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向何處去”成為俄國思想界激烈爭論的焦點問題。自由主義民粹派主張俄國不經過資本主義，而是通過完善俄國村社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列寧對此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圍繞俄國發展道路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主張：批判自由主義民粹派貶低資本主義歷史作用和崇尚農村公社的錯誤觀點，闡明資本主義在俄國社會發展中的必然性和進步性；批判自由主義民粹派主張“農民主體論”和“知識分子領導論”的錯誤傾向，強調無產階級及其先進代表才是推動俄國社會發展的領導力量；批判自由主義民粹派虛假的人民性，主張俄國發展道路的選擇要以實現人民群眾利益和依靠人民群眾為出發點，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強烈沖擊著經濟文化落后、深受沙皇封建專制統治但已經被資本主義發展潮流所裹挾的俄國，“俄國向何處去”成為俄國思想界激烈爭論的焦點問題。此時，以米海洛夫斯基、沃龍佐夫、尤沙柯夫、丹尼爾遜等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民粹派，拋棄了19世紀六七十年代舊民粹派“以發動農民去進行反對現代社會基礎的社會主義革命為目標”的政治主張，大肆鼓吹“以在保存現代社會基礎的條件下去補綴和‘改善’農民狀況為目標”的改良主義道路。自由主義民粹派無視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和階級結構的變化，散布所謂俄國“資本主義行不通論”“資本主義破壞論”等論調，主張俄國應該避開資本主義、通過完善農村公社走向社會主義，認為理想化的農民“強大有力”，是俄國社會發展的主體力量，知識分子是政治斗爭中的“先進部隊”。他們稱自己為“人民之友”，實際上卻兜售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改良主義政策，天真地幻想依靠政府采取溫和的改良措施“保護經濟上弱者”。列寧認為自由主義民粹派的主張是“一種反動的和有害的理論，因為它使社會思想發生混亂，助長停滯現象和各種亞洲式的東西”，因而他站在時代發展的高度對自由主義民粹派的錯誤思想進行了深刻批判，圍繞俄國社會發展道路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觀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學習列寧對俄國自由主義民粹派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批判自由主義民粹派“非資本主義道路論”，闡明資本主義在俄國社會發展中的必然性和進步作用
在19世紀末俄國思想界關于“俄國向何處去”的爭論中，俄國自由主義民粹派一方面十分痛心于俄國的落后，但同時又對資本主義給人類造成的災難感到失望，因而幻想不經過資本主義，而是依靠仍然是小農生產方式的俄國村社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因此，列寧與自由主義民粹派爭論的核心問題實際上就是如何看待資本主義在俄國社會發展中的歷史作用及其前途命運的問題。
自由主義民粹派從小資產階級立場出發，夸大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等早期民主主義者提出的土地村社所有、具有集體主義精神的俄國公社是實現社會主義的積極因素這一思想“遺產”，大談俄國村社優于西歐資本主義，散布所謂俄國“資本主義行不通論”“資本主義破壞論”等論調，拒絕承認資本主義的歷史進步性，主張通過改良農村公社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等。所有這些歸納起來，就是“鼓吹俄國發展的另一條道路，即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列寧在深入考察俄國社會經濟關系現實演進的基礎上，對自由主義民粹派的“非資本主義道路”主張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其一，批判自由主義民粹派“資本主義行不通論”，闡明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必然性。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使俄國統治集團意識到本國工業的落后，于是“政府著手培植俄國的資本家階級”，希望以此促進俄國工業的發展。自由主義民粹派據此認為，俄國資本主義是沙皇政權政策主導的產物，資本主義在俄國沒有發展前途。例如在《俄國資本主義的命運》一書中，沃龍佐夫指出，資本主義“在西方這是一個發展過程，而在我國則是移植、是模仿”，“俄國不存在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最起碼的條件”；尤沙柯夫也認為俄國缺乏資本主義生產所必需的資本、工人和有經驗的業主，俄國資本主義沒有任何發展的可能。針對這種觀點，列寧從俄國經濟社會已經建立在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基礎上、資本主義進程已經從大城市向全國各地蔓延的事實出發，指出自由主義民粹派從小資產階級立場出發否定資本主義，“便把任何歷史現實主義都拋棄了”，強調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已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針對自由主義民粹派鼓吹俄國國內市場缺乏因而資本主義在俄國沒有根基的論調，一方面，列寧指出，自由主義民粹派認為小生產的破產使得居民消費能力日益降低、國內市場日益縮小的觀點只是原封不動地照搬了西斯蒙第“小生產的破產證明國內市場的縮小”的浪漫主義觀點，完全沒有理解馬克思關于社會分工是資本主義國內市場建立關鍵的重要論述。另一方面，列寧明確指出，農民逐漸破產、資本不斷積累“不是縮小而是增加了全國總生產量和擴大了國內市場”，因為生產資料日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喪失生產資料的農民和小生產者變成了一無所有的勞動者，為獲取生活資料不僅要向資本家出賣勞動力，還要購買商品滿足日常所需。
針對丹尼爾遜認為“國外市場是擺脫實現額外價值的困難的出路”、俄國資本主義缺乏銷售產品的國內市場因而才尋求國外市場的論調，列寧直言，這種觀點不過是抹殺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事實的理由而已，事實上他們“既根本不了解資本主義社會中產品的實現（即國內市場的理論），也根本不了解國外市場的作用”。這里，列寧明確了兩點內容：一是產品的實現是由每一部分產品按價值和物質形態通過市場找到替換它的另一部分產品，二是國外市場的存在是為了滿足資本主義依靠國外市場保證商品流通的需要。在此基礎上，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主義民粹派鼓吹俄國資本主義行不通的目的，不過是想遮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俄國工農業中已經占優勢地位的事實，進而試圖維持“沒有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要的是沒有剝奪也沒有剝削，只有在仁慈的地主和自由派的行政官庇護下勉強維持生活的小市民的資本主義”。這是一種空想又反動的錯誤思潮。列寧對此明確指出，自由主義民粹派的主張反映了千百萬深受封建剝削的小資產階級勞動者“要把資本主義新剝削者‘一并’消滅掉的虛幻的冀望”，但“這種民主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烏托邦是錯誤的”，“它是反動的，因為它極力保存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地位，力圖阻止和扭轉國家朝著資本主義方向的發展”。
其二，批判自由主義民粹派“資本主義破壞論”，強調要利用資本主義的進步作用推動俄國社會發展。自由主義民粹派以資本主義給人類帶來的諸如壓迫、失業、經濟危機等災難為由，大肆宣揚資本主義在俄國“變成了為一小撮不但不起任何進步的歷史作用，相反卻阻礙工業正常發展的人的私利而剝削人民勞動的方式”，“竭力證明資本主義是一種極不好的東西”。針對這種論調，列寧批駁自由主義民粹派是“耽于空想而不愿研究和弄清現實，結果必然否定資本主義的意義和力量”，強調資本主義的進步作用“在于它破壞了使得生產者愚鈍和沒有可能自己掌握自己命運的、舊有的狹隘生活條件”，帶來了“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勞動的社會化”，進而造就了實現社會主義的堅實物質基礎和階級力量。他明確指出，自由主義民粹派的“非資本主義道路”之所以是空想的，就在于它沒能認識到“只有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的發展，才能為社會主義的實現創造物質條件和社會力量”。
至此，列寧通過對自由主義民粹派散布俄國“資本主義行不通論”“資本主義破壞論”的有力批判，深刻闡明了資本主義在俄國發展的必然性和進步性，強調資本主義存在的種種深刻矛盾“決不排除資本主義的可能性，也決不排除它與從前各種社會經濟制度相比起來的進步性”，進而表明了他對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在走向現代文明道路上如何對待資本主義的鮮明態度，那就是要通過利用資本主義的進步作用走向社會主義，“首先應該實現的要求是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替資本主義清除封建殘余”。
二、批判自由主義民粹派夸大農民和知識分子的作用，強調無產階級及其先進代表是俄國社會發展的領導力量
1861年俄國農奴制改革之后，隨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俄國農民逐漸分化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開始自發地開展反抗封建勢力和資本家的斗爭。據統計，1895—1898年就爆發了546次罷工運動，但這些自發運動由于缺乏組織領導、科學理論指導，很快就被反動勢力所鎮壓。列寧就此強調，俄國社會主義者要做工人運動的領導者，引導工人自發運動轉變為自覺運動，即“協助俄國工人運動發展和組織起來，把工人運動從目前這種分散的、缺乏指導思想的抗議、‘牢騷’和罷工狀態，改造成整個俄國工人階級的有組織的斗爭”。
自由主義民粹派并不認同列寧的觀點，他們無視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僅僅把俄國工人階級看做“在農民中間傳播革命思想的人”，大肆宣揚“農民主體論”“知識分子領導論”。他們認為，“在俄國，農民是人數最多的社會集團，農民不但由于人數眾多，而且由于它的社會理想比較明確而強大有力”，“知識分子沒有階級性，自然不可能在社會革命斗爭中起獨立的作用，但是它可以成為政治斗爭中、爭取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斗爭中的先進部隊”。很顯然，這些把理想化的農民作為社會發展進步主要力量，鼓吹知識分子是俄國政治斗爭領導力量的言論，實質是從根本上否定無產階級對俄國社會發展的領導權。
為了闡明無產階級政黨掌握革命領導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列寧具體分析了農民、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的階級特性。
其一，農民具有兩重性。一方面，俄國農奴制改革后，大量存在的農奴制殘余和不發達的資本主義致使農民深受這二者的雙重壓迫，陷入了空前貧困的境地，因此具有深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農民作為小生產者，本質上又具有成為業主的傾向。列寧對此說道：“農民的趨向決不在于‘村社’制度，決不在于‘人民生產’，而在于最普通的、為一切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小資產階級制度。”也就是說，農民的小資產階級本性使其內部具有無產者傾向與業主傾向的對抗性，決定其在革命運動中具有不可避免的動搖性，必然搖擺于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和革命的無產階級之間，因此不能成為俄國革命的領導力量和主體力量。
其二，知識分子淪為“資產階級的奴仆”。沙皇政府長期以來的“愚民政策”使得俄國直至19世紀中葉仍有92%的人處于文盲狀態，但數量不多的知識分子并不是革命的“先進部隊”，而是代表著資產階級利益的官僚階層的組成者和依附者。關于這一點，正如列寧所言：“俄國先進的、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果他們不依附一個階級，他們就等于零”。進而言之，正是知識分子這種依附性，才導致他們“始終沒有力量”。基于此，列寧明確指出，民粹派分子關于“知識分子萬能”的觀點是“謬論”，司徒盧威關于知識分子“沒有力量”的觀點則“十分正確”。毫無疑問，列寧這里強調的是，作為一個依附于資產階級的階層，知識分子由于自身“沒有力量”因此也注定成為不了俄國革命的領導力量。
其三，無產階級是革命運動的先進戰士與領導力量。俄國工人階級不僅遭受著和俄國全體勞動群眾同樣的剝削，還面對“大規模的、社會化的、集中的”并以赤裸裸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無情剝奪，這就使其認識到是資產階級主導的生產方式在剝削壓迫他們、要毫不含糊地同資產階級進行徹底的斗爭。列寧就此指出：“工廠工人在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中所處的這種地位，使他們成為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唯一戰士……”換言之，能夠擔當起領導俄國革命的重任的只能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俄國工人階級這個“唯一的戰士”。在1907年為《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寫的第二版序言中，列寧明確說道：“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完全顯露出來了。無產階級在歷史運動中的力量比它在人口總數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這一點也顯露出來了”。基于此，他對那些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只能由資產階級來領導的人提出嚴厲批評，認為這些人是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的“不可救藥的書呆子”，“對于這些人，馬克思大概會把他一度引用過的海涅的話重復一遍說‘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
通過對農民、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的階級特性的分析，列寧有力批駁了自由主義民粹派的“農民主體論”“知識分子領導論”，深刻闡明了只有無產階級及其先進代表即無產階級政黨才是俄國革命中的領導力量。不僅如此，他在對民粹主義的批判中還闡述了無產階級政黨應如何發揮領導作用的問題，強調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是要做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者，組織無產階級并領導無產階級進行現實斗爭，為此必須把思想引領和組織行動結合起來，即要進行“研究，宣傳，組織”工作，認為“不做上述理論工作，便不能當思想領導者；不根據事業的需要進行這項工作，不在工人中間宣傳這個理論的成果并幫助他們組織起來，也不能當思想領導者”。這里，列寧強調的是，無產階級政黨要通過掌握科學的理論來發揮對工人階級的思想引領作用，引領他們組織起來進行以共產主義為目標的政治斗爭。
三、批判自由主義民粹派偽善的人民性，強調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選擇要以實現人民群眾利益和依靠人民群眾為出發點
19世紀末，俄國大工業積聚的城市加速走向現代化，但廣大農村仍維持原有的落后面貌，特別是農民不僅要忍受野蠻的農奴制殘余壓迫之苦，還要面對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野蠻剝奪。被壓迫剝奪的俄國人民到底如何獲得解放？以號稱信奉社會主義出現的自由主義民粹派稱自己為“人民之友”，以人民群眾的代言人自居，卻宣揚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改良主義政策和道理，并認為人民群眾是愚昧無知的“群氓”，高唱偉人“世世代代地影響，帶動群氓”等論調。這與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立場完全背道而馳，也從根本上違背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社會發展規律，不能不說是偽善和假仁假義。
為了揭穿自由主義民粹派假“人民之友”的偽善面目，列寧深刻分析了自由主義民粹派“希望代表勞動者的利益”“事實上他們總是站在小生產者的觀點上”的改良主義主張。自由主義民粹派認為，農民遭受缺少土地、稅款過重、毫無權利等災難是國家政策的“缺陷”所致，因而在《俄國財富》雜志上極力鼓吹以調整移民和租佃、低利息貸款、技術改良、勞動組合等為主要內容的所謂“復興人民經濟綱領”。實際上，只要著眼于俄國現有的、實際的經濟組織形式，就可以看出勞動者被壓迫剝削的原因不在于政策“缺陷”，而是生產關系本身。只要稍微了解俄國勞動群眾狀況的人都應明白，有能力貸款用于購置生產工具、進行技術改良的只有少量的小資產階級，廣大貧農根本沒有多余的“儲金”來改善勞動條件。據此，列寧評論自由主義民粹派所鼓吹的“復興人民經濟綱領”不過是“完完全全站在現代社會的基地上（也就是說，站在資本主義制度基地上，不過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只想對這個社會修修補補、敷衍了事”，而“在現代制度基礎上的任何改良都無濟于事”，“都不能在實質上改變什么”，“絲毫也不會觸動這一主要的根本的事實，即廣大居民已經遭到剝奪并繼續遭受剝奪，他們甚至無錢養活自己，更不要說進行正常的經營了”。基于此，列寧提醒社會主義者不要“輕信關于‘人民利益’的花言巧語，而去探究一下，那就會看出在你們面前的是一些地地道道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家，他們夢想著用各種天真的進步辦法來改善、維持和恢復自己的（他們說的‘人民的’）經濟，他們絕對不能了解，在現存的生產關系基礎上，所有這些進步辦法只會日益加深大眾的無產階級化”。
與自由主義民粹派對待人民的虛假態度相反，列寧強調，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堅持“勞動者的利益為標準”。在他看來，要真正改變人民的悲慘命運，就必須擯棄自由主義民粹派所主張的改良主義道路，選擇走“公開政治斗爭的大道”，因為“俄國人民需要的不是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幫助，而是從它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基于此，列寧強調，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使命“就在于推翻資產階級制度，剝奪剝奪者，消滅以壓迫勞動者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俄國工人階級作為“爭取工人解放的唯一戰士”，“是俄國全體被剝削勞動群眾唯一的和天然的代表”。
自由主義民粹派將勞動群眾貶低為無知的“群氓”，認為俄國倘若不以知識分子、精英、英雄人物為俄國選定的道路發展就會遭遇災禍，針對這一歷史唯心主義觀點，列寧重申了“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的擴大”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嚴厲批判他們“知識分子狹隘的自以為是，或者甚至可以說是官僚主義的思維”，總是把勞動人民“看作是應當聽命于走這條道路或那一條道路的材料，而從來沒有把各個居民階級看做是在既定道路上獨立的歷史活動家”。在此基礎上，列寧要求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要努力發展人民群眾“這些歷史創造者獨立和自覺活動的條件”。毫無疑問，列寧這里強調的是，俄國“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活動”只有努力吸引廣大勞動群眾參加，充分發揮他們作為主體力量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取得成功。
四、列寧在俄國社會發展道路問題上對自由主義民粹派批判的啟示
列寧對自由主義民粹派在俄國發展道路問題上錯誤觀點的批判以及在批判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論主張，為俄國走向現代文明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盡管列寧對自由主義民粹派的批判已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之久，但重溫列寧在批判中關于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如何走向社會主義現代文明的思考，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必須善于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創造的有益文明成果
針對自由主義民粹派否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事實及其歷史進步作用、主張繞過資本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主張，列寧批判這是企圖將社會主義建立在小生產經濟基礎上的“錯誤的”“社會主義烏托邦”，強調資本主義較從前各類社會經濟形態具有歷史進步性，尤其在推動社會化大生產發展方面具有顯著優勢，要善于利用資本主義促進俄國社會的發展。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進一步強調蘇維埃俄國“應當把自己的生存同資本主義的關系聯系起來”，要樂于吸收資本主義國家一切好的東西，提出了“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秩序+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公式。雖然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比于列寧時期，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但同樣面臨如何對待資本主義、如何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系的問題。特別是在當今世界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并存的大背景下，“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習近平對此強調：“在相當長時期內，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還必須同生產力更發達的資本主義長期合作和斗爭，還必須認真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創造的有益文明成果。”
當然，列寧在肯定資本主義進步性的同時，也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固有的、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這啟示我們在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要打破“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要對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給人類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災難、破壞和問題，諸如物質主義的日益膨脹、對外擴張掠奪、資本綁架政治、兩極分化、生態環境惡化等，保持清醒認知，時刻牢記“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而不是別的什么現代化”。
（二）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針對自由主義民粹派大肆宣揚“農民主體論”“知識分子領導論”，列寧分析了農民、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的階級特性，揭示了無產階級政黨掌握革命領導權的必然性，強調了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努力成為工人運動的思想領導者和組織領導者，引領他們組織起來進行以共產主義為目標的政治斗爭。這些論述深刻揭示了堅持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事業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證。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程清楚表明了這一點。可以說，沒有列寧建立的俄共（布）這樣一個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的堅強領導，也就沒有俄國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與鞏固。后來這一曾取得巨大成就的社會主義政權之所以分崩離析，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戈爾巴喬夫時期片面追求思想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放任各種否定、歪曲蘇共領導的現象，導致蘇共中央權威遭到極大破壞，蘇共的領導力嚴重喪失，黨的領導成了空談。這意味著，堅持無產階級政黨堅強有力的領導是不能含糊和動搖的重大原則。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也充分說明，黨的領導是實現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根本保證和優勢所在。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國正處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期，前進道路上面臨的重大挑戰和考驗史所罕見，世所罕見，這比任何時候都需要黨的堅強有力領導。對此，習近平明確指出：“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事業不斷發展的‘定海神針’”，“只有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中國式現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榮興盛；否則，中國式現代化就會偏離航向、喪失靈魂，甚至犯顛覆性錯誤”。然而，一段時期以來，黨內還不同程度地存在對堅持黨的領導認識模糊、行動乏力的問題，存在不少落實黨的領導弱化、虛化、淡化的問題。這就要求，在新的歷史征程中，必須把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作為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不斷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和社會號召力，確保中國共產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核心。
（三）必須始終代表人民的利益和緊緊依靠人民群眾
針對自由主義民粹派自詡為“人民之友”，實際上卻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貶低人民群眾歷史作用的偽善面目，列寧強調俄國在選擇發展道路時必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必須把人民群眾作為依靠力量。這充分體現了列寧對人民性這一馬克思主義政黨根本政治屬性的堅守。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也充分表明，共產黨人能不能始終如一地堅持為人民利益而奮斗、緊緊依靠人民，直接決定了無產階級政黨事業的興衰成敗。可以說，列寧能夠領導俄共（布）贏得政權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提出的“和平、土地、面包”的政治主張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響應和衷心擁護。然而，就是列寧領導建立的這樣一個曾經得到廣大人民群眾追隨和擁護的黨，在執政74年后之所以轟然倒塌，歸根結底就在于蘇共后期逐漸蛻變為脫離人民群眾的特權官僚集團、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與支持。對此，習近平在闡釋要從根本宗旨把握新發展理念時明確指出，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曾經取得輝煌成就的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失敗，“一個重要原因是蘇聯共產黨脫離了人民，成為一個只維護自身利益的特權官僚集團。即使是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如果執政黨背離人民，也會損害現代化成果”。這一深刻總結不僅指出了蘇共最終失敗的原因所在，更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要始終維護人民利益的鮮明態度。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也充分表明，黨的事業之所以不斷發展壯大，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終代表人民的利益，緊緊依靠人民，與人民風雨同舟，進而贏得了人民的衷心擁護和貼心追隨。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強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全黨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時刻牢記“中國式現代化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人民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主體”，緊緊依靠人民，大力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傾聽民意，集中民智，凝聚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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