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些媒體把政府工作報告中“改革”一詞出現的頻率作為新聞題材，甚至把“改革”至高無上化，并且聲稱：改革就是動力，改革還是一項永不停止、永遠沒有盡頭的工作。
這些媒體制造出來的“改革”的輿論導向，已經使“改革”成為迷信和宗教式崇拜。
改革不是宗教，也不應該成為宗教。因此，改革不能宗教化。
將改革至高無上化、宗教化的人，實際上是想在中國推行全盤西化，并最終達到“顏色革命”的目的。其實，改革僅僅是一種動作，是經濟社會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我們中國的改革只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能是企圖將社會主義制度瓦解掉的全盤西化和“顏色革命”。我們的任何改革都必須被賦予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層性質與內涵，我們的任何改革都必須體現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這一使命。
在此，可以根據改革的使命、內涵和性質，把改革這一特定動作歸之于“善政”或者“惡政”，從而，改革可以區分為“正確的改革”和“錯誤的改革”、“前進的改革”和“倒退的改革”、“愛國的改革”和“賣國的改革”、“利民的改革”和“害民的改革”、“進步的改革”和“反動的改革”等等。
如果改革有“善政”與“惡政”之分，那么，過去四十多年的諸多改革，究竟哪些屬于“善政”、哪些屬于“惡政”？今后的改革如何成為“善政”而避免“惡政”？對這些問題的深入思考顯然比統計和比較哪一屆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使用“改革”一詞頻率更高要重要得多。
改革究竟屬于善政還是惡政？這與改革的口號和決心無關，但與改革的立場、世界觀、價值觀有關，與改革是否體現“天道”和順應歷史規律有關，與中華五千年來治理國家的經驗和教訓的認識和理解有關，與對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之本質和破壞力的把握和警惕有關，與如何正確理解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和特色有關。
改革需要主體性思維，需要按照不同的標準進行主體性分析。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已經形成了不同的社會主體和不同的利益訴求。從全球角度看，中國存在著國內利益主體和國際利益主體的博弈;從國內利益主體角度看，存在著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不同的利益訴求;從縱向角度看，存在著國家民族整體利益和社會各階層不主體利益之間的差異。這是現階段中國社會與四十年前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的根本區別。今天，我們需要高度警惕國際經濟金融集團通過里應外合來操縱和綁架中華民族的長期利益;同時，我們還需要警惕國內資本和權力的強勢集團主導和操縱國家的整體利益，侵害弱勢群體的利益，造成社會經濟發展的失衡。
我們需要從改革開放初期那種朦朧詩歌般的激情和浪漫中走出來，回歸社會經濟現實，看清國家和民族復興的偉大使命和實現途徑，明確改革的主線，樹立改革的主線意識;同時，需要看清改革的底線和紅線，必須堅守底線，不碰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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