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代表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充分運用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對國家的起源進行了考察。著作中充滿了科學的無神論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趨于成熟的標志性成果。恩格斯通過大量詳實的史料印證了野蠻時代與文明時代的宗教性質，闡述了原始社會宗教發生和發展的狀況，以及宗教在原始社會和國家形成中的作用，揭示了宗教作為歷史范疇必須在歷史進程中加以證實，宗教的社會作用要在社會生活中尋找答案等規律。
【關 鍵 詞】《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無神論
【作者簡介】丁強，浙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溫州大學研究基地副教授;牟德剛，浙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溫州大學研究基地教授。
無神論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靈魂，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前提。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以無神論為核心的馬克思、恩格斯宗教觀的形成經歷了兩次飛躍:第一次飛躍是他們從歷史唯心主義宗教觀到歷史唯物主義宗教觀的飛躍，以《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的寫作為標志;第二次飛躍是從對原始社會性質的認識由模糊到清晰，并由此產生了對宗教產生的根源、歷史發展以及社會功能認識的飛躍。這次飛躍以馬克思、恩格斯對“文化人類學”研究為標志。這期間，恩格斯發表了許多作品用于宣傳、解釋和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集中闡述了宗教的本質、根源和發展規律。在《自然辯證法》中，恩格斯對近代社會變化與現代自然科學發展以及他們與宗教的關系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恩格斯對基督教在歐洲資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作了深刻論述。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以下簡稱《費爾巴哈論》)中，恩格斯借助于討論世界本源問題，闡明宗教起源的自然原因和社會原因。
為了闡述對原始社會和原始宗教的新見解，“悄悄補償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恩格斯結合馬克思關于“文化人類學”的研究筆記與大量的史料，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創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起源》雖然沒有集中地或是用大量篇幅討論宗教問題，但是在揭示原始社會邁向文明社會的發展規律的過程中，充分運用了科學的無神論思想，闡述了在原始社會的經濟基礎之上宗教的發生和發展，以及宗教在原始社會和階級社會的作用。《起源》通過大量詳實的史料印證了野蠻時代與文明時代的宗教性質，闡述了原始社會宗教發生和發展的狀況，以及宗教在原始社會和國家形成中的作用，揭示了宗教作為歷史范疇必須在歷史進程中加以證實，宗教的社會作用要在社會生活中尋找答案等規律。《起源》的出版既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也是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思想分析國家起源等社會歷史文化現象的經典著作。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講:“自然界無窮無盡的領域全都被科學征服，不再給造物主留下一點立足之地。”同樣，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也不能給造物主留下一點立足之地。杜繼文在研究科學無神論的社會責任時也指出:“馬克思無神論的特點是什么?首先是從唯物史觀出發，必須用歷史說明宗教，不能用宗教說明歷史，由此指明宗教產生的社會基礎，挖了有神論的根底。”在這個意義上來講，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來解讀不同歷史時期的宗教，是馬克思宗教研究的內在理論需要，也是恩格斯為之不懈奮斗的緣由。那么《起源》的出版，既是恩格斯彌補馬克思未能親自闡釋對原始社會和原始宗教新見解的遺憾，也是恩格斯完善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圖譜的重要一環。學術界關于《起源》的既有的專題研究，多從女性解放、婚姻家庭、民族國家等方面展開，鮮有從宗教和無神論的角度來解讀的。而涉及到馬克思、恩格斯原始宗教研究為數不多，如王曉朝、胡瀟、江峰等，他們的作品中涉及《起源》的論述不多，但其關于原始宗教的觀點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主要引用自《費爾巴哈論》的結論，而《費爾巴哈論》得出結論的前提就是《起源》中關于原始社會、原始宗教等歷史文化現象的闡釋。
一、宗教作為歷史范疇必須在歷史進程中加以證實
摩爾根說過:“在低級野蠻社會中，人類的較高的屬性便已經開始表現出來了。個人的尊嚴、語言的流利、宗教的感情、以及正直、剛毅和勇敢已開始成為其性格的共同特點。”宗教在低級野蠻社會中已經是不可或缺的觀念形態之一。恩格斯在《起源》中雖然沒有直接論述宗教的起源問題，但是對氏族社會成員信奉的宗教所處的發展階段有一個明確的定位。他說:
“印第安人，是按照野蠻人方式信仰宗教的人民。”
“他們的神話迄今還遠沒有得到考證性的研究;他們已經給自己的宗教觀念———各種精靈———賦予人的形象，但是他們還處在野蠻時代低級階段，所以還不知道具體的造像，即所謂偶像。這是一種正向多神教發展的自然崇拜與自然力崇拜。”
《反杜林論》闡述了宗教產生發展的幾個階段:從自然神到社會神，從多神教到一神教。那么，印第安人所信仰的神是對自然力的人格化，處于自然神崇拜與自然力崇拜的階段，并且明確說明，不是神創造了氏族，而是氏族創造了神。恩格斯引用馬克思的話，“……雖然希臘人是從神話中引伸出他們的氏族的，但是這些氏族比他們自己所創造的神話及其諸神和半神要古老些”。
氏族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組織)，并不是從來就存在的，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史前的歷史分期來看，“氏族在蒙昧時代中級階段發生，在高級階段繼續發展起來……到了野蠻時代低級階段，它便達到了全盛時代”。氏族制度的產生，同婚姻制度的發展有著直接的關系。就起源看，婚姻制度早于氏族制度。人類的婚姻關系到蒙昧時代的高級階段，生產力水平有所提高，生產工具已由打制的舊石器發展到磨制的新石器。采集、漁獵經濟過渡到原始農業和畜牧業。游牧生活開始向定居的村落生活發展，因而婚姻關系也可以相對地比較穩定，由此產生普那路亞家庭和氏族制度。換句話說，當婚姻關系發展到普那路亞家庭階段時，氏族制度才開始產生。恩格斯的這一論斷，科學地指明了宗教產生的基礎。歷史上的婚姻與氏族、宗教，都是與人類文明階段首先是經濟的發展狀況相適應的。
原始宗教與氏族始終伴隨相生相長，“祖先崇拜，是母系氏族社會進一步發展為父系氏族社會的產物”。恩格斯在論述易洛魁人母系氏族時，一再強調，在群婚的高級形式“普那路亞”中，一個母系大家庭由一個女祖先和她的若干輩子女，構成了一個集團，即母系氏族，對女祖先的崇拜是易洛魁人的信仰。母系氏族是以原始社會的公有制為基礎，生產資料包括土地、房屋、生產工具等均屬氏族所有，勞動在氏族范圍內共同進行，生活資料也在氏族范圍內平均分配。母系社會發展到后期，生產力發展和私人財富的出現，家庭婚姻制度由對偶婚過渡到專偶婚。恩格斯說:“母權制已讓位給父權制;與此同時，正在產生的私有財富在氏族制度上打開了第一個缺口。”父權制家庭是一個父親所生的幾代人和他們的個體家庭組成的，在一個男性家長的支配下共同生活。與氏族伴生的宗教信仰方面，女祖先變成了男祖先。當父系氏族進一步發展進入民族－國家階段，對于男祖先的崇拜則轉化為英雄崇拜。恩格斯以雅典的氏族為例:“共同的宗教祭祀和祭司為祀奉一定的神所擁有的特權。這種神被假想為氏族的男始祖，并用獨特的名稱作這種地位的標志。”在希臘部落和拉丁部落，“氏族成了宗教發展的天然核心和宗教儀式的發祥地”。
所以，恩格斯在談到應當怎樣認識氏族內部的各項習俗時，著重指出:“這就使我們不能不對這種社會狀態的經濟基礎加以研究了。”因為只有弄清經濟基礎的狀況，才能說明建立在其上的上層建筑的狀況。氏族內部的許多習俗，包括宗教、道德、風俗、各種習慣和制度的變化和發展，都是氏族經濟關系的反映。這正是恩格斯在《起源》中著重經濟方面的論證的原因。
恩格斯還從另一個角度解釋原始宗教某些特征的形成與經濟生活之間的必然聯系。他認為有些宗教現象是原始人更早的風氣演化而來。譬如，在蒙昧時代中期，生產力極其低下，“由于食物來源經常沒有保證，在這個階段上大概發生了食人之風，這種風氣，此后保持頗久。”這在當時的生產力狀況下，被認為是很自然的，不會受到人們的譴責。到野蠻時代的中級階段，食物的來源已大為改進，“食人之風已在逐漸消失，僅僅當做一種宗教活動或巫術(在這兒差不多是一回事)而保存著”。由此可見，隨著生產力的提升，一些早期極端蒙昧的“食人之風”可以轉化為巫術。
總之，宗教是一個歷史范疇，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發展的。原始宗教的崇拜對象、宗教觀念和宗教祭祀活動，源于原始社會的社會經濟狀況，而不是什么神的、理性的或人的本性的產物。馬克思在《古代社會》筆記中非常重視考察基礎性的社會生產關系，在《古代社會》的影響下，他已經開始將親屬制度作為一個重要的能動要素進行考察。摩爾根認為:“親屬制度卻是被動的;它只是把家庭經過一個長久時期所發生的進步記錄下來，并且只是在家庭已經根本變化了的時候，它才發生根本的變化。”馬克思注釋道:“同樣，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學的體系都是如此。”說明宗教作為意識形態必須與經濟基礎一起考察。究竟是經濟基礎決定宗教和宗教觀念，還是宗教決定社會發展，這是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根本區別。恩格斯在闡述家庭研究史時，評價巴霍芬對于家庭研究具有開創意義，認為巴霍芬到歷史的和宗教的傳說中尋找這種原始狀態的痕跡，———這是他的偉大功績之一。但是，巴霍芬在分析希臘的英雄時代父權制推翻母權制時，他相信這是神在創造的奇跡。恩格斯說:“顯然，這種認為宗教是世界歷史的決定性杠桿的觀點，歸根結蒂必然導致純粹的神秘主義。”
二、宗教的作用要在社會生活中尋找答案
原始宗教與氏族社會息息相關，不能因為宗教是被經濟基礎決定而忽略或輕視它的作用。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談到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兩種變革，“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馬克思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大量論述技術及私有財產等經濟因素的決定性作用時，同時也關注宗教、道德、藝術以及進入文明社會后國家和法律問題。同理，恩格斯在《起源》中論及推動氏族社會發展的動力因素時，提出了自然選擇的作用，人口增加的因素，婦女的要求和經濟發展的要求，也有氏族之間、部落之間的貿易、戰爭和交往，以及宗教對社會的穩定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原始社會發展過程體現為各種因素形成的合力推動的社會矛盾不斷形成、集中、爆發直至解決以及新的矛盾再次生成的辯證發展過程。
在論及氏族社會宗教的具體作用時，恩格斯認為，這個時期的宗教是氏族成員在日常社會生活過程中自然出現的，是對人們特殊處境的直接感受的產物，還沒有形成理論或學說，而是以純樸的形式自然地存在著。這種原始社會自然宗教的作用、職能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解決氏族成員之間的矛盾。宗教與氏族、胞族、部落的習俗重合，它們是同一社會生活準則的不同方面。原始習俗一般都表現為宗教禮儀和禁忌，功能上為著調整人們之間、個人和社會(氏族)之間的相互關系，有助于氏族凝聚成整體，并具有穩定和維護這個整體的作用。恩格斯在《起源》說:“一切兄弟和姊妹間，甚至母方最遠的旁系親屬間的性關系的禁規一經確立，上述的集團便轉化為氏族了，換言之，即組成一個確定的、彼此不能結婚的女系血緣親屬集團;從這時起，這種集團就由于其他共同的社會的和宗教的設施而日益鞏固起來，并且與同一部落內的其他氏族區別開來了。”
用一個女祖先來解釋氏族的產生，它強化了氏族在其成員心目中的神圣感和首要性，增強了成員對氏族的崇敬心理和依賴感，使他們將其視為自身個體生存和發展的唯一現實形式。“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賦予的最高權力，個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動上始終是無條件服從的。”
宗教不僅為維持氏族提供了共同目的和信仰的基礎，把人們的觀念、情感統一起來，實現了氏族集團意識的基本一致，而且通過一起參加共同的宗教儀式和執行共同的行為規范，統一人們的行為，實現了氏族集團活動的基本一致，由此鞏固和加深了群體成員之間的認同感和親密感，增強了他們之間的溝通和團結。易洛魁氏族除了有宗教祭祀外，還有一種由胞族組織的特殊的宗教神秘儀式，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稱之為“巫術集會”。“巫術集會”在他們的宗教崇拜中起著重大作用，是他們宗教上的最高儀式和最高神秘祭祀。在塞訥卡部落中，有兩個這樣的宗教組織，每個胞族一個。這種宗教團體是一種兄弟會，新成員入會都要舉行正式的入會儀式。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全體氏族成員信仰共同的神靈，進行共同參與的宗教活動，這就逐漸形成了全體氏族成員必須共同遵奉的規范化的宗教禮儀，它把氏族全體成員納入普遍性的行為模式和統一性的宗教體制之中。
恩格斯在《起源》中還提到易洛魁氏族的習俗中可以接納外人入族。未殺死的俘虜，可以被一個氏族接納入族，就成為塞訥卡部落的成員。個別因特殊情形人丁不旺的氏族也可以接納其他氏族的成員。接納的途徑是:“在易洛魁人中間，入族儀式在部落議事會的公共集會上舉行，實際上已經變為一種宗教儀式。”規范化的宗教禮儀具有超個人的權威，對氏族集團中的每一個人的行為與活動具有社會的強制力。外來人通過宗教儀式承認他所加入氏族的共同祖先，接受氏族的共同信仰，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維護了以血緣為基礎的氏族的團結。
二是解決氏族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氏族社會面臨的問題主要是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早期原始宗教的目的之一是為所有氏族成員的生產和生活服務的，使所有成員都能夠得到保護和獲得充足的食物。恩格斯在《起源》中寫道:“全盛時期的氏族制度，如我們在美洲所見的，其前提是生產極不發展，因而廣大地區內人口極度稀少;因此，人類差不多完全受著同他異己地對立著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觀念中。”
易洛魁人的宗教觀念基本上處于自然崇拜階段。當時人們對于自然物和自然力造成的危害很不理解，猜測各種東西都由一種精靈主宰著。易洛魁人除了崇拜女祖先之外，還有對豆莢精、南瓜精、玉蜀黍精“三姊妹女神”的崇拜和祭祀。易洛魁人的氏族究竟有無特殊的宗教節日，還很難確定，不過易洛魁人的宗教儀式多少都是與氏族的生產生活聯系在一起的。例如，易洛魁部落每年有六個宗教祭典:楓樹祭、栽培祭、漿果祭、青玉蜀黍祭(亦稱青谷祭)、收獲祭和新年祭。這些祭典是由組成同一部落的所有氏族共有的，“在每年的一定時間內舉行”。這些宗教觀念和宗教祭祀，除新年祭外，都是與農業有關的信仰，這就清楚地反映了宗教觀念跟當時的主要經濟生活有密切關系。馬克思說:“易洛魁人的宗教崇拜是一種對神恩的感謝，向大神和眾小神祈禱，希望繼續把幸福賜給他們。”
易洛魁人的宗教儀式只在于滿足功利性的現實需求，包括宗教祭祀的對象都是與原始人的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這些對象大致可分為有利的和有害的兩類，而許多是兩者兼而有之。原始人希望通過宗教祭祀活動，讓祭祀對象提供更多的好處，不再帶來害處。
由于原始社會的生產力的不發達，氏族社會結構的簡單化，原始宗教與習俗、道德等各種觀念和行為規范形成混合的統一體，成為維系社會生活的社會制度形式，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由此能夠調節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調節人與自然的矛盾。但是這種作用不是絕對的，尤其是到了氏族社會發展的末期，原始宗教也逐漸失去了它的約束力。恩格斯在《起源》談到，易洛魁人氏族酋長一般還會充當祭司，在宗教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到了父系氏族社會，為了強化對外戰爭的光榮，軍事首領如希臘的巴塞勒斯被渲染上“宙斯所生的”、“宙斯所養的”神話，說明他是神靈的產兒。巴塞勒斯不僅掌握軍權，還掌握宗教祭祀和審判的權限。但是，“至于軍隊的實際懲戒權，塔西佗確定地說，是握在祭司們手里的。真正的權力集中在人民大會上”。巴塞勒斯掌握了宗教的權利，但也不是可以為所欲為，即便是分配戰利品，“阿基里斯在說到贈品，即說到分配戰利品時，他總是既不讓亞加米農也不讓其他某個巴賽勒斯來分配，而是讓‘亞該亞人的兒子們’即人民來分配”。這個“人民大會”不完全是代表全體部落成員的利益，而是代表部落中的每個成年男子———參加戰爭的全體戰士的利益。即便巴塞勒斯是“神靈的產兒”，掌握祭祀的權力，這種帶有宗教色彩的權力在面對全體戰士的利益時也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恩格斯還敘述了處于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的德意志人面對羅馬帝國的繁華世界時的狀況:“如果說德意志人在自己的森林中曾經是這種世上少有的美德騎士，那么，只要和外界稍一接觸，便足以使他們墮落到其余一般歐洲人的水平……”在進入羅馬世界后，德意志人的傳統宗教和習俗都不再具有約束作用。原始宗教作為氏族社會的習俗及其相關職能，必然要隨著社會生活方式的改變而改變。
三、宗教性質在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得到不同印證
從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經濟基礎、社會關系、上層建筑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恩格斯在分析由于經濟的發展變化、最后導致氏族制度的崩潰時，指出:“不過它是被那種在我們看來簡直是一種墮落，一種離開古代氏族社會的純樸道德高峰的墮落的勢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最卑鄙的手段———偷竊、暴力、欺詐、背信———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潰。”私有制代替了公有制，社會分裂為對立的階級，國家代替了氏族。原始的平等、自由關系，被階級壓迫、強制和奴役所代替。這一系列的根本變化，也引起了宗教的根本變化。
恩格斯把原始宗教稱作“自發的宗教”是很恰當的，它是原始人對支配自己的自然力量的一種自發的反映，它表明人類在生產力水平和認知能力方面，尚處在原始的低級階段，不會受到階級社會所加予它的污染，沒有欺騙的成分，它具有人類宗教的純樸性質。但是，“自發的宗教”在進入文明時代后，轉化為“人為的宗教”進程中，宗教的特征、職能和社會地位都發生了變化。恩格斯說過:“事情很清楚，自發的宗教，如黑人對物神的膜拜或雅利安人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產生的時候，并沒有欺騙的成分，但在以后的發展中，僧侶的欺詐很快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至于人為的宗教，雖然充滿著虔誠的狂熱，但在其創立的時候，便少不了欺騙和偽造歷史，……”
宗教權力遭到剝奪。馬克思在《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分析梭倫時期土地私有化時指出，在氏族時代，土地等財產的共有會阻止社會成員的流動。因為社會成員的財產聯系在一起，在遷移過程中，一個人的財產轉移意愿不一定與其他人一致。但是，當土地等財產變為私有以后，個人財產能得到比較自由的處置，從而更多地擺脫了此前的人身束縛。社會成員能夠“在其他地方添置產業，要使一個氏族的人繼續聚居在一起就越來越困難了。他們的社會制度的單位在地域方面和性質方面都變得不穩定了”。“不管地域如何:同一氏族中的財產差別使氏族成員的利益的共同性變成了他們之間的對抗性。”最后，“由于氏族制度不能適應社會的變得復雜的需要，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所有民政權力就逐漸被剝奪，移交給了新的選民團體”。氏族社會的宗教也是屬于民政權力，它的意義不復存在。恩格斯論及羅馬氏族進入國家后，“庫里亞和構成它們的各氏族，像在雅典一樣，就降為純粹私人的和宗教的團體，并且作為這樣的團體還茍延殘喘了很久，……”
宗教習俗遭到玷污。恩格斯舉例說，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盛行于整個文明時代的公開賣淫，被摩爾根稱之為“淫游制”。“這種淫游制直接起源于群婚制，起源于婦女為贖買貞操權利而作的獻身犧牲。”這種行為最初是一種宗教行為，女子為了專屬于一個男子，按照宗教習俗在神廟獻身。到了文明時代，受到私有制的影響，女子成為亞美尼亞的阿娜伊蒂斯廟、科林斯的阿芙羅狄蒂廟的廟奴，以及印度神廟中的宗教舞女，實際上成為娼妓，為金錢而獻身，它是在愛神廟舉行的，所得的錢最初都歸于神廟的財庫。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私有財產給予人類心靈以巨大影響，并引起了人們性格的新特點的出現;它在英雄的野蠻人中已成為強有力的嗜欲了。最古老和較古老習俗都無法抵抗它。”
宗教目的遭到蛻變。進入文明社會以后，階級矛盾和剝削制度成為宗教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最深刻的社會根源。一方面，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對神的祈求是不一樣的。原始宗教的某些內容對統治階級來說，可以加以利用。在古代斯堪的納維亞關于諸神傳說的《Völuspa》(《女預言者的預言》)中，也包含有基督教的因素，描述了大災難前的普遍墮落和道德敗壞。另一方面，階級社會中由于不同階級的人們有著不同的階級利益，對宗教的價值認識也不相同。如同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選擇，恩格斯在《起源》中說道:“它在羅馬帝國和奴隸制同流合污達數世紀之久，以后也從來沒有阻止過基督徒買賣奴隸———既沒有阻止過德意志人在北方，或威尼斯人在地中海買賣奴隸，也沒有阻止過后世買賣黑奴。”
總之，進入文明時代以后，人們在宗教習俗維持下的互助、互濟，對氏族的絕對忠誠，蛻變為貧富差距以致為了利益殘暴殺戮……原始宗教便失去了原有的純樸性質，而深深打上了“文明”的印記。
《起源》所論及的易洛魁人、希臘人和羅馬人等原始宗教與原始社會生活生產之間具有天然聯系，氏族社會的生活方式決定了原始宗教是氏族部落的全部社會成員的共同信仰，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是天然的宗教信徒，集體的宗教事務也自然是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義務，而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宗教活動同時也是社會宗教活動的一部分。隨著氏族制的解體，氏族部落的酋長隨之轉化為氏族貴族，他們掌握宗教祭祀的權力，有的成員因參與經商而成為富人。這些富商和貴族因為對私欲的貪圖，謀求不斷的積累財富、擴大經商資本而不再重視氏族內部“生產資料共有，集體勞動，平均分配”等古老習俗，開始放高利貸，不再關注氏族內部的貧困成員，甚至侵吞孤兒的財產。這種現象，統治階級卻要千方百計加以掩蓋。恩格斯說:“凡對統治階級是好的，對整個社會也應該是好的，因為統治階級把自己與整個社會等同起來了。所以文明時代越是向前進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給它所必然產生的種種壞事披上愛的外衣，不得不粉飾它們，或者否認它們———一句話，即實行流俗的偽善。”
這種“愛的外衣”和偽善也包括宗教在階級社會的所作所為。
四、結語
恩格斯的一生對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理論的形成、豐富和完善做出了巨大貢獻。恩格斯對宗教問題的研究、闡釋主要從“歷史的范疇”來展開，但他所針對的問題和內容各不相同。比如，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恩格斯從宏觀的社會發展規律來論述宗教的發展演化過程，揭示了要消除宗教對人本質的異化，必須變革其依托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基礎;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比較側重從認識論上來說明宗教的本質;在《早期基督教的歷史》中，恩格斯比較側重宗教的歷史作用。恩格斯這些研究多是在歷史的宏大敘事背景中展現的。而在《起源》一書中，恩格斯從微觀入手，著重于從物質生產和社會組織的變化的角度說明原始宗教的形成發展。這樣就彌補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完整地說明宗教是一個歷史范疇———這就是無神論思想的力量所在。恩格斯在《起源》中，還深刻地揭示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私有制的產生，原始宗教的作用、目的、性質發生的變化:原始宗教從維系整個氏族抗衡自然的力量，變成了維護少數人特權的工具，即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手段。從而證明了原始宗教自然性向人為宗教階級性轉變的規律。這在恩格斯以往的論述中是沒有的。在《起源》中，恩格斯雖然沒有進一步說明在文明社會中人為宗教的特征、職能和作用，也未能說明宗教的最終歸宿。但正是有了《起源》對原始宗教的研究，恩格斯才可以在《費爾巴哈論》中全面闡述宗教產生、發展和消亡過程，以此證明宗教存在的長期性同樣是一個歷史范疇。正是在《起源》的基礎上，恩格斯最終揭示了自然宗教向人為宗教轉化的規律，揭示了宗教是人類社會生產力、人類思維能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會到一定階段自然消亡這一自然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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