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認為，近代英法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是唯物主義哲學的必然結果。不過，主張人的自然情感欲望天然合理的唯物主義哲學，并不僅僅是社會主義思潮誕生的土壤，也是自由主義政治思想誕生的源頭。在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論斷的基礎上，有必要進一步厘清，究竟何種唯物主義會導向社會主義政治思想?自由主義者的唯物主義觀念，往往缺少歷史和實踐的維度，這意味著他們的唯物主義是對市民社會現實的合法性的承認。社會主義者的唯物主義帶有歷史維度和實踐傾向。歷史維度意味著人性不是亙古不變的存在，人性具有歷史性，現代的工業文明和市民社會便也不是自然、永恒存在的。實踐傾向意味著人要主動對社會環境進行結構性改造。科學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恩格斯的以實踐為特征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之間，存在著有機聯系。
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中，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其哲學存在論，而科學社會主義是其政治理論，這是人所熟知的事實。然而，與這兩者之間的邏輯關系相關的論述尚存在需要進一步明晰的空間。馬克思、恩格斯在其成熟哲學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明晰地指出“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顯然，在他們看來，唯物主義哲學存在論思想和共產主義政治思想存在明確的因果機制。從近代思想史看來，在大多數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那里，都有著唯物主義的影子。那么，唯物主義是怎樣助產出社會主義思想的呢?唯物主義是否一定和社會主義相關?如果不是，那么在不同的社會主義流派中，何種唯物主義和社會主義有密切關聯?本文將力圖對這幾個問題作出回答。
一、唯物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密切關聯：《神圣家族》的經典論斷
在西方近代社會主義政治思潮的發展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它與唯物主義哲學一直有著密切關聯。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固然和其歷史唯物主義有明確聯系，而空想社會主義也和經驗論等各種唯物主義有關聯。在思想史上第一次對這兩者的有機聯系進行闡述的人是馬克思，他在與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書中提出，近代英法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是法國唯物主義的必然結果。馬克思認為，唯物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為誕育社會主義的土壤，其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唯物主義強調人類利益的合理性，強調人類道德是由人類利益的必然要求產生的。因此，有必要使得個別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類的利益。第二，近代法國唯物主義強調人性是受社會環境因素決定的，所以人如果要實現自由，不能如自由主義般僅僅強調個人的力量。只有通過整個社會的力量才能使人實現自由，所以需要通過對社會和環境進行改造，以使之幫助人類實現真正的自由。
唯物主義本身是一個哲學存在論概念，它主張物質是世界的本原(這里的物質包含了人的生理和社會存在),并認為人的精神和意識是物質之間作用的產物。馬克思強調唯物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關聯，是著眼于唯物主義的社會-政治影響。通過分析西歐近代唯物主義思想的特征可以發現，無論是霍布斯式的機械唯物主義，還是洛克、愛爾維修式的經驗論的唯物主義，在社會政治方面都存在著共同點，即都從人生理的或社會的事實推導出社會規范。馬克思正是從這一點敏銳地察覺到唯物主義為社會主義提供了土壤。
馬克思的這一洞見，深刻闡明了近代社會主義的哲學土壤。但是筆者認為，青年馬克思的解釋足以闡明社會主義的必要哲學前提，然而對于社會主義是否是唯物主義哲學的必然結果，還尚未能解釋透徹。因為不難發現，不止社會主義，近代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的濫觴，也與唯物主義有著密切的關系。譬如霍布斯作為近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奠基人，同樣也是英國唯物主義哲學的重要代表。他的政治哲學代表作《利維坦》從人類生理本性出發，推演出其契約論和國家理論。麥克弗森認為：“西方從柏拉圖以來的政治學說中，人的能力和需求被視為自然目的或上帝的意志的結果，進而被異化為施加在人身上的外部力量，而義務和權利是由這種外部力量所產生的。”自柏拉圖濫觴的理念論唯心主義哲學一直深刻影響著西方政治思潮。在霍布斯之前，鮮有從人的自然情感出發論證政治秩序的政治學說。而霍布斯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位從人類存在的事實推導政治權利和義務的思想家，他沒有用任何理念或宗教幻想來取代人性，而直接從事實去推導其權利。而正是因為霍布斯哲學的唯物主義特征，才能使其從人的基本欲望論證道德與政治。然而很顯然，霍布斯的唯物主義并沒有成為社會主義思潮的源頭，反而他的契約論論證架構為后來的自由主義所采納。
同樣地，英國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代表洛克也是唯物主義哲學史上的關鍵思想家。洛克認為感性經驗是知識的唯一來源。馬克思認為，洛克的唯物主義是法國唯物主義的重要源頭。洛克的“白板論”是法國唯物主義強調教育和外部環境對人的決定作用的思想來源。法國唯物主義的代表愛爾維修將洛克的唯物主義應用到了解釋社會生活中去。愛爾維修之所以將感性的印象、自私享樂的欲望和利益理解為社會道德的根柢，是受洛克的直接影響。然而作為唯物主義哲學家的代表，洛克的政治思想卻與社會主義相去甚遠，反而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典范。
功利主義思想家邊沁相較于洛克和霍布斯而言，更是明白地將利益理解為政治理論的前提，把效用最大化作為分析政治和法律的原則。因此可以說他徹底地將唯物主義應用到政治中去。他的功利主義思想深深地影響了英國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歐文。歐文認為：“能夠在實際上為最大多數的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創造最大的幸福的政治，便是最好的政治。”這一原則是邊沁功利思想的直接引申。然而邊沁的政治思想仍然是屬于自由主義，和歐文的社會主義傾向有云泥之別。
綜上，筆者認為，就西方而言，這種主張人的自然情感欲望天然合理的唯物主義哲學，并不僅僅是社會主義思潮誕生的土壤，同時也是自由主義政治思想誕生的源頭。因此，在馬克思的經典論斷的基礎上，尚有必要進一步厘清，究竟何種唯物主義會導向社會主義政治思想，而何種唯物主義又會導向自由主義思想?這需要仔細分辨近代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中唯物主義元素的不同。
二、政治自由主義與缺乏實踐、歷史維度的唯物主義：思想史分析
霍布斯的唯物主義是一種機械論的唯物主義，他認為無論是世界還是人，都是受到某些特定的推動力后不斷運動的機器，運動是在外力刺激下慣性作用的結果。因此，要認識運動，先要認識外力的性質，然后需要認識有類于機械的事物內部之間的相互關系。霍布斯把人也視為機械，認為：“一切所謂可感知的性質都存在于造成他們的對象之中，它們不過是對象借以對我們的感官施加不同壓力的許多種各自不同的物質運動。”他把心臟比作發條，將神經比作游絲，將關節比作齒輪。因此，霍布斯把人的情感欲望和行為都理解為機械運動的環節。因為機械運動是一種程式化的過程，它因循著既有的、不變的規則運行。而在這種機械運動下，人喪失了主宰這個運動過程的主觀能動性。這個運動的起因、發展和結果，都是在運動規律之下既定、必然的，因此人作為主體無法主宰自己的這種情感行為。馬克思認為，霍布斯的機械唯物主義使得“感性失去了它的鮮明色彩，變成了幾何學家的抽象的感性……幾何學被宣布為主要的科學。唯物主義變得漠視人了”。換言之，在機械式的客觀規律之下，這種唯物主義使得人喪失了所有的感性和主動性，變成了冷冰冰的機器。在機械唯物主義之下，運動規律如同幾何學和物理學的定理般不可改變，所以人的情感、欲望也是如定律般不可改變，更不會產生古今的差異。所以，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學中，沒有歷史哲學存在的空間。在霍布斯看來，他的政治學說無論在什么歷史時代都是可以適用的。正因為運動規律不可改變，所以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都不可能改造人情欲望。而當不同人的欲望發生沖突之時，不能通過改造人情欲望，也不能通過改造社會結構的方式來解決沖突。只有通過強制的權力和作為壟斷暴力機構的國家，對人與人之間的欲望矛盾可能帶來的沖突進行管控，才能防止社會的失序。這正是霍布斯政治哲學中利維坦國家的必要性的理論前提，也是后來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將國家視為“必要的惡”的原因。正是由于社會出現不可調和的矛盾，而自由主義者又認為人性是具有固定性、超歷史性，是難以通過實踐改變的，所以才會倚仗權力這一“必要的惡”來管控可能失序的秩序。
洛克開創了經驗論唯物主義的哲學，他并非是霍布斯式的機械唯物主義者。但是洛克的政治哲學同霍布斯有著相近的論證模式，那就是都通過自然狀態來討論政治的合法性。霍布斯的自然狀態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戰爭狀態。而洛克的自然狀態則被描述得相對和平，他認為：“那是一種完備無缺的自然狀態，他們在自然法的范圍內，按照他們認為合適的辦法，決定他們的行動，處理他們的財產和人身……這也是一種平等的狀態，一切權力和管轄權都是相互的，沒有一個人享有多于別人的權力。”雖然洛克描述的自然狀態和霍布斯有所不同，但是其相似點有二：第一，兩位政治哲學家筆下的自然狀態都是靜態的，也即超歷史的；第二，洛克和霍布斯都認為，自然狀態下放任發展會存在不可調和的沖突，進而需要走出自然狀態進入政治狀態，需要國家的強制權力調解沖突。靜態的自然狀態觀念意味著他們相信人的情性欲望是不隨歷史改變而改變的。在盧梭之前，自然狀態學說都是一種靜態的狀態，這種假定本身就意味著這些思想家們認為人性是超歷史的、不變的存在。然而事實上，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政治理論中的自然狀態實際上并不是人類自古以來的狀態。霍布斯自然狀態理論中人的偏私、自傲、復仇等特征，洛克自然狀態理論中對勞動財產權的論述，都是他們所在的十七、十八世紀西方市民社會中的典型人格特征的產物。正如盧梭一針見血地指出，霍布斯和洛克等思想家的自然狀態“其實是把從社會里得來的一些觀念，搬到自然狀態上去了；他們論述的是野蠻人，而描繪的卻是文明人”。馬克思也認為，這種自然狀態學說將歷史的結果和歷史的起點倒置，其實是“對于16世紀以來就作了準備、而在18世紀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的預感”。“自然狀態”表面上描述的是原初狀態的人，實則表現的是脫離了政治和法律的“社會人”。而麥克弗森進一步揭示了霍布斯筆下的自然狀態反映了何種社會類型及其時代背景依托。他在對霍布斯的自然狀態學說進行研究時發現，霍布斯的自然狀態中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學說中，隱設著每個個體都依附于市場關系這一層面的平等。“在這個市場中，人所擁有的一切東西，包括人的精力，都變成了商品……所有人都必須不斷地提供商品(在這個詞最寬泛的意義上)給這個市場，并與其它人競爭。”這意味著霍布斯的自然狀態并非自然，其背后反映的是一種特定的社會狀態，而在這種社會狀態下，人的作用被視為可交換的商品而進行流通。把這種社會狀態視為人類自然的狀態，實際上就默認了這種社會狀態背后結構的合理性。因此自然狀態學說是十七、十八世紀市民社會的投射。該學說的邏輯是自然狀態下，由于不同人之間欲望的沖突，因此或多或少存在某些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需要強制權力的補救。它的政治學說是一種對社會的消極補救，而非對人性欲望和社會結構的積極改造。自然狀態理論導致的就是對自然狀態社會的基本結構的承認。自然狀態學說作為一種靜態描述，本身意味著其認為包含人情欲望的人性是不變的，而認為人性不變就意味著對現存秩序的承認，就意味著不用積極實踐的作用改造社會，而用消極補救的方式來補救。
邊沁作為功利主義的自由主義代表，他的功利主義哲學背后的支撐即是唯物主義。然而，作為自由主義的代表，邊沁捐棄了自然狀態理論。他認為自然狀態與政治狀態之間的區分是一種單純的想象：“如果我們略加思索，我們就會發現，在這兩種狀態之間，這些名稱和定義沒有人們所期望的一眼便知的鮮明的區別點。”他因此放棄了自然狀態和社會契約理論，而強調功利原則是“解決任何實踐問題的唯一和完全充分的理由”。然而，在邊沁的功利主義學說中，“功利”仍然是一種超歷史的存在。他將所有人追求幸福與避免不幸的傾向和方式都看作是大致相同的。功利主義學說中，隱含著的前提是一個人的“效用總和”是固定的，而政治的功用是怎樣將這些固定的效用加總最大化。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古典經濟學從來就喜歡把社會資本看成是一個有固定作用程度的固定量。不過這種偏見只是在庸人的鼻祖耶利米·邊沁手里……才確立為教條”,功利主義學說實質上“把現代的市儈，特別是英國的市儈說成是標準的人”。邊沁也并不試圖去探索在實踐上改變人的幸福的方式，他的功利主義政治思想主要聚焦在改進法律上，尤其是批判當時英國的民法和刑法傳統。他認為當時的法律系統阻礙了人對幸福的追求。然而，法律改革對于人的幸福而言，只能是一種消極的調適。法律改革并不能夠帶來社會結構和人性的變革，它只是在既有的社會結構的基礎之上，利用懲罰和獎賞的方式在社會個體的“效用分配”上起作用。邊沁之所以重視立法改革，背后的邏輯也是他對于既有社會結構的默認，他只是在既有社會結構上用調適分配的方式實現社會效用最大化。著名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羅伯特·歐文繼承了邊沁的功利主義思想，但他卻走向了社會主義而非功利主義，其背后一個重要原因即是：相對于立法，歐文更重視教育。教育是一種改變人性的實踐，而立法只是在既有人性上的調適。因此，邊沁的功利主義之所以走向自由主義傾向，背后的邏輯仍然是他把人情欲望視為超歷史的普世存在，而且不強調以實踐方式對其進行改變。
政治自由主義未必都和唯物主義緊密關聯，歐陸(尤其是德國)自由主義和唯心主義也有顯而易見的關系。但是，尤其在英國，某種類型的唯物主義確實有可能引向自由主義。在英國，無論是通過自然狀態方式論述政治合法性的自由主義，還是功利主義式的自由主義，背后都有唯物主義哲學作支撐。唯物主義者承認人的現實利益、功利和感覺，而自由主義背后是原子化的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也是以個人的利益和自由選擇為基礎的，因此二者存在親和性。在經驗主義盛行的英國，這一點尤為突出。但是自由主義者的唯物主義觀念，往往缺少歷史和實踐的維度，他們對人的利益的分析是超歷史的、視為永恒秩序的。而這意味著他們的唯物主義是對當下市民社會現實的合法性的承認而非超越。
三、歷史維度與實踐維度：唯物主義不同分支與社會主義的關聯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歐洲近代的社會主義思潮的濫觴和唯物主義也有著密切的關聯，筆者認為需要厘清的是，與自由主義者相比，社會主義者背后賴以支撐的唯物主義觀念有什么獨特之處。筆者試以近代空想社會主義的兩位代表傅立葉和歐文為例進行分析。
傅立葉是一位高舉情欲旗幟、認為情欲在人類社會事務中占有決定性作用的思想家，他將情欲比作自然物理領域內牛頓所發現的引力，視其為支配整個人類和社會的規律。他指出：“人類的情欲雖然一再為哲學家們所貶低和鄙視，可是它在宇宙運動方面卻發揮了僅次于上帝所發揮的作用。情欲是僅次于上帝的最可寶貴的東西”,而人類的幸福就在于滿足其情欲，社會的矛盾、沖突、災禍的根本原因在于阻礙人的情欲。他進一步把人的情欲分為三大類，共十二種，包括五種感官情欲、四種愛戀情欲和三種分配性情欲(謝利葉情欲)。因此，傅立葉是一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從這一點來說，傅立葉和霍布斯有相似之處。
但傅立葉的獨特之處在于他對人類情欲的分析都是置于歷史之中的，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占統治地位的情欲有所不同。他認為人類存在的時期大概分為八萬年，將整個人類文明的存續分成了四個大階段和三十二個小時期，四個大階段是童年期、成長期、衰退期和沒落期。受盧梭的自然狀態學說影響，傅立葉認為，在人類的最早期具有混沌的謝利葉制度，但因為農業的幼稚狀態和婚姻制的形成，原始謝利葉必然瓦解。在其他情欲的作用下，人類逐步走過了原始制度、蒙昧制度、宗法制度、野蠻制度和文明制度五個時期，因此，在傅立葉看來，人類對不同情欲的不斷追求導致了人類歷史的不斷發展。
因此，傅立葉與霍布斯等唯物主義者的不同之處在于，他的唯物主義是具有歷史維度的，而在霍布斯等思想家看來，人如同機器，其情欲對人和社會作用的機制都是固定的，沒有時代的差異。而在傅立葉的理論中，人的情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表現。雖然傅立葉的歷史理論帶有神秘主義的幼稚傾向，但他已經揭示了歷史的改變是由人的情欲需求推動的。因此，當下社會中的人的情欲狀態也就不是固定不變的，也會有其固有的矛盾和前進方向。所以，社會問題的解決方式便不再是對人固有情欲的約束管控，而是向更合理的情欲類型組合發展。這是傅立葉帶有歷史維度的唯物主義理論的必然結果。正是基于此，恩格斯稱贊“傅立葉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現在他對社會歷史的看法上”。
傅立葉認為“止步不前分子和倒退主義者一樣，都是滑稽可笑的派別。社會運動反對停滯，力求進步”。他主張“我們的使命是前進，每個社會時期都必須向更高的時期前進”。在當下社會中對人的情欲潛能的探究，使得傅立葉的思想具有實踐維度。在對于當下文明社會的評價傾向上，傅立葉批判自由主義者和蒙昧主義者。對于蒙昧主義者，他認為這是試圖倒退回公元十世紀的倒車，而自由主義者的問題在于，他們自認為在文明社會下，人類固有的情欲狀態不變的情況下，社會能夠達到完善的境界。也就是說自由主義者看不到人類情欲得以改變完善的可能性，只能在當下社會狀態中進行修補。
傅立葉的歷史哲學已經表明人類情欲引力隨著歷史階段變化的觀點，因此文明社會的情欲狀況也必然有可能隨著社會的演進而改變。正如赫茨勒指出的：“傅立葉的基本原則在于，社會上的苦難和紛爭出自于約束和阻礙人類固有的情欲、沖動和本能。”因此傅立葉以解放人的情欲進而達到新的社會階段為解決方案，與自由主義者管控人的情欲達到社會的穩定自然大不相同。傅立葉認為，文明社會中人類的感官情欲達到極大發展，但是沒有實現人的分配性情欲(謝利葉情欲),而且工業進步導致的競爭使得工人不得不接受愈發微薄的工資，導致極度的不平等。據此，傅立葉認為：“文明制度的工業只能創造幸福的因素，而不能創造幸福。”所以只有徹底改造社會，才能實現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統一，實現文明制度所不具備的“謝利葉情欲”。而這個改造社會的方案就是傅立葉有名的“法朗吉”協作和諧制度。
綜上所述，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和他的唯物主義哲學密切聯系，而傅立葉高舉情欲旗幟的唯物主義之所以能夠發展成社會主義而非自由主義，其關鍵點在于傅立葉的唯物主義具有的歷史維度。他將情欲引力視為在歷史中不斷發展的人性，而歷史的發展又由情欲本身的發展所推動。正基于此，傅立葉不會將其當下的工業文明社會視為僵化不變的社會，不會將工業社會下的人性視為亙古不移、無法改造的人性。傅立葉也因此得以解釋文明社會所固有的矛盾，以及用實踐改造社會的可能性。
英國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代表歐文也是以唯物主義作為他的思想根基的。歐文的唯物主義傾向則從英國哲學家邊沁的功利主義演化而來。歐文和邊沁曾在商業上進行過合作，因此，他借鑒了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歐文認為“人生來就具有謀求幸福的欲望，這種欲望是他一切行為的基本原因”,而幸福因此也是政治的唯一目標，他進而指出“政治的目的是使治人者和治于人者都幸福。因此，能夠在實際上為最大多數的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創造最大的幸福的政治，便是最好的政治”。這些觀點都是邊沁式的功利主義觀點，甚至用詞都極為相似。
但歐文的政治思想之所以走向與邊沁自由主義大為不同的社會主義，和歐文對環境和教育的意義的極大重視有密切關系。歐文在其《自傳》中描述其脫離基督教，并進而摒棄一切宗教思想時，提到了他的思想轉變。歐文認為，一切教派的教義背后都存在這樣的前提，即“每一個人形成他自身的品質，決定他自己的思想、意志和行為，并且為自己的品質、思想、意志和行為向上帝負責”。實際上，這種個人主義不僅是基督宗教(尤其是新教)的前提，而且也是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的前提。這種強調自由意志的個人主義忽視了社會環境對人性養成的影響，便會帶來默認社會環境的合理性的結果，因此會忽視對社會環境的整體改造。
在拋棄宗教之后，歐文轉而認為，人性是由環境決定的，而非由個人自己決定。他指出：“我無法造成我自己的無論哪一種品質，這些品質是‘大自然’強加于我的……我全然是‘大自然’和‘社會’的產兒。”歐文的理論徹底地摒棄了個人意志，而走向了“環境塑造人”的主張。他鮮明地指出：“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一個人永遠是他出生前后所存在的周圍環境的產物。”
環境決定論是歐文空想社會主義最鮮明的主張之一，但歐文并沒有因為環境決定論就認定人是在消極地受環境影響。相反，歐文認為既然人是環境所決定的，那么要塑造合理的人性，必將從改造社會環境入手。歐文曾以人的犯罪行為為例，指出他和自由意志主義者的不同。他認為，“預防犯罪遠勝于懲罰罪行”,“因此，預防愚昧，從而預防犯罪的政治制度遠勝于助長愚昧，因而必然制造罪行，然后又對二者都施加懲罰的政治制度”。歐文批判舊制度，認為舊制度的原則是“承認人對人負責的原則的基礎上，借助獎勵和懲罰的手段行事的”,這意味著，在自由主義者看來，理想人性的實現依靠個人自由意志，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的著力點在對個人自由意志的保障。歐文的環境決定論則認為理想人性的實現有賴于環境，所以其政治思想的著力點在對環境的徹底改造，而這種改造是通過人的社會實踐而實現的。因此，歐文的環境決定論式的唯物主義的根本特點是極為重視實踐。歐文重視實踐的思想也是在英國傳統的土壤中萌生的。英國經驗論傳統和重視實踐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正如青年恩格斯在《英國狀況十八世紀》中所言：“這種矛盾的感覺曾經是英國人殖民、航海、工業建設和一切大規模實踐活動的源泉……把經驗看做是唯一的拯救良方。”
正是基于這種環境決定論和功利主義的唯物主義哲學基礎，歐文認為，對于他當時社會中人性所呈現的弊病，要從社會結構、社會環境上尋找原因。循著這條道路，歐文發現私有制是人類弊病的根源。他認為私有制是貧困的根源，引發財產擁有者的驕傲心和虛榮心，并且使得人互相仇恨和疏遠。他判斷“私有財產過去和現在都是人們所犯的無數罪行和所遭的無數災禍的根源”。所以歐文認為，解決當下人性面臨的問題，必須廢除私有制。基于此，歐文構想了“新和諧公社”的廢除私有制的新形態社會，并進行了協作公社的實踐。
當然，歐文的環境決定論和實踐、教育思想在理論上并不成熟，而且陷入了循環論證。對此，馬克思曾深刻地批判道：“關于環境和教育起改變作用的唯物主義學說忘記了：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這種學說必然會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駕于社會之上。”歐文的實踐理論和唯物主義的不成熟性，正是他的學說陷入空想、寄希望于改革家立刻改變現實的原因之一。
因此，盡管歐文的理論建構于功利主義之上，但在功利主義的鼻祖邊沁眼中，人性是超歷史的存在，所以無需探討對人性的改造，政治和法律制度只需在既有人性的基礎上使得社會效用最大化。而歐文認為人性是環境決定的，環境是可以由實踐而改變的，進而可以通過實踐來改造人性。對環境和實踐的不同看法，是邊沁和歐文政治思想分野的原因之一。實踐意味著對人性和環境的主動結構性改造。歐文的唯物主義傾向之所以導向了空想社會主義，原因在于歐文的唯物主義帶有濃厚的實踐傾向。
通過分析傅立葉和歐文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的哲學根基，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自由主義(尤其英國經驗唯物論式的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往往都以唯物主義為基礎，他們都以人的情感和利益作為政治的根基。就社會主義而言，社會主義同樣強調人現實的利益，與自由主義相比，社會主義更強調人現實的、物質的利益，因此社會主義往往也和唯物主義相關。但是唯物主義有著明顯的分野，社會主義者的唯物主義帶有歷史維度和實踐傾向。歷史維度意味著人性不是亙古不變的存在，因此人性必然是歷史的人性，那么現代的工業文明和市民社會也便不是自然、永恒存在的。實踐傾向意味著通過主動對社會環境進行結構性改造，進而實現更完善的人性。社會主義者強調要徹底改造當下的市民社會，創造一個能實現人利益最大化的新社會，因此他們的唯物主義需要實踐和歷史維度。而自由主義者的唯物主義缺乏歷史和實踐維度，自由主義思想雖也承認人的利益情感為政治的原則，但其將人性視為超歷史的存在，否認通過改造社會環境來實現良善的政治的可能性，因此只能在不變的社會環境下對人性進行管控約束以防止其失范。
在社會主義的成熟形態——科學社會主義的奠基人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術體系那里更體現了上述論斷。馬克思恩格斯所開創的哲學革命是歷史唯物主義。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唯物主義中的歷史，并不等同于變化，而是強調變化來自于主體自身的活動，強調人類社會自己的命運是其自身活動的結果。人作為一種感性存在，在實際生產中必然產生新的需要，人類的“歷史”才得以出現，這推動了歷史不斷發展。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這種自身活動就是實踐。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較之舊唯物主義的革命性在于，舊唯物主義沒有把感性存在“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來理解，而馬克思把存在本身視為被主體所不斷構建，也就是實踐的結果。在社會生活中，社會本身也是實踐的結果，他強調“全部社會生活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得到合理的解決”。
科學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的以實踐為特征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有著機制性的聯系。由于人的社會存在是人實踐的結果、是歷史的產物，那么，通過實踐改變當下的社會存在，進而實現“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便是完全可能的。這種實踐便是對近代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的積極揚棄。正是由于強調社會存在由實踐產生，所以馬克思才會認為“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馬克思將共產主義的性質界定為“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也正是從實踐對社會存在的改變出發的。
綜上所述，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關于唯物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的起源之間的關系的思考是十分敏銳的。不過唯物主義的哲學存在論未必只和社會主義政治思想相關，近代政治自由主義也和唯物主義有著密切的關聯。唯物主義內部存在著分野，惟有強調歷史維度和實踐維度的唯物主義才與社會主義密切相關。具有歷史維度使唯物主義的眼光不再局限于當時的市民社會；而實踐維度則有助于探討人改造市民社會的能力，從而將社會存在改造為滿足理想人性的形態。歐洲近代社會主義者的思想要素中，或多或少都與這兩個要素有關聯。
作者：謝天
文章來源：《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23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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