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啟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有力地促進了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和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討論重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問題,可以說是“抓住機遇,趁勢而上”。之所以提出重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問題,是由于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一直處于主流經濟學地位的政治經濟學,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卻面臨著喪失主流經濟學地位的局面。盡管導致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歸納起來不外乎兩大類,即外部原因和內部原因。近年來不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撰文探討了導致這種局面的外部原因,因此,這里僅就導致這種局面的內部原因做點探討。
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在介紹、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方針政策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國多少代人正是通過學習政治經濟學才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而樹立起共產主義的信念。就這方面而言,無論怎樣評價它的歷史功績和現實意義都不為過。當然,隨著社會主義實踐的深入和日趨成熟,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歷史局限性也就逐漸顯現出來,以致影響到它在中國經濟理論界的主流地位。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有責任和義務去弄清它的歷史局限性。只有弄清并消除政治經濟學的歷史局限性,才能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時期重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流經濟學地位。筆者認為,處在改革開放前的特殊歷史環境(“冷戰”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的社會主義實踐處于學習和摸索時期)中,政治經濟學的歷史局限性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以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為藍本,脫離了馬克思的經典著作;其二,僅為政策和口號做注釋,脫離了國內外的現實;其三,完全否定西方經濟學,脫離了西方經濟學的新成果。盡管在改革開放前,少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某個問題上,或者在某個領域內能夠基于馬克思的經典著作和基于現實進行開拓性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科學成果,但都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政治經濟學的“三脫離”狀況。改革開放后,政治經濟學“三脫離”狀況在新的歷史環境中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是誰也不敢說這種“三脫離”問題已經徹底得到解決。因此,在當前探討這種“三脫離”問題,對重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流經濟學地位來說,就顯得十分必要。
一、馬克思理論的再認識
對于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問題,馬克思始終強調必須注意研究對象所處的“歷史環境”,認為“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正是基于這點,馬克思指出他在《資本論》中關于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是基于西歐各國的歷史環境,因此不能看作是一切民族最后進入共產主義注定要走的一般發展道路。馬克思把由封建社會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于西歐各國”。據此,筆者認為,馬克思基于資本主義社會滅亡的歷史必然性,對西歐各國的歷史進程做了這樣的預測:在經歷了一個革命轉變時期后,資本主義社會演進到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再由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演進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另外,馬克思在研究俄國農業公社時,提出了一條完全不同于西歐工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即在一定條件下,俄國農業公社的土地公共所有制,可以成為向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而與俄國農業公社同時并存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可以“給它提供集體勞動的一切條件”,這也就是說,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吸取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在恩格斯看來,馬克思為俄國提出的一條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不僅適用于俄國,而且適用于處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發展階段的一切國家”。這樣,馬克思實際上提出了兩條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基于英國資本主義工業,提出了西歐工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基于俄國農業公社,提出了農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馬克思曾明確反對將其基于西歐工業國的歷史環境所提出的社會發展理論,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運用到一切國家,并警告“使用一般歷史哲學理論這一把萬能鑰匙,那是永遠達不到這種目的的”。遺憾的是,俄國的社會主義實踐者卻把馬克思基于西歐工業國的歷史環境所提出的社會主義發展理論,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運用到俄國這樣一個農業國。還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國社會主義實踐者就把社會主義理解為“消滅貨幣的權力,資本的權力,消滅一切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商品經濟”。因此,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國取得勝利以后,俄國一些偉大的社會主義實踐者就將“小農經濟在數量上和在國民經濟的意義上在全國都占優勢”,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在全國占優勢的俄國,帶入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不到20年時間就宣布“基本上已實現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從此,大多數社會主義實踐者認為,已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前蘇聯,在社會發展階段上比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國高出一個時代。這樣,他們提出向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的直接過渡,也就成為合乎邏輯的結論。事實正是如此,當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建成了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后,時隔不久他就在1939年聯共(布)第18次代表大會上宣布“向共產主義前進”。當時斯大林預計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的任務可以在10年至15年內完成。但是,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逝,歷經13年左右的時間,蘇聯并未進入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即使赫魯曉夫把前蘇聯“建成共產主義”的時間推遲到1980年,蘇聯人也未能在1980年后生活在共產主義的制度下)。不過,斯大林在逝世以前在其《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2)一書中對社會主義實踐做了這樣的總結:商品經濟同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目標是不相容的,因此,“應該一往直前,毫不猶豫地推行這種制度,一步一步地縮小商品流通的活動范圍,而擴大產品交換的活動范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從理論上再現了俄國社會主義實踐者在一個農業國度里,試圖實踐馬克思基于西歐工業國的歷史環境所提出的社會主義發展理論的空想,并且將其教條化為一種追求“超階段發展”目標的非市場化的社會主義,而對社會主義實踐在客觀上的現實性和合理性卻未做任何理論概括。當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以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為藍本時,也就接受了“超階段發展”目標的非市場化的社會主義教條,從而也就遠離了馬克思的經典著作。由此所帶來的最嚴重后果是,歷經半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社會主義實踐者卻并沒有弄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么樣子,蘇聯搞了許多年,也并沒有完全搞清楚。”要解開這一“世紀的困惑”,必須有賴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基于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社會主義實踐,去重新認識馬克思以俄國農業公社為研究對象,為農業國所提出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才能尋找到正確的答案。限于篇幅,這方面的問題不得不另文詳細探討。不過,在這里不難看到重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需要基于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和發展的觀點對馬克思理論再認識,力求弄清其原意及其現實意義。
二、反思理論與政策的關系
服務于國家的經濟政策,本是中外經濟學的最終目的,因此,問題不在于政治經濟學為我國經濟政策服務,而在于它在一段時期僅僅為政策,甚至口號做注釋,而不是在對國內外實際經濟情況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政策主張或為完善國家的經濟政策提出建議。因此,政治經濟學日益脫離了國內外的經濟現實。筆者曾在20世紀80年代初向我國經濟學界老前輩陳岱孫教授求教過這方面的問題。
1981年4月4日,筆者冒昧地向陳岱孫教授寫了一封信,敬請他對一位青年學子困惑多年的問題“給予方向性的指教”。這封信共提出了三個問題,其中與本文有關的問題是:“一、在本學科的領域內,如何處理好大膽探索與服務于黨的中心工作的關系。在我國,社會科學一方面是必須要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的,另一方面又必須進行創造性的理論探索。就理論上來講,這兩方面的關系是統一的,因此,要處理好兩者的關系,就只能以恩格斯的這句話為原則,即只有越科學的東西,才越能為無產階級利益服務。但是自己從實踐中感到要具體處理好這兩者的關系是極其困難的。一個具有科學頭腦和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人,總希望社會科學這樣來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即通過創造性的勞動,建立正確反映客觀現實的理論,來發展社會科學,來為黨的中心工作提供正確的理論依據。然而,‘左’的思潮則總是迫使人們用某一時期的具體方針政策來代替創造性的勞動,以具體的方針政策為準繩來建立理論。似乎這樣做,社會科學既能緊密地配合黨的中心工作,又能得到發展。然而實踐證明,這種做法不僅是我國社會科學理論長期不能得到應有發展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是使黨的正確政策得不到更深刻的理論依據(如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是很正確的,但是,怎樣才算為基礎呢?長期沒有人去做科學的理論探討),而錯誤的政策則不能及時地從理論上認清(如1958年的共產風、文化大革命時期推行的一些錯誤經濟政策,等等),從而使黨和人民的事業遭到不應有的重大損失。目前,許多人看到了這種做法的危害性,但是,由于‘左’的思潮遠未肅清,因此,我們在教學和科研中,仍感到不知所措。”
1981年4月22日,陳岱孫教授在復信中說:“信中提及的第一點,確是今天還沒有得到妥善處理的問題。但可以肯定如果經濟學只能作為政策,乃至只是口號的注釋,它的前途怕就會很暗淡了。問題是否仍在于我們經濟科學工作者過去所稱的理論不是從實踐事物中提煉出來的結論,而是從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推理中所得出的教條。于是只能認為能為政策、口號做注釋就是聯系實際了。”
一段時間以來,政治經濟學在我國高校和經濟學界的處境,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都不幸被陳岱孫教授所言中。雖然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政治經濟學本身來說,問題“在于我們經濟科學工作者過去所稱的理論不是從實踐事物中提煉出來的結論”,并“認為能為政策、口號做注釋就是聯系實際”。實際上,大多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都已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并積極探索解決的途徑。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程恩富教授,他提出“政界馬克思主義”與“學界馬克思主義”的概念,認為“不能用政界馬克思主義代替學界馬克思主義”,否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界就會無所作為,不敢想、不敢講,也就沒有學術地位”,“僅僅是對官方意識形態的注釋和解說”。他主張“借鑒西方官方和學界的關系,官方從學術界選擇、綜合某些理論和政策主張來豐富自己,雙方也可以互相討論、批評”,從而“建立政界馬克思主義與學界馬克思主義的良性互動機制”。為此,程恩富教授建議,“允許馬克思主義內部各個學派的大發展”,“學派的形成是學術繁榮的重要標志之一”。客觀地說,程恩富教授為解決長期困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問題,找到了一條有效的解決途徑。應該看到,自改革開放以來在這方面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許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理論都有著自己的理解,并且利用自己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方法和觀點,以及利用批判性吸收的西方經濟學的方法和觀點,去研究國內外的經濟現象,去討論政府經濟政策的利弊,而不再是僅僅對政策的注釋和解說,由此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經濟理論。同時,黨和國家領導人在領導中國的經濟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會形成自己的理論,并用以指導社會主義實踐。其理論直接構成作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廣義)。受程恩富教授“區別論”的啟發,筆者認為可以將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觀點,研究改革開放時期的國內外經濟現象而形成的各種經濟理論,統稱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顯然這種定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能直接等同于馬克思主義,也不能直接等同于我國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它們之間的聯系和區別是十分清楚的。它是我國改革開放后形成的一門新興學科(有學者稱之為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經濟現象和經濟政策的研究方面,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與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之間的爭鳴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之間,因對馬克思等經典著作家的理論的理解不同,對現實經濟問題的看法不同也會出現爭鳴,從而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內部會形成不同的流派。如果對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新形勢下做這樣的定位,則可使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從“無所作為”轉向“大有作為”,可以使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懸浮的半空中“軟著陸”到改革開放的實踐的大地上,同其他經濟學流派“齊放”和“爭鳴”。這才是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繁榮發展之路。
三、兩種學說的辯證發展關系
借用列寧的話來說,我們在改革開放前是“‘一味閉起眼睛’不看資產階級科學,甚至不看包括極端反動的學說在內的最荒謬的學說”。在列寧看來,“一個人產生了這種觀點和這種不可寬恕地‘閉眼不看’現代‘思想動態’的態度,他距馬克思主義之遠,就可想而知了”。這里無需對過去的歷史做更多的回憶,所引用的列寧的這兩句話就足以概括我國政治經濟學在改革開放前完全否定西方經濟學、脫離西方經濟學新成果的情況。正確的態度應該是“睜開眼睛來看資產階級科學,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對待它,不放棄自己完整的和確定的世界觀。”“無論在哲學上或經濟學上,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就是要善于吸取和改造這些‘幫辦’所獲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經濟現象時,如果不利用這些幫辦的著作,就不能前進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們的反動傾向,貫徹自己的路線,同敵視我們的各種力量和階級的整個路線作斗爭”。在這方面,馬克思是我們的典范。
馬克思是在1843年10月遷居巴黎后才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他從資本主義社會最引人注目的現實——流通領域出發,認為在一般情況下價值不是決定于勞動時間,而是決定于競爭。只有在需求和供給偶然相適應的情況下,生產費用才最終決定價值。由此,馬克思認為李嘉圖等人所主張的價值決定于勞動的觀點,是把一種偶然性當成規律,而把競爭決定價值這一經常情況作為暫時或偶然的東西。這是把“現實當作偶然的,把抽象當作現實的”。在批判蒲魯東《貧困的哲學》一書的過程中,馬克思對資產階級古典學派的勞動價值理論有了新的認識,認為“用勞動時間來確定價值……是現代社會經濟關系的科學表現”,因此,在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一書中,他利用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來反駁蒲魯東的價值理論。客觀地說,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中馬克思既吸取了李嘉圖理論的一些科學成果,同時也受到其錯誤方面的影響。1850年馬克思在倫敦重新恢復因投身革命而中斷的研究工作時,他則從自己的新的經濟觀點,即把經濟范疇看成是經濟關系的表現來重新研讀和評價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從而看到古典政治經濟學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之處,認為“實際上,這門科學從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時代起就沒有什么進展,雖然在個別的常常是極其精巧的研究方面做了不少事情。”基于這一認識,馬克思在19世紀50年代對勞動價值理論進行了深入的、創造性的研究。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冊),標志著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的基本形成。而《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在1872年的出版,則標志著馬克思最終完成了他的勞動價值學說。這里人們不難看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并非一開始就是科學的和系統的。它經歷了一個從不太確切到比較確切、從比較確切到成為科學和系統的理論的發展過程。同時人們也不難看出,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里“絕沒有與‘宗派主義’相似的東西,它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恰巧相反,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利用辯證方法和唯物史觀,研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批判性地分析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利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主要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切科學的研究成果,來建立自己的科學理論體系,從而回答和解決了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所提出但卻無力解決的種種問題。他的勞動價值學說,“就其要點來說是斯密-李嘉圖學說的必然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使西方學者對馬克思理論的態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大蕭條前,西方主流經濟學對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基本上持完全否定的態度。但是,當大蕭條導致資本主義制度處于崩潰邊緣的情況下,西方學者普遍認為“為利潤而生產的制度已經失靈了”,因此,“大多數知識分子向左轉”,“公開擁護共產主義”,并“閱讀馬克思的著作”,企圖從中尋找資本主義社會的出路。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主張學習和公正研究馬克思理論的英國經濟學家喬安·羅賓遜,就西方學者對馬克思的態度做過這樣的評論:在馬歇爾當年,馬克思學派的經濟學家與學院派經濟學家之間“還被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間隔著”,而“近年來有了改變”。本身就是學院派經濟學家的喬安·羅賓遜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后認為,在“無關宏旨的爭論的囂塵中,馬克思理論的最有價值的部分卻被雙方忽視了”。“舉個例子,擴大再生產的圖式,為研究儲蓄和投資的問題,以及研究資本品的生產和消費品的需求之間的平衡,提供了一種極其簡單而又不可缺少的研究方法。它再次被卡萊茨基所發現,并且用來作為解決凱恩斯的問題的基礎,又被哈羅德和多馬進一步發展成為長期經濟發展理論的基礎。”她認為,“假如馬克思曾被當作一位嚴肅的經濟學家來加以研究,而不是一方面被視為不會錯誤的先知,另一方面被視為打油諷刺的笑料,那將應該節省了我們大家許多時間”。可以說1929-1933年的大危機“把辯證法灌進了”西方學者的頭腦里,從此采取發展的觀點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理論在西方學術界相繼產生。西方學者竟然能夠超越“資本主義制度是永恒的自然秩序”的觀念,提出社會發展理論(暫且不問其理論的錯對),并且也注意到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研究“主要關心于長期動態分析,而這一領域現在大部分仍未有人耕耘過”,進而認為“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中,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作為西方社會“未來學家”的代表人物阿爾溫·托夫勒是這樣看待馬克思理論的:“有了馬克思之后,就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去看待技術了,也不能再忽視階級了。我們不能再把歷史看作一成不變的,也不能再把政治和經濟當作各不相干、毫不牽扯的兩回事了。在今天的世界上,對馬克思一無所知,就等于半文盲。”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岡納·米爾達爾則認為,“馬克思的浩瀚著作是值得一些人去全面研究一番的,尤其要沿著我所遵循過的方向去探索他可能在這里和那里所做的轉彎抹角的暗示。馬克思頭腦里的聯想是如此豐富,如此多產,我相信做這樣的探索是會大有收獲的。”西方學者對馬克思理論的態度的變化過程表明:盡管囿于資產階級的偏見,但只要研究的對象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迫于形勢,西方經濟學家必然要正視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馬克思經濟理論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來發展西方經濟學。這里不難看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之間存在一種辯證的發展關系,即它們對立而不排斥,汲取而不趨同。
綜上所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在科學地批判和科學地利用西方經濟學的過程中得到發展的,這兩個方面即使是對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來說也是缺一不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史證明:當我們既科學地批判西方經濟學,同時又科學地利用西方經濟學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能夠在理論上得到發展或取得突破;當我們對西方經濟學完全采取盲目批判的態度,否定科學地利用西方經濟學的必要性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當我們對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以“與世界接軌”為借口而一概肯定,照抄照搬,而完全忘記甚至否定科學地批判西方經濟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面臨被西方經濟學所取代的危險。
四、結論
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呼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繁榮發展,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繁榮發展又依賴于改革開放的實踐。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只有對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面臨的一些重大的國內外經濟問題,基于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給予科學的說明,并提出可行的政策主張,才能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應有影響力充分地發揮出來。毋容質疑,只有在“管死馬克思主義多學派的發展”這一外部環境發生變化之后,只有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三脫離”這一內部問題得到解決之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流經濟學地位才會得以重新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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