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指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也保留了一定的資產階級權利，并指出這種資產階級權利是一種弊病。之后，在《國家與革命》，列寧將資產階級權利做了深入的分析，并指出了這種資產階級權利和社會分工的密切相關。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工資制”的實行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逐漸展開，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關于資產階級權利的觀點和中國社會分工以及分配制度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深化了這方面的相關認識，更深刻、更具體的剖析了資產階級權利的消極影響，并提出打擊資產階級法權消極影響又在社會主義階段不徹底取消按勞分配的科學論斷。
關鍵詞：資產階級權利；弊病；社會分工；工資制；官僚主義，個人主義
一、《哥達綱領批判》對“資產階級權利”的剖析
在《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首先就對“按勞分配”做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殘存的非進步因素、資本主義殘余因素這樣的定義，指出了這不是進步因素、這是私有制的產物、是資本主義有社會的痕跡。正如馬克思所說，“我們這里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所以，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以后，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他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在這里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
之后，馬克思也指出了這種不平等權利的來源——在當時社會生產力水平條件下，根據實際情況，對勞動者不同個人天賦的默認，對勞動者存在社會工作能力強弱區別的默認。所以，馬克思說：“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就它的內容來講，它像一切權利一樣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馬克思所講的“不同的工作能力”，實際上，背后也就是社會分工的保留。
然后，馬克思深刻指出：“在提供的勞動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基金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一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一個人多些，也就比另一個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但是這些弊病，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可見，馬克思強調——按勞分配、收入多寡，本身是一種“弊病”，是一種可以帶來消極影響的事物，即使“不可避免”，不可能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完全廢除，也不能不承認這是有不良影響的作為“弊病”存在的事物。
馬克思認為，徹底消除這一弊病，就要隨著進入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從而徹底消除社會分工。他說：“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后；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可見，馬克思明確指出，社會分工，也就是“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就是一種可以帶來消極影響的弊病，而“資產階級權利”本身也會帶來“狹隘的眼界”。在馬克思看來，按勞分配、社會分工，作為一種舊社會存留下來的資產階級權利，也是有嚴重弊病的、會帶來消極影響的，但是完全消失又是不可能的。但是綜上來看，馬克思也絲毫沒有否認要在保留按勞分配同時對這一屬于資產階級權利的事物的消極影響加以限制和打擊。
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對“資產階級權利”的剖析
在《國家與革命》，列寧繼承了馬克思的思路，同樣認為即使是消滅了私有制，也不會完全消滅資產階級權利的。而且，列寧清晰的劃分了資產階級權利的兩個部分——所有制領域的資產階級權利、分配領域的資產階級權利。可見，列寧認為，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權利的一部分，資產階級權利包括私有制和按勞分配。
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所說：
“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通常稱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權利’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經實現的經濟變革的限度內取消，即只是在同生產資料的關系上取消。‘資產階級權利’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則把生產資料變為公有財產。在這個范圍內，也只是在這個范圍內，‘資產階級權利’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卻依然存在，依然是社會各個成員間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決定者）。‘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對等量勞動給予等量產品’這個社會主義原則也已經實現了。但是，這還不是共產主義，還沒有消除對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實上是不等量的）勞動給予等量產品的‘資產階級權利’。”可見列寧強調——按勞分配本身也是生產關系的一部分。
綜上所述，正如列寧所說，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權利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而“擴大的資產階級法權”也就是擴大的資產階級權利，則是私有制的產生、社會主義社會內部資本主義的復辟。所以說，保留而不徹底取消按勞分配同時，資產階級權利是必須要限制的，不能擴大的。如果資產階級法權擴大，那就是資本主義復辟、資產階級產生了。
之后，列寧也強調了保留按勞分配這一資產階級權利的必要性，認為不能徹底取消這一準則，認為 “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義，那就不能認為，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后，人們立即就能學會不要任何權利準則而為社會勞動……可是，除了‘資產階級權利’以外，沒有其他準則。所以就這一點說，還需要有國家在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同時來保衛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列寧這段話的真實含義是——對于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人們而言，還不能到達每個人都不需要任何私人的“權利準則”就勞動的程度。所以，根據所有人不可能都不需要私人的“權利準則”的現實，要保留相當一部分人需要的私人的“權利準則”。而社會主義社會所保存的私人的“權利準則”不能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那么保留的“權利準則”就 “按勞分配”。
可見，給需要私人“權力準則”的人限定“資產階級權利”在“按勞分配”范圍內，為的是反對資本主義私有制而已，不等于禁止一切人為了革命事業不圖權利、無私奉獻。就像有一片專門用于食品生產的土地，一部分劃為種樹的部分，另一部分是種菜的部分。有規定——如果種樹的話，就必須限制在種果樹的范圍內，種果樹是種樹范圍內的準則，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準則，不能種別的樹。但是不等于種白菜的部分也要種果樹，因為規矩是給種樹的部分定的。如果以“按勞分配“為理由，毛澤東無私奉獻、不做他本來受之無愧的大元帥、主動降工資都不讓，黃繼光、邱少云想無私奉獻、犧牲個人而不圖名利都不讓，錢學森、鄧稼先等“兩彈元勛”想犧牲個人名利而為“兩彈一星”艱苦奉獻都不讓，哪有這樣的道理呢？
而且，列寧強調在“權利準則”方面只能保留按勞分配而不能保留私有制，并不等于不能打擊按勞分配帶來的消極影響，更不等于不能逐漸根據社會實際情況實現按需分配對按勞分配的取代、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所以在后文，列寧同樣強調——必須隨著社會主義逐漸向共產主義過渡，逐漸取消按勞分配、取消這一資產階級權利，隨著共產主義的到來，逐漸的實現按需分配取代按勞分配。正如列寧所說:“國家完全消亡的經濟基礎就是共產主義的高度發展，那時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會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但是，生產力將以什么樣的速度向前發展，將以什么樣的速度發展到打破分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把勞動變為‘生活的第一需要’，這都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我們只能談國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時著重指出這個過程是長期的，指出它的長短將取決于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發展速度，而把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體形式問題作為懸案，因為現在還沒有可供解決這些問題的材料。”
列寧堅持逐漸取消按勞分配、逐漸實現按需分配對按勞分配的代替，堅持根據社會生產條件的允許程度逐漸實現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在堅持保留按勞分配這一“資產階級權利”同時，也沒有否認必須打擊這一資產階級權利帶來的消極因素。
三、毛澤東對“資產階級權利”的深刻剖析
毛澤東對作為“資產階級權利”的 “按勞分配”的剖析，對資產階級權利的態度、對資產階級法權帶來的影響的判斷，不僅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也是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典型表現之一。
實行按勞分配、干部內部實行工資制之后，在社會生產關系之中處于經濟管理地位的干部階層就有相當一部分產生了以多勞多得者身份自居的自以為是、居功自傲、脫離群眾、官僚主義、欺壓下級的腐朽行為，產生了嚴重的干群以及干部內部上下級的“貓鼠關系”現象。所以，毛澤東堅決打擊資產階級法權導致的嚴重的官僚主義因素。毛澤東1958年11月9-10日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中說：“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存在著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徹底破除。破了又會生，生了又要破。經過去年和今年的整風，我們已經給這種資產階級法權很大的打擊。”
資產階級法權實行以來，也產生了相當一部分干部為爭奪個人利益、爭奪個人等級、爭奪個人生活待遇而激烈爭斗的嚴重的個人主義現象。所以，毛澤東在《堅持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說：“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拼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聽說，去年評級的時候，就有些人鬧得不像樣子，痛哭流涕……總而言之，爭名譽，爭地位，比較薪水，比較吃穿，比較享受，這么一種思想出來了。為了個人利益而絕食，而流淚，這也算是一種內部的矛盾……我們現在有些同志，他們也是男兒（也許還有女兒），他們是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評級時。”
綜上所述，根據中國社會出現的實際情況，毛澤東深刻發現——按勞分配在意識方面會帶來個人主義的弊病——多勞多得者，例如干部階層，居功自傲，自以為是，脫離群眾。一個頭腦中兼具無產階級革命因素和個人利益因素、頭腦中存在兩大因素相互斗爭的干部，在片面的物質刺激下，在片面的“徹底”按勞分配作用強調下，會產生私人利益欲望打敗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從而占據頭腦中主要地位這樣的思想變化。這樣的變質分子、個人主義者，就會通過一切手段擴大自身特權，擴大人與人之間的差距，背叛無產階級的立場。所以，毛主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指出：“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反過頭了，會產生個人主義。過分懸殊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可見毛澤東對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熟悉、堅持。片面強調物質利益、物質刺激，人的頭腦中個人主義的因素代替了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成了為個人利益不擇手段的個人主義者，甚至連一些資本主義社會早期的資產階級革命家都不如了。所以，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我們要教育人民，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后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斗。要使人民有這樣的覺悟。教科書對于為前途、為后代總不強調，只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常常把物質利益的原則，一下子變成個人物質利益的原則，有一點偷天換日的味道。他們不講全體人民的利益解決了，個人的利益也就解決了；他們所強調的個人物質利益，實際上是最近視的個人主義。這種傾向，是資本主義時期無產階級隊伍中的經濟主義、工團主義在社會主義時期的表現。歷史上許多資產階級革命家英勇犧牲，他們也不是為個人的眼前利益，而是為他們這個階級的利益，為這個階級的后代的利益。”
同時，毛澤東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只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帶來的腐朽影響，又堅持不廢除按勞分配（當時生產力條件下要有分工）。所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說：“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還不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鑒于蘇聯對于資產階級法權應破者沒有破，秩序相當凝固，我們應當應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護。”可見毛澤東是堅決反對全部取消資產階級法權的。
而且，毛澤東深知——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是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的階段，是資本主義非進步因素逐漸消滅、共產主義逐漸實現的階段。所以，要逐漸在社會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發展共產主義的因素、發展按需分配的因素，限制按勞分配因素，逐漸實現按勞分配向按需分配的過渡。同時，也要反對教條主義，在不徹底取消按勞分配的前提下，根據城鄉特別是農村實際情況，為保障人口生存、推動社會主義農村現代化事業，是有必要發展按需分配的。例如對農村醫療事業進行無償支援（例如“赤腳醫生”等等）、對農村掃盲事業和水利工程建設事業進行無償支援、對缺乏足夠勞動力導致的養老育兒壓力大的家庭進行無償支援……都是完全必要的。正如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所說：“我們農村的房屋還很不像樣子，要有步驟地改變農村的居住條件。我們居民房屋的建設，特別是城市居民的房屋，主要應當用集體的社會的力量來搞，不應當靠個人的力量。社會主義社會，不搞社會集體福利事業還成什么社會主義。”
綜上所述，馬克思和列寧都強調了按勞分配作為資產階級權利、是資本主義的殘余的保留，并強調了這是一種“弊端”，并沒有否認打擊這一弊端帶來的消極影響。毛澤東在實踐中更加深刻發現了弊端的具體情況，并對資產階級權利帶來的腐朽影響做了堅決的打擊，同時又反對徹底取消按勞分配，堅持限制其腐朽影響同時，逐漸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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