善”。現在,“資本主義的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生產已經國際化,整個資本主義經營跨國化”,所以“首先必須排除兩大社會體系的對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學的對立”;在1990年4月發表的《未來世界與社會主義》一文中,戈爾巴喬夫說:“資本主義現在遠不是從前那種資本主義了”,"社會主義的一些特征諸如公有制、計劃化、社會保障,在某種程度和范圍內已經成了先進的西方社會生活習以為常的部分。現代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會主義思想和行動的成果”;在蘇聯解體以后出版的《難以決斷的歲月(選集1985-1992)》中,戈爾巴喬夫說:“從19世紀下半葉以來所產生的‘社會主義一資本主義'那種二律背反論,我總覺得現在已經過時”:在1995年出版的《戈爾巴喬夫問憶錄》中,他針對人們關于東歐劇變損害了社會主義而有利于資本主義的批評,辯駁說:這種批評所采用的“是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而"這種‘二進制’的思想辦法已經絕對過時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概念本身需要重新考慮”④;在1998年出版的《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一書中，戈爾巴喬夫又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概念本身在它們通常的、慣用的意義上已經難以描繪和說明現實。”⑤
戈爾巴喬夫借口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去鼓吹資本主義已經根本改變性質、已經具有社會主義的一些特征，同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基本概念和思維方法已經過時,已經難以描繪和說明現實等諸如此類的說法,都是沒有根據的混淆是非之談。
誠然,幾十年來、特別是在二戰以后的半個多世紀以來,當代資本主義在許多方面都發生了新的變化,這是客觀存在,不承認、不正視是不行的;但是,同樣屬于不能不承認、不正視的客觀存在之列的還有;在當今世界,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沒有因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科技的發展而有本質的改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采取的種種自我調節、改良和改善措施，也并沒有觸動資本主義統治的根基,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性質。恰恰相反,由于資本主義在經歷這些新變化的過程中,它的不斷增加的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里,使貧富兩極分化繼續不斷擴大,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加劇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會在新的基礎上積累和加深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
就以戈爾巴喬夫所津津樂道的所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具有社會主義的一些特征來說吧:在馬克思去世以后的一個多世紀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確實推進了《共產黨宣言》所提出的許多改革措施,如勞動法,最低工資法，福利救濟,公共住房,公共衛生體制,遺產稅,累進所得稅等等，以至有的西方左翼學者評論說:“沒有這些改革措施,沒有這些改革,很難想象資本主義還會繼續存在。”(約翰·卡西迪語)然而,這絲毫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就具有了社會主義的一些特征,意味著區分資本主為社會主義的概念和思維方法就已經過時了。這是因為在這里,問題在于:
第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正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和發展，而不是為了改變資本主義度的根本性質，而在資本關系所許可的限度內去借鑒《共產黨宣言》所提出的一些措施或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做法的。
第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的基本框架內采取這些措施、借鑒這些做法,可以調節、緩解資本主義私有制對生產力發展的羈絆和制約,可以使資本主義繼續容納和發展生產力,可以使資本主義統治下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得到相當程度的緩和,卻并沒有觸動資本主義統治的根基。在《反杜林論》一書中,巴洛斯曾經談到,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力以日益增長的威力要求消除、擺脫它作為資本的那種屬性,要求在事實上承認它作為社會生產力的那種性質,這種日益增長的壓力“迫使資本家階級本身在資本關系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看待”,也就是說,不得不使大量生產資料采取像股份公司、托拉斯乃至資產階級國有化等社會化形式,盡管這些社會化形式意味著對私人資本的揚棄、向生產者集體所有或社會所有和社會管理過渡的因素,意味著是為社會主義本身占有一切生產力作準備的階段,但是,只要無產階級還沒有從資產階級那里取得國家權力,并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那么,"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即使是采取了資產階級國有化這種社會化形式,也沒有改變事情的本質,因為“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并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所以,“生產力歸國家所有不是沖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沖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沖突的線索”⑥。歸結起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借鑒和采用社會主義的一些做法,雖然是一些對資本主義進行消極揚棄和積極揚棄的社會因素,但這些社會因素其本身并不只有社會主義的性質,要是沒有變資本主義社會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飛躍,這些單個的社會因素是絲毫不能改變總的局面,不能觸動資本的統治的。
第三，即使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條件下,發生和發展著世界從對抗轉向對話、由緊張轉到緩和的明顯趨勢,發生了種種新變化的資本主義,為了最終戰勝社會主義,把它們那套價值觀強加于社會主義國家,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把社會主義國家納人國際資本統治軌道的本質與和平演變戰略卻并沒有絲毫的改變。戈爾巴喬夫以資本主義發生了變化為借口,要求排除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社會體系的對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學的對立"，乃至廢除區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實際上只是在為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效勞。正因為這樣,戈爾巴喬夫的這種從理論到實踐的一味地同西方世界“一體化”的想法和做法,就理所當然地遭到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致譴責。例如,日本共產黨認為,蘇聯解體的原因在于它沒有對自己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反省,而是在維持不下去的時候,走上了完全拋棄科學社會主義世界觀和期待資本主義的道路,采取自我否定、自掘墳墓、自我毀滅的變節者的態度;美國共產黨認為,蘇東劇變解體是西方與戈爾巴喬夫里應外合地發動的一場成功的反共政變;希臘共產黨認為,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是戈爾巴喬夫蓄意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改革”政策。
三、關鍵在于要從實際影響中去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
不承認、不正視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客觀存在是不行的,把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說成是根本改變了資本主義的性質,抹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原則界限,也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而且會導致嚴重損害社會主義事業的惡果。那么,到底應該如何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呢?關鍵在于不要從主觀臆想中,而要從客觀的實際影響中去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既要看到這些新變化在緩解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維護社會的穩定和促進社會的生產力繼續發展等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又要看到這種作用的限度,乃至醞釀和加劇資本主義矛盾方面的作用;既要看到這些新變化在延緩資本主義的覆滅、延長資本主義的壽命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又要看到它并沒有也不可能改變在經過一個長過程的發展以后資本主義最終必然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的歷史命運。
在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的關系上,一方面在日益發展的生產力要求承認它作為社會生產力的那種性質,就是說擺脫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狹隘框架對于生產社會化的束縛的壓力下,資產階級在資本關系所許可的限度內，先是對生產資料所有制采取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國有化那樣的社會化形式,隨后,又推行雇員持股計劃,實行企業由股東為中心到兼顧利害相關者的轉移等措施,在企業的組織機構和治理結構方面推進多層次多形式的雇員參與企業的決策和管理制度,在產品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實行名目繁多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在經濟社會的運行機制上,把實行經濟計劃作為國家對經濟進行宏觀綜合調節的手段,以減輕生產無政府狀態所導致的嚴重后果,這就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緊張程度，為生產力的發展開拓了新的空間: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當代資本主義的這些新變化畢競都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因而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而改變的,就只是資產階級私有制的實現形式,而并不是私有制本身。更重要的是,隨著資本主義制度這種變化發展而出現的,還有同資本主義的本性緊密相連的財富不斷集中的趨勢,貧富兩極分化進一步發展的趨勢。在財富不斷集中的趨勢方面,以美國為例,資產在10億美元以上的公司,1955年為22家,1992年為316家,其資產在整個工業生產中所占比重,1960年為23%,1990年為71.2%;它們所獲得的利潤在美國企業的整個利潤額中所占比重,1960年為38%,1990年為37.2%。
在貧富兩極分化進一步發展方面，仍以美國為例,在1973~1992年間,占全美家庭總數20%的上層平均收入增長了20%，而占20%的下層其平均收入卻減少了12%;在1983~1992年間,占家庭總數20%的上層,占有了增加財富的98.8%，其中,1%的最上層，占有了增加財富的61.6%;結果是在1980~1996年間,美國最富裕的、占家庭總數5%的上層，在全美家庭總收入中所占比例從15.3%上升到20.3%,而最貧困的、占家庭總數60%的下層,在全美家庭總收入中所占比例卻由34.2%下降到30%。這種貧富兩極分化不斷擴大的趨勢,在歐洲也存在著。以德國為例，占家庭總數5%的上層家庭，占有社會財富的1/3以上，而占家庭總數一半以上的下層居民，卻只擁有不到10%的社會財富;在1980~1995年間,獨立經營者可支配的實際收入增長了54.3%,而雇員可支配的實際收入卻下降了10%。與此同時,從1980年以來,國家征收的工資稅和社會福利稅在平均勞動工資中所占比例增加了25%,達到 35%,而企業收益稅在全國稅收所占比例,卻從16%下降到5%。
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財富不斷集中、貧富兩極分化進一步發展的這些趨勢,顯然說明了在一些方面其緊張程度得到暫時緩解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又在另一些方面在不斷積累的基礎上繼續加深著。面對著這樣的形勢,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瑟羅警告說:“如果資本主義體制在總體經濟大餅擴大的時期不能提高大多數參與者的實際工資,它就不可能長久地擁有大多數人的政治忠誠。同樣地,如果民主的政治程序不能消除在資本主義體制內發生的、無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這一現實，民主制最終也會失去信用。" ⑦ ”而德國《明鏡》周刊則驚呼道:“在德國貧富截然分開,中間階層中對于社會地位低落的恐懼不斷增長,這種恐怖情緒的蔓延會帶來十分危險的后果,民主制度還能忍受多大程度的社會不平等?”⑧
在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關系上,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頻繁爆發,特別是1929-1933年間經濟危機的嚴重破壞后果,迫使資本主義國家加強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和調節。在針對危機所采取的措施方面,這種干預和調節首先表現為擴大財政預算行政開支和社會福利開支,這就直接增大了社會消費需求,緩解了兩大部類之間的積累失衡,減輕了消費資料生產過剩,從而削弱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強度;其次,則表現為使固定資本的更新分散化，即在危機到來前的經濟過熱階段,采取緊縮措施,以抑制經濟過度高漲,而在危機到來時,又設法增加社會消費,刺激私人投資,保護金融體系,以維持相當規模的固定資本投資,減少生產下降幅度。資本主義國家所采取的這些干預和調節措施，減輕了經濟危機的強度,例如,在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中,美國的生產幅度下降了46.2%，失業率為24.9%，德國的生產下降了40.6%,失業率為50%,日本的下降了32.9%;而在資本主義國家采取了針對經濟危機的干預和調節措施之后,在1973~1975年、1979~1983年爆發的兩次經濟危機中,美國的生產下降幅度就降為15.3%和11.8%,失業率降為9.1%和10.8%,德國的生產下降幅度降為12.9%和12.2%,失業率降為5.1%和8.5%，日本的生產下降幅度降為20%和4.1%。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國家的干預和調節,使經濟危機不能充分展開，不能充分發揮危機淘汰過剩生產能力、危機對生產的強制性調節作用,以暫時解決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這就使生產能力的過剩經常化,加深了生產過剩的危機，使經濟危機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樣，或者消失了,或者轉移了,而是爆發得更加頻繁了,兩次危機之間的間隔時間從19世紀中期的每10年一次,縮短為20世紀的每4年左右一次。
然而,經濟危機的繼續存在和頻繁爆發,卻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制度即將崩潰。這是因為,實現這種取代,不僅需要有超乎尋常地加劇被壓迫階級的貧困和苦難的經濟前提,而且需要有給被壓迫階級的不滿和憤慨的迸發造成突破口的、統治階級在政治上不能照舊維持自已統治的政治危機,還需要有革命階級能夠發動足以摧毀或打垮舊政府的革命群眾運動,而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卻在經濟危機頻繁發生的同時,用一系列的自我調節、改良和改善去緩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于生產力的羈絆和束縛,并暫時緩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這就是雖然在20世紀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頻繁爆發,而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卻沒有出現資本主義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與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的關系上,一方面,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迅速發展,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自我調節、改良和改善,使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力、科學技術獲得了新的很大的發展,階級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也得到暫時的緩和,這些無疑延緩了資本主義的滅亡,延長了資本主義的壽命: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當代資本主義的這些新變化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并沒有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反而使之在新的基礎上積累和加深,也沒有消除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而是使之爆發得更加頻繁,因而,也就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由于自身的矛盾發展而最終為社會主義所取代的客觀必然性,這也是從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到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在一個半世紀以來所始終不渝地堅持的信念和信心。早在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就宣告“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⑨，在近150年以后,鄧小平在蘇東劇變解體、社會主義處在低潮谷底的時候,堅定不移地指出“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取代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⑩
但是，這種客觀必然性的實現,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說過:“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 “正是因為從實際出發,以馬克思主義為指針,實事求是地分析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鄧小平果斷地糾正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流傳很廣的關于資本主義的壽命不長了的預測,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他就明確指出：“ 資本主義消滅,這是一個很長期的斗爭。各國的發展階段不同,消滅資本主義,建立共產主義,這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
這個漫長過程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是一個致力于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越來越充分地發揮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越性，以鞏同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過程,事情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那樣;“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絕不能掉以輕心。”? "而對于資本主義國家來說,由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并沒有因為當代資本主義的種種新變化而得到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又爆發頻仍,因而,這個漫長過程又是一個充滿著矛盾和危機的過程。對此,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有所覺察。例如,法國著名哲學家德立達在1993年出版的《馬克思的幽靈》一書中指出,當代資本主義有10個無法愈合的傷口,它病得非常厲害,一天不如一天了,而且這種衰敗正在擴展,它在自行生長。德立達說:“經濟戰爭、民族戰爭、少數民族間的戰爭、種族主義和排外現象的泛濫、種族沖突、文化和宗教沖突，正在撕裂號稱民主的歐洲和今天的世界。”?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瑟羅則在1966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的未來——當代各種經濟力量如何塑造未來世界》一書中說：“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明顯的內在問題(不穩定、不平等上升、流氓無產者)依然存在,有待解決。然而,它還有一系列新的問題,這些問題是資本主義越來越依賴人力資本以及人工智能產業帶來的",“科技和意識形態正在動搖21世紀資本主義的根基。科技正在使技能和知識成為獲得可持續戰略優勢的唯一來源,由于受到電子媒介的慫恿,人們的思想意識正在向短期個人消費最大化的極端形式發展,而此時經濟的成功恰好要依賴人們在技能、教育、知識和基礎設施方面進行長線社會投資的意愿和能力。一旦科技與意識形態開始分道揚鑣了,剩下的唯一問題就是‘大問題’(動搖制度的大地震)何時出現。”
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必然性的實現,需要有客觀的革命形勢,又需要有革命的主觀因素,首先是廣大群眾堅信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覺悟,就是人們的社會主義價值觀的發展。在這方面,資本主義統治已經不再能維持下去,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形成和發展社會主義價值觀的肥沃土壤,而社會主義國家所樹立的社會主義的確優于資本主義的榜樣和示范力量則具有極其巨大的吸引作用。1988年10月18日,鄧小平在一次會見外賓的講話中,在談到現在“其他國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難了,因為條件不一樣,沒有執政的共產黨正在尋找其他的新的途徑,但迄今還沒有找到一個成熟的觀點、成熟的辦法”時,特別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把生產力搞上去，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優于資本主義制度”在這個過程中的重要性,他指出：“ 我們中國要用本世紀末期的20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前50年,共70年的時間，努力向世界證明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我們要用發展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實踐,用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優于資本主義制度,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認識到社會主義確實比資本主義好。”
注釋：
①《斯大林文選》下,第593-595頁。
②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5頁;第284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08頁。
④《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第318頁。
⑤戈爾巴喬夫:《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第87頁。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27~629頁。
⑦?萊斯特·瑟羅:《資本主義的未來》第264頁;第319~320頁。
⑧《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第177頁。
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2~383頁;第379-380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3頁。
??《鄧小平思想年譜》第73頁;第415~416頁。
?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第112、115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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